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讲这个故事时，曾写有前言，只有一句：献给在天空之下起床、种田、上班、吃晚饭的人们。想想删了，太煽情了。我现在大概能揣测的，也只是周三可找到宝贝时的惊喜表情。他像寻找螃蟹一样，翻开一块又一块石头，最终看到这张还带有泥水痕迹的身份证时，对着江面上飞起的鸟狂呼：老子找到了，老子发达了。他的手应该颤抖了很久，他不敢相信握着的是五万悬赏金，不敢相信自己破了1998年公安部三大案件之一，不敢相信副市长和公安局长会上门送锦旗，不敢相信自己要到中学演讲。他看了好几眼，拼命默念证件上的名字：周力苟，周力苟。他想，就是这证证不小心被老婆扔了，被小偷扒了，他还可以到公安局报告这个名字。他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又提醒自己冷静，一定要冷静。他想回家先睡一觉清醒清醒，但是在回家路上，又猛然想到夜长梦多，便令出租车司机掉头，直接往刑侦大队开，请直接往刑侦大队开！
那天，周三可应该和老婆做三次爱，对街道居委会表三次功，和棋友喝三趟酒，不醉不归。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乡遇故知、久旱逢甘霖，也不过如此了。
我们在以后的侦破报告里，当然地弱化了周三可这三个字，有时他占一段话，有时占一句话（根据市民周三可提供的线索），有时在一句话里连名字也没有（根据群众反馈）。我们以他是来卖钱的自宽。
我们还应该感谢那个身份证上的人叫周力苟，正是这怪异的名字让我们很快在大桥附近的幸福彼岸旅社，查到他活动的记录。大桥派出所民警带领我们到达那里时，旅社老板还在拍脑门，说这么大的电视怎么就不看一眼呢，看一眼就能认出凶手来，这样累死累活地做，天上砸下个五万块怎么不知道捡呢？
我说：炸药都进店了，你有没有基本的治安防范意识啊？
老板老实了。
9
爆炸案后三个月的夜晚，我住在幸福彼岸旅社280元一夜的305房间，试图体验周力苟及其同伙当时的心情。四壁用柔和的淡黄色铺成，让我想到打在穿毛衣美女身上的光芒，温暖而愉悦。天花板中间挂着一盏吊灯，让人想到油画风格。而墙壁上还真有一幅硕大的油画，是安格尔的《泉》，女人在山涧全裸，坦然露着红色的乳头和有弧度的腰部，因为右臂弯过来扶水罐的缘故，腋窝对着观者，却没有一根扫兴的腋毛。双腿夹着的私处也如此，虽有阴毛少许，也是驯服地收拢于肉体的交际线，仿佛书法里的一勾。
我的脑海总是想到女人应该有飞扬跋扈、令人不堪的毛发，我妄图找到这间旅社的恶俗之处。（很多旅社饭店都挂了安格尔的油画，都很粗俗，为什么这里这么干净？）我的耳朵贴在墙上，想听到隔壁叫床的声音，却始终听不到。拉开玻璃窗时，想象中的垃圾场也不在，倒是扑过来的江风让人感怀，我又想给女友打电话了。我看到一间间白色的度假旅社，在银色的月光下向前蔓延，通过青翠的龟寿山，到达桥下，而桥上，以珠元宝作顶的桥堡正闪着归来的红色光芒。我也听到水流的慈声，和轮船牧牛一般的叫唤。我得山水楼台之灵，无话可说。
就是在这里，2月13日下午四点，周力苟和他的同伙登记入住，关上门住了一夜，又于2月14日上午九点离开。他们离开时背着包，一定好好吃了顿早饭，附近有几家不错的早餐店，卖丝滑入口的皮蛋瘦肉粥、沁人心脾的银耳燕窝汤、滚烫发热的茶叶蛋和香味四溢的葱煎饼，他们一定做了饱死鬼。他们吃完后，打着愉悦的饱嗝，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走到胜春北路公交站，或者胜春南路公交站，反正都不远，他们挤在一伙哈欠连连的人当中上了9路电车。