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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是一种潜意识的反应，是为了保持客观判断力。而分类则是一种有远见的选择，需要训练才能习得。我并不认为自己冷酷无情，但我确实是一个冷静的人。我能像钉子一般坚硬，尤其是我工作的时候。我想象自己的脑中有一扇门，门里有一个能让人冷静的盒子，我把那些发自肺腑的感情和个人的感受都装在那个盒子里。这样一来，我就不用负重前行了。一个法医专家如果让自己一直沉浸在全人类的痛苦可怕的情景当中，就不是客观的科学家了。我们不能承担死者的苦难，那不是我们的工作，而如果我们不做好本职工作，我们就无法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演员兼传播科学的倡导者艾伦·阿尔达说，有的时候，最伟大的事情往往发生在临界点上。跨过一个门槛，去到另外一个世界，是镌刻在我脑海里的一种意识。在那个世界里，有很多潜意识，我把它们想象成一个个房间，因为对它们太了解了，我能对最适合我手边工作的那一类意识信手拈来。
如果我的工作是跟腐烂的尸体打交道，我就会假装自己是在一个没有任何味道的房间里。如果是处理谋杀、肢解或者让人特别痛苦的案件，我就假装自己是在一个特别安静、特别安全的空间里。如果我需要检查有关虐待儿童的证据，我会把自己带到房间的一角，在这里，没有那么多感性的连接，这样我就会把我看到的、听到的那些匪夷所思的侵犯行为屏蔽掉，不会将它们带到我的个人空间里。当我把一个个盒子填满时，我发现自己想做一名安静的观察者。虽然我积极主动地把一些科学的培训用到观察当中，但没有必要做一个情感丰富的参与者。这就像是一种自动化分析的形式，真正的我置身于盒子之外，让自己免受工作带来的情感伤害。
当我做好检查，记录，并得出结论，完成一项工作时，我只需要打开房间的这扇门，走出去，再把所有发生的事都锁在身后，我就能回归正常的生活了。我可以回到家中，做我自己，做母亲，做祖母，做妻子，做一个正常人。我可以坐下看一部电影，去购物，在院子里除草，或者烤一个蛋糕。把想象中的门锁好极其重要，我不允许盒子里的任何人在里面捣乱，也绝不允许一个生命跟另外一个生命有交集。他们必须是独立的个体，而且是被保护的个体。
只有我知道开门的密码，只有我知道装在盒子里的种种过往，那些潜伏着的魔鬼也许就在那里，让我在工作的时候保持警惕。当我在法医鉴定的世界里时，我可以与这些经历和平共处，但当我离开时，它们必须待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从没想过要释放它们。即使是在做心理咨询的时候，我也觉得没有必要把它们说出来讨论。除了做一些法医的笔记，很多发生的事我甚至不会写下来，或者是做任何形式的记录。在一些案例中，我签订了保密协议，即便我没有签订协议，我也觉得自己有义务保护他们的脆弱，不管是对生者还是死者，我都有责任不泄露他们的秘密。我看到过的，或者做过的很多事情，我的家人和朋友都不知道，也不应该知道。我在这本书中讨论过的案件，都已经公开。那些没有公开的案例，就静静地待在自己的盒子里。
其实这样做也是在保护我自己。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指不定哪一天会发生潘多拉魔盒式的崩溃。如果那扇门没有关好，又有好事者没有收到邀请就来打探，那么，有可能一些或者全部魔鬼就会跑出来。幸运的是，我成功地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分开了。如果我的工作和生活有了冲突，并且我还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之苦的话，我会停止我的工作，因为我知道那样我就不是一个公正的观察者了。
我们必须正视我们的工作可能会带来的影响，不要低估临床症状带来的严重后果，因为这些症状可能会突然出现，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免疫力。一件或大或小的事情都可能成为导火索，我们谁也无法预料。我自己就亲眼见到过被创伤后应激障碍击垮的同事，他们困在自己的经历里难以自拔，无法工作，不能处理各种关系，葬送了事业，甚至失去了生命。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我们必须要多加注意，对于那些被深锁的魔鬼，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然而，如果有一两个成功逃跑出来，它们造成的后果也并不是因为主人的懦弱。
在我看来，逝者并没有什么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潜伏着的魔鬼是那些犯下滔天罪恶却还活着的人。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工作可能影响到我的生活，是发现那些潜意识对我心理的影响，那就是我看到我们人类可以对自己的同类做出多么可怕的事情，并不是那些鬼魂让我恐惧。
