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恐怖小说上一章：冤鬼路
- 恐怖小说下一章：法医报告2：遗骨会说话
同年3月，塞尔维亚特警反恐部队对科索沃解放军占领的一处据点发起攻击，造成60名阿尔巴尼亚人死亡，其中有18名妇女，10名儿童。这一事件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同年秋天，联合国安理会表达了对战乱造成平民流离失所的高度关注。随着外交努力进一步阻止危机延续，同时也担心即将到来的冬天会让大部分无家可归的平民找不到避难所，北约下令对科索沃进行有限的空袭和分阶段的空中打击，以此确保达成停火协议。协议规定塞尔维亚军事组织在10月底开始撤军，然而这次行动在一开始就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停战也只持续不到一个月。
1999年的前三个月，穿过边境到阿尔巴尼亚的难民经历了各种轰炸、伏击和谋杀。1月15日的报告指出，在科索沃中心的扎恰克村，有45名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农民被血腥的枪击杀害，国际观察员也不被允许进入这一区域。扎恰克大屠杀是北约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北约发起的空袭只是让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生活得更加悲惨。空袭基本上不间断、不减弱地持续了两个月，直到米洛舍维奇迫于国际压力，接受了国际和平计划的条款。
在空袭暂停几天后，联合国和科索沃维和部队共同进驻这一地区。路易丝·阿尔布尔，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检察长要求北约各国根据条例提供无偿的法医队伍援助。突然间，我从一名关注科索沃新闻的电视观众，一下子变成了新闻中的故事人物。
当我在6月接到皮特·维纳滋的电话时，我想象不出这次任务会对我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时，我还从来没有作为法医人类学家在其他国家工作过，我完全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实地操作流程是怎样的。我知道我们肯定有很多尸体需要检查，确认身份。但我完全不清楚自己的角色是什么，我该怎么去到那里，我要待多久，也并不完全明白这些工作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现在再回过头去看发生的一切，我相信如果再来一次，我也会毫不犹疑地接受这项任务。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拒绝。我的丈夫汤姆也认为我应该接受这个任务。从我在学校认识他起，他一直都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人。他把我们家庭即将经历的变化也处理得很好。贝丝正处在青春期，格蕾丝刚满四岁，安娜也才两岁半。我们请了3个月的保姆，我准备好去经历我这辈子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当然我并不知道这个经历都包含了些什么，我更不知道这次经历会给这么多人造成影响。
6月19日，皮特和其他英国法医队的成员成为第一批进入科索沃的法医队伍。6天之后，我跟他们会合了。当时我被安排从伦敦飞到马其顿的斯科普里机场，有人会在机场接我，再把我带到酒店。第二天，我会在另外一个地方跟联合国官员碰面，再被护送穿过边境进入科索沃，这里从严格意义上讲还是一个军事控制地区。然后我会在科索沃的某个地方待4个星期。这是我得到的所有信息。
