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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青春期结束之前，长骨会不断变长、变粗，如果出现了发育减缓的情况，长骨的内部结构中会出现生长中断的痕迹。长骨纵向增长，不断生长的长骨两端长有骨骺，一旦骨骺闭合，长骨的生长随即停止。如果因为某种原因骨骺没有闭合，说明骨化没有完成。
取而代之的是，在与骨骺平行处出现线状或带状的骨密质。这种生长受阻的情况可以在X光片上显现出来，它虽然不能告诉我们生长受阻的具体原因，但也提醒我们长骨的生长受到了影响。诱因可能很简单，可能是孩童时期的一次水痘或麻疹感染，一段时间的营养不良等。这些印记，被称作哈里斯线，在桡骨远端或胫骨远端最容易看到，同时在其他包含大量松质骨的骨头上也会有这种印记。当影响长骨生长的因素消失后，长骨生长就会恢复正常，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白色的哈里斯线会被身体重新吸收，一点存在过的痕迹都找不到。
一天，我在太平间查看送来检查的各种骨骼。显然那些都是动物的骨头，确认无误后，我准备迅速离开这里，赶去另一个正在进行尸检的房间。
死者是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病理学家几乎可以断定，他是上吊自杀的。如此年幼的孩子自杀是极其罕见的，他的家人和朋友显然都无法接受自杀的说法，因为他既没有生病的症状，也没有焦虑的迹象。他看起来既正常又快乐，也对生活充满希望。他来自一个氛围“良好”的家庭，警方没有发现他遭受心理、生理虐待或者性虐待的证据。
病理学家相继将男孩上肢和下肢的X光片投放到屏幕上。然后仔细寻找上面是否有最近或从前骨折的痕迹，以确定其是否曾遭受虐待。我记得，当我注意到桡骨和胫骨的下端都有三四条极为清晰的哈里斯线时，我无意地说了一句“有点儿意思”。这些线相隔存在，这说明骨头在恢复正常发育后，又因为某些原因停止生长，而这种情况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再次出现。
病理学家问我这样的情况意味着什么。我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猜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他患有某种反复发作的疾病。如果不是我们后来在研讨会结束后的酒吧里再次相遇，我绝对想象不出案件的真相竟然如此曲折离奇，当然，如果不是遇见那位病理学家，我也无从得知真相。
警方与男孩的家人以及他们的全科医师（在社区而非在医院工作）进行了沟通，想要确定这个孩子是否有明显的反复发作的疾病或焦虑症的病史。孩子是在父母度假前自杀身亡，所以警方想了解父母度假的打算是否是其自杀的诱因。他的父母解释道，因为他们经营着一家海滨旅馆，每逢学校假期都不得空，所以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他们每年都会在学校上课期间出去玩几天，而这一段时间都是孩子的爷爷来照看他。说到这儿，孩子的父亲有些失控，他说自己的父亲在他小时候虐待过他。他曾以为一切都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但现在他害怕历史已经重演，自己的父亲可能一直在虐待自己的儿子。随后，警方传唤了孩子的爷爷，并且在
他的家中找到了性虐待孩子的不雅录像，最终，孩子爷爷承认了自己所做的一切。
X光片上呈现的哈里斯线其实是孩子因为害怕和紧张而产生的身体反应，他知道每年爷爷都会来，并且自己要在父母不在场的情况下独自忍受并承担一切。而这一次，他不愿再忍受这种折磨，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的秘密，在悲伤欲绝中，他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X光片上发现长骨上的哈里斯线之前，我们对发生在男孩身上的可怕故事一无所知，也无法解开孩子自杀的谜团，但真相来得太迟，我们再也无法帮这个孩子正确面对这样的事情，也无法挽回他的生命。但是，即使我参与了这个案件，我也不能斩钉截铁地说孩子是因为遭受虐待才产生了哈里斯线。但正是发现了哈里斯线，警方才找到了新的调查方向，并最终侦破此案，当然案件的真相无疑也毁灭了一个家庭。有时候，真相会给人带来痛苦，真相的威力也足以造成毁灭。
