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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两年我们在科索沃犯罪调查现场的工作中遇到过很多次这样的集体葬礼，但没有哪一次像第一次在贝拉·舍维卡那样让人感慨。
我在1999年又去了科索沃两次，每次去6~8周，2000年去了4次。作为第一批去到科索沃的国际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我非常荣幸；作为最后一批离开科索沃的队伍成员，我非常骄傲。我们是12小时或16小时倒班制，通常一周7天都要工作，完成6周这样的工作量后，我们确实该回家了，如果一个人无法完成这样的工作量，那他更需要回家。
跟外界完全失去联系是一种很奇怪又很有吸引力的经历。对那些工作不开心、私生活不幸福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解脱。我们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都发生了些什么，谁死了，最新的票房排行榜怎样，或者下一个快要被爆料的丑闻是什么。每当我的一个任务结束后，我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我的家人身边，过一下正常的生活。
我们偶尔可以用一下卫星电话，可以跟家人联系，这让我们不至于想家想得疯掉。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特别想家，就跟汤姆打了电话，抱怨离他和女儿们太远。汤姆问我这边的夜晚是怎样的，我说很漂亮，天空很干净，月亮很明亮。汤姆告诉我他在我们斯通黑文的家里，坐在花园的长凳上看着天上我们共同的月亮。所以我们并没有相隔那么远，对吧？我爱这圆月，我更爱我的丈夫。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经历，尽管我们要遵守一个总则，但每天我们都会遇到新的挑战和难以预料的事件。虽然我们有一个临时的停尸房，但并不是所有的尸检都可以在这里进行。我们经常要穿过乡村，步行至车辆无法到达的更偏远的犯罪现场去。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尸体运送到停尸间，那我们就不得不将尸检现场作为“停尸间”，所以我们是真正地在现场工作。
有一天，我们要被带到一个特别偏僻的地方，我们需要先走一个小时陡峭险峻的山路，到达山上的一小片空旷的草地。据说难民护送队里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在跟男人分离之后被带到了这里。孩子们站在草地的另外一头，凶手告诉他们可以跑到自己的妈妈身边，因为实在太害怕，他们都照做了，可是就在他们要跑过草地跟自己的母亲和祖父母在一起时，凶手朝这些孩子开枪扫射，他们的母亲和祖父母惊恐地目睹了这一切。等到确定所有的孩子都死后，他们又将枪口对准了剩下的女人和老人。
我都不知道该怎样描述这种残忍非人的事件，这样精心计划的杀害无辜平民的事件。我知道我们所有人都很难过，随着距离埋葬尸体的地方越来越近，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有时候我们喜欢用一点点的幽默缓解气氛，但在这种时候，我们完全沉浸在悲伤里。在这里，那些野蛮可耻的人犯下了野蛮可耻的罪行。
我们在地上铺开一层塑料垫，尸体从坑里一具一具被挖掘出来。被埋葬在地下的尸体会被保护得更好，有两个原因：第一，地下的温度更低，昆虫对尸体的破坏会更少，尸体腐烂的程度更轻；第二，尸体可以避免被肉食动物啃食。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保存完好的尸体并没有那么好处理。保存完好的尸体面部会更好辨认，这就让法医队的成员更难平静地工作。
一个两岁的小女孩被挖掘出来，放在我面前的塑料垫上，她还穿着自己的睡衣和红色的威灵顿雨靴。我的工作是把她的衣服脱下来，把衣服交给警察作为物证，然后解剖她的尸体，记录她小小身躯上密密麻麻的弹孔。
