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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32年起，解剖就是由议会法案监督管理。第一次立法是格雷伯爵领导的辉格党为应对伯克和海尔在爱丁堡西港口犯下的杀人罪做出的挽救政府颜面的措施。这部法律允许教授解剖的老师合法解剖捐赠的尸体，以遏制非法的尸体买卖和抢夺，以此恢复政党在公众眼里的形象。
修改解剖法案之前（英格兰2004年，苏格兰2006年），旧的法案条款的要求有点自相矛盾。它要求医生不得在尸体上练习或者进行测试手术，否则就是违法。医生可以进入解剖室，将尸体的皮肤剥离下来，肌肉切割下来，大腿骨锯下来，但是他们不能给尸体装上假肢，因为那将被视为“手术”。这样的限制正体现了长久以来手术医师和解剖学家之间的历史关系，当然，这跟当时的杀人犯伯克和海尔有很大的关系。
很多的解剖学家、手术医师、临床医生向政府部门提交证据，想证明170年前因为不合法的商业勾当而颁布的禁令与当今社会的发展已经不相符了。手术医师是值得信任的，应该被允许在尸体上磨炼技术，这总比在不幸的患者身上试手要好。手术医师与解剖学家之间的陈年友谊又开始被旧事重提，但是很快就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阻碍。法令修改不久，手术医师们就背叛了解剖学，因为他们发现被我们用福尔马林浸泡过的尸体变得很僵硬死板，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想要的是像活着的患者一样有感觉、有组织反应的尸体。所以他们想要“新鲜或冰冻的”尸体。
我非常反对解剖学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如果要提供手术医生们喜欢的那种尸体，那么当捐赠者死后，捐赠的遗体从关怀医院、普通医院或者其他任何地方运送过来时，这具遗体需要被切割成不同的部分（肩部、头部、四肢等），这种方式有点像是肢解，而肢解在刑法中被视为对尸体严重的侮辱。这些不同的身体部分会被冰冻起来，等到有需要的时候，再从冰冻室里拿出来供学生、参训的手术医生或者其他团体解剖观察用。第一次解冻的时候，这些身体部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很“新鲜”，然而几天之后，它们闻起来就不是那么新鲜了，跟所有的有机体一样，反复的冰冻、解冻会对它们有影响。当第一批学生完成他们的解剖学习后，这些肢体对后面的学生就没有多大的价值了。另外，很多的病原体都能够在0℃以下的环境生存，它们可以在冰箱里处于休眠状态，而一旦这些组织温度开始升高，它们就会再繁殖，病毒转移和病毒感染的概率就上升了。这些还在学习不要割到自己手指的菜鸟要非常小心，并且要保证自己接种的疫苗在有效期内。
法律修改之后，我们也可以合法地从国外进口肢体。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也很让人担心。现在你可以给远在美国的公司下单，例如你想要8条腿，他们就可以给你运来8条合法健康的腿，这种情况本身就非常糟糕了，更坏的是，在利用完这些肢体后，它们将被火化，作为医学垃圾被丢弃。我觉得这对遗体捐献者太不尊重了，我无法接受。在我看来，这些遗体被当成了可处理的商品，而不是死者。
我认为，一些机构监管下的冷冻系统不但浪费了这些珍贵的遗体，而且在道德上也很受质疑，并且还有很严重的健康隐患。我能想象这样的情形，如果一个手术医师或者学生割到了自己，并且感染了病毒，我们就会面临官司，原告会声称这次感染毁了自己的医学事业。我们的大学展开了一项由高级理事会成员领导的调查研究，这个调查让邓迪大学摒弃了要使用冷冻尸体的想法，这让我很高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可能已经离开这所大学了。