随着时间的沉淀和年龄的增长，我们可以更平心静气地回顾过往生活，审视那些不幸的童年在骨骼上留下的痕迹。也许在生物学意义上，身体会痊愈，但是精神创伤却可能会伴其一生。
我常常在想，9岁时，我的胫骨或桡骨是否也曾有一两条能够透露当时情况的哈里斯线。即使真的存在过，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它们也伴随着骨头的生长发育而消失了，现在已然找不到它们存在过的证据。而我精神上的哈里斯线却一直伴随着我，如今我已经学会了与它们和平共处，也接纳它们作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天，阳光明媚，正值学校放假，一个孩子无忧无虑，满心欢喜，对于即将发生且会改变一生的事情毫不知情。小时候的我备受呵护，幸福度日，从未想过这世上还有这等居心叵测的人。
当时，我的父母在苏格兰西海岸的卡伦湖畔经营着一家旅馆。我记得我穿过旅馆的后门来到了公共酒吧。我想去旅馆的厨房，因为厨房后门的一个大冰箱中放着之前火车送来的奶桶。在当时那个年代，碳酸饮料还是难得的奢侈品，所以新鲜的冰牛奶，尤其是带冰碴子的牛奶在炎热的夏季是让人无法抗拒的最佳饮品。每当我路过那儿，都会从架子上取一个玻璃杯，用挂在奶桶边上的金属勺，为自己装上满满一杯。
旅馆中的生意人络绎不绝，那天，有几箱果蔬被送来。因为见过这个送货的货车司机好多次，所以即使我和他没有真正地接触过，我也能够认出他。他看起来总是一副不友好的样子。我满脑子都是即将能喝到的冰牛奶，完全没有注意到在路上我与他擦肩而过，直到他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按在墙上。他的力气很大，我的脑袋像是要裂开一般，而墙上的小砾石像是被压进了我的肩胛骨。
他说，如果我出声，会给我父母带来很多麻烦。即使我现在闭上眼睛，仍能感受到当时他的手像老虎钳一样紧紧抓住我的手腕。我还记得组织撕裂时火辣辣的疼痛感，我还记得内心深处想要拼命呐喊，但却迫于他的威胁，无法出声，这种感觉就像是身体里形成了一股蒸汽，却无处释放。时至今日，我对于疼痛的忍耐力也远超常人，并且总是习惯于自己默默忍受。
事后，他把脸凑到我的面前，至今我仍记得他嘴里的臭味。他说我罪有应得，因为我卑鄙下流，行为不端。他还告诉我今天发生的一切我都要保密，因为我一旦说出去，将永远成为一个失信的人。而且这还会伤害我的母亲，她会把我当成一个骗子，永远也不会原谅我。
我跑到二楼洗手间并锁上门，温热的血顺着我的腿流下，我的心中五味杂陈，那是一种夹杂着恐惧的羞耻感。我必须把一切清理干净，不能让其他人察觉，将这个秘密压在心底。我努力地想把衣服洗干净，这样母亲才不会发现我的异常，当我发现无法完全将血迹清理干净时，我开始慌了。我意识到我必须把这些衣服丢掉，并且想出一个理由来搪塞母亲。那个男人说得对，我的确是个骗子。
我迅速泡了个温水澡，我还记得当我泡在水里时，我因身体上的疼痛而感到震惊。我从来没
想过连泡澡也会这么痛。我躺在那儿，独自一人，无人诉说。我虽然受到了伤害，但我没有失控，甚至还可以快速进行决断。我虽然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无论如何，我都确信这是一件错事，并且坚定不移地认为我对这件错事负有责任，一旦我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我就会惹来大麻烦，我不能哭。我选择自己承受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那一天，我长大了。可能在身体上我仅仅多了一两条哈里斯线，但事实上，我失去了整个童年。