事情是这样的，我最小的女儿受到一个男孩的邀请参加学校的舞会。她穿着长裙，梳着成人的发型，看起来非常漂亮。我和汤姆作为家长护卫队也参加了舞会。我们的任务是保证孩子们行为得体，没有人偷偷摸摸地喝酒，唯一冒烟的东西只能是烧烤，最重要的一点是监视安娜的舞伴。我看到她和一个中年男人在跳舞，我不认识这个男人，这是一个很小的学校，我以为我认识每一个人，现场也没有人能告诉我这个男人是谁。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压力变大，脸都红了。我极力控制住自己，没有立马跑过去质问他是谁，为什么要跟我女儿跳舞。我强迫自己站在一边，仔细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我看着他们旋转时他手的位置，他们跳舞时的距离，特别注意他们交谈、大笑时身体的接触。这个可怜的男人什么也没有做错，但我仍然不敢掉以轻心。
意识到我自己反应过激，完全不像平常的自己，我慢慢让自己的情绪回归正常，虽然我还是心跳过快。我告诉自己这是在一个很有组织的学校舞会上，到处都是家长和老师，我就站在离我女儿几英尺远的地方，她也没有任何陷入危险的迹象。即便是这样，我还是在舞曲结束后走到我女儿的身边，问她是否玩得开心，跟她跳舞的男人是谁，结果这个男人就是我女儿舞伴的父亲。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但心里还是很紧张。
那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感觉吗？那确实是我从没有经历过的恐慌和惊吓，谢天谢地，我以后再也没有经历过。也许你会说那不过是一个保护欲过度的母亲的反应，但我敢肯定的是，我绝不是那样的母亲，对我来说那样的反应是不正常的。那是一个很疯狂的时刻，还好我立刻认识到了那是什么样的情绪，让我放心的是，如果我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我应该可以辨认出来。
那个星期，我们接手了四起恋童癖案件，也许那就是为什么我会有不符合我性格的反应。虽然我们大多数的工作跟死人有关，但现代法医人类学已经延伸到对活人的鉴定判断。一个非常重要的具有创造意义的提升是，我们在邓迪大学的团队可以为国内或国际上的性侵儿童案件提供技术支持。这是我们在解决一个特殊调查遇到的问题时取得的成果。
其实因为遇到问题，我们才会展开研究探索。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有的时候，在研究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大多数法医鉴定的方法，我们基本已经沿用了100多年。所以能够用到一些新的方法确实是很少见、很奇妙的事情。法医鉴定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基因检测，这个方法是由莱斯特大学的亚历克·杰弗里斯爵士发明的，现在成为世界各地法医鉴定的标准方式，并彻底改变了法医的领域。所以我们都忘了，在1980年之前的法医鉴定中，基因分析是不存在的。
我们之所以会研究出这个方法，是因为警察跟我们联系，希望我们能帮忙处理一起棘手的案件。事实上，我们取得的“新”成果不管是方法论，还是适用原则，都不是新的，但我们再用到这些的方法是新的。有时候是社会环境的变化，使一门失传的艺术得以新生，或者是用一种特定的方式，让这种过时的艺术重新焕发生机，适应时代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这个行业所经历的事情。
2006年，和我一同在科索沃工作过的伦敦警察影像服务部部长尼可·马什跟我联系。他说他有一件棘手的案件，他不知道应该找谁，想看看我能不能帮帮他。当时伦敦警察厅正在调查一起女儿指控父亲性侵的案件。他们得到一些他们认为有用的影像资料，但他们不知道怎么从这些影像里提取有用的证据，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女孩声称她的父亲会在半夜来到她的房间，在她睡觉时不正当地抚摸她。她告诉了她的母亲，但她的母亲并不愿意相信她，认为这是女孩博取关注的伎俩。这个聪明勇敢的女孩决定证明自己，晚上，她打开了电脑上的摄像头。在凌晨4点30分，摄像头捕捉到一个成人男人的右手和右前臂的影像，这名男子走进房间，开始骚扰躺在床上的女孩，正如她说的那样。
在黑暗中，电脑的摄像头自动转换成了红外模式，所以照片是黑白的。当一个活体的影像以这样的方式被记录下来时，近红外光会被浅静脉中的脱氧血液吸收，这样一来，入侵者的血管很清晰地显现在照片里，就像是一张黑色的电车路线图。警察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通过手背和前臂的血管分布图确定入侵者的身份。我们完全不知道答案，但是我们可以好好思考一番，查阅文献看看是不是有解决问题的方法。