当我走到斯科普里机场的到达口时，我完全没有想到天气那么炎热，人那么多，声音那么嘈杂，接机人和出租车司机都想引起旅客的注意。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谁来接我，接上我要去哪里，所以我真的很紧张。我站在那里，盯着接机人群中举着的白色牌子，希望能看到我的名字或者什么吸引我注意力的东西。我突然惊觉到自己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既不会当地的语言，我的手机也无法通话。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没有人站出来，像认领一件丢失的行李一样“认领”我，我该怎么办。如果我母亲知道这样的情形，肯定想杀了我。一直到我安全地抵达科索沃我才告诉她我去了哪里，只是这个时候她除了担忧哭泣也做不了其他什么事，在之后的6个星期里，她确实一直在为我担心。
终于，我看到一张纸片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个英语单词。但至少这个单词是我认识的，“布莱克”（我的姓）。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走到这个男人的跟前，试着跟他说话。只可惜，他不会英语，就像我一点也不会马其顿语一样，他说的也可能是南方的斯拉夫语种。法语也没有用，另外我还会说的就是苏格兰盖尔语了，我知道我完蛋了。因为完全没有办法听懂对方的任何一个音节，我们只能用肢体语言交流。他让我跟他走，突然我的脑子里闪现出不要跟陌生男人走的想法。如果我曾经有过警觉的神经，那么现在也支离破碎了，我应该朝自己怒吼说这可能是我做过的最傻的事情。如果我在马其顿某条安静的道路上被谋杀或者发生其他什么事情，那也只能怪我自己了。
那个男人把我带到一辆锈迹斑斑的出租车前面，轰隆隆的引擎把很多有毒的尾气都带到了车厢里。他把车窗都关了起来，估计是为了隔绝街上的污染，但实际上，车里的空气也好不到哪里去，特别是当他点燃第三支烟后。我感觉自己一边被烹煮一边被烟熏。他安静地开着车，我们谁也没有说话，我们开过了郊区，行驶在泥土小道上，朝着山上开去，留下滚滚尘土飞扬在我们的车后。这一路上我都在算计着，如果我从行驶的车辆上跳下去，会对自己造成多大的伤害。（我紧紧地抓着我装着护照的皮包，这让我稍微安心一点，如果跳车，至少我能带走我的护照。）我们的车在一个弯道处停了下来，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写着“贝茨旅馆”的牌子，牌子上的字迹已经不清晰，但也依稀还有十来年前它红火时候的样子。
旅馆的窗户上全是尘土和污垢，屋顶的石板也不见了。一条杂交犬被拴在大门前的一棵树上，大门被风刮得吱吱作响。我的司机，在我的脑海里已经是一个可疑的杀手，一言不发地下车，并示意我自己待在车上，然后他走进了旅馆。我想也许这是我唯一的逃跑机会了，我开始计划怎么把我的行李从后备厢里拿出来，我的眼睛盯着大门看，害怕司机突然走出来。
当我把手放在车把手上准备开门逃跑时，我听到窗户上轻轻的敲击声，还有尖叫声，我想这个尖叫声应该是我发出来的，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车上。于是我开了一点窗，看到两个面带微笑的陌生人。他们用那种很有特色的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办公人员的语气问我是否就是苏·布莱克。他们告诉我他们是英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建议我乘坐他们的车。他们觉得这个旅馆不适合我，我确实同意他们的说法。
当这两个人去跟我的司机交涉的时候，我忙着把我的行李拖出来，我突然觉得自己是刚出虎穴，又进狼窝，当时我已经说服自己我主演的是詹姆斯·邦德的悬疑电影，而不是拿斧头杀人的恐怖电影。这两个人所说的对我来说也只是片面之词，我也不知道怎么证明他们的身份，而且他们也没有告诉我接下来要去哪里。但如果是这两个人计划谋杀我，他们作案的时候至少说的是英语。对我来说，这已经好很多了。
幸运的是，他们并不是疯狂的杀手，而是一对很有魅力的夫妻，他们也确实把我带到了斯科普里的一家舒适的酒店（就在4个多小时前我到达的机场附近）。我们一起愉快地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我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那个晚上我睡得像一个小婴儿一样，累得都已经没有力气害怕了。第二天早上，毫无疑问要准备各种文书，为了通过仍旧很混乱的边境口，费时费力，因为在设关卡的地方，有跟我们一样排着长队等待进入科索沃的卡车，也有护送物资要离开科索沃的车队。
