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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成这本书，我们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首先，我们需要收集近300年来就这一主题在别处出版过的著作或发表过的论文。然后，我们需要挑选能证明我们观点的标本，如果没有标本，我们就需要自己研究。很快，我们就意识到迟迟没有这样的教科书问世的原因，这样一本书实在是太折磨人了，而且写作的速度很慢。在整个图书写作的筹备期间，这本书成了我们生活的主题。
我们的书最终在2000年出版，叫《发育中的青少年骨科学》（Developmental Juvenile Osteology）。这是一本很厚重的书，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并不会让人手不释卷。在书中，有200多块骨头需要我们确认，但在创作过程中，我们写得津津有味并获益良多，它成了我们职业生涯的代表作。当我接到路易丝的电话，她总是激动地问我“你知道……吗？”或者“我终于知道……是为什么了”。我享受这样的时刻。这些让人惊喜的发现，一些可能是我们的理论没有涉及的内容，但因为我们一起研究学习，慢慢地，我们找到了这些内容之间的联系，并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理论，这也让我们俩感觉非常骄傲。
1999年，当我在科索沃进行第一轮法医鉴定时，这本书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让我们困扰不已，我们没有找到可以显示肩胛骨下角生长中心的标本。
我得承认，我在科索沃时，只有路易丝接到了我从那里打出的为数不多的卫星电话，而汤姆和女儿们都没有这样的待遇。在维利卡·库鲁沙的一个临时停尸间里，我看到了我们梦寐以求的标本。对此我们都兴奋极了。我被允许拍照，照片也可以用到我们的书中。但可惜，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书中其他的插图都是干净的白骨，而这一个，却还有一些组织在上面。我很高兴现在书里的插图都不是彩色的，否则这张图片看起来会有点吓人。但从教学的角度来看，这张照片是无价的。
等到这本书终于出版，我已经回到苏格兰好几年了，路易丝也已经退休，我即将第二次前往科索沃进行法医鉴定。那时，我和路易丝估计是这个地球上最了解儿童骨骼的年龄变化特征的人。我的奶奶，她让我相信命运，她经常说，我们在特定的时间去到一个特定的地方是有原因的，而这个原因跟我们自己的计划、选择、欲望都毫无关系。我们出现在那里，是命运的旨意，多半是为了帮助某个人。而就我个人而言，恰好当我掌握了各种解剖学知识的时候，我去到了科索沃，对此唯一能解释的就是命中注定。
2000年，分配给我们的其中一起犯罪案件，是一起家庭灭门案。在与塞尔维亚的战争中，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尽可能逃离城镇和乡村，为的是远离塞尔维亚军队，这些军队一般在人口密集的区域更活跃。1999年3月的一个早晨，这家人从村外去就近的镇子取一些生活用品。父亲开着拖拉机，其他的家庭成员坐在后面木质的拖斗里。在没有得到任何警告的情况下，拖车被山腰发射过来的火箭弹击中，车身被炸得粉碎。而这位父亲的11名家庭成员无一生还，包括他的妻子、妹妹、年迈的母亲和8个孩子，最小的孩子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最大的是一对14岁的双胞胎男孩。
当这名男子从拖拉机上爬下来时，拖拉机和拖斗已经被炸得脱了节。这时，他被一名狙击手击中了腿部，血流不止，他爬到灌木丛中躲了起来。他将自己的腰带绑在伤口周围止血，同时意识到自己的家人可能已经全部遇难了。他焦急地等待着天黑下来，希望可以悄无声息地返回去，即便狙击手还没有离开，在昏暗中他们也无法看清他。他知道，如果他不去收拾家人的遗体，他们会被成群的野狗分食，他绝不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