他们背着十公斤重的包，在车上走啊走，走到倒数第二排，他们坐在那里，看着电车路过一间又一间德国风格的房子，一棵又一棵制造氧气的树木，一阵又一阵清新的风，晃晃悠悠爬到了引桥。引桥长达300米，电车踩足油门，发出老将军式的剧烈呻吟，他们或许自小就崇拜这种浓重的汽油味道。他们最后看了眼车窗外蓝色的天穹和折射到车窗上的早晨阳光，觉得够了，点点头，掩护着拉开包的拉链，一个抱着包，痛苦地闭上眼睛；一个反方向蹲下，镇静地点着导火索。在文静的炸药接触到吱吱叫的火苗，在那十万分之一秒内，炸药体积变大几万倍，瞬间产生几十万个大气压，好似打翻了人间和天堂的界限，穿透了不幸与幸福的铁门，将他们炸离了这个世界。跟随他们一起到达天庭的是嫖娼的、扒窃的、上班的、回家的、想事的、做梦的，他们带着不甘的灵魂和愤怒的气魄，揪着周力苟及其同伙的衣领，向上帝吵嚷着回家，但是上帝说不用回去了，这里到处是棉花朵似的云彩，这里霞光万道，这里不用吃饭不用如厕，不用愤怒不用忧伤，不用担心工资、房子、老婆、孩子、老人、疾病、地震、火灾、欺压和下一顿饭，这里岁岁平安。
后来，张老同意了我这个判断。张老在电话里说，他在来到大桥现场时就已经感受到窗外的秀丽景色，就已经被美抓住了。他想到长达300米的引桥让路面形成了一个好看的弧度，好似桥的上行尽头就是虚无，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天堂，就是归宿。
张老说，想不开的人都有一个归宿观。
张老还说，1980年北京站那起爆炸案就是如此，9人死亡，80人受伤，不过是为了一个知青的诀别。这个知情初中毕业后从北京去山西万荣县插队，插秧割谷，手渐渐糙了，不像城里人了，便苦心费力、忍辱负重去争当兵指标。当上兵后，站岗放哨，积极表现，想从军营荣归北京城。叵耐复员之时，组织经研究，又把他分到山西运城县拖拉机厂。在地图坐标上看，万荣和运城距北京的路程一样远，努力来努力去，一公里的便宜也没占到，这知青便埋下大委屈。后来事物发展的逻辑链则让委屈升级为愤怒了。这知青的回京报告一次次上交，又一次次被打回，而本来说好的女友也终是嫁作他人妇，所谓北京，此生便只是他乡了。他乡的糖葫芦，他乡的风筝，他乡的明城墙，他乡的天安门。这知青一定在悲哀的探亲路上，看到了北京站弥勒佛式的身躯，想到了其大肚能容天下不能容之胸怀，想到了其永远乐呵呵的笑容，想到了嘲讽，也一定听到了角楼两端的钟声，钟声一声声响过，传出广播里催促乘客上车的女子声音，那声音端庄而不容置疑，他被无形的东西驱赶着往检票口走，这样走了十来步，他越来越觉得北京站正厅长得像一个字，他说：这不是“门”吗？前天我从这个门出来，昨天我从这个门回来，今天又被赶出这个门了。他想不开，就点着早已备好的炸药。后来，大家发现他留了遗书，遗书说：我去的地方虽不理想，但终究是个归宿。
张老说：其实他在爆炸的那一瞬，可能觉得没有比这更理想的。周力苟他们也一样，可能计划在桥中间炸，或者过了桥再炸，但他们在上坡时猛然看到天堂，便下手了。毛主席不是写过这伟大的桥梁吗，所谓“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啊。
10
幸福彼岸旅社就如一针鸡血，打在我们死去的肉躯里。在我们开往邻省文宁县时，还在谈论它的神奇。比如它的打扫其实很不细心，以至于三个月后我们还能在床垫夹层找到48厘米长的导火索；比如旅社本是人来人往，专为忘记而生，那里的老板却偏偏记得周力苟，还说他的脸就是画像上那样的；比如登记入住时，只填一人的身份证号便可，服务员却在周力苟填完后，还看了眼他同伙的身份证，把名字也记上去了——周的同伙原来叫汪庆红。