因为从来没有接手过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一路上都有一些急躁。这些边境的关卡处完全是军事化配备，出境和入境都必须要有许可证，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区域还有很多的狙击手待命，更不用说那些埋在地下的简易爆炸装置，随时可能对我们奏响欢迎曲。我们是从马其顿的埃莱兹翰关卡进入科索沃的，一路朝西南方向穿过巍峨的大山，到普里兹伦市。
因为道路条件的原因，在科索沃的行程很缓慢也很危险，路面的坑洼比月球上的火山口还要大。司机们都全副武装，无线电通信的内容也很紧张：塞尔维亚的军事组织并没完全撤兵，还有少数残留势力在进行零星反抗。有一次，因为车速太快，司机已经站到了刹车上才避免我们撞上坦克的屁股。我想我肯定尖叫了。我之前真的不知道自己还会像个女孩那样害怕大叫，科索沃可能把我的女孩气质都激发出来了。虽然听起来很愚蠢，但我的天哪，坦克靠近了看真的很大很吓人。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直到我看到在它绿色的伪装下印着一面红白蓝相间的英国国旗。
我的心中涌动出一股安全感，这是我们自己人的坦克。作为一个骄傲的苏格兰人，我从来没有那么深刻地体会过英国国旗带给我的身份认同感，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身处危险的异国，当我看到坦克身上印着的英国国旗时的感受。在那一刻，当危险来临时，我心怀感激地承认，是英国国旗给我带来了安全感、归属感，这种被保护的感觉让我慢慢地不再那么害怕。
我根本没有时间赶到我的住处，直接就被带到了第一个“案发现场”，在那里跟团队的其他成员会合。为我们划分的内部安全区域一直延伸到那条道路的尽头，那里也有一辆坦克，不过是德军的坦克。这些士兵非常有效率，也很有礼貌，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筑起这道防线，好让我们的工作不受干扰。在警戒线的小路上，停着一排车辆，有一些意志坚定的记者们跟随我们，就像以前随军流动的平民一样。进口和出口的路线用犯罪现场常用的胶带标注了出来，我们的总部就设在小路沿线的一个白色帐篷里，远离记者的区域，这样就不会被偷拍到。这里的设置就跟其他的犯罪现场一样，这种奇怪的熟悉感竟然让我觉得很安心。
在帐篷里，我们也像平常一样穿着白大褂，戴着双层乳胶手套，穿着结实的黑色威灵顿靴，在38℃的高温下汗流浃背。我们的警力支援来自英国大都市警察局，安全顾问是当时被叫作SO13的一支反恐部队。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还有过一段平静的时间，那就是在北爱尔兰的恐怖分子们消停下来，基地组织和所谓的伊斯兰国家恐怖组织开始活跃之前的这段时间。
我们所在的犯罪现场有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背景故事。3月25日，就在北约轰炸开始的第二天，一支塞尔维亚特种警察部队洗劫了离普里兹伦很近的韦利卡·克鲁沙村庄，普里兹伦是科索沃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在到达阿尔巴尼亚边境之前最后一处大的城乡接合部。村民们躲在树林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园被抢掠烧毁。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跟着难民车队前往阿尔巴尼亚的边境，虽然他们清楚这一路上可能会遇到抢劫、折磨、强奸甚至谋杀。一些手持武器的人阻止了队伍前进，他们把男人和男孩从队伍中拉出来赶到一间废弃的两室棚屋里。枪手站在每个房间门口，用卡拉什尼科夫机枪朝屋里扫射。他们的同伙把浸了油的稻草从窗户扔进房间里，房子被烧成了灰烬。听说当天晚上至少有40名成年男人和未成年男孩被杀死。我们不能确定队伍里的女人和孩子都发生了些什么，但极有可能他们也没有活下来。