当然，继续使用福尔马林也是一个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因为成本。其次我们看到，用福尔马林防腐过的人体组织并不适合手术学科学生练习所有的手术。再有就是健康和安全是医疗机构和学校最关注的两个方面，这也是为了名誉着想。保证各部分组织无菌非常重要，然而福尔马林虽然保证了无菌的标准但却又增加了新的风险。我们知道，如果福尔马林的浓度太高，就成了一种潜在的致癌物质。事实上，很多国家在经过仔细的研究后，已经减少使用福尔马林了，尤其是在2007年欧盟颁布了法令后，降低了原来标准的福尔马林浓度。如果未来法律继续要求降低福尔马林的浓度，那么福尔马林将逐步退出解剖学领域的舞台。那我们就要再开动脑筋，找到符合大家需求的替代物质。
我记得曾经听说过一种在奥地利使用的技术，这项技术是由一位极富魅力、善于启发学生的名叫沃尔特·蒂尔的解剖学家发明的，他也是一名老师。我想也许他的发明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面临的问题。蒂尔教授是格拉茨解剖研究所所长，当他在布拉格学习医学时，他被军队征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役。退役时，他的面部受了枪伤，他战胜了伤病，继续读完医科大学。战后，他在格拉茨的机构工作了50年，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意识到了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倾尽毕生心血研究解决方案。
蒂尔的目标是找到一种更好的方法，既可以让人体组织有弹性，又可以保证这些组织的使用寿命，还能为解剖学家、医学生提供一个健康的工作环境。他注意到当地肉制品店里的火腿有湿润的质地，这种质地比他在防腐室得到的最终“产品”优越得多。这些火腿在经过特殊的盐处理后，既保持了它的颜色，又保证了肉质的弹性。他想我们是不是可以从食品行业学到些什么新的方式。肉贩们在使用化学物质时非常谨慎，因为他们不想自己的顾客中毒。而沃尔特·蒂尔却没有这样的顾忌，他的“产品”绝对不会在柜台上作为商品出售。于是，他开始经历这个痛苦尝试、屡挫屡败的过程，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法。其实这个方法的基本原理就是“腌制”，加水、酒精、铵和硝酸钾盐（固定组织）、硼酸（杀菌）、乙二醇（增加弹性），以及适量的福尔马林作为防腐剂。
蒂尔开始用在同一家肉制品店买的牛肉片做实验，然后再用整只动物。他发现，只是在组织表面洒上这些化学合剂是不行的，还需要将其长时间浸泡在液体里，保证里外渗透。经过这样的加工，这些组织保持了原有的形状、颜色、弹性，而且不用冷冻保存。重要的是，他也没有发现细菌、真菌或者其他微生物的踪迹。蒂尔花了30年的时间，在1 000多具尸体上做了实验，终于找到了一个他最满意的配方，他认为使用这个配方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有效保证被解剖的各个组织都处在最理想的状态。最重要的是，最终确定的配方，几乎是无菌、无色、无味的。他想要的结果都有了，而且生产成本也相对便宜。
沃尔特·蒂尔的信条是——“只有最好，才算够好”。他极具感染力的乐观和坚不可摧的精神，都体现在了他想要为自己的选择做出最大贡献的决心上。也许他当时所在的大学现在很懊恼，因为他没有申请专利。因为他的慷慨奉献精神，以及对合作研究、共同学习的坚定承诺，他最终选择向世界公开配方，因为他相信这样的科学发现应该向全人类公开，而不只是用来赚钱，或者让某一所学校得益。蒂尔的精神引起我们强烈的共鸣。
对于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我们都不太敢相信。但有的时候确实不需要你自己去做所有的工作。其他人先在那个领域做出了贡献，你只需要将它加以改进使之符合自己的要求，再进一步发展一下。就好像我们改进发展塔玛西亚的手背静脉识别设想一样。我们不需要都是天才，我们只需要是务实的推行者、改造者。但我们必须诚实，不能把原创者的功劳据为己有。