幸福彼岸旅社老板之所以对2月14日凌晨保留记忆，也是因为走肾。平日他走肾，来去鳏寡孤独，那日却猛然见着一男子伏墙嗷嗷地哭，好似还不单是嘴巴在哭，胸腔、大腿也在哭，身躯抖得怕人。老板等他哭尽兴了，才问，怎么啦，那人便转过涕泪四溢的脸来，老板看清楚了，阔阔的，眉眼大，痘痕多，本是个彪悍的种。那人就是周力苟，周力苟麻木地看了眼旅社老板，失望地走回305房间。老板抖完尿回走，又恰好听到屋内传来不可遏制的声音：别哭啦！哭什么哭！老板说，那声音穿墙过壁，高尖入耳。这是老板对汪庆红唯一的印象。
我们的车现在只需往文宁县吉祥乡周家铺村六组开就可以了，享年28岁的周力苟生前就住在那里呢。我们已然迫不及待，像禁区内的门已经空下，就等着补一脚了。这样爽了一阵，就见前方有辆卧铺车耸了下肩膀，停在路边了。我们的车嗖地飞过时，我好似感觉那扫视过来的乘客，个个是周力苟，个个是汪庆红，他们在艰难地等待汽车修好，好去我们省，好去2月14日，而我们这辆马力十足的三菱吉普，则朝着他们省，朝着2月14日以前，朝着历史，朝着秘密，一路狂奔。
我想到他们二人在卧铺车停下后，担心车顶放着的编织袋。汪庆红说：路上颠簸，爆炸了怎么办呢？周力苟说：炸药这东西文静得很，你锤它砸它它都没脾气，你点它才麻烦。汪庆红又说：要是别人把烟头往窗外扔，烟头被吹到车顶呢？周力苟说：那风还会把它再吹走。即使吹不走，那火也吹小了，想烧透编织袋，没那么容易。汪庆红说：司机和售票员没发现吧？周力苟说：发现了他们还不说！汪庆红说：可是现在停车了呀。周力苟说：停车又怎的，停车也没见他们跑啊，他们知道有炸药，还不跑？傻乎乎拿钳子干嘛呢？汪庆红说：万一发现了呢，我们要被揍啊，要被扭送到公安局啊。周力苟说：揍吧揍吧，送吧送吧。人总有一死，老子卵朝天，老子不怕死。汪庆红说：你这么说，我就好受了，我还以为是我逼你死呢。
我这样想，又觉不妥，因为旅社老板所说的周力苟，原是可怜软弱的。这样想还有个麻烦，就是周力苟是有形象的，而汪庆红是没有形象的。作为13号尸体，神笔马良没有画出他生前的模样，头顶、鼻骨和面颊骨全破坏了，像被牛踩了几十脚。
后来天黑下来，路难走。也许我们还走错了，下了高速，过了省道，竟跑到河里去了，车轮在河泥里转圈，甩了我们一身泥浆，我们骂司机，司机说地图上就是这样的啊。爬过河，又是山，那山路似纠缠于柱的铁丝，窄而薄，车灯一会儿照向惊愕突兀的山壁，一会儿照向虚渺，我们实在害怕，便让车停在高处一个平地，搬大石固定好四只轮胎，睡车里了。清晨，我们醒来，发现文宁县城在眼下，那里摆了几十个积木大的楼房，一个花残柳败的公园和一个被灌木丛埋好的烈士陵园，好似一个小盒子。我们看它如此之近，兴奋不已，却不料又走了半个上午。
后来去吉祥乡则索性没有一丝柏油的意思了，有时小心开了很久，还得倒车，因为对面拉猪的车没有倒车功能。到了吉祥派出所，随行的文宁县公安局副局长又勒令吃土鸡和土鸡蛋，如是酒行三巡，我们着急，局长说，人都死了，急什么？
我们复核派出所的户口档案，发现周力苟确有此人，但是档案上的照片被撕了，问为什么，派出所内勤说，是补办身份证时缺相片，撕下的。我们想，管他呢，找到周力苟家就可以了，就有数了。这样到了傍晚，我们坐摩托车，才走到周家铺村六组45号，却发现传说中的周力苟脸变瘦，痘变没，赫然坐在屋内抽烟呢。我说：你是周力苟？周力苟说：我是周力苟。
我们跑了七百多公里，爬了山，过了河，像是哥伦布坐了船，过了海，冒千辛万苦，想看死人，结果死人健在。我后来不死心，还问，你说身份证两年前掉了，知道掉给谁了吗？周力苟说：娘啊，我也想知道呢。
婊子养的。好好的，丢什么身份证。
回来后，那副局长安抚我说，还有汪庆红呢，汪庆红还可以查嘛。但是我的双手已然空空，心里也是这样，我们原盼以周力苟带出汪庆红，现在却只剩这个光溜溜的名字了。这个光溜溜的名字，一无民族，二无生日，三无住址，从哪里查？而且庆红庆红，全国庆红多矣，鬼知道是哪个庆红。
11