从很多方面来说，把这个秘密隐藏起来是一个潜意识的反应。在我朋友眼里，我是一个理智、安静、内向、像妈妈一般的人，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在我保守这个秘密近10年的时间里，我从未透露过一个字，竭尽所能地保护自己和我爱的人，让他们不因我犯下的错而受到伤害。但是，一天，母亲对我的孤僻和独立心生不满，留下一句“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就是这样”。那时，我已经是个年轻的女性了，也许是时候把这件事情的原委告诉她了。
没想到，巨大的痛苦再次袭来，我不得不承认那个男人早已预料到一切，母亲并不相信我。她显然十分受伤，并且指责我编造谎言。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她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对一位母亲来说，她宁愿自己的孩子在这件事上说了谎话，也不愿意面对这个让人难以接受的真相，她无法想象那么小的孩子受到了暴力虐待，无法想象我会把这件事憋在心里这么多年，而不是选择相信她并且把一切都告诉她。说实话，我觉得无论是当时说出真相，还是现在坦白心迹，她都无法面对，因为她从未认识到生活中会存在这样痛苦的事实。
她接下来的话透露出她刚刚的反应可能是源于保护心理。虽然她仍不愿相信这件事情真实地发生在我的身上，但她还是拐弯抹角地试图找出那个施暴者。她抛出了一个名字，并且说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他的嫌疑最大。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记闷锤。她提到的那个人对我很好。他是一个善良仁慈、风趣幽默的男人，他虽然喜欢喝酒，但从未伤害过我。我替他感到愤怒，他竟因为别人丧尽天良的行为而被怀疑。因此，虽然我不知道这样的误解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我很早就意识到我们很容易因偏见而错误地指控他人，这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甚至可能会毁掉那个人。
当我将这件事情告诉第二个人时，他的反应则截然不同。我是一个年轻的女性，而他是一个比我年长得多的警察。吉姆劝我指认伤害我的那个人，将他绳之以法，但我做不到。我猜施暴者会以没有证据为由否认一切，而我也不愿再回想那件不堪的事情，更别说要把当时发生的细节告诉那些可能会评判我的陌生人。
但是吉姆给予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他在我心中是一个温柔、善良、体贴、耐心、善解人意的父亲形象。很多人不理解我们之间的关系，不看好相差25岁的我们，但是吉姆是那个会一直牵着我的手，在我痊愈前一直安抚我的人，而我也将永远把他的真心和关怀铭记于心，心怀感恩。几年前，他过世了，享年82岁。我希望我能再次见到他并告诉他，因为他的存在，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多的改变。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于这段经历不再那么介怀。那个施暴者也可能早就不在人世，我的父母也双双离世，不会再因此受到伤害，而我也看开了，这件事错不在我。
苏格兰保守党前领导人露丝·戴维森是一位富有爱心和同情心的女性，当她采访我时，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及此事。当我发现自己可以开诚布公、泰然自若地谈及这件尘封已久的往事时，我也有些吃惊。我多么希望自己9岁那年可以更勇敢一点。
在我与丈夫一同生活的这些年里，他一直是我最好的心理医生和顾问，而真正的治愈，是在这些文字里，在将近半个世纪后，在我冷静思考后，我决定用这样的方式分享我的经历，而这也是向我久违但却从未抛之脑后的哈里斯线致意。