突然，我感知到气氛的变化。虽然我们在那一天都很安静，但我还是感觉到一种更沉重的气氛降临在我们的周围。我抬起头看，在我的面前是一排黑色的警靴和白色的制服。有那么一瞬间，我还很疑惑为什么大家要站成一排挡住我的视线。直到我站起来，才知道原因。我们队伍里的一位工作人员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把这个躺在地上的千疮百孔的小女孩的脸想象成了自己女儿的脸，他的心理防线崩塌了。我这位男同事很清楚地知道，要让自己平静，必须远离这个小女孩的尸体。
作为这个队伍里的一位母亲，我不允许只是这样草率地处理。所以，我一言不发地摘下我的手套，把工作服卷到腰间，走到警戒线外的人群后面，轻轻地抱着他，直到他停止让人心碎的抽泣。我想，在那一天，我们队伍里的男人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不用一直假装坚强。有的时候，尤其是面对无辜百姓的死亡，有人会流泪，没有人规定法医不能流泪。隐藏在我们盔甲下面的柔软并不是弱者的表现，我觉得这是人性的表现。
在2000年我们最后一次执行任务时，警察局给我们配备了几个心理咨询师。当时我们已经在科索沃整整工作了8周。跟自己的同事朝夕相处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已经完全熟悉对方，这里变成了我们的第二个家。因为共同的目标和经历，我们成了一个亲密的团体，不管是谁有需求，我们都会站出来支持他，而这些外来的咨询师介入其中，虽然他的出发点是为我们好，但并不受欢迎。
咨询师们把我们聚集到一个封闭的房间里，让我们围成一个圆圈坐下。他们要求我们戴上自己的名牌，营造一种亲密的氛围。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彼此的名字，名牌只是为了他们工作方便，所以我们很抵触这种方式。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谁，也不能理解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我们住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一起哭一起醉，一起工作到筋疲力尽。但我们还是做了他们要求我们做的事情，至少大部分人都乖乖地坐成一个圈，拿着他们写给我们的名牌，贴在自己的胸口上。咨询师问我们有什么“感想”。他们认为我们有什么感想呢？我们累死了，我们想回家。我们刚刚在这个战争过后满目疮痍的地方工作了两个月，这场战争不但杀死了男人，也杀死了不计其数的女人和孩子。对这些想在我们脑子里搅来搅去的咨询师，我们没有好感，也不希望他们窥探我们心中禁锢着的那些洪水猛兽。
我们停尸间的技术人员，一位率真的格拉斯哥人——斯蒂芬，成了我们的焦点。当我们所有人的名牌都写着自己的姓氏时，他的名牌上写着ALF，这几个字母本身并不代表什么好笑的意义，但却让我们都忍俊不禁。斯蒂芬是我们团队里最爱搞恶作剧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他恶搞过。有一次他在一个警官的床下放了一个粉色的新颖的闹钟。这个闹钟是一个清真寺的形状，不像一般闹钟那样发出“哔哔哔”的声音或者铃声，而是会发出召唤信徒去祷告那样的声音。斯蒂芬把闹钟调到凌晨4点，开到最大音量，放到了警官米克的床下。当这个闹铃响起，米克咻的一下从床上跳起来，还被自己的靴子绊倒了，所以他发誓要报仇。看来这就是米克的杰作了，因为是他在负责名牌的事情。为什么要写ALF呢？因为ALF是annoying little fucker（讨厌的小笨蛋）的缩写。所以每当咨询师叫到这个名字时，复仇就实现一次，咨询师问道：“ALF，你有什么感受？”这真是一个精心计划的理所应当的报复。而且，咨询师们完全没办法控制我们这一组“调皮的”队员。
就是这些开心的时刻抵消了我们每天面对的恐惧，我们这些人一起相依相伴。在某些时候，只有我们自己能听懂彼此说的笑话，因为这是一种同事之爱，只有一起经历的人才能明白。那是一些清醒的时刻，珍贵的时刻，不管用什么我都不愿意交换的时刻。那些时刻考验了我的能力，所以现在当我需要展现我的能力时，我知道该挖掘多少。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建立起了超过20年的友谊。不管时光如何流逝，我们不成文的队规就是：当科索沃的战友需要帮助时，我们一定会站出来。