我派出了两名我的工作人员，罗杰和鲁斯到格拉茨考察蒂尔的技术。他们回来时都热情高涨，因为这种技术可以达到的效果实在太好了。他们滔滔不绝地谈论了很多，尸体具有不可思议的弹性，保存的长时效性，以及大家有多喜欢没有福尔马林味道的解剖室。毕竟在英国，所有的解剖室都飘荡着浓浓的福尔马林味。这种防腐液还能非常有效地防止细菌、霉菌和其他真菌的繁殖。他们没有发现这个方法有什么明显的缺点，它也不比福尔马林贵，但有一个小小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是，需要的停尸间的规格与我们现在使用的完全不同。那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花钱改造我们的停尸间。这就是大学最不愿意拨发的款项，因为董事会认为解剖部门已经快要走向末路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说服校长艾伦·朗兰先生给我们一笔3 000英镑的研究经费，因为我们需要拿出证据来说服董事会。我们用蒂尔的方法给两具尸体防腐，给男性尸体取名亨利，给女性尸体取名弗瑞拉。（为什么我总是给我的男性尸体取名亨利？或许是因为《格氏解剖学》对我的影响太深了，这是我潜意识的举动。）我们没有符合要求的设施，于是为了实验顺利进行，我们自己“建造”了一个合适的停尸间。我们这一代人，是看着《蓝彼得》和《老爸上战场》长大的，电视开播的时候我们几乎是黏在座位上。让我骄傲的是，我几乎可以用胶带、洗手液的瓶子和厕纸的卷筒改装出任何我想要的东西。实在造不出来的东西，我们就临时凑合，求别人，或者跟人借（但从没有偷过）。
我们在一个被关闭的动物学大楼前找到一个很大很旧的鱼缸，我们把这个鱼缸改造成了一个可以并排放两具尸体的容器。我们借了一些试管和泵，把旧的门改造成了容器的盖子，准备好各种需要的化学制剂。我们还向警察报备了大量购买硝酸盐的原因，不是用来制作炸弹而是给尸体防腐。
首先是将男尸亨利用蒂尔法防腐。我们将配制的溶液轻柔地注入他的腹股沟静脉血管里，并在他的头顶切开一些小口进入静脉窦，把大脑里的血液抽干，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完成后，亨利就被浸泡在鱼缸里，几天后弗瑞拉也跟亨利放置在了一起。他们躺在缸里差不多两个月，每天我们都会给他们翻身，确保尸体的每一处表面都能被溶液浸泡到。我们很仔细地检查尸体是否有腐烂或肿胀的迹象。庆幸的是，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担心的迹象。我们注意到，每次翻身的时候，他们都很有弹性，并且很滑，有点像是养在桶里的鲜鱼。这让我们倍受鼓舞。
慢慢地，粉红色的皮肤开始变得苍白，上面一层的死皮也脱落了，头发和指甲也一样。让人吃惊的是，因为皮肤有一点点肿胀，尸体原本的皱纹都消失了，亨利和弗瑞拉看起来更年轻了。当然，我并不认为我们发现的是永葆青春的灵丹妙药，因为这些化学制剂太危险，而且要躺在一个大桶里两个月也特别不方便。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好的地方。但是在这期间我们也提心吊胆，双手合十向上帝祈祷。
我们给在邓迪和泰赛德区的手术医师写信，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在这两具用蒂尔法加工过的尸体上进行各种各样的手术试验，并帮我们填写反馈信息，即用他们的专业眼光来看，这个方法哪些地方达到了要求，哪些地方没有。他们非常慷慨地给了我们时间和建议。罗杰和鲁斯把手术日程安排得像军事行动一样缜密，最没有侵入性的手术被安排在前面，最具侵入性的则被安排在最后面。这样可以让亨利和弗瑞拉这两具用特殊方式防腐的尸体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每一位医生都向我们反映，除了有同样的优点外，用蒂尔这种方式保存的组织要比用福尔马林保存的好操作，还比新鲜或冷冻的安全。