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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先向我提问的是我提供过服务的一方的律师，在这个案件中就是代表皇家检察署的律师。事实上，这通常是最温柔的审问了，但当他们问我年龄时，我也经常犯些小错。并不是我要拒绝回答，而是我的年龄实在是太不重要了，我经常都会忘记，这个时候通常都会引起大家的窃笑。我也就大概犹豫了半秒钟，这也足够让我放松下来，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我都会责备自己为什么不事先想好自己的年龄，而总是忘记。在那样的情形下，年龄是我脑子里觉得最不重要的事情。
法庭认可了我的资质和证据，虽然一切顺利，但审理的过程还是持续了整个上午，然后法官宣布午餐休息。这就意味着我必须走出法庭，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都不得安生，因为我知道等我再回到法庭上，我就会被双方辩护律师盘问。这个时候是最能体现双方分歧的时候，也是最难的一部分。很有可能第二天我还得坐在证人席上，这样我更加紧张，尤其是我不能跟任何人讨论这个案件。
第一位辩护律师很有魅力，这通常是个不好的开始。在接受了我的资质后，他想跟我谈谈我们关于凶手拥有专业解剖知识这个推理。他告诉我他的当事人是一名私人教练，之前是夜店保镖，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解剖学训练，也从来没有在肉制品商店工作过。他肯定也不是兽医、手术医生或者解剖学家、法医人类学家。那么他怎么能切出那么干净的伤口来，又怎么会拥有我认为的专业技能？
像这种时候，我颈后就已经开始冒冷汗了，并且沿着脊柱往下流。我的推测真的错了吗？我一遍一遍地问自己，但是我也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合理解释。然后律师又转向了肢解尸体的工具。他这样问我，肢解尸体需要专业的工具吗？我回答道，在这个案件中，凶手的方法用厨房里的尖刀也可以完成。律师又问道，但是像这样能肢解尸体的锋利刀具真的能在厨房找到吗？我一说出口就知道我的回答可能会让我陷入麻烦当中。我答道，我非常肯定地告诉你，先生，我的厨房里就有这样的刀。
辩护律师如同闪电一般快速地回答道：“提醒我一定不能去你家吃晚饭。”大家都笑了起来，我完全震惊了。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庭审法庭听到欢笑声，而且还是正在审理一桩杀人分尸案。或许我不应该太过吃惊。毕竟死亡和幽默总是一对好伴侣，在经历了好几天阴沉沉的审判后，大家其实需要一点笑声来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我特别想回敬辩方律师一个聪明的小笑话，但是我不敢。试着看起来聪明镇定是跟尖嘴利舌的律师博弈的最佳方法。我觉得我自己看上去很明智的样子，我想我准备好了。
然后就那么突然的，提问结束了。第二个律师团队没有询问，法庭也没有再做陈述。就在眨眼之间，我经历的这个最困难的阶段就结束了。这就证明了，在法庭上，一切都是难以预料的，尤其是当你并非当事人，也没有既定的法律策略可以遵循时。
在审判之前，以及审判的过程中，被告和他的从犯一直都声称自己是清白的。然而，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就在审判快要结束时，他们戏剧性地认罪了。这名男子承认杀人，女子承认协助教唆犯罪，妨碍司法公正。因为凶手毫无人性肢解尸体的行为，法官加重了他的刑罚，他被判处至少36年的刑期，因为证据确凿，即便他最后主动认罪，也并没有减刑。
就在入狱前，他通过自己的律师承认，他还肢解了至少四具尸体，律师都震惊了。警方也非常意外，但是他拒绝说出死者的身份及抛尸地点。
凶手确实受聘于一家夜店做看门人，但他同时也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刀手”，为伦敦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帮派服务。如果黑帮杀了某个告密者或者找他们麻烦的人，他们会在半夜把尸体搬运到夜店的后门。在这里，这位刀手就会把尸体肢解成块，再把尸块交给“清洁工”，清洁工的任务就是抛尸，通常是埋在埃平森林。凶手自己也把这起案件中死者的双手丢弃在了那里。
凶手师从一名更有经验的“刀手”，在那里他学到了如何最快最轻松地肢解人体。因为抛尸是另外一名专业的“清洁工”完成，所以就解释了为什么凶手肢解尸体的手法那么专业，而抛尸技能却很差。谁能想到这样的事情竟然真的是某些人的职业？试想有人把这个技能写在自己的简历上会是什么样子。