不管你怎么刻意阻止，当你参与到巴尔干战争这样的世界大事件中时，你一定会受到影响。你可能更加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一切，你可能会想要从政，你可能会完全沉浸到一种新的文化里。不管你做什么，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你不会再是之前的那个你。当时发生的很多事情我都想改变，但没有一件是我愿意交换的。我学到很多关于生死、我的职业、我自己作为人的感悟。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经验就是，千万，绝对不要剪断蓝色的电线。
第十一章
当灾难来临时海啸让我重新认识死亡
如果一个国家对死者足够重视尊重，那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的国民会心怀慈悲，尊重法律，追求崇高的理想。
——威廉·E. 格莱斯顿
英国前首相（1809—1898）
2004年圣诞节的第二天，全世界的人都急切关注着发生在印度洋海岸线的海啸，受到海啸影响的国家包括泰国、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和印度。在那天之前，我们都很少有机会用到“海啸”这个词。但在后面的几个月里，这个词却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因为这次海啸是人类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后果。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不受灾难的影响，不管是偶然发生的自然灾害，还是人类自身错误或者集体忽视导致的结果，或者是恐怖分子精心策划的恐怖活动。为了尊严、健康和公平，遇难的死者需要被妥善处理，而启用反复演练过的DVI（灾难受害者身份识别）项目可以达到最佳的效果。为了项目可以顺利进行，DVI的各环节需要随时做好准备，包括先进的沟通网络，跨部门的合作，危机处理的能力，应急方案及时有效地执行，工作人员训练有素、反应灵敏。这个项目很复杂、很困难、很耗时，还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世界上所有发生过重大死亡事件的国家都应该明白这样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那就是处理重大伤亡事件不可能那么及时，不可能那么便宜，不可能那么轻松。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如果我们不注意对待逝者的态度，不尊重逝者，就会有民众怀恨在心，甚至会推翻政府的统治。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重大伤亡事件通常被定义为一种紧急情况，要处理许多受伤人员、死亡人员，甚至需要收集尸体的各个部分，这些可能会超过当地政府的应急能力。这个定义很灵活多变，伤亡人员的数量没有一定的标准，这就表明有的地区有更多的应急资源，在处理突发事件的同时也能保证当地居民的日常所需。英国也经历过一些重大伤亡事件，比较幸运的是伤亡人员的数量并不多，所以大部分地区都能处理。但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里，还是有好几次事件的死亡人数都超过了100人。其中包括1934年威尔士东北部的格雷斯福德矿难，瓦斯爆炸造成266名矿工死亡，其中还有未成年的男孩；1943年“英国皇家海军突击”（HMS Dasher）航空母舰在克莱德海湾发生爆炸，有379人在这起神秘的爆炸事故中丧生；1966年臭名昭著的阿伯凡矿难，煤渣堆倒塌，砸到旁边的一所高中，造成144人死亡，其中有116人是学生。1988年，苏格兰发生了两起重大事故：派珀阿尔法油气平台爆炸造成167人死亡；泛美航空103次航班上，恐怖分子在洛克比上空引爆手提箱里的炸弹，使270人丧生。时间更近的事故还有2017年伦敦西部的格兰菲尔塔大火灾，具体死亡人数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知道。
因为现代社会跨国联系频繁，所以任何一个重大伤亡事件都不会只牵涉到发生地的居民，这就要求我们有国际思维，进行跨国合作。由事故发生地国家牵头，其他国家在遵守当地习俗和法律的情况下迅速反应。法医专家通常都很积极地撸起袖子，准备开始自己的工作，那些正常人都不愿意干的工作。虽然跨越边境去带回死在异国的本国国民本身就是紧急的事情，但首先要克服的是外交和法律问题。这是我在科索沃工作时体会到的，在有的国家，你不可能像你想的那样迅速开展工作，这就让人特别郁闷。
