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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分类的方法非常重要。因为警方没有办法对每一个申报案件给予同等重视，必须要有一个系统，可以根据险情的级别，将最危险的被申报人排在名单的前面。在这个每个人都有手机的时代，当一个重大事故发生后，警方或者其他部门会接到很多报警电话。比如在2005年伦敦爆炸案发生后，伤亡局就接到好几千个报警求救电话。亚洲海啸发生之后，被申报出现在事发地的英国人就有22 000人，而最终的死亡人数是149人。
经过DVI培训的家庭联络员会去访问排名前列的失踪人员的家人朋友，尽可能地收集失踪人员的个人信息：身高，体重，发色，眼睛的颜色，伤疤，文身，穿孔，还包括他们留在全科医生和牙科医生那里的资料。联络员会寻找可能提取到失踪人员指纹的物品，并从失踪人员的父母姐妹或其他旁系亲属那里提取DNA样本，如果够幸运的话，还有可能从私人物品中找到失踪人员本人的DNA。对于正处在悲痛中的家属来说，收集信息的过程很压抑，所以家庭联络员会尽量在一次访问中收集所有的信息，甚至是多余的信息。这是为了避免二次访问带给家属额外的痛苦，因为将家属反复置于这样的痛苦中会损害他们的信心，影响家属和政府的关系。
所有的信息都会记录到特定的黄色DVI表格（黄色表格代表采集的是被申报人生前的信息，用字母AM表示）中，同DNA样本、牙科记录一起寄到被申报人遇难的国家，交给这里的尸检团队。在当地的停尸间里，专家们从受害者身上采集的信息内容跟家庭联络员收集的一样，并且把信息记录到粉色的表格上（粉色表格表示尸检信息，用字母PM表示）。在信息处理中心，专业团队会将两种颜色的表格信息汇总到一起。如果能通过一级生物标准，即DNA、指纹、牙齿配对，是最理想的。但如果一级生物标准无法采集到或者不全面，也需要通过二级标准来帮助进行身份识别。这个过程很耗时，因为质量把控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判定有误，那就会让两个家庭无法找回自己的挚爱。所以即便耗时也好过鉴定错误，虽然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给出鉴定结果，批判会接踵而至。
我记得在培训期间，有一位看起来很聪明的小伙子问我，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早上填写黄色的表格，因为上面写着AM（AM也表示0：00—11：59这个时间段），下午填写粉色的表格（因为PM也表示12：00—23：59这段时间）。有的时候，真的不只是工作本身具有挑战性！
邓迪大学的培训项目在当时非常独特。在2007年1月签订合约之后，我们意识到，要开展这样一个项目必须要写一本教科书来帮助参加项目的学员学习，而且还得马上抓紧时间编写。到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编写的有21章的教科书正式出版（感谢安娜·达伊和邓迪大学出版社），被发到每个学员的手中。而且我们的网上学习项目也在复活节正式上线。虽然现在看起来有点过时了，但在MOOC（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流行的时代，这是很前沿的学习方式。警员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电脑进入课程学习。根据教科书的内容，我们设计了21个课时，学员们必须按照顺序完成一个课时后才被允许进入下一个课时。在完成一个课时的学习后，警员们需要通过一个多项选择题的测试（我们的学员也把这个叫作多项猜测题）。如果他们答对70%的选择题，系统会为他们开放下一个章节。如他们没有通过测试，就必须再完成一个测试（不一样的问题）。当他们学完最后一个章节时，还会有一个囊括全书的测试。重要的信息已经被嵌入学员们的大脑中，几乎所有的人都通过了测试。强化学习真的很神奇。