知道我跟鲁西娜的判断是正确的，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去除受害者的软组织是为了让法医找不到有用的证据。这两名罪犯都声称是对方杀死了受害者，但他们阐述的作案方式并不相同。只有通过检查死者面部和面部软组织及颈部才有可能判断他们两个谁说的是实情。如果他们都被逮捕，去除面部软组织对他们来说是一层保险。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证明究竟谁是凶手，法院就不好做出判决。至于他们为什么突然认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他们的作案动机就是金钱。他们盗走受害者的身份信息是为了可以出售受害者的财产，取出受害者银行账户中的钱。受害者是无辜的，他在两名罪犯最需要帮助时，为他们提供了住所，结果却被杀害并分尸。
在法庭上，我绝不会让自己被那些演员影响。我只跟律师和法官有眼神接触。我从来不会看向被告。如果哪天我在街上遇到这些被告，我不想认出他们来。我通常也不会看向陪审团，除非我被要求必须向陪审团解释什么具体的问题，因为我不想因为他们的面部表情影响我的回答或提问。所以我通常把自己的眼光聚集在陪审团席中间的一位陪审员的肩膀上。我不会让自己的眼光扫向观众席，因为坐在那里的愤怒的家属一定会影响我的注意力。我很钦佩他们的沉着冷静，尤其是在那些让人悲痛欲绝的杀人案件中。家属们听到的陈述有时候特别隐私、特别残忍，我禁不住要想，他们真的受得了案情在公开的法庭上讨论吗？旁边还坐着记者，全程记录下案情的细节，紧接着发布在网上，或者是第二天的报纸上。这些家属也是受害者，而且他们的悲愤是那么明显。
媒体觉得自己有义务报道凶杀案，但是他们的报道风格，尤其是他们用的那些无礼的标题，特别没有品位。凶杀案越是变态反常，报纸越是大卖。我敢肯定，他们这种靠剥削性挖掘受害者故事作为卖点的心态，肯定不会用到自己身上，如果受害者是自己的家人，他们就不愿意将之暴露在媒体面前了。但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愿意读这种悲惨的死亡故事，就会有缺乏同情心的新闻行业。
如果我自己跟某个案件相关，我不确定自己可以那么坚强地面对。尤其是如果我的女儿被谋杀，儿子是凶手。发生在2012年的一起案件就吸引了太多媒体的关注，因为受害者是一位电视剧女演员。
杰玛·麦克拉斯基的哥哥托尼向警方求助说他的妹妹在一天前失踪了。为了让自己的妹妹可以安全回来，他提起了搜救请求，还参加了搜救行动。而事实上，他一直都知道他的妹妹在哪里。
杰玛被监控拍到回到了自己在伦敦东部跟哥哥同住的家中，并且还在这里打了最后一通电话。5天后，在离摄政运河不足一英里的地方发现了一个行李箱。里面装着一具被肢解的女性尸体的躯干。通过文身和DNA分析确定这就是杰玛。一个星期之后，又在运河一带发现了她的双臂和双腿，包裹在塑料袋中。6个月之后，她的头部在运河上游被发现，也是装在黑色的塑料口袋里。直到此时，我们才确定了她的死亡原因。
杰玛吸大麻上瘾的哥哥很快就被逮捕了。大家都说他是个情绪不稳定的人，有的时候还会使用暴力，杰玛就曾在报道中提到过，因为她哥哥的不负责任和滥用毒品，她对他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她的哥哥也承认有的时候他们会因为他忘记关唱片或者忘记关洗澡水而争吵。他还承认他对杰玛发火，但不记得曾经殴打她，杀害她，甚至肢解她。
杰玛的死因是头部受到钝器袭击。杀人的动机和后面一系列毫无人性的行为都是典型的防卫性肢解：因为毒品失去理智；攻击者和受害者相识；凶杀发生在受害者的家中；攻击者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盲目肢解；尸体被肢解成典型的六大块，用塑料袋包裹，用手提袋或手提箱运输，把尸块丢弃在离案发现场不远的水域这个容易达到的地方；开始时肢解并不顺利，攻击者换了工具才肢解成功；所有的工具都能在家里的厨房找到，包括尖刀和砍刀。所有这些特征都表明罪犯之前并没有这样的杀人肢解经验，所以头号嫌疑人就是托尼·麦克拉斯基。
因为他坚称自己对发生的事情没有记忆，下面的这些推理，有的是事实，有的是猜测。可以肯定的是，杰玛的头部至少遭受了一次重击，但凶器并没有确定，也没有找到。杰玛有可能死在自己倒下的地方。当托尼吸食毒品后飘飘然又很愤怒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杀了人，开始惊慌。然而他并没有在这个时候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而是选择了隐藏，还坚称自己是清白的。
他们的家并不大，只要警察到家搜查，他没有地方可以藏尸。所以他觉得要赶紧丢弃尸体。他知道，要把尸体从这个房子里搬出去还不引起怀疑就必须分尸。当他在想办法时，他把杰玛放在哪里我们不得而知。在浴室和其他可疑的地方，我们并没有发现血迹，倒是发现一层完整的灰尘。或许他把杰玛放在一层塑料垫上，用毛巾把血迹吸干。不管他是怎么做到的，他作案的那一块地面被警方封锁起来。
我们在法医鉴定中发现，凶手肢解尸体至少用了95刀。除了第一把凶器造成的56刀，有39刀是后面更重的凶器造成的。
杰玛的躯干被塞进了一个带滑轮的行李箱里。监控显示托尼把一个很重的袋子放到了出租车的后备厢里。当警方追查到当时的司机时，他确定这位犯罪嫌疑人就是他的乘客，而且他的目的地就是在运河附近。托尼可能在乘车到达目的地后只是丢弃了躯干，把四肢和头部又带了回来，几天之后才又把尸块扔到了之前抛尸地的附近，但是我们没有监控能证明。可能他后面的几次抛尸并没有用到出租车，因为尸块体积没有那么庞大了。