这场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海啸是由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的海底地震引起的，这是有历史记录的第二大震级的海啸。地震产生的巨大海浪造成了印度洋沿岸14个国家的人员伤亡和房屋破坏。说这些受灾国家完全没有准备，其实都是委婉的说法。因为这样级别的自然灾害在印度洋很少见，所以这些国家并没有像海底火山爆发和地震频发的太平洋沿岸国家一样有自己的预警系统。这次海啸造成超过25万人死亡，4万人失踪，几百万人被迫转移。有超过一半的人员伤亡是在印度尼西亚，最多欧洲人死亡的国家是泰国，因为这时是欧洲人冬天出游的旺季。
我和汤姆在圣诞节的第二天看到电视上播出的第一条关于泰国的新闻时，他看着我说：“你也应该收拾一下行李，你知道你可能也会去。”结果却跟汤姆想的不一样。在英国，很多的法医从业者都在等待召唤，希望可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受灾地区，都蓄势待发地准备跳上飞机大展拳脚，结果政府却出奇地安静，没有采取任何动作。等了很久，他们才举办了一个很小的新闻发布会，没有什么惊人的举动，只是宣布大都会警察局会派出一些指纹专家前往灾区。这是在开玩笑吗？
我能想到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是坐下来，给时任首相布莱尔写一封信，一封来自中年易怒凯尔特女人的信，告诉他法医专家和警方都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DVI应对措施的重要性。DVI不是可能会用到，而是肯定会用到。在我们的国家面对这样的重大灾难时，有准备的应对至关重要。结果我们派出的是少数几个警察去到现场，而这样的情况明显需要的是一整个专业的DVI团队，就像四年前派往科索沃的团队一样。在我看来，我们的反应真的会在国际社会上丢脸。
我告诉布莱尔先生，我认为我们国家在面对这样的紧急情况时就应该做好应对的准备，如果政府没有及时响应，那我就会写信给另外两个主要政党的领袖表达我的意见。结果政府还是保持沉默，我遵守约定，又分别给当时的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领袖迈克尔·霍华德和帕迪·阿什当写信。可能是有人把我的信透露给了媒体，就在我要出国的时候，媒体已经炸锅了。受够了等着政府召唤的我，接受了肯尼亚国际（一个私营DVI公司）的邀请飞往泰国，留下可怜的汤姆跟媒体周旋。
我们在瑞士某处的上空时，新年即将到来。几乎所有去曼谷的乘客都是因为这次海啸，大多数人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家人，这是一件令人心酸悲伤的事情。当2005年正式到来时，深知这次航班上的人都跟海啸有关，机长在广播里说道，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在新年到来时都会开香槟庆祝，但这个新年他希望我们只是安静地举杯，为那些失去生命的人，为那些失去挚爱的人，为那些赶往前线救援的人。那是一个大家都很感慨的时刻。
泰国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媒体和疯狂的家属全部涌到受灾地区，当地资源已经很难满足需求了。海啸的破坏力好像很随意，有大片的土地被淹没，但也有一些土地没有受到任何破坏。你甚至还可以看到有些酒店的建筑安然无恙地伫立在一堆废墟中，只是周围的建筑物都倒塌了，独留下这一栋。通常我们在灾区工作时，都是用行军床或者席地而睡，而在这里，我们白天在令人感到绝望困难的临时停尸间工作，晚上却回到有餐厅、酒吧、游泳池的豪华酒店，我们都觉得很不安，就是感觉不对。当我知道我们还可以使用酒店的洗衣服务时，我觉得这简直奢侈得过分，不过后来我意识到，泰国急需经济收入来克服瘫痪的旅游业造成的消极影响。我们这批人是泰国这一段时间迎接的最像游客的人了。
我刚收拾完行李箱，电话就响了，是我在科索沃的警察老友打来的。他问我：“CW，你还在制造麻烦吗？”我回答道：“我希望是的。”我能感觉到他在打趣我，当他告诉我他被指定跟我正式联系，调查清楚我是真的认为需要启动英国DVI应急措施，还是只是为了挑拨民意。奇怪的是，他并没有等我回应，而是提醒我几分钟后我会接到首相私人秘书的电话。