等到警员们完成所有理论知识的学习，他们才被允许参加一周的实践课程。在实践课中，我们会模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场。我们的场景设置是这样的：一艘载有很多退休老人的游轮因为天气原因在赫布里底群岛东海岸撞上礁石搁浅，因为大多数乘客身体都很虚弱，所以有很多人遇难。我们在得到皇家解剖监察员和遗体捐献者家属的同意后，将解剖用遗体用到了这次的实践训练中。这是全世界第一次将真正的遗体用到DVI人员培训中，对于我们的警员来说，这是一次印象深刻、铭记于心的经历。这让他们对泰赛德的遗体捐献者又多了一份敬意，还有一些警员想要参加我们解剖部门举行的遗体追悼会，事实上当天他们是身着全套制服来参加的。
警员们要学习如何把尸体从储存地搬运到临时的停尸间，如何拍照，如何记录和检查随身物品和尸体本身，如何获取指纹和其他帮助确定身份的信息。他们学习的内容是法医病理学家、法医人类学家、牙科医生和放射技师的工作。他们要在停尸间填写粉色表格上的所有问题，再和我们完成的黄色表格做对比，找出可能的匹配项。最后，他们会把自己手中的案卷提交给职业的验尸官或者地方检察官——就好像是在庭审中提交证据一样，并根据这些证据判断死者身份的可信度有多高。
我们跟这些来自不同部门的警员之间建立的友谊和互动无比珍贵，我们有很多难忘的回忆，有悲伤的，也有开心的。在最后一周的实践课程中，每个队伍都会根据自己在不同任务中的表现得分。在听到超级大声、超级烦人的风笛电话铃声响起时，典型的英国人的做法就是赶紧挂掉电话，这也是很多小组被扣分的原因。因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快速记下来电的电话号码，然后给来电者回电话询问他们试着联系的人的姓名，这样才可能有助于在短时间内确定死者的身份。
在法医检查电话之前，警员们是不能处理电话的，所以我们有机会作弄他们一下。我们会拨打他们拿到的电话，等他们一发现就挂断。然后我们会把电话放到证物袋里，等着铃声响起。看到他们手忙脚乱地想要在号码消失前记下来，真的很好玩。尽管这个任务很艰巨，但也提高了他们的反应能力。
我们有时候也会淘气一下，把一些不太可能出现在死者身上的物品放到死者的身上，比如在男性死者的裤子口袋里放一支口红，或者在秃顶死者的口袋里放一把梳子。有的警员可能从已经完成培训的同事那里听说了我们惯用的伎俩，就很容易完成任务，还有点小得意，所以我们必须要更有创意，在他们很难发现的地方设下陷阱。我们无法教会学员处理所有出其不意的情况，但我们可以把出其不意带到他们的培训中。
在一个小组参加测试时，我们在装尸体的袋子里放了一个假的手榴弹。虽然这个情节不太符合退休老人游轮这个场景，但这并不重要。这个训练的目的是设置一些突发事件，看学员们的反应。我们坐下来观察学员们的表现。当他们发现手榴弹并警示我们时，我们吹响喇叭，摇响警铃，在混乱中把停尸间的所有人都撤离了现场。一开始，他们觉得这只是一个很蹩脚的噱头，所以很冷淡地穿着白色的工作服等着“防爆人员”到来。他们应该相信我们“整蛊”的能力才对。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们一等再等，开始焦急起来。因为他们的测试是有时间限制的，而且他们也不能敷衍了事地收集死者的信息，这些都是要算入总分的。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手足无措，汗流浃背了。
当我们认为他们等的时间已经够长，我们发出安全的信号，他们可以返回大楼。他们一边抱怨一边飞快地跑起来，以便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分配的任务。他们现在一点都不敢怠慢了，全部精神集中，压力倍增。我们的整蛊还没完呢。麦克，我们的高级停尸间管理员，拦住了他们，问他们这是在干什么。他们齐声回答：“回停尸间。”
麦克回答：“这可不行，你们穿的衣服已经被污染了，必须全部脱下来才能进去。”