我收到传讯要求在法庭上做证。我其实不是很清楚，除了我们提供的报告之外我还能补充些什么，我的猜测是，法庭认为法医关于肢解及肢解时凶手在尸体上的操作过程的解释可以说明凶手在分尸抛尸时的冷酷无情。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必须要很小心自己的言辞，因为受害者的家属也是凶手的家属，且就在法庭上。我最不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他们再添悲伤，毕竟他们已经承受了巨大的悲痛。我们希望我们的证词是不带感情色彩的语言，但是真的找不到什么轻松的词汇来描述这样的杀人分尸案件。
我必须详细说明凶手对杰玛的尸体做了什么，确定肢解的顺序，是从四肢开始还是头部开始，以及肢解每一部分时她是脸朝上还是脸朝下。在她的家人面前，尤其是在家人断断续续的抽泣声中，我真的很难详细描述整个过程。当辩方接受我的证据，不再询问时，我真的松了一口气，这样也可以避免杰玛的家人听到更多发生在杰玛身上的悲惨细节。
我在一个小时之内在证人席上进进出出，当我准备离开法庭时，家庭联络员阻止了我，问我是否愿意见见杰玛的父亲。她的父亲亲自逐一感谢了所有经办杰玛案件的人，他也想见见我。
在我们法医的世界里，我们尽量对工作保持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并且尽可能不直接跟悲伤痛苦的受害者家属或朋友打交道。虽然我在执行海外任务时见过受害者家属，但在英国我还没有这样做过，当然也没有人像杰玛的父亲一样，全程在观众席上听我提供证词，听我一条一条地描述他的一个孩子对另一个孩子痛下毒手。我非常紧张不安。我究竟该跟他说什么？我能说什么？我不想，也不愿意去感受他的痛苦，我也不觉得他跟我见面可以减轻一点悲伤。但他并不是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他只是完成一件他认为有义务去完成的事情。
当我在证人等待室等着家庭联络员把麦克拉斯基先生带过来时，我感觉自己忽冷忽热。门轻轻地打开，进来一个矮小结实而自信的男人。他是那种看起来像是东区夜店老板的人，他是那种在另外一个环境肯定会是派对中的中心人物的人。他握了握我的手，安静地坐下。我能看出来他非常伤心，他的眼底是一潭悲伤的死水。他在为他的女儿做最后一件事，谢谢所有让案件水落石出，将他儿子绳之以法的人。就是这份不屈不挠的勇气，让他逐一感谢了每一个人，从潜入水中打捞尸块的潜水员，到在犯罪现场办公的每一个人，还有调查案件的警察，而现在，他向我这个法医人类学家表示感谢。在他这种令人钦佩的庄重、尊敬和责任感面前，我的语言显得笨拙多余。
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这名父亲对他女儿，其实也是对他儿子深沉的爱。这份爱就像一座灯塔，让我明白人类的同情心可以战胜最不可思议的逆境。
第十章
在科索沃的日子那些死于战争的人
人类自己亲手制造了毫无人性的灾难，比其他任何自然灾害都要严重。
——塞缪尔·冯·普芬多夫男爵
政治哲学家（1632—1694）
我们的世界一天天地变得越来越小。人们渴望快速地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而飞速发展的科技正好满足了我们的愿望。原来隔天在报纸上刊登的新闻，固定时间播出的电台播报或者电视节目早已经过时了，以前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新闻，现在就像本地事件一样离我们越来越近。
有线电视的诞生最早让我们养成了24小时观看新闻的习惯。无论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发生袭击或者灾难，电台工作人员都可以在几分钟后就将画面传输到电视上，满足了我们及时了解世界动态的需求。2014年，被乌克兰击中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客机的残骸画面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电视机上，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家人们在这个时候还不知道灾难已经降临在自己亲人的身上。而在过去，发生这样的事件后，通常是警察在半夜敲开遇难者家属的大门，把警帽夹在胳膊下，一脸悲切地传达坏消息。
在21世纪的现代，24小时的新闻频道也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了。虽然我们像挤海绵里的水一样榨取新闻信息，然而这些无止境的重播并没有提供多少有用的消息。现在，社交媒体和手机可以让我们随时随地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重大新闻，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需要再窝在客厅里盯着电视机了解事件的发展动向了。