当他感觉可以安全地从灌木丛中爬出来时，他开始寻找家人的遗体。除了小婴儿的遗体是完整的，其他的家人全部被火箭弹炸得支离破碎。因为炸弹的破坏力，以及他沉痛的悲伤，他没有办法找回家人的全部遗体。他告诉我们，他只找到了他妻子右半部分的身体，12岁女儿的下半身。正如我丈夫所说的那样，怎么会有人在那样的情况下还能想到要做这件事情，还能有勇气做这件事情。他是在哪里得到的巨大的勇气，无穷的力量，去履行对挚爱之人的庄严承诺。我的丈夫——汤姆，和普通人一样，觉得经历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痛苦了，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再生活下去，他觉得自己很有可能就在现场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这个男人没有这样做。在他不断失血的情况下，他在昏暗的草地上寻找家人尸体的决心变得越来越弱，但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当他把所有能找到的遗体都堆放到一起后，他用从废墟里发现的铁锹埋葬了他的家人。他找了一棵很特别的树，作为家人的安息地，他希望如果有一天他再回来时，他还能找到这里。经过数小时的艰难奋战，这个筋疲力尽的男人最后将小婴儿的尸体放在了所有不完整的尸体上面，埋葬了他们，并为他们的灵魂祈祷。
一年多之后，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的调查员将这里作为案件的事发地点，对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总统及他的高级官员提起诉讼。调查员们认为这起事件是针对这名男子及他的家人的蓄意屠杀，是不合法的战争行为。这名男子，在经历了那场事件后，依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他带着调查员们找到了他埋葬家人的地点——那棵特别的树下，并允许他们挖出尸体。他不但想要为自己的家人及其他阿尔巴尼亚人寻求正义，也害怕因为他的家人的尸体已经混合在了一起，神灵没有办法区分他们，安抚他们的灵魂。只有等他确定家人们安全地与神在一起时，他才能放下心来。他着急地想要将家人重新下葬立碑，以便他们的灵魂能从残酷的世界里被解救出来。
挖掘尸体的时候我不在现场，但我已经意识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怎样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需要将这些损坏严重、腐烂严重的尸体与11个人一一对应起来，其中8个是儿童，并且还要符合国际上证据采纳的标准。同时我们希望能够完成这名男子的心愿，尽可能地辨认出他的家人，毕竟他已经失去所有。
在停尸房里，我们以为会有11个装尸体的袋子，但实际上，所有的身体部分加起来只装满了一个半袋子。这是在那噩梦般的一天中，这个男人所能找到并埋葬了的全部尸体了。这些尸体严重腐烂，虽然还有一些软组织，但大部分都是一块块溶解严重的组织包裹着骨头。检查这些尸体本身就是非常困难和痛苦的任务，更别说这些尸体还被破坏得如此严重。我们觉得没有必要让整个团队都留下来，因为他们就算留下来也是站在那里观看。所以我们决定给他们放一天假，只留下我、停尸间的技术人员、摄影师和放射技师，看看我们一起能做点儿什么。