露丝问我，我所做的恋童癖鉴定工作是否与我过去的经历相关。我也曾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十分肯定并不是因为自己过往的遭遇。直到我40多岁，已为人妻，还养育了三个孩子时，我才开始涉足法医领域。工作时看到的画面也令我十分痛心，但是我必须从这种情绪中抽离出来，因为这是工作，并不是针对个人的讨伐。工作中，我目睹了不同的人所经历的种种苦难，但是为了保证工作能有效进行，我不能把个人情感掺杂进去，而是专注于找到身体和尸体所传达出的信息，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把工作和个人生活区别开来。正如英国刑事调查局的一位负责人曾告诉我的那样：“不要把罪恶感强加给自己。这一切并非因你而起，你也不需要为此负责。”
我的经历的确对我有所影响，它提醒我那些被错误非难、缺少证据、恶意指控的人，以及那些在此过程中被毁掉生活和声誉的无辜者会因此而受伤。也许我的正义感与我那段痛苦无助的童年经历有关，但那段经历对我来说早已成为往事。而我坚信法医科学刚正不阿的精神内涵，我们要做的是把真正有罪的人送进监狱。在陪审团判定你有罪之前，你是无罪之身，这就是法律。
法医人类学家了解四肢的长骨在分析人类遗骸时的重要性，然而其他专业人员却经常忽视这一点。通常只有在死者没有其他部位可以检查时，长骨才会成为这些专业人士关注的重点。
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次，警方的潜水队在训练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四肢的长骨。事实上，从事山地救援和搜寻、打捞尸体等专项工作的警察，为了保持并提高自身技能，都会定期进行训练，而这支潜水队当时正在洛蒙德湖岸边的一个码头潜水。
那天，在第一次潜水过程中，他们找到了几个用黑色塑料袋包裹着的东西，当时他们认为是训练人员出于训练目的扔进洛蒙德湖的道具，所以他们发现这些黑色包裹后并不惊讶。但是，上岸后，他们很快意识到这些东西并非训练用具。
垃圾袋中装着的是被肢解的尸体。首先被找到的是一只断手，紧接着是另一只与前臂相连的手，然后是一只脚和一部分小腿，最后是一部分大腿。警员们迅速从训练状态调整到工作状态。
他们在接下来的潜水搜寻中找到了所有四肢，但是却没有找到头部和躯干。这两个部位至关重要，原因有二：一是这两个部位通常包含有死因和死亡方式的证据，二是能够帮助辨别死者身份。潜水队员会继续搜寻。
警方向我寻求帮助后，我来到停尸房，帮助病理学家从被肢解的上肢和下肢中提取信息。当务之急是确认受害者的身份，在这个阶段，我们能找到的任何蛛丝马迹都有可能成为帮助警察调查的线索。
在警方的数据库中，找不到与死者指纹和DNA相匹配的记录，这意味着死者可能与警方之前接手的案件无关。从尸体判断，死者死亡时间不长，根据这一点，我建议可以在失踪人口数据库中进行查找，死者很可能是最近才上报的失踪人员。警方接受了我们的建议，迅速缩小了搜索范围，查找与尸体匹配的人员。事实证明，这些四肢也确实只在水里泡了一两天的时间。
我能确定这些被肢解的部分属于一具男性尸体，并且他的头发是黑色的，其前臂、手、大腿、小腿以及脚上的毛发颜色证明了这一点。我能够估算他的鞋码，并且计算出他的身高在1.8米左右。他的长骨已经停止发育，但是不同部位的融合时间是在近期，由此可推断他很可能是十八九岁或二十岁出头。虽然他的手和脚被切断这一点足以证明他是被谋杀并肢解，但是我们还另外发现了很多摩擦的痕迹。难道这位年轻人被人控制住后，曾奋力挣扎过？凶手之所以对其进行肢解可能就是为了掩盖这些痕迹。
在失踪人口数据库中有一个人的信息与受害者很匹配。巴里，他仅失踪了几天，18岁，黑发，身高约1.9米。我们成功地从四肢肌肉中提取出死者的DNA，与巴里父母的样本进行比对，事实证明死者的确是他们的儿子。
几天后，警方在洛蒙德湖的更深处发现了巴里的躯干，但却没有在躯干上找到与死亡原因、死亡方式相关的证据。又过了几天，一名女性在距离洛蒙德湖数英里远的艾尔郡海滩上遛狗时，她的狗对潮汐下的一个塑料袋很感兴趣。她踢了袋子一脚，想要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没想到竟是一个类似人头的东西。通过与四肢的DNA比对，证明这正是巴里的头部。所有的身体部位最终都被找到了。