不可思议的是，在当天惨绝人寰的屠杀中竟然有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者就是国际法庭对战争犯定罪的重要证人，所以事件发生的地点被当时的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确定为法医取证的地点。将一个地点确定为案发现场的首要条件是有可以收集的重要信息，可以是目击者提供的事件发生的地点、事件涉及的人数和过程。法医团队会到现场收集所有相关证据，并且记录分析这些证据，然后再提交一份报告。如果这些证据可以证实目击者的证词，那么这次血腥事件就会作为国际法庭起诉米洛舍维奇和他的同伙的重要理由。
当时我还不知道，皮特·维纳滋那个时候已经到了韦利卡·克鲁沙，他是在那里给我打的电话。当他亲自勘查了犯罪现场后，他肯定又不失风度地说道：“我做不了这个工作，但我知道谁可以胜任。”这就是我接到电话的原因。
穿着白色的工作服、大三个码的黑色橡胶长筒雨靴，戴着口罩、双层乳胶手套，挥汗如雨地工作，一点也不迷人。我以一身这样的装扮，站在被烧得只剩下黑色框架的房子前面，这里的情形真的像是噩梦一般，语言都无法形容。走进房子的大门是一段很短的走廊，走廊两边各有一间房间。一间房间里至少躺着30具尸体，另外一间也有12具以上，所有的尸体都堆在房间门对角线的角落里，被烧得面目全非，严重腐烂，被掩埋在屋顶掉下来的瓦砾下。
这些尸体在这里有3个月的时间，随着夏天的到来，科索沃越来越热，所以虫子、老鼠、成群的野狗都对尸体造成了破坏。大量的蛆虫从尸体里爬出来，有的尸体部分散落在房间里，还有的被腐食动物分食。唯一能清理现场的方法就是绑上护膝，双膝着地，用手一点一点地从门口朝里面清理，瓦砾也要筛查之后再清理干净。除了找回尸体部分、衣物、能证明身份的首饰，其他能被家属亲友辨认的随身物品也要收集起来。把所有跟犯罪相关的证据收集齐全非常重要，包括子弹、弹壳等，因为可能可以根据子弹弹壳追查到具体的武器，再查到使用这件武器的人，还有他的上级，一步一步找到最终的答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证物链”，我们都知道，物证的说服力取决于它最薄弱的环节。我们不希望我们收集的法医证据是这个链条中最弱的那个环节，从而影响诉讼。
我们不能戴厚的橡胶手套工作，因为我们需要通过手感觉那些肉眼没有看到的东西。骨头感觉起来就像是骨头，并不是其他的什么，我们一遇到尸体部分就要立马处理。如果我们发现一具看起来还算完整的人尸，一般的操作是先把这具尸体单独隔离起来，当然这种操作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现场很困难。天气特别炎热，气味也特别难闻，汗水沿着后背甚至流到了手套里，额头上的汗也不断滴到眼睛里，所以眼睛一直都很刺疼，这样的体验实在太令人难受了。
安保人员告诉我们要注意简易爆炸装置，因为之前有在这样的犯罪现场发现过。事实上，在我来之前这里也发现了一个爆炸装置，连着地雷线一路延伸到小道上，这种装置的主要目的就是致人残疾。我从来没有见过炸弹，即便在我的粥里就有一个，我也认不出来。我把我的担心告诉了我们SO13反恐部队的爆破专家，他真的是一个珍宝。他告诉我说，如果遇到任何我怀疑可能是炸弹的东西，最好的办法就是站在原地不动，叫他们进去，然后离开现场。他们会穿上防爆服来检查。他还建议我不要把手伸进死者衣服的口袋里，因为之前有报道说口袋里装有剃须刀和注射器之类的东西，目的是为了伤人，并不是致命。他看着我的眼睛，非常认真清楚地告诉我：“不管你做什么，千万千万不要剪断蓝色的线。”这番谈话让我的脑子更乱了。好像我就要去剪断什么线一样，事实上我特别害怕，根本没有这个胆量。
给你们描述一个画面：我的汗从脸上流下来，一直流到我的手臂上、乳胶手套里，我手上和膝盖上沾满了瓦砾和泥土，纷纷落到地面上，我的脸快要跟成群的蛆虫和腐烂的组织贴到一起，我看到一点金属的光泽。我告诉自己应该表现得勇敢一点，然而我并没有很勇敢，如果说一条黄线代表懦夫，那我身上应该有两条黄线才对。我呼叫了防爆人员，然后撤出了现场，防爆人员全副武装地走了进去。他们在里面待了好几个小时。当他们神色严肃地走出来时，我们已经无聊到踢泥巴玩了。他们脱下了身上的盔甲，队长朝我走过来。他离我很近，嘴巴都快贴到我的耳朵上，非常清楚严肃地对我说：“小女人，你都不知道你是有多幸运才捡回一条命。”当他把手伸到我眼前时，我看清楚了，他拿着一把闪光的汤勺。