我们在地上铺了12张白布，其中11张白布是为11名逝者准备的，标注上了他们的年龄，另外一张放置我们不能完全确定身份的死者的身体部位。DNA技术在这个案例里也不能帮我们什么忙，因为这些死者都是来自同一个家庭，而且我们也没有用于比较的DNA参考数据。即使我们有标本，所有的尸体埋葬在一起，身体各部分相互污染，也让提取可靠的DNA变得机会渺茫。所以我们只能用最传统的解剖学方法来判定每一名死者。因为这里面大部分是儿童，所以在当时的情形下，我和路易丝应该是最符合要求参与这项工作的法医人类学家。当时我在科索沃，路易丝在伦敦，但只要我需要她，她总是在电话的那头支持我，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
一开始，我们给这两个袋子做了X射线检查，以防有意想不到的炮弹或炸药。图像显示并没有其他的危险装置，阴影处显示的是杂乱的身体部分，就像阴森复杂的人体拼图。打开第一个尸体袋时，放在上面的，是那个还穿着蓝色睡衣的小婴儿。虽然他腐烂得非常严重，但他仍然是一具很完整的尸体，可以将他直接放在一旁的白布上，而且我们非常肯定，他就是那个6个月大的婴儿。
而确定其他的尸体，我们就需要一块骨骼一块骨骼地检查，并且将附着在骨骼上的腐烂组织清除掉，以便确定它是哪一部分，以及骨骼的年龄，然后再将这些骨骼放置到对应人名的白布上。我们先确定了女性的骨骼，这家人的奶奶因为基本没有牙齿，而且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和骨质疏松症，很快就被确认出来。然而确认另外两具年轻女性的尸体就没那么容易了。这两人中年纪大的一位，我们只找到右边身体，根据这家父亲的描述，应该就是他的妻子了。
当我们确认儿童的身份时，如果我们的分析正确，根据他们年龄的差距，应该没有两副相同骨龄的骨骼，但那是在我们开始确认那对14岁的双胞胎男孩之前。我们找到了12岁女孩的下半身，确认她相对容易。虽然并没有找到太多3岁、5岁、6岁、8岁孩子的骨骼，但我还是在这堆杂乱无章的遗骨里确认了他们各自的身份。
除了两个双胞胎男孩，每一张白布上都有或多或少的死者遗骨。然后我们找到了一部分上身和手肘以上的手臂部分。因为只有这对双胞胎是14岁，所以我们确定这些身体部分就是他们两人的。但我们该如何区分他们呢？我们发现有一双手臂的上部还附着有米老鼠图案的背心，所以我们让在场的警察兼翻译向这位父亲询问，看看他是否知道当天是哪个孩子穿了这样的衣服。虽然我们并没有告诉这位父亲这个孩子就是双胞胎男孩中的一个，我们甚至都没有说这是一个男孩，但他明确地告诉我们，双胞胎男孩中的一个是米老鼠的粉丝。有了这个信息，我们试着将两个双胞胎区分开来。
那是漫长的一天，我们几乎没有间断地工作了12个小时。我们尽己所能地利用手边的资料来确认他们的身份。终于，11张白布上分别放置了11位受害人残缺的部分尸体。每一名死者，至少有一部分身体组织是我们能完全肯定属于他（她）的。通过孩子父亲的描述，根据年龄的不同，我们得到了一份名单。然后我们将那些无法辨认身份的身体部分单独分装到一个袋子里。当局要求我们必须将双胞胎男孩的尸体进一步辨认出来，否则不允许我们移交尸体。我的同事史蒂夫·沃茨跟他们争论了起来，我们向他们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办法更进一步辨认出双胞胎男孩的尸体。我们晓之以理，当局终于接受了我们的意见。
当我们向这位幸存的男人移交尸体时，每一个殓尸袋上都有了一个名字。翻译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我们才能被当地人接受，也是他们跟这些受害家庭联系交流，提取证词，同时又把我们的发现再转告给这些家庭。在科索沃的每一个工作日，他们都要强迫自己不被所见所闻惊吓到。
我的原则是在工作中不能掺杂个人感情，否则就无法专业地完成任务。但是在这起案件中，因为双胞胎的事情，我觉得自己有点越界了。我们感觉跟这个家庭有一些特别的连接，因为这些连接让我们更有义务做好辨认工作，也许是因为大部分的受害者都是儿童，也许是因为这位父亲在这样悲惨的境遇里表现出来的巨大勇气和高尚的尊严。做好我们的工作，是我们唯一能安慰生者的方式。我们知道，再没有更先进的科学测试能比我们的方法更精确地辨别出死者。