到处都是抗议声。（有人说道，我只穿了内裤啊！）不好意思了，同志们。当40位之前还得意忘形的警员全部脱下工作服，只穿着内裤背心冲进大门时，我们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狡黠的笑容。（幸好没有其他人员突然出现，否则不光是学员会不好意思，我们也会面红耳赤。）但经过这一次，他们就会记得把工作需要放在安逸的前面。他们不会再轻视我们了。而且这也更加说明，面对重大伤亡事故，唯一能预测的就是它的不可预测性。这些警员要面对的是空难、火车事故、恐怖袭击和自然灾害，面对严重事故、劫后创伤，他们必须行动迅速，手法专业。最后我们请所有学员喝啤酒，他们也大度地“原谅”了我们。
培训的第三部 分，我们要求学员自己选择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伤亡事件，用论文的形式分析评价这次事件中DVI在哪些方面起到了作用，在哪些方面没有起到作用，如果是他们自己参与其中，会怎样完善这些措施。写完这样一篇论文，他们就已经达到研究生水平了。你们没有听到他们当时的抱怨。“我们为什么要写论文？我们都已经不是学生了。”他们大喊抗议道。但过后，大部分的学员还是觉得这篇论文是值得一写的。写论文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在书本上、实践训练中学到的知识。这个重要的评估让他们在这个他们已经献身的行业更有学术上的建树。他们都动力十足，也非常喜欢这门课程。
有一些警员的论文调查特别充分，我们将这些论文收录到我们的第二本教科书《灾难受害者身份识别：经验与实践》（Disaster Victim Identificatio：Experience and Practice）中，并把所有版税捐给了警方的COPS（生还警察援助）慈善机构。其中有一章就是南威尔士警察局的马克·林奇写的1996年阿伯凡矿难。这次悲剧事件，和派珀阿尔法油气平台爆炸事故、“伯爵夫人号”游轮撞击事件一起，成为学员们最爱选择的三次灾难性事故。（倒是有一位学员写了维苏威火山爆发事故，但并没有太多DVI分析。）
大家热衷于写阿伯凡矿难事故不仅是因为它是那个年代实践经验的典型范例，还因为它体现了没有现代尖端科学技术的帮助如何救援的过程。当时体现的水准，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每一位把这次事故作为论题的警员都被当时的救援过程深深地感动了，尤其是那些本身就来自矿区的警员。这次事故告诉我们，DVI并不是才兴起的事物，我们是站在先辈们的肩膀上才有今天的成就，他们用实事求是、高效迅速、心怀慈悲的态度面对艰巨的任务。
事故发生在南威尔士阿伯凡的矿区里，半山腰上的一座煤渣山突然倒塌。这座煤渣山编号为7，几乎都是“残渣”，这些经过过滤的细小煤渣堆在一股泉水上面。1966年2月21日早晨，因为连日的大暴雨让泉水水位暴涨，超过15万立方米的煤渣倒塌后，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沿着山腰流下去。9点15分，潘特高小学的学生和老师正准备上课，这是他们期中假前最后一天上课，突发的滑坡事故把整个教学楼淹没在9米深的泥浆里。
警察和急救人员在10点达到学校，附近的矿工听到警报声后也拿着工具跑到学校帮助救援。当他们赶到学校时，村民们——大多都是学生家长已经开始徒手扒挖煤渣。这是第一次现场直播的重大伤亡事故，10点半，BBC开始现场直播，其他媒体也悉数到场。一位救援人员回忆，当他在全力挖掘救援时，他听到一位摄影师让一个小孩为自己死去的朋友痛哭流泪，这样他就能拍到“满意”的照片了，这个场景让他非常难过，并决定对媒体保持沉默。听到他说这些话，我想起了自己在科索沃的经历。
梅瑟蒂德菲尔德警察局迅速展开搜救工作。这个阶段，营救生者是救援工作的主要任务，根据具体情况，这个过程可能是几分钟，几小时，几天。在现代救援工作的程序里，这个时候第二个阶段也即将开始，那就是搜寻尸体，法医人类学家开始参与到救援工作中。