关于人类解剖差异性的著作非常广泛，不仅对内科学、外科学及牙科学有很深刻的影响，对法医领域也有很重要的价值。安德烈·维萨里在1543年就发现，人体四肢的血管位置和分布有极大的个体差异。就上肢肘窝到指尖的血管分布而言，大多数血管的实际位置都不在我们通常认为的地方。350年后的20世纪初，帕多瓦大学的法医学教授阿瑞戈·塔玛西亚提出，两个不同个体的手背血管分布是不同的。
塔玛西亚不赞同贝蒂荣人体测量体系，这个体系在当时风头正劲，常用于罪犯的人体和面部测量。贝蒂荣创立的人体测量法，与指纹技术一起成为当时犯罪鉴定科学中最常用的方法。因为手背静脉的分布不能被伪造，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也不会消除，塔玛西亚认为手背静脉分布可以作为指认犯罪嫌疑人的一种依据。因为指纹分析需要较长时间的培训，而6种主要的手背血管分布模式及众多变异，只需要从照片或者图画上观察即可。所以，他认为检查静脉分布对执法人员来说更为简单快捷。
塔玛西亚的技术很快传到了美国，1909年《维多利亚殖民地报》首次报道了这项技术，第二年《纽约时报》《美国科学》更赞扬这项技术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塔玛西亚笼统地将手背静脉描述为“不能伪造”“不会改变”“不能消除”。也许这样的宣称有点为时过早，这项技术还被阿瑟·B.里夫写进了他的侦探小说。阿瑟在他的一系列侦探小说中塑造了克雷格·肯尼迪教授这个被称为美国的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人物。在1911年出版的《毒笔》一书中，肯尼迪在审问罪犯时说道：“也许你不知道，每个人的手背静脉分布都是不一样的，就跟指纹和耳朵的形状一样，而且精准无误，不会改变，不能消除。”
不知道为什么，手背静脉的热潮就这么过去了，荣光不再。但是，跟其他的好方法一样，它并没有消失，只是休眠了，等待着重新大放光彩的机会。20世纪80年代，乔·瑞斯，一位英国柯达的自动化管理工程师宣称他发明了一种手背静脉识别系统。当然他并没有，因为维萨里和塔玛西亚早就尝试过这个方法了。瑞斯发明的是什么呢？是一种利用红外技术的生物血管条形码识别器。这种识别器可以储存他自己及其他人的手背静脉分布模式。他发明这个方法的原因是他的银行卡和个人身份被盗，他认为这种识别方法要比PIN码（个人识别密码）更安全。
瑞斯为自己的血管检查系统申请了专利，但这个世界还是认可指纹技术，跟维萨里和塔玛西亚那时一样，这些创新的方法并没有得到应用。当新千年到来之时，生物测定和安保行业成了朝阳产业。随着瑞斯专利年限到期，日立和富士通相继推出了与生物测定相关的安保产品，声称手背静脉分布模式是最具有连续性、无差别性、准确性的生物特征。如今，安保专家认为手背静脉识别是非常有价值的生物测定方式，因为它不能被消除，无法被伪造，也不会随着年龄而变化。历史的反复总是那么惊人的相似。
如果要将手背静脉作为识别个人身份的一种方式，首先就要将这个生物特征收集储存起来，建立一个可供查询的数据库。当个体将他或者她的手放在红外检测仪下面时，生成的图像可以自动与数据库中这只手的主人的数据相匹配。这项技术不会对人体健康有害，也不会在检查时造成尴尬或者不方便，毕竟我们的手是经常露出来的身体部分。
为了证明手背静脉分布在人类个体上的差异性，我们只需要把自己的左手和右手的静脉图像相比较，然后再与另外的人的左手右手图像相比较。如果你的手有比较多的汗毛，或者比较胖，也许你手腕内侧的血管分布更清楚。即便是同卵双胞胎，他们的手背静脉分布也是不同的，因为在我们出生前，我们静脉形成的方式非常特别。当我们还是胚胎时，血管是由细胞形成的血岛发展而来。当心脏开始一泵一息时，血细胞慢慢聚集在一起，动脉和静脉开始形成。动脉血管的分布更有规律性和稳定性，静脉血管的分布则相反，而且离心脏越远的静脉，变异越多。这就是维萨里观察到的，为什么手跟脚的静脉血管分布比手臂和腿的静脉分布变异更多。
到2006年，我们结合维萨里的人体解剖标本、塔玛西亚的法医学研究、瑞斯的改进方法，以及日立和富士通的生物测定安保产品，创造了我们自己的技术。不知道这项技术是否可以帮助警察破解这起特殊的性侵案件。
我们手里没有通过数学演算法得到的手背静脉分布图，以及可供查询对比的数据库。我们只能把女孩用电脑摄像头拍下来的图像与她父亲在拘留所拍下来的前臂和手的照片做对比。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塔玛西亚的方法更相近，而不是他的后继者们的方法。如果手背静脉分布不一致，我们就可以肯定照片中的手和前臂不是属于同一个人，也就可以排除这个父亲的作案可能。但如果手背静脉分布一致，我们却不能完全肯定地说这是同一个人，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来证明个体的手臂静脉分布有多大的差异，也不敢确定会不会有两个手背静脉分布相同的人。我们也没有办法向维萨里或者塔玛西亚寻求帮助，让我们完全排除这个父亲的作案可能，因为一个是500年前的人，另一个也去世近百年了。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两位逝者能不能给出答案，有的时候，我们这一路上遗忘在历史长河里的解剖知识，比我们学到的还要多。