当然，变化一直都在发生，而且大部分是带给我们好处的，新的科技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但有的时候我也会忍不住想起一位睿智的苏格兰高地女官员说的话，她发现，随着快递系统的发展，每个工作日她都要收到邮件，她说道：“我一周知道一次坏消息还不够吗，现在还要每天都收到坏消息。”
有的时候我们都忘记了简单的生活也有它的好处。我们关注的大多数新闻故事并没有什么价值，对我们的生活也没有什么直接影响，但我们还是习惯性地想要知道每一个细节。我们吸收了太多消极的东西，我甚至担心我们对信息的接收疲劳会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失去原本的好奇心。
各种各样的死亡事件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条，死神看似任意挑选目标，我们敬爱的、尊重的人都可能榜上有名。死亡是客观的，有时候甚至人数众多。被战争蹂躏，遭受饥荒，经历人为或者自然的灾难，都是死亡的原因。2016年，我们的死神似乎声望堪忧，因为大家觉得她在这一年带走了太多的生命，超过了该有的份额。但实际上这一年的死亡率跟往年相比并没有明显上升。一旦一个理论被我们接受，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把后面发生的事情作为支持这个错误理论的证据。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法医问题，叫作先入为主的偏见，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为已有的假设寻求佐证的倾向。
2017年，死神好像揪着英国不放一样，自发性恐怖事件频发，跟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恐怖活动一样，恐怖分子更趋向于选择不成熟、简单直接的方式伤害无辜。开车撞向行人，直接用刀滥杀无辜，这就是发生在威斯敏斯特和伦敦桥的恐怖事件。这样的恐怖事件第一次发生在2013年，士兵李·里格比就是当时的受害者之一。国家情报机构很难预测这种形式的恐怖袭击，所以也无法预防。恐怖主义就是为了制造恐慌。而这种“膝跳反射”的结果就可能是在伦敦的每一个桥梁设立安检关卡，这样固然能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但是恐怖分子也会因此重新调整他们的方式方法。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坚决不向恐怖主义暴政妥协，尽可能走在他们前面一步。
总体上来说，除非是我们直接受到这一类事件的影响，否则媒体对于这些死亡事件的报道并不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深刻持久的影响。可能上一周还是核心话题的某个遥远国度的战争或者军事专制的政府，随着我们这些电视消费者把目光转向最新的名人爆料、真人秀丑闻或者政治丑闻，就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直到发生在某个地方的事件完完全全改变了我们的观点。突然有一天，这个故事就变得非常真实，非常特别，在你还没有觉察到的时候，这个故事就主导了你生活的方向。
对我来说，改变我生活的时刻是在1999年的6月，皮特·维纳滋教授给我来了一通电话，他当时是格拉斯哥大学的一名病理学家，供职于英国内政部，而我也是这个大学的法医人类学顾问。我跟皮特已经相识很多年，所以他的电话并没有让我觉得意外。当他问我周末有没有什么安排时，我还天真地以为他是想邀请我吃晚饭，所以我告诉他周末没有安排。他回答道：“那很好，那你周末就去科索沃吧。”
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特别关注所有关于科索沃危机的报道，甚至一字一句地听记者的报道，希望可以了解所有关于这个地区的信息。我必须很羞愧地承认，我是查阅了地图才知道科索沃的具体位置在哪里的。
20世纪90年代，跟其他很多人一样，我震惊于就在今天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悲剧就在欧洲的大门口上演着。而且我还意识到，我们所看到的新闻报道其实是经过粉饰的，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真实发生的事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所以不会被完整地报道。所以如果你看到的报道已经让你难过心碎，你一定要明白，真正发生在当地的事情会更加严重。但即便是这样，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那里还是“另外的地方”，那些是另外的国度、另外的人的问题。
按照今天的标准，详细可靠的消息传播速度很慢，而我们可能要等到越来越多的可怕的画面流传开来，才会意识到那些发生在无辜百姓身上的事情到底有多恐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导致了欧洲最大规模的平民伤亡和难民潮。