救援小组在离学校200多米远的贝萨尼亚教堂设立了一个临时的医疗救助点。但因为11点后就没有再发现生还人员，救助点很快变成了临时停尸间。教堂的祭衣室成了军队志愿者和失踪人口局的据点，还放了200口棺材。因为遇难者死亡原因一目了然，所以没有必要进行尸检，但是确认尸体身份却是很紧急的事情。验尸官和他的团队，再加上本地的两名医生、学校没有受伤的老师一起，确定遇难者的身份。
从泥浆里挖出来的尸体会被人用担架抬到贝萨尼亚教堂，在临时停尸间做登记，每一具尸体都会有一个对应的参考数字，钉在死者的衣服上，一直跟着它。每个死者对应的参考数字和一些基本的身份信息、性别、是否成年等一起储存在了电脑的参照系统里。116具孩子的尸体，根据性别不同，放置在教堂两边的长凳上，用毯子遮盖。一位停尸间的助理将死者脸上的泥灰洗干净，以便三位老师帮助做初步的身份辨认。亲属们在教堂外面排着队，耐心地等待了好几个小时，一次一个家庭进入教堂，认领死者。一旦确认身份，尸体就会被搬运到另外一个小一点的加尔文卫理公会教堂，直到当局允许安葬死者。只有15名死者因为受伤太严重比较难辨认，但最后也通过牙科记录完成了身份认定。
灾难事故发生后的正确做法应该是救援伤者，寻找死者，进行身份认定和预防进一步灾害的发生。因为从长远来看，这一切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只要受害者还记得，只要这个社会还记得。阿伯凡事故发生50年后，还有受害者受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困扰。当时，在这样一个坚韧保守的工人阶层社区，承认做了噩梦都会被看成是懦弱的表现，所以大家希望幸存者也能“忍忍就过去”。但现在，我们认可心理治疗和咨询的作用，也了解压抑创伤会对身体和精神产生长久的副作用。DVI的践行者更明白要避免给生还者和遇难者家属增加额外的不必要的伤害。
这个必要的认知是肯尼斯·克拉克法官在1989年“伯爵夫人号”沉船事件发生后提出的。肯尼斯法官主持了一场针对验尸官在这次事故中死者身份认定操作的听证会。他在2001年发表的报告中提出了36条完善操作流程的意见，这让人们又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有100多年历史的验尸系统。最大的改变就是引入了一个新的警察职位——高级督察，这个职位负责整个身份认定的过程。
这个悲剧发生在泰晤士河上一艘叫“伯爵夫人号”的游轮上，当时船上正在开生日派对。游轮被“鲍伯利号”挖沙船撞击了两次，第二次撞击让它完全沉入水中。那些被困在甲板上的人只有很渺茫的生还机会。
搜救队用了两天才把遇难者尸体和沉船打捞起来。尸体首先被转移到一个警察局，在这里，25位遇难者的尸体被他们的亲朋好友通过面容认定身份后带走。验尸官指示不让家属指认死者，因为这些尸体在水中泡的时间太长已经开始腐烂。事实上可以通过指纹对比、牙科记录、衣服、饰品和生理特征等方法确认死者身份（当时DNA数据库还在起步阶段）。所有的遇难者都被进行全面的尸检。现在我们肯定会质疑这样的做法，因为跟阿伯凡事故一样，死者的死因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进行指纹对比，威斯敏斯特的验尸官采取了从手腕处切下死者手掌的方式采集指纹。克拉克法官严厉地批判了这种做法。而切割手掌竟然成了当时DVI最主要的工作。只有验尸官有权利处置尸体在当时是不成文的规定。51名死者中有25名被切下了手掌。直到三周后，所有的死者身份都确认之后，尸体才被移交给家属。很多死者家属都表示，不让他们查看自己的亲人让他们非常难过。这样的做法也增加了家属的愤怒，有的家属还质疑身份鉴定的可靠性和政府的办事方法。家属们强烈要求举行听证会，终于在2000年，事故发生11年后，他们如愿以偿了。
在法官的众多建议中，有好几个建议都是针对切割手掌的必要性，还有就是有关部门不愿意让家属自己决定要不要见自己的遇难者亲属。而且还有三名死者的手掌并没有随遗体一起转交给家属。有一对手掌在1993年，也就是事故发生4年后在一个停尸间的冷冻柜里被发现，在没有通知近亲和取得同意的情况下被处理了。正因为家属不被允许见自己的亲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亲人被过度尸检。12年后，得知这个信息，对遇难者家属来说是沉重的打击。