事实上，在他们看来，用蒂尔法加工过的尸体跟真正的病人的唯一差别是，尸体没有温度和脉搏。难道这又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难题吗？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提高尸体的温度，但我们曾经为了开展一项手术让尸体有局部的脉搏。如果我们限定在部分区域的动脉系统，往血管里注入与血液浓度一致的液体，再与循环泵连接起来，这样就会产生所谓的血液循环。我们可以模拟大出血，并且进行计时，要求训练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止血，因为在现实情况中，超过这个时间，患者就有可能死亡。这是最有意义的学习经验，直接关系到病人的生死存亡以及医生手术技术的提高，尤其是在战地手术中，时间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还发现，我们可以给尸体挂上人工呼吸机，这样就可以模拟呼吸了，让“手术”更加逼真。但我必须承认，第一次看到在我的解剖室里有一具会“呼吸”的尸体，我也是很害怕的。
整个项目都非常成功。我们给沃尔特·蒂尔写信，告诉他我们效仿了他令人惊叹的技术，当时他已经非常虚弱了。再一次申明，我们并没有任何创新，我们只是认真地聆听老唱片，挑选出了其中的旋律。我被邀请参加了校董会召开的会议，向他们报告我们的实验结果。大家一致同意，我们应该尽快放弃原来的福尔马林防腐法而改用蒂尔的防腐法。我们觉得应该一步到位，学校也意识到成立全国第一个用蒂尔法处理尸体的工作室的价值，这可以让邓迪大学在英国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导者。
事情一经决定，我们就先给校董会提出了一个小难题，我们现有的停尸间没有办法达到要求，因为它太小了，就是满足我们现在的需求都很难，更别说未来的大计划。我们不可能因对现有的停尸间进行修缮而暂停接受遗体捐赠，所以我们只能修建新的停尸间。就在这个关头，皇家解剖监察员也加入了我们的讨论。监察员也认为，我们现在的防腐设施急需翻新，如果邓迪大学还想继续教授以解剖实践为基础的解剖学，学校应该将设施升级作为头等大事。这个加快事情发展的小插曲很有意思，我知道，学校董事会必须要做出一些决定，而且这个决策需要他们集体的智慧。他们会继续在邓迪开展实践型的解剖教学吗？如果继续，他们会不会只是翻新原来的停尸间，还是跟其他机构一样继续使用福尔马林的防腐法？或者他们会在脖子上系上超人斗篷，在紧身裤上套上内裤，大跳一步，给自己一个机会成为英国解剖学的领军人物。自然，我希望他们做出正确的决定。
建新的大楼需要200万英镑的巨资，而学校能拿出来的钱只有100万英镑，另外的一半就需要我们去集资。可是，谁会愿意投资停尸大楼呢？只是在商场门口举个牌子或者在地铁站摇晃一个铁罐，这种方式的募捐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很清楚，如果不经过仔细的思考，我们想要新建一座停尸大楼的请求没有办法和慈善事业相比，毕竟慈善事业更容易打动那些慷慨热情的公众的心。我们必须再一次发挥我们的创造力，标新立异。
我的朋友克莱尔·莱基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慈善资金募集者，我咨询了她的意见。她建议我列一个名单，把这些年“享受”过我服务的人写上去，现在是时候让他们“还人情”了。但是我不确定，过去我帮助过的人，现在会涌泉相报吗？当我开始写名单时，我发现竟然有很多人，尤其是一个人的名字映入眼帘：著名的犯罪小说家瓦珥·麦克德米德。
我和瓦珥是10年前在做一档电台节目时遇到的。当时她在曼彻斯特的演播室，而我在阿伯丁。在等待直播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聊天，突然地，好像是我一直的习惯，我对她说：“顺便说一下，如果你需要有关法医科学的建议，你直接给我打电话就好。”她后来确实打过很多次电话，我们之间也发展起了温暖真挚的让我为之骄傲的友谊。我知道如果有人足够勇敢、足够疯狂地想要帮助我，那这个人一定是瓦珥。