可是，我怎么知道那是不是炸弹？这件事情还没完，接下来的几天我还一直被我的队友无情地嘲笑。如果我们中午有汤喝的话，我的汤碗里会有四把勺子。他们在我的工具箱里、床上都放了勺子。我俨然成了科索沃的餐具女王。我总是用幽默回应他们的嘲弄，因为这些玩笑标志着我已经被这个圈子接受了。他们都是些善良正直的人，如果他们愿意跟你开玩笑，说明他们真的喜欢你。
那个时候，我是队伍里唯一的女性，这对有的人来说可能有点棘手，但对我不是问题。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我很自然地扮演母性的角色。我倾听大家的悲伤，把喝醉的人送上床，提供我的建议，总的来说就是没有危险性的人物。我给每个人都取了绰号，约翰·布因叫“粘粘”，保罗·斯洛博叫“滑滑”。如果我被他们叫作“鸡妈妈”或者类似的昵称，我是很高兴的。但不幸的是，因为我自己的大嘴巴我得到了一个更活泼的绰号。至于是什么，我就先不告诉你们了。
当我们清理完第一个房间，准备开始清理第二个房间时，我们被通知说要在这里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一群外交官，包括英国外交大臣罗宾·库克要来实地探访我们，亲眼看看现场的情况。库克先生和他的随从乘坐直升机到达现场，他们很勇敢地穿上了白色的工作服来到这座被烧毁的房子里。本来一开始我觉得我会不喜欢库克先生，因为他是一名政治家，没有想到我会对他很热情，最后还很钦佩他。在摄像机前，他说了他该说的外交辞令，但等到记者散去，他取下麦克风，站在第二个房间的门口，从我的身后朝里看。能看得出他被这番景象震惊到了，不难想象，就在几个月前，关在这间房的男人和男童经历了怎样的恐惧。他对我说：“如果我闭上眼睛，我能听到他们的尖叫，感受到他们的痛苦，这样的事情怎么能被允许发生呢？”他的感受正是我们不能表达出来的感受，我尊重他的谦逊和诚实。
当我们从犯罪现场出来，朝我们净化站的方向走去，警戒线后面全是一排排的摄像机，每个长镜头都对准了我们这一行人。我转向我身边的高级督察，也是大都会警察局最资深的警官，说了几句玩笑话，也正因为这几句玩笑，他给我取了一个绰号，直到今天他还这么叫我。当我脱下我的工作服时，我自嘲地说道，作为这个队伍里唯一的女性，记者们可能会认为我是军妓。从那以后，每一张圣诞贺卡上，每一通电话里，他都称我为CW（军妓）。这可把我先生吓坏了。但正是这种看起来有点荒谬的玩笑，支撑着我们度过了最难熬的时期。因为我们经常面对的都是死亡，偶尔的黑色幽默能舒缓我们紧张的神经。更好笑的是，跟着后面队伍来的一位病理学家，本来是没有绰号的，最后也被偷偷地叫作“达根汉”。达根汉是伦敦的地铁站名，距离巴尔金站有两站的距离（巴尔金就是疯子的意思）。
我们清理了韦利卡·克鲁沙的两个房间，竭尽所能确定了每一具尸体的生物身份，记录了每一个个体的特征。这样我们可以得出死者的死因，这也证实了目击者的证词，因为枪伤是最主要的死因。年龄最大的受害者80岁左右，年龄最小的15岁左右，但是在凶手的眼里，15岁的男孩已经不是孩子了，而是一个可以拿枪反抗他们的男人。
我们给每一个装尸体的袋子都标注了数字，所有的随身物品也都收集起来，用作DNA分析的骨骼样品被分拣出来。确认尸体的身份进程缓慢，不仅是因为尸体腐烂严重，被火烧严重，还因为塞尔维亚士兵拿走了大多数受害者的身份证明。我们把死者的随身物品和衣服都清理干净，希望他们的家人可以通过这些东西辨认死者的身份，这也是确认身份的一个方法。初步的身份认定需要通过对比DNA的结果，同时我们会给每一具尸体一个特别的参考号码，然后把尸体返还给家人安葬。
我们有一个停尸帐篷配备了一张用来进行尸检的不锈钢桌子，但是初次分拣出来的尸体还是放置在被烧毁的这间房子的后院里，我们在这里收集证据。我们把两块长长的木板放在井口和拖拉机的拖斗上，搭建了一个临时的桌子。这里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电灯、厕所、休息区。我们在现场的工作艰苦、迅速、有独创性。
如果让我来选择，我宁愿我们在物质条件艰苦的环境里工作，而不愿意在舒适的环境里被烦琐的文件阻碍工作。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更好地收集证据，保证收集到高质量的证据。而且我可以骄傲地说，由英国法医队收集的法医证据在国际刑事法庭上没有被质疑过。