克拉克法官还建议相关部门向家属诚实地公布确切的信息，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就应该向家属公布一次。王室法律顾问查尔斯·哈登，也是“伯爵夫人号”行动小组的法律代表，说道：“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有原因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展开救援工作的人和监督这项工作的相关部门就应该履行一项特殊的责任，保证死者得到应有的尊重。这是逝者和生者的合理诉求，也是这个社会的最高要求。”
我们的DVI培训课程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和警员们一起讨论我们能从历史经验中学到些什么，在那样困难的环境下，哪些工作是值得肯定的，哪些还有不足，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改进工作方法。如果说阿伯凡的救援工作是一个好的示范，那么“伯爵夫人号”沉船事故就有很多不足，尤其是切掉死者手掌这个做法，我们应该从以前的重大伤亡事故中学到经验教训。在克拉克法官的全部陈述中，印刻在所有DVI工作者脑海中的是：我们必须要清楚，判定死者身份的方法要尽可能地避免不必要的侵入式操作、毁容或肢解，不能因为鉴定身份就切割死者身体，除非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法医工作者经常都会采取他们认为对死者家属最好的方式，比如，不让死者家属看到很恐怖的画面。在过去，如果尸体开始腐烂，或者是在大火或爆炸中毁坏严重，残缺不全，我们会建议家属不要看。但是我们根本没有权力替家属做决定，更不应该强制要求他们看或者不看。这具尸体不是我们私有。我们不可能预计至亲好友在面对一具躯壳或者腐烂残缺的尸体时会有什么反应。所以，如果一位母亲想看她孩子最后一眼，想再握一次他的手，一位丈夫想最后一次亲吻妻子的遗体，一位兄弟想安静地跟自己的手足待一会儿，我们能做的，只是告诉他们可能面对的情景，然后提供帮助。
今天我们将阿伯凡事故叫作封闭型事故，在这样的事故中，死者的名字是已知的，人数也明确。“伯爵夫人号”沉船事故叫作开放型事故，所以DVI工作会变得更加复杂，需要克服更多困难。工作人员一开始并不知道死者身份、死者人数、伤者人数，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生还的伤者情况危急，根本无法帮助确认死者身份。“伯爵夫人号”沉船事故就没有权威的乘客名单，一开始也不知道失踪人员的数量。
如果开放型事故是由恐怖活动造成的，工作的优先级可能会有所改变。但是DVI的工作程序是不变的，可能处理尸体和取证的方式会有不同。在2005年7月的伦敦地铁袭击案中，自杀式爆炸袭击者在伦敦地铁不同的位置投掷了三颗炸弹，第四颗被放在了一辆双层巴士上，总共造成56人死亡，包括4名恐怖分子，784人受伤。虽然鉴定死者身份很紧急，但第一要务是帮助生还者，第二是鉴定凶手身份。
这个可能听起来有点奇怪，在处理英国发生的这次自杀式爆炸袭击时，政府完全遵照了恐怖主义大型灾难事故的处理章程。凶手在事件中是否已经死亡非常重要。追踪恐怖分子的犯罪网络，避免连环恐怖事件的发生，才能尽全力阻止进一步的恐怖袭击。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确实是连环袭击，但不幸的是，在这起案件中，爆炸事故之间时间间隔太短，没有办法找到作案的同伙。