就是这样，通过翻译，我们试着向这位父亲解释为什么这些袋子都没有装满，为什么还有第12个袋子装着无法辨认身份的尸骨。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恍如隔世。那是感触良多的一天，身体上，精神上，我们都疲惫不堪。当这位父亲跟我们握手致谢时，我们实在想不出，我们做的这些工作有什么值得感谢的，但正如我的奶奶说的那样，命运自有安排。
我们都心情沉重，因为我们没能将这11个人完整地辨认出来。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安慰这位可怜的父亲，告诉他我们已经成功地确认了他的11位家人，这确实会带给他莫大的慰藉，但这不是一次人道主义的任务，这是为了惩治战争罪犯的法医鉴定。我们不能只是为了工作好看，或者出于同情，就将这些尸体随意归置，那是违背职业操守的行为。我们必须保证，如果这些证人将来还要再被审查一遍，每个袋子里装着的死者就是我们现在得出的专业结论。
如果不是因为写书所积累的关于青少年骨骼的知识，我们不可能那么顺利地完成我们在科索沃的工作。那一天，我完整地将我和路易丝这10年的筹备工作运用到实践中，并且更加深刻地明白了我们写作的重要性。虽然我身处科索沃，但路易丝一直都在我的脑海里，一遍遍地提醒我要检查细节，记录笔记，查对清单，在得出结论前做到滴水不漏。
在科索沃的工作责任重大，也收获颇丰。怎么就刚好在那个时候让我接手了这份工作？也许我奶奶理解的原因是正确的：一切都是注定的，我到圣托马斯工作，与路易丝搭档，一起写书，都是为了我能在科索沃有所作为。而且，我们的这本书，也许还能让别的法医工作者在其他困难的情形下给逝者家人带去一点安慰。我想，即便我们再也不会用到这本书中的知识，在2000年，也就是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年，在科索沃普里什蒂纳的一个停尸间里，这本书已经为我们的法医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就已经足够了。每一次我看到这本书的封面时，我都会想起那位父亲，以及他的孩子们。我想这本书就是我们向他表达敬意的方式。
法医人类学家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怎么面对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我通常开玩笑地回答说，需要很多的酒精和违禁药物。事实是，除了喝点威士忌，我从来没有用过任何违禁药物，而且我现在连酒都不碰了。如果你问我会不会从噩梦中惊醒，会不会难以入睡，我的脑海里会不会有工作中的情形来回放映，我的答案都是——肯定不会。如果你还要追问我，我也还有一些备用的回答，例如，作为法医，要保证公平公正和专业性，着眼于证据本身，而不是从个人情感出发看它代表什么。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被死人吓到过，相反，从来都是活人更让人恐惧。死者，往往都更好预测，也更容易合作。
最近，跟我不是一个专业的同事带着难以置信的语气问我：“当你谈论你工作中发生的事情时，就好像是沏一杯茶那样简单，但对我们来说，那些事情都非常了不起。”这不就是生活吗？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也许在现代，法医人类学家们就是为人类扫清罪恶的人，我们的工作就是解决这些让人不愉快、难以想象的问题，这样一来，其他人就不必再面对这些难题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弱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恐惧之事，毕竟它是人类最古老、最强大的情绪，我们都有害怕的东西。在我的工作当中，有很多次，我都要面对我唯一难以克服的恐惧。这个恐惧从我童年时就扎根在我的心里，我一直努力想要克服它，却一直没有成功。但真正的自我认识通常都是通过接受自身的焦虑、缺点和恐惧实现的。我的弱点就是对啮齿动物的荒唐病态的恐惧。任何种类的啮齿动物——老鼠、田鼠、豚鼠、沙鼠、水豚，我都害怕。