作为法医人类学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专业知识会在哪些国际危机中用到。如果我们提前知道要求，或者知道要去多长时间，那我要套用20世纪70年代马提尼鸡尾酒的广告语：“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我的团队就被称为“马提尼女孩”。（可能你需要上点年纪才能记起当时看过的马提尼那些俗气的广告，才能理解它的广告语的含义。）
随着危机加深，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试着建立一个背景知识的框架，搜索可靠的新闻报道，上网查询大量的信息。因为我们知道，关于大规模伤亡事件，唯一能预测的就是它的不可预测性。
到1998年，根据情报组织的消息，科索沃的人道主义危机已经恶化到让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当时的南联盟与南斯拉夫共和国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及其政府展开谈话，确保军队和民兵组织从科索沃撤兵。OSCE（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的报告指出，科索沃的人道主义犯罪空前猖獗，对平民包括老人、妇女、儿童发起的武装袭击也很频繁。虽然在外界看来，外交政治协商进度缓慢，而且收效甚微，但这个过程却很有意义，尤其是当你开始知道事件发生的地点、时间、原因和形式，你也会想让自己在这个故事里担当一定的角色。
维和部队就驻扎在科索沃的边界，非常清楚地知道发生在科索沃境内的谋杀、强奸和酷刑，急切地想要收到行动指令。但是联合国在认定所有的和平请求都彻底失败前，不会下达指令。行动必须遵守国际条例，虽然这样做符合规则，但是当你看到因为这些条条框框的束缚而不能立马采取行动，每天都有平民被屠杀、被驱赶，你会觉得这些条款变得没有意义了。所以武装小组割据反抗，游击队聚集势力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都是人民为了生存下去而进行的战斗。这是一种复杂可怕的形势，没有哪一股力量可以很好地解决危机。
一直以来，巴尔干半岛战火不断。1389年发生的臭名昭著的科索沃战役，奥斯曼帝国通过血腥罪恶的战争击败了中世纪的塞尔维亚政权，自此之后，巴尔干半岛上的政治宗教局势非常紧张，穆斯林和基督徒的争斗持续了好几代。因为彼此之间相互憎恨，好几百年之间，这里经常爆发残酷的战争。
受到战争胜利的鼓舞，维多利亚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开始同化吸收很多的塞尔维亚基督教公国，这里面就包括科索沃，而且在那之后，科索沃一直战乱不断。从20世纪中叶开始，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约瑟普·铁托的铁腕政策治理下，民族打压活动频繁，使得这一地区看似和平，实则暗流涌动。
双方的民族主义热情都没有随着时间消减。即便是在几百年后，双方之间的仇恨仍然存在，这种敌意好像镌刻在了各自民族的基因里，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塞尔维亚人的这种民族主义，和他们坚定认为科索沃属于塞尔维亚人的信念，写在了纪念科索沃战役的纪念碑上。这些歌颂中世纪塞尔维亚领袖拉尔扎王子的诗歌，刻在一座1953年建立起来的纪念碑上。他们这样写道：
任何一个塞尔维亚人，出生在塞尔维亚的人，
继承塞尔维亚血统和传统的人，
如果不为科索沃而战，
那么他将断子绝孙。
没有儿子，没有女儿，
他播下的种子不会有收获，
既没有酒喝，也没有饭吃，
他将世世代代受到咒骂。
1974年，南斯拉夫宪法给予科索沃更多的自治权，允许占人口大多数的土耳其后裔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管理科索沃地区。这让之前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塞尔维亚人深恶痛绝，他们把科索沃当作心中的圣地，认为穆斯林掌权是对科索沃的侮辱，绝不能容忍。
1980年，铁托去世后，心怀不轨的各方势力很快就让原本不太平的局势更加恶化。1989年，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推进立法，开始削减科索沃的自治权。政府对当年3月示威游行的暴力镇压就预示了后面的发展形势。不但如此，在科索沃战役600周年纪念日上，米洛舍维奇提到国家的未来发展中，可能会出现武装斗争。这个时候南斯拉夫共和国离解体已经不远了。
双方是不是在一开始就想过杀戮？还是这种野蛮行径只是在斗争升级之后才出现的？不管这其中的是是非非，塞尔维亚人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立足在他们圣地上的“寄生虫”（这个词有人也用来形容我）赶出去。简单地说，就是种族屠杀。这600年间积压的仇恨从星星点点的怒火慢慢变成复仇的地狱之火，令人一点怜悯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