确实，电话很快又响起，这次是邀请我参加一个闭门会议，讨论英国DVI应急措施。首相官邸的办公人员很礼貌地向我保证可以按照我的日程来召开会议。我的天哪！我从来没想过要找政府的麻烦，更不是要政府认输。我十分明白，如果我不小心处理，倒霉的就是我了。我只是简单地重申我的信念，那就是所有有能力处理重大伤亡事件的国家，有义务在灾难发生时提供国际援助。在我们现在的世界里，事故、自然灾害、恶意可以在眨眼之间就带走人的生命，我们需要随时准备，训练有素，及时专业地处理灾后余波。分歧、自我都应该被放到一边，为了全人类的福祉，我们要先团结在一起。
我的天，泰国的湿热实在让人受不了。也许有一天我应该被派到某个寒冷的国家，那样的气候更适合我这个红头发的英国人。格雷厄姆·沃克，英国第一位DVI指挥官，有一次跟我讲，你们法医对抗酷热和疲惫的方法太疯狂了，完全不是普通人能接受的。对啊，我们是怎么解决这些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呢？我们只是把同事扶到墙边上靠会儿，给他们喝点水，等到他们感觉好一点又继续工作。我们是非一般的人，在非一般的环境里，对工作尽心尽力。
在酷热潮湿的国家，受害者身份鉴定最大的阻碍就是尸体腐烂速度快。所以，迅速行动，注意保护遗体就是首要任务。记录发现尸体的地点对于加快身份确认非常有帮助，尤其是如果死者的发现地就是他们本来该在的地方，比如在自己的家里，或者是入住酒店的某个地方。而泰国的情况是，两种可能相互混淆。
每个地方找到的尸体都被带到当地的寺庙里。当我们到达克拉山的第一个收集点时，我们在寺庙外面看到的情况真的很糟糕。为了出一份力，有交通工具的人到处收集尸体，再把尸体全部放到寺庙的入口。没有任何记录表明这是谁，在哪里被找到的，被谁找到的。尸体只是高高地堆在老旧的平板车上，放在寺庙前门等待分类或者最后被认领。每一具尸体从车上搬运下来时都被拍了照片，照片储存在寺庙院中的电脑上。要知道这已经是灾难发生一周后了，尸体浮肿、变色、腐烂非常严重。
家属们疯狂地寻找自己失踪的亲人，他们把自己亲人的照片贴到一个专门的墙上，备注上各种信息，期望着有人能联系他们，告诉他们自己的亲人还活着，还在某个医院接受治疗。还有些人跑到寺庙里，坐在电脑前敲击键盘，从几百张没有被认领的腐烂严重的尸体照片里，寻找自己的儿子、女儿、母亲、父亲、丈夫、妻子。场面非常混乱，令人悲伤，且这个方法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最初，亲属仅凭在电脑上认出的照片，就被允许带走尸体。所以当更科学系统的身份确认方法介入后，我们发现，很多尸体的身份确认有误，不得不重新召回。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都要保证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当我们赶到这些寺庙后，我们立马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预定冷链车冷冻尸体，防止其进一步腐烂。第二，我们不再允许家属查看电脑上死者的照片。第三，在没有经过科学确认之前，我们叫停了尸体认领。
在冷链车还没有到之前，尸体只是挨个摆放在寺庙的前院里。当地的一些救援队伍做了一些简易的保护措施，搭建了像帐篷一样的遮盖物，避免阳光直射到尸体上。他们也还尝试过把干冰放在尸体的周围降温。这些方法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而且靠近干冰的尸体还被冻灼，当我们的队员碰到这些尸体时，也被灼伤了。这里的恶臭让人难以忍受。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尸体浮肿更加严重。因为气体和液体无法循环造成的浮肿让尸体的四肢都抬了起来，看起来很悲惨。躺在那里的一排尸体，抬起双手双腿，好像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这里既没有足够的水，天气也热得让人快要窒息了，苍蝇老鼠到处活动，跟瘟疫一样。最开始这些天的情形跟但丁描述的地狱差不太多了。