2005年，英国的DVI才刚刚开始，而到2009年，已经达到世界领先地位了。我完全不敢想象，在亚洲海啸过后我壮着胆子给政府写的信竟然起到了作用。不但如此，这封信还帮助推动建立了英国的DVI专业后备力量。我非常骄傲，因为我们的DVI项目还将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经常都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在内心深处我相信这很重要：我们不要忘记，灾难的发生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所以当下一次灾难来临时，不管它是大是小，我们可以尽我们所能地应对。在当今的世界，暴力悄无声息地滋生发展。英国第一位DVI指挥官格雷厄姆·沃克告诫我们，恐怖分子只需要运气就能完成他们的任务，我们的调查部门不能靠运气，每次都必须找出真相才能保证民众的安全。我们都希望世界美好和平，但这很不切实际，所以我们需要准备好迎接所有的不测风云，同时祈祷这些准备永远都用不上。但如果灾难来临，我们的反应可以向世界表明，我们的仁慈可以战胜所有人性的恶意和自然的破坏力。
[1]位于英国伦敦中央的历史性建筑，完工于1912年。——编者注
第十二章
正视死亡除了恐惧，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人类惧怕死亡，就如同孩子恐惧黑暗一般。
——弗朗西斯·培根
哲学家、科学家（1561—1626）
同我的导师兼朋友路易丝·朔伊尔一样，我也对人体解剖学有着极大的热情。不仅如此，因为她的帮助，我还在伦敦圣托马斯医院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当时我正忙于撰写我的博士论文，路易丝打电话跟我说圣托马斯医院有一个解剖学讲师的职位空缺，我应该去申请。
当我真的得到这份工作的时候，我比谁都惊讶。主面试官，一位德高望重的神经学教授，明确表示想要一位有生物化学学位的候选人，并对我这个不合格的“人类学家”嗤之以鼻。我知道是系主任米歇尔·戴教授最后的提问一锤定音，帮助我得到了这份工作。他问我下午是否可以去他的解剖室教授臂丛神经。我说当然可以，就这样，我得到了这份工作。从那以后，我在面试别人的时候也很多次用到了这个策略，不但如此，我还结合自己求职面试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策略。在邓迪大学，我向求职者们也提了同样的问题，当他们回答可以教授臂丛神经时，我让他们先画出来。臂丛神经，就是颈部到腋下的一束神经丛，看起来有点像一盘意大利面。我很庆幸当时米歇尔并没有叫我当场画一下，否则我就要露馅儿了。当然，我现在会画了。
几年之后，当盖伊和圣托马斯医院的两个部门合并之后，那个面试时对我嗤之以鼻的人也最终成了我的老板。我很荣幸能在他的系里面教授多年的解剖学，但我觉得他一直也没真正原谅我，因为当我1992年要离开时，他感谢我多年来所做的一切，却叫我萨拉，可见我在他那里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但我很庆幸在圣托马斯遇到了一群真正优秀的同事，我们至今还是朋友。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与一位女士合作关系的开始，她是我所知的把解剖学知识忘记得最多的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朋友，而且她还是我灵感的源泉，我的良师，我们的友谊已经超过了30年。
1986年，当我和路易丝设立英国第一个法医人类学教学培训项目时，每每需要分析儿童遗骨，她总是不厌其烦地抱怨我们没有教科书可以参考。我通常会建议她自己写一本，而她却叫我管好自己。她对我说这些话时，就像是一位女校长在训斥一个顽皮的孩童，（“天啦，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你能不这样吗！”）大概有4年的时间，我们都是这样争论着，最终我决定叛逆一次，换一套说辞，对她说道：“为什么我们不一起写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