在法医科学里，对于任何一种技术，我们都不要夸大它的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的工作不是给人定罪或者证明他的清白。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是客观地检查证物，给出有效专业的意见，诚实地、开诚布公地展示我们可靠精确的方法和发现，有的方法可能是在过去出现过的。
通过将嫌疑人的右手和右前臂的静脉分布与这个女孩生父的右手和右前臂的静脉分布做比较，我们在法庭上陈述了我们的发现和建议。因为这是在英国法庭上第一次提交这样的证据，法官和陪审团对于我们的发现是否能作为证据有很大的争议。法官要求陪审团离席，进行预先审查，就是法官或者律师要对证人先进行初步审查，评估这个证据是否可以被法庭采纳。基于手背静脉分布分析是建立在正确的解剖学基础上，并在生物测定行业有过研究历史，虽然很短暂，但法官判定采纳证据。所以审判继续进行，我们向法庭提交了证据。毫无疑问，被告律师对证据进行了反复询问，但我们的结论是站得住脚的。
当陪审团给出无罪的结论时，我们都非常惊讶。除了她的父亲，还有可能是谁呢，谁还会有跟嫌疑人如此相同的手部和前臂静脉分布，谁还会在凌晨4点半进入一个少女的房间。但是作为鉴证专家，我们没有立场去说服陪审团，或者质疑他们的结论。在法官的带领下，他们是事实的审判者，最终的决定者。
我们能做的，当时也做了的，是询问律师，是不是因为这个不常见的技术，或者是我没有向陪审团清晰地解释这项技术，才导致这样的审判结果。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律师认为我们的证据并没有对最终的结果起到关键的作用。她的感觉是陪审团就只是简单地不相信这个孩子。也许他们觉得这个孩子并没有很痛苦悲伤，又或者是她的行为举止让人觉得她说的不是实话。所以，被告被无罪释放，继续生活在他被指控性侵的房子里。
那个女孩后来怎么样了，我并不知道，但我总感觉也许当初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在一个案件中，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提高我们所提供的证据的质量和可信度，那就需要我们提高科学技术的精准性和稳定性，这就是我们着手要做的事情。塔玛西亚的研究有一定的道理，我们想把他的研究成果运用到猥亵儿童案件的照片分析当中。
成年人不但残忍地辜负了儿童给予我们的信任，而且拍摄和传播猥亵儿童的照片是千禧年以来增长最快的犯罪行为之一。我们决定沿着维萨里和塔玛西亚的足迹，进一步研究人类手背静脉血管分布的差异。因为手背的部分，是恋童癖们最容易在照片中显露出来的。2007年至2009年之间，我们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在这期间，邓迪大学为英国境内近550名警察提供了DVI培训课程。我们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协助我们建立一个数据库，这样我们就可以研究手部静脉分布的差异性了，基本上全部警察都答应了我们的请求。
我们不仅仅研究静脉血管的差异，我们还开始将伤疤、痣的位置，皱纹，关节处的皱痕等“软性”生物特征也纳入研究范围。我们发现，如果把这些不同的特征联合起来，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区分个体。我们在红外线及可见光下给每一位警察拍照，记录他们的手、前臂、上臂、双脚、双腿，以及大腿的特征，这些录入的数据作为一个特别的数据库，加快了我们的研究进程。
我们得到了许可，我们进行了研究，我们写了论文，我们为100多起儿童性侵案件提供了帮助，我们帮助排除无辜的人，我们为惩治有罪的人提供证据。我们大部分时候是和英国警察合作，但现在也有很多案件是来自欧洲大陆，甚至遥远的澳大利亚和美国。当我们得到某个案件的信息时，警察基本上已经锁定犯罪嫌疑人了，而且也有比较充分的证据给这个刑事案件定罪。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被告通常都会宣称自己无罪，或者在律师的建议下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要求行使被告人沉默权。在我们接手的案件中，因为我们提供的专业分析，有超过82%的案件的被告最后都认罪了。