没有人抱怨环境恶劣。任何灾难发生后的前几天情况都非常严峻，条件也很艰苦，尤其是这样大规模的灾害过后，实际困难更是可想而知。最后是挪威人出资建立了一个集中的临时停尸间才解决了我们的困境。停尸间的建设需要一些时间，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利用手边最有限的资源来解决现实问题，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横向思考，即兴发挥。虽然条件很艰苦，但这个阶段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阶段：因为这是在官僚主义和政治介入之前的一个间隙，有很多新奇的方式和创新的方法涌现出来。这段时间我们会觉得自己真的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我喜欢解决系统建立和运作期间遇到的问题。一旦系统顺利运作起来，我就很容易感到无聊。我相信我们在去到泰国最开始的阶段做出了很多贡献，虽然很快政府和警方就开始介入了。
英国或其他国家的团队在受灾地区差不多工作了一年的时间，试图确认死者的身份姓名。大多数的尸体都成功移交给了他们的亲属，但还是有少部分没有被确认身份也无人认领。仅在泰国，死亡人数就是5 400人。有的地方全家人都已经遇难，没有人可以帮助申报失踪人口，或者提供死者生前的一些信息帮助我们确认身份。还有的地方整个社区都被夷为平地，居民信息也一并消失，这些人再也不能被谁怀念哀悼。在泰国，人们树立起一面纪念墙来缅怀所有的死者，对其中的一些死者来说，这是他们唯一的墓志铭。对DVI项目来说，这是一次具有革新意义的运作，向世人证明了国际团队和政府组织一起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回到英国，我被邀请参加的讨论英国DVI应急措施的会议在海军拱门[1]召开。因为伦敦拥挤的交通，我稍微迟到了一会儿，结果发现大家都在等我了，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开头。参加会议的是政府、警察、科技等部门的最高代表，有熟面孔的老朋友，也有不友好的生人。气氛很呆板尴尬，我感觉自己像是动物园的犀牛一样被人好奇地打量。很显然政府把我看成了找麻烦的人，所以政府代表是来安抚我的。但是我的警察老友也在场，给予我鼓励的微笑，所以我知道在这间屋子里至少有一个真正的盟友。而事实上，这是一次积极的会议，几乎所有人都认同我们需要全国性的应急系统，这个系统应该由警察、政府和科技部门联合组成。大家都认为，启用这个系统只是时间问题，而不是条件问题。终于达成了共识。
如果还需要什么来证明启动应急系统的必要性，不久之后就真的有了。事实上，这次会议真的开得特别及时。这次会议是在2005年2月召开的，也就是在这一年，发生了很多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灾难性事件，英国多次启用了国内和国际性的援助调度。7月7日，恐怖分子在早高峰期间袭击了伦敦的交通枢纽，几乎让伦敦陷入瘫痪。紧接着埃及旅游胜地沙姆沙伊赫发生多起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8月，卡特里娜飓风入侵美国、墨西哥海岸。10月，巴基斯坦发生大地震。这些都发生在我们还在泰国埋头工作的时候。所以，这一年对于DVI项目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不仅仅是对英国，而是对全世界。
终于在2006年，我们成立了由法医专家、警察、情报人员、家庭联络员和其他DVI专业人员组成的国家团队，在侦探长格雷厄姆·沃克的领导下担负起确认英国公民灾难遇害者的身份识别工作，不管是英国本土还是海外的英国公民。那么开展DVI的培训项目就很有必要了，这样可以保证在英格兰南部德文郡工作的警察跟苏格兰北部凯斯内斯郡工作的警察遵守同样的章程和程序。这看起来并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但是，正如一位警官跟我讲的那样，他们有40多名警力的警察局连统一制服都很困难，更别说统一工作方法了。邓迪大学成功获得为英国警察提供DVI培训的资格。在2007年到2009年之间，有超过55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警察在邓迪大学学习DVI处理程序和科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