虽然高质量地收集证据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尊重死者，尊重死者家属。我们把这个原则也用到了普里兹伦西北部的泽克西斯一个废弃粮仓做成的临时停尸间里。在开始的阶段，很少有旁观者对我们的工作感兴趣，但随着越来越多的难民从阿尔巴尼亚返回，我们工作的隐私性越来越得不到保障。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把我们的团队一分为二，一个作为补给小队，运送尸体进来，另一小队在一个隐蔽的建筑物里安全地开展工作，而不是两队都在犯罪现场。
我们终于有了一个荧光镜，这样就可以做X射线检查了，也好歹有了一个有屋顶的工作场地，有从花园里拉过来的自来水管，还有一台地球上噪声最大的临时发电机。
所有的尸体都排好队等着尸检，尸检工作真的有点像是流水作业。我们也有最后期限，因为一个大型集体安葬活动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不分昼夜地工作，就是为了在周六举行葬礼前完成任务。举行这样的仪式在科索沃还是第一次，虽然我们知道这会成为媒体的焦点，但我们并不准备接受媒体的全方位入侵，让记者出现在我们这间小小的太平间里，或者在外面的车里安营扎寨，随时偷拍我们的工作。记者们都着急想要照片和评论，当他们什么都没得到，再加上一直飙升的温度，他们的脾气也开始急躁起来。可能大家认为媒体会对女性心软一点，就指派我作为替罪羔羊跟媒体打交道。我希望我给他们的信息足够消除一些他们的沮丧情绪。
我们在家属认领尸体参加葬礼前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大多数的家庭都开着带拖斗或者一个类似可以骑在上面的割草机的拖车来。然后大队伍会转移到贝拉·舍维卡山上的一个墓地。因为尸体太多，这肯定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们在泽克西斯的安全是由荷兰的军队负责，因为他们就驻扎在不远的拉霍维奇一个废弃的酿酒厂里。我们非常担心到场的媒体，因为他们在当地志愿者的帮助下又增加了人手。在第一个家属到来之前，我接受了一些采访，完全被他们提出的一连串残忍的问题和对我和我团队的敌意吓到，还不是受到一点点的惊吓。
还有记者问我：“里面有儿童的尸体吗？”
“有。”我礼貌地回答道。接着他又问我是否知道孩子的尸体在停尸间的什么地方。我又肯定地回答了他。然后他要求我带他去看孩子的尸体。我礼貌又坚定地拒绝了他的要求。然后他就公开评判说我的亲子关系肯定有问题，让我好好扮演母亲的角色。就这样，说我对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同情心都是好听的了。我决定一如既往地保护遗体的尊严，如果谁跟我的想法不一致，那他就只能靠边儿站了。
为了坚守这个原则，我想我可能有点公私不分。也许这样做不对，但如果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还是会坚持我的做法。我们不可能让他们拍到任何孩子尸体的照片。通过当地的一些人脉，我们联系了准备要来认领孩子遗体的家属，向他们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希望他们在当天晚些时候来认领遗体。他们爽快地同意了。也就是说，在下午之前都不会有孩子的尸体被认领，而这个时候大多数人都已经聚集到了山上的墓地。这就让媒体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果他们一直在停尸间这边等着，希望可以拍到悲伤的父母运送孩子遗体的照片，那他们就会错过大部分葬礼仪式。要赌一把的媒体都会输得很惨。因为孩子的遗体被装进了成人的棺材里，而且还是最后几个离开停尸间的棺材，除了家属知道以外，谁都不知情。媒体当天拍了很多葬礼的照片，但没有一张能看出受害者是儿童。这算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也是至关重要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