我们一起动脑筋，开始酝酿一个“计划”，最终想出了一个叫“百万停尸大楼”的绝妙活动。这个新的停尸大楼需要一个名字，我们都认为这个名字得引起公众和媒体的共鸣。如果是一位奥林匹克自行车赛选手，或者一位艺术家，他会把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室内自行车赛场、艺术画廊当作一种荣誉。但是谁会愿意跟停尸大楼联系在一起呢？答案就近在眼前，最适合的人莫过于一位犯罪小说家。为什么不通过邀请公众来选择这项“不光彩”荣誉的接受者，为这次活动造势，让我们筹集更多的资金呢？
瓦珥说服了她慷慨的犯罪小说家同事们，跟她一起来支持我们，包括斯图尔特·麦克布莱德、杰弗里·迪弗、苔丝·格里森、李查德、杰夫·林赛、彼得·詹姆斯、凯西·莱克斯、马克·比林汉姆及哈兰·科本。我们在网上发起了一个投票活动，犯罪小说迷们可以为自己喜欢的小说家投票，最终决定用谁的名字来命名，但是他们需要在投票时支付一笔小小的捐助。我们都觉得很好玩，作家们也给了我们真挚的支持。
杰弗里·迪弗劝他的读者投他一票，因为他觉得自己长得最像死尸。我实在没有办法评论这个说法，但竟然没有人跟他争论。一位很有才华的音乐家同意拿出自己的私人作品制作成CD为我们筹款。我们唯一担心的是，如果李查德获得了最多的票数，那我们的大楼就得叫“儿童（Child）停尸大楼”，那就容易让人误会了。李查德非常绅士地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难题，他提议如果他赢得了最多的票数，就以杰克·理查尔——他最著名的小说人物，命名我们的大楼。我还没有利用与汤姆·克鲁斯的关系，但是我准备把这个理由好好保存起来，以后也许能用上。[1]
最具有创造力的卡罗·拉姆齐创作了一本《杀手食谱》，食谱由犯罪小说作家们贡献，这本书的收益全部用来帮助我们建设停尸大楼。之前从来没有一本食谱跟我们解剖部门联系起来，当然我们都知道那是为什么。经过慎重的广告宣传，我可以确定地说，这本书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试吃夜和厨艺展示，这本书甚至入围了2013年世界食谱大奖。
另外的作家把自己下一本小说中的人物拿来拍卖。获胜者可以选择成为自己最喜欢的犯罪作家下一本小说中的人物，比如酒保或者无辜的旁观者。斯图尔特·麦克布莱德在阿伯丁组织了一些展览，这些地点在他的“洛根·麦克雷”系列小说中出现。不但如此，斯图尔特还把《骨头人啵啵历险记》（The Completely Wholesome Adventures of Skeleton Bob）的收益也捐给了我们。这三本儿童小说，是他为自己的侄子洛根写的故事，并配了插图，讲述了一副穿着粉红针织皮肤衣的骨架的历险故事。这副骨架经常陷入跟巫婆和自己父亲“死神”的麻烦之中。我们非常感动和荣幸，斯图尔特把这些书交给我们以他的名义出版。
整整18个月，我们都为了这个“百万停尸大楼”活动努力工作。我们在哈罗盖特和斯特灵的犯罪小说节上举办了很多签名活动。我们到处演讲访问，我们在电视、报纸、杂志上谈论我们的任务和使命，我们举办和参与辩论赛。最终我们成功了，成功筹得欠缺的资金，终于可以开始修建我们的大楼了。
当我们专注于新的停尸大楼的建设和装修时，还是被筹款活动的一个“副作用”震惊了。回到邓迪后，我们的捐赠干事薇薇向我“抱怨”，每当我参加完一个活动后，要求捐赠遗体的人数就会上升，这些想要捐赠遗体的人直到我们开始进行“百万停尸大楼”活动后，才意识到解剖部门还需要人体做教学和研究。他们成群结队地去签署捐赠协议，不只是在邓迪，也在英国其他的解剖部门。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筹款活动在某种意义上竟然成了解剖部门的招募活动。但看起来这个确实是非常积极而且受欢迎的“副产品”。事实上，即便是在筹款活动结束很久之后，人们的捐赠兴趣也仍然在持续。现在，我们每年有超过100位的遗体捐赠人，大部分是来自邓迪和泰赛德区，在这些地方，我们跟公众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