到这时，警方根据所掌握的凶手的作案手法，锁定了一个极有嫌疑的人。犯罪学家和经验老
到的警察都认为嫌犯是威廉·贝格斯，他是一个性侵惯犯，享受痛苦和折磨带来的快感，同时他也在成为连环杀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的一举一动都透露着他是一个虐待狂杀人犯，被抓和蹲监狱都没有让他就此罢休。而之前被贝格斯侵犯的受害者，由于害怕或是莫须有的羞愧，也不敢把他们的遭遇说出来。
贝格斯喜欢跟酒吧和夜总会的年轻男性约会，然后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公寓。贝格斯可能会给他们下药。其中一个受害者说，他在极大的痛苦中醒来，发现贝格斯用锋利的刀片在他腿部的皮肤上划了一些符号。这名受害者十分确定贝格斯想要杀害自己，所以他赤裸着从二楼的窗户跳了下去。他想反正都是死，跳窗摔死至少能留个全尸，也能让贝克斯被抓捕。经历过重重苦难后，他活了下来，贝格斯也被正式逮捕，被判处6年监禁。
贝格斯的服刑时间已满，他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但是这个教训是提高作案技巧，降低被抓风险，这也就意味着他还会继续作案。在他连环作案的其中一个典型案例中，他的行为更加过分，作案手法也更残忍。比如说，他铐住受害者的手腕和脚踝，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性趣，另一方面是防止他们逃跑。
一天晚上，他在酒吧遇到了一个年轻的男学生，并把他带回自己的公寓，他先是将受害者铐住，性侵他，然后在他的皮肤上划出一道道口子。随后，贝格斯割断了受害者的喉咙。在试图肢解这具尸体时，他发现这远比他想象的要难得多。
人的身体基本由六部分构成：头部和躯干形成中轴线，成对的上肢和下肢沿线伸展。包含四肢的尸体十分笨重，既难以移动，又难以隐藏。因此为了更好处理，选择肢解尸体的人通常会把尸体分为5个部分。肢解成6块意味着还需要取下头颅，这对有些罪犯来说太过麻烦。
事实上，我们大部分人对肢解都没有经验，因此在肢解时可能会首先试着沿长骨切下。如果按照这个步骤进行，很快他们就会发现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这需要正确的工具、充足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以及充沛的体力。
所以，贝格斯放弃了肢解，而是直接把尸体扔到林地，在那儿，一位市民发现了这具腐烂的尸体。他被捕后被判性侵犯、谋杀重罪等一系列罪名。具有这种行为模式的人理应被认定为危险分子，但因为法律上的一些技术性细节，他在服刑两年后就被释放了。
贝格斯出狱后，他遇到了很有人气的巴里。巴里一边在超市工作，一边继续思考自己未来的打算，当时他正在考虑去英国皇家海军发展。在临近圣诞节时，他参加了工作聚餐。他在聚餐中玩得很开心，也喝了不少酒，但他想抓住机会好好享受这个美妙的夜晚，所以他拒绝了朋友要送他回家的提议，又去了当地的一家夜总会。这也是他最后出现的地点。
起初，巴里的父母并不太担心，因为他们知道他去参加一直心心念念的聚餐。他们觉得巴里应该是喝多了睡在了朋友家。但是第二天他依旧没有回家，他的父母这才开始担心，再加上通过他的朋友也找不到巴里，所以最后他们迅速报了警。
在夜总会里，巴里不知道怎么就认识了贝格斯，并最终去了贝格斯的公寓。在那儿，他可能被下了药，手腕和脚踝也被铐住，贝格斯性侵并杀害了巴里。而这次，贝格斯的肢解技术似乎变得更加娴熟。他把巴里的尸体切成了8个部分，砍掉了他的头部。砍头这一行为很有可能会在喉部留下伤痕，这对确定死因的取证造成困难，因为斩首的伤口可能隐藏了割喉的痕迹。他被切掉手脚的原因很可能是贝格斯想要掩盖手铐划伤的痕迹。贝格斯把四肢和躯干装进垃圾袋中，在洛蒙德湖抛尸。贝格斯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警察潜水队会在那儿进行训练。