最近，一个资助我们解剖部门的地方慈善机构，非常好心地送给我们一件圣诞礼物。他们给我们赠送了一只叫吉瓦的大老鼠（是的，它还有个名字），是一只非洲巨颊囊鼠。它还是一只英雄鼠，因为能直接在活人身上闻出肺结核，它已经挽救了40多个人的生命。尽管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它完全值得我钦佩和喜爱，但我实在做不到，因为它是一只老鼠。
也许对于一个法医人类学家来说，害怕老鼠，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毕竟我们整天都和死人、肢体，以及各种让人作呕的腐烂物质打交道。我也同意这种想法，但是光是理解并没有任何安慰作用，也不能让我就不再害怕老鼠这个大家族。这种恐惧，一直伴随在我人生的左右，我甚至认为，它还影响了我的职业选择。
我对老鼠的恐惧开始于苏格兰西海岸，美丽诗意的卡伦湖畔。我的父母在那里经营一家叫斯特姆的轮渡酒店，直到我11岁才又搬回因弗内斯。有一个夏天，清洁工们罢工了，所以我们家酒店的垃圾袋开始被堆放在后院里。没过多久，30个房间产生的垃圾，再加上盛夏的温度，后院里开始飘出酸臭味，随之而来的就是这帮毛茸茸的啮齿朋友，它们把这里当成了免费的食堂。我当时9岁，我很清楚地记得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跟着父亲走到后院，他很平静地让我递给他立在墙角的扫帚，我想都没想就按照他的意思做了。
我父亲后来经常发誓说，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相信我，绝对发生过，因为我被这些画面纠缠了一生，并且每次我遇到任何毛茸茸的啮齿动物都会再想起来。我的父亲看到了一只大老鼠，他把它赶到墙角，它看起来实在太大了，把我吓得不行，老鼠自己也很害怕，摆开架势要反抗一番。如果现在我闭上眼睛，也还能记得它闪亮的红眼睛，尖锐的黄牙，长长的尾巴。我发誓，我甚至听到了它的低吼声。我看着它，目瞪口呆，害怕得不能动弹。我的父亲想要把它打死，它上蹿下跳，企图逃跑，为了活命甚至想跳到我身上咬我一口。父亲使劲抽打它，直到水泥地上有了一摊老鼠血，它终于不再动弹了。我不记得我父亲把老鼠扔进了垃圾桶。也许是我太害怕了，从那以后，我就有了这种不健康的、深埋心底的恐惧，对所有鼠类的恐惧。
即便我们搬到了因弗内斯的乡下，我对老鼠的恐惧仍然是一个问题。我们的老房子有很多厚实的保温墙，就像是三明治一样，一面是温暖的室内，一面是野外的田地。所以到冬天的时候，那些淘气的、讨厌的小东西，经常跑到我们家里蹭暖气，在储藏室里找东西吃。晚上的时候，因为害怕老鼠会从床底跳出来抓住我的脚踝，我总是火速爬上床去。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仍能听到它们在屋顶上蹿下跳，有时候老鼠一脚没站稳，我都能听到它们突然掉下来的声音，我总觉得它们会出现在我的房间里，所以我会把毛毯拉过头顶，把自己裹在毯子里不留缝隙，这样就不怕它们跑进来了。
以前，我经常光着脚丫从卧室跑到卫生间，直到有一天，当我轻轻地踩在地上时，我发现自己踩到了一个毛茸茸的东西，而且它还在我脚底扭动尖叫，你们可以想象我当时有多么惊恐，我完全被吓坏了。在那以后的好几个月里，晚上我都不敢离开我的卧室半步，不管我有多想上厕所。
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生物课上我们也要跟老鼠打交道。这次是一个小桶里全装着死老鼠，我们要用来解剖，我宁愿解剖任何东西，也不想去碰一只死老鼠，更别说还要把它从小桶里拿出来。我请我的解剖搭档格雷厄姆帮我拿出一只，把它钉到蜡板上，还让他帮我把老鼠的头和那些恶心的尖牙用纸巾遮住，再用另外一张纸巾盖住它的尾巴，因为我也不敢看老鼠的尾巴。只有这样，我才敢拿起我的手术刀切开它的胸腔和腹部，伸手去检查它的内脏，掏出一个肝、一个胃，或者一个肾脏。