这样的结果非常重要，因为这就意味着案件不需要再走庭审的程序。这不单可以省下大笔的公共资金，更重要的是，受害者不需要再向法庭提供自己被性侵的证据，因为作案者可能是他们的父亲、母亲的男友或者熟人。我们很高兴能为这些案件的量刑做出一点贡献。我们参与过的案件，罪犯们被判处的监禁年限总和已经达到了几百年，包括很多终身监禁。我认为他们对这个社会最柔弱的群体犯下的是最卑鄙、最不可饶恕的罪行。成年人没有任何权利剥夺孩子们的纯真。
我们的成功最要感谢的是解剖学，在这门学科里，死者继续向生者教授知识，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贡献出了自己的身体，还因为维萨里和塔玛西亚为我们留下的知识遗产。
第十三章
遗体捐赠消除恐惧的最佳方法
我认为，学习和教授解剖不是从书本着手，而是从实际操作入手，不是听从哲学家的原则，而是遵循自然的构造。
——威廉·哈维
医生，《心血运动论》（1628）
死者在进入他们最后的安息地之前，需要一个暂时的落脚点。那些选择为我们解剖部捐献遗体的人，将一个安静的等待室作为落脚点，因为这里有一群真正关心他们的人。为了显示对我们解剖工作的信任，我们部门的很多工作人员都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等到死亡降临时，他们会再回到这个他们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老师——当然我们希望这是在他们享受了很长的快乐的退休时光之后。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遵循了这门学科的惯例：死亡之后，依然可以延续生时的工作。
我们从事的与死亡相关的工作也许看起来很恐怖，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捐赠者通常都非常幽默。一位年长的绅士被自己的玩笑逗得很开心，他说：“像你这样年轻的姑娘居然想要我这把老骨头。”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的玩笑话。也有很多人认为死后捐赠遗体是为了让身体发挥更大的作用。请允许我分享塔莎·邓洛普说的一段话，她在给我们写的信中讲述了她父亲——一位寡言少语的普斯郡农民的故事。
我的父亲邓洛普，患骨癌晚期4年了。他曾经那么精神抖擞，现在却奄奄一息了。我不敢想象他的遗体对科学还有什么用处。事实上，我甚至不确定现代科学是否还需要用尸体，也没有人说起过还可以捐赠遗体，机器人不是已经代替尸体了吗？但是我的父亲很固执，他说：“尸体是很难看的东西，你不会想要把我放在什么地方，而我没有办法忍受葬礼，肯定会有哪个医学院想要我的尸体的。”几张表格，一个见证人签字，一周以后他终于如愿以偿了。邓迪大学接受了他慷慨的馈赠，他笑得合不拢嘴。
邓洛普先生是一位少言寡语的普斯郡农民。他一辈子辛勤劳作，死后也继续为我们做出贡献似乎很符合他的风格。虽然我们的捐赠者可能都很看得开，但家属们却没有那么容易接受。一位女士的丈夫将自己的遗体捐赠给了我们部门，她曾经请求我好好“照顾”他，因为她实在没法完全理解丈夫的决定或者说遗愿。
将自己一生挚爱之人的遗体交给陌生人，确实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我们把照看好这些遗体作为我们的责任。事实上，我们这个学科，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就是人类解剖和可供解剖的遗体。我们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护并细心呵护这些遗体，因为他们选择通过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人体，在死后还继续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那位遗孀一定通过了解我们而打消了疑虑，因为等到她的丈夫举行完形式上的葬礼后，她自己也填写了捐赠申请，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
当我搬到邓迪大学时，我们保证每个学生都有机会操作全身解剖。但对于大多数的大学校长来说，解剖学是一门死学科，因为它不会有远期的经济效益，所以是一种很昂贵的奢侈品。现在，很多医学院都不再对解剖课程进行投入了。管理者或许被越来越多的现代科技提供的增强现实或虚拟现实的情境所吸引，他们认为这些方式更加适合现代社会对教育的短暂关注。但是，如果认为解剖学已经没有什么新的知识可学，操作流程也不需要改进和发展，那就是严重低估了解剖学对其他众多学科的作用。在一个懒惰的世界里，宣布一个学科的死亡要比想办法让它重获新生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