他并没有把巴里被毁坏严重的头部一并扔下，而是在贝尔法斯特搭乘了一艘渡轮，并在渡轮上将头部扔进了海中。他很快就逃到了荷兰。最终，他被遣送回英国接受审判，并将面临至少20年的牢狱之灾。如今，他即将刑满出狱，人们对此担忧不已。一个行为如此变态的人真的能改过自新吗？我希望如此。
在这起案件中，我们仅凭四肢就确定了受害者的性别、年龄、身高、鞋码以及头发颜色，再加上我们对遗体落水时长的判断，给警方提供了充足的信息，并在失踪人口数据库锁定匹配的对象，最终快速确定受害者身份，这帮助警方迅速抓捕了犯罪嫌疑人。虽然通过四肢所确定的这些特征，在法庭上并不能成为证明其身份的证据，但是却可以提供线索，指明调查方向。有时候，假肢也有同样的作用。
11月的一个黑夜，警方接到报案称，一所公寓内正在发生激烈的争执，可以清楚地听到尖叫声和器物被打碎的声音。当警方赶到这个位于贫民区的公寓时，现场一片狼藉，一名男子躺在客厅的地板上。医护人员也无力回天，当场宣布该男子死亡。
地毯、家具和墙上都有大量的血迹，受害者的头部有明显被多次严重殴打的痕迹。尸检证明，受害者颅骨的多处钝器伤导致其大量失血，并因此死亡。
我的任务是检查颅骨，修复碎片，并确定凶器。在第一次尸体解剖中，为了检查大脑及其周围骨骼状态，我取出了颅骨碎裂的部分，并用史赛克锯移除了颅盖。
如果严重的创伤发生在临死前，骨骼是湿润的，骨折的碎片并不能很完整地拼凑起来，尤其是发生在有板障的三层颅骨的骨折。所以，有时我们需要耗费好几个小时去找到这些难以辨认的小碎片原来所处的位置。我们会使用一种强力胶把这些湿润的骨骼碎片粘在一起，如果稍一走神，手套就常常会粘在你的骨骼拼图上。
要找到相互吻合的前两块骨骼碎片非常困难，你会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因为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期待在弹指一挥间，你就能神奇迅速地完成修复工作——电视上都是这样演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围观的人渐渐失去兴趣，自动解散去寻找茶饮点心，而你却因为拼凑起的碎片增多而动力十足。只有在人群散去后，你才能静下心来分析创伤，确定受袭次数和顺序。
很明显，这个男人的头部至少被袭击了三次。第一次受袭位置是头部前端，第二次和第三次都在头部左侧，这时受害者可能已经倒在了地上。这些伤都是钝器伤，凶器可能是带有锋利边缘的金属制品。其中一处创伤像是被类似撬棍这种带有弧形边缘的利器所致，而另一处则更像是由类似匕首这样更加锐利的武器造成的。所以，我们推断可能有两种作案凶器，但当时我们并不是很理解凶手为什么会使用两种凶器。
在凶手被判入狱后，我们从警方那里了解到其中的缘由，我们尸检时对凶器的疑惑也就情有可原了，因为这个原因实在有些离奇。
警方对死者迈克尔有所了解。他是一名同性恋男妓，所以刚开始警察担心要追踪案发时出现在死者公寓的人会很困难。但是在走访了迈克尔经常出现的地方，询问了与他一起工作的性工作者后，警察却有了意外收获，有两人同时提到了一个他们之前并不熟悉的男人。但是他们只知道那晚迈克尔离开了公司，却不知道离开的确切时间。他们对那个仅有一面之缘的男人描述得并不清晰，但是后来一个人偶然开玩笑称那个男人为“船长”，因为在他的右侧上肢假肢的末端有一个钩子。显然，他在酒吧的把戏是把他的假肢摘下，挂在吧台一侧。
警方对这样的运气难以置信。一方面，他们很快锁定了一个嫌疑人，这个嫌疑人是一个酒后脾气暴躁的嫖客；另一方面，找到他也并不困难。很快警方就找到了“船长”的容身之处，并把他带走问话。警方了解到，他在服兵役期间，曾被路边的炸弹炸伤，导致他的手和部分前臂被截肢，而他却把自己的暴脾气归结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表现。法医取走了他独特的带钩假肢进行调查，在肢体的杯状区域，也就是钩子与腕部装置相连的地方，发现了与迈克尔血液相吻合的血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