一开始，我们的活动只是为建设新设施筹集资金，但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只是这么想。为什么我们总是认为公众面对死亡问题时喜欢遮遮掩掩，而不是直接谈论这个问题？实际上那些联系我们的人，很欣慰地发现我们可以讨论死亡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很欣慰除了土葬和火葬还有第三种选择。当死神来临时，他们可以选择死后怎样处理自己的遗体。他们直言不讳地谈论死亡，或者直接提出问题，也能坦然接受直白的答案。
一位可爱的女士从英国南海岸的布赖顿打来电话，想要捐献自己的遗体。出于职业礼貌和要求，薇薇直接告诉她，离她更近的地方也有医学院接收遗体。当然，我们也很愿意接收，但是她必须自己支付运输费用。她说她没有兴趣捐献给当地的医学院，因为她死后想变成一具用最先进技术处理的尸体，她想让自己的遗体用蒂尔的方法被处理。非常遗憾的是，沃尔特·蒂尔在2012年去世了，没有看到我们的新大楼建成，否则，他应该会非常骄傲和开心，他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一个动词。
在一次我们为犯罪小说家举办的筹款晚宴上，我们遇到了一位非常纠结的女士。她身患绝症，决定死后捐献自己的遗体，但他的丈夫非常反对。虽然她很不想让自己的丈夫难过，但她更希望丈夫可以尊重她的遗愿，并且帮助她完成自己的遗愿。在我们的长谈中，我发现无法让她的丈夫明白捐献对她的意义成了她的一块心病。我们可以理解这位丈夫的担忧，他担心我们会对尸体做出一些无法启齿的难堪事情，他唯一在意的就是保护妻子遗体的尊严和体面。她问我是否可以给她写一封信，并在信中详细解释我们会用尸体做些什么，为什么要那样做，她希望这封信可以作为他们夫妻谈论这个问题的开始。
写这封信对我来说很困难，我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在她的回信中，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她说，她的丈夫现在明白了她的愿望，虽然他还是不高兴，但最终也同意了她的决定。我只希望她的愿望最终得以实现，她的遗体可以存放在苏格兰中部的某个解剖室里。等到她的丈夫看到，她的遗体不但教育了一个时代的学生，更是让病危的人、垂死的人受益，她做出贡献的时间比她想象的要长久得多，或许他能得到一些安慰。
无论我们的捐赠者是来邓迪大学找我们，还是在我们的帮助下顺利把遗体捐赠给其他解剖部门，帮助捐赠者实现他们最后的遗愿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荣耀，也是他们赋予我们的特权。无论他们从事何种职业，在哪里生活，贫穷还是富有，高矮胖瘦如何，是否饱受疾病困扰，在来的时候是做了指甲还是理了个新发型，是英年早逝还是寿终正寝，这些充满人格魅力的人因为他们的决定而团结在一起，为教育事业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遗体。
我们认为，作为有资质的解剖学老师，我们应该替这些遗体说话，我们应该坚守他们代表的原则，维护他们的尊严。很庆幸的是，很多年前的那些喜剧电影里的情节已经过时了，那时候的电影，传统的搞笑情节就是把尸体胡乱塞进出租车里，或者有人在自己的早餐里发现一截手指，甚至有毫无感恩之心的医学院学生把尸体扛到不法活动的现场进行狂欢。我绝不容忍在我的解剖室里有任何对遗体不尊重的行为，皇家解剖监察员也不允许。违反《解剖法》条例的行为会被判处监禁。试想我们的捐赠者是对我们和我们的学生抱有多大的信任才会捐赠自己的遗体，我认为法律的规范非常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