等到要处理老鼠的尸体时，格雷厄姆得帮我把老鼠从蜡板上取下来，再扔回小桶里。（他真的是个很好的朋友。）我就是没有办法用手摸它，再说，我也绝不会成为一个动物学家，或者任何要待在实验室里的研究者。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我之所以选择了人类解剖学，并有所建树，就是因为我实在不想处理死老鼠。
在圣托马斯医院，老鼠的问题仍不可避免，因为这家医院就坐落在泰晤士河的南岸。当我第一次踏进我的办公室，看到每一个房间的墙边上都放着老鼠夹和放在小碗里的老鼠药时，我就知道我在那里不会好过，我肯定还会近距离接触这些鼠兄弟。有一天早上，我来到办公室，走向靠窗户的办公桌，我看到地上躺着一只非常可怕的死老鼠。虽然它大概只有4英寸长，但在我眼里却跟吉娃娃差不多大。我给我们的技术人员约翰打电话，让他立马到我办公室来帮我。他跑上楼，惊魂未定的样子，他一定以为我遭到了什么袭击，结果发现我坐在办公桌上，全身发抖，泪流满面。我指着地上的死老鼠，告诉他我实在没有办法跨过老鼠的尸体跑出去。我就像是被禁锢的囚犯一样。约翰本可以笑话我一番，但他却很善良地没有那样做，而是悄悄地把死老鼠拿了出去，从那以后，也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据我所知，他也没有在别人面前提起过这件事。事实上，我想他应该定期帮我检查过办公室，因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发现死老鼠。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傻瓜一样，但那个时候，对老鼠的恐惧真的是我的软肋。
然后就是在科索沃的时候。当时的停尸间是由一个粮仓改造的，所以这里成了老鼠的天堂，数量众多的老鼠住在这里。每天早上，我都要请求我们友好的荷兰保安队先帮我开门，进去弄出很大的声响，把老鼠们赶跑。如果我知道里面还有老鼠，我根本就不敢迈进大门一步。我能听到这些小东西在管道上跑来跑去，不耐烦地吱吱叫唤。这些士兵对我都非常好，帮我做这件事也没有抱怨。也许是他们看到我工作中需要处理的情况，知道我做的并不是一般的工作，我也不是一个胆小鬼。虽然不合逻辑，但我对老鼠的恐惧是真实的。
最可怕的经历发生在波杜耶沃，普里什蒂纳东北部的一个城市。在1999年初，一个名叫“蝎子”（Scorpions）的塞尔维亚军事组织在这里杀害了14名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据说受害者的尸体被埋在当地的一个肉制品市场里。他们惯用的伎俩就是在受害者的尸体上再掩埋奶牛或马匹的尸体。这样当我们挖掘时，如果一开始没有发现人类的尸体，就会以为这只是动物尸体的掩埋地，或许就不会再深挖下去了。
我们挖掘肉制品市场的那一天出奇地热，我们有一台挖掘机帮助作业，一点一点地清理上层的泥土，直到监督员发现了什么。当时我站在离挖掘洞口很远的地方，在车棚底下遮阳。当我听到骚动准备去洞口一探究竟时，其中的一个士兵急忙叫住我，让我停下来。我看向他，他指着我喊道：“停下，不要看！”我照他说的做了。
原来是挖掘机碰到了预计中的马的尸体，惊动了一窝老鼠，这些老鼠把马尸当成了自己的食物来源。因为挖掘机捣毁了它们的巢穴，这些老鼠都疯狂地逃窜出来，使出它们的“老鼠跑”，想搞清楚遇到了什么危险。直到老鼠都跑光了，那个士兵才给了我一个已经安全了的微笑，并对我说：“到洞里去吧，姑娘。”我站在齐手肘高的腐烂的马尸坑里，虽然这里很臭，但是因为没有老鼠，我安然又平静。
士兵们都很照顾我，也愿意保护我的弱点。如果需要，我并不介意变得很小女生，我很庆幸他们并没有“娇惯”我。事实上，娇惯在我们的队伍里是很稀缺的东西，毕竟腐烂的马尸气味绝对不会像化妆品专柜里最畅销的香水的气味，而那个洞里的味道真的是我遇到过的特别恶心难闻的。我可以告诉你，吃午饭的时候，我非常礼貌而又坚定地要求坐在下风处，因为我身上的气味实在太难闻，我也是有自尊的人啊。
因为工作的极端性，以及科索沃艰苦的住宿条件，在所难免地，每个人的恐惧或脆弱会在某个时间展露出来。短暂的情绪崩溃也是被允许的。最重要的是，自己无法面对时，我们会相互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