又回到文宁县城后，我们用一周时间，查到12个汪庆红，接见12个汪庆红。我一个个地问：去过隔壁省吗？长江大桥是怎样的？有没有掉身份证啊？有没有把身份证借给别人？他们答：没有，没有，没有。
我继续说：这样吧，你发发声，发高点，发尖点。这些老头、小孩、年轻人，努力配合，有的还飚起《青藏高原》，但我始终听不出有多高尖入耳，也听不出有多不高尖入耳。我糊涂了。糊涂得不行。人都死了，怎么会给你唱歌呢？但是大家觉得是大事，唱唱无妨，唱唱就清白了。
更糊涂的是，周力苟的身份证掉在本县乡下，基本上是本县人捡了，这样，凶手就在本地。但是查遍本县，也没听说一个五大三粗的人失踪。如果是外地人捡到，就要全国协查，或许能查出三五十万的失踪人口。汪庆红更可怕，他要真的是汪庆红，文宁县没有。以文宁县有12个估算，全国恐怕得有36000个吧。万一是假冒的汪庆红呢，怎么办？又得让这36000个汪庆红回忆身份证都借给谁了。万一是掉了，又怎知是掉给谁呢？又或者，那13号尸体本来就做了个假身份证呢，怎么查呢？大海里的冰棍看来是要化完了。
我们灰溜溜地上车回家，上路前，还问有没有别的路可走，他们说，没有，就只这条山道，保重。吉普车蹬腿上山，蹬腿过河，在省道上撒开了腿跑，跑了半天，上了高速，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加油时，文宁县公安局副局长来电话了，竟然说又有一个汪庆红来自首了。我们觉得人不能这样被耍。
但事情就是这样，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孙悟空灰头土脸得不行时，他的神仙朋友就出来了。这个神仙一见到我就下跪了，说，我不该把身份证借给吴军。
这个人其实不叫汪庆红，叫汪庆虹，从小到大都叫汪庆虹，只是户籍警笔误，把身份证上的虹写成红了。结果户口档案上叫汪庆虹，身份证又叫汪庆红，像张错币。你觉得很奇妙，但很多人，登记的是王耀文，自写的又是王跃文，全国有几人又分得清国林耀和国林跃，侯耀文和侯跃文呢？事情既然峰回路转，就不怪人马虎了。
我问汪庆虹：吴军声音尖不尖？
汪庆虹说：尖！
我问：尖到什么程度？
汪庆虹说：像是鸟儿叫。
我心想是这么回事，幸福彼岸旅社的老板也是这么说的，像是鸟儿叫。
汪庆虹说身份证是1997年8月份借给吴军的，当时吴军和他在食品厂共事，吴军说身份证在澡堂掉了，汪庆虹抽了吴军一耳光，说赔钱，吴军咬着腮帮赔了20元。吴军没过多久就被厂里开除了，原因可以去问厂里的每一个人，就是他喜欢唱戏，入了迷，有一天以为是自己一人揉面，偷偷在车间对镜子画鬓角，画口红，画完了咿咿呀呀唱起来，唱完又揉面。当时有个工友恰好回来，看到油彩跑面团里去了，恶心了，就报告厂长了。厂长心说这是搞卫生防疫检查呢，提着五十块钱就去甩他脸了，滚，滚，滚。吴军气鼓鼓地滚了。后来听说去东街孔孟旅社做事了，去那里不奇怪，那里的老板爱听戏。
汪庆虹说，吴军长得凶，脸瘦，能见骨头印，眼窝深陷，目珠却吓人，牙齿也突出。很多人识他，却不知他是哪里来的。人问，就说是黄山卖过画，嵩山练过武，庐山写过诗，唐山学过戏，号四大山人。
我们去食品厂调查，得到的结果和汪庆虹差不多。厂长说，他被开除时，用鸡爪子抓我下摆，说父母早亡，命运多舛，食饭不易，生活困顿，你不爱才也爱人啊。我觉得不是那回事，挥手掸他，他又暴怒地说：别以为你是主宰，我犯什么错啊，你说清楚，不说清楚，我告去。我说，告去！告去！。他却仍然抓我衣服，不是抓了，是揪，我就叫人把他扔出门了。这人来路不对，进厂也没登记身份证，这是我们不对，我们只要能做事就留，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检讨。
12
穿过文宁县城瘦长起伏的东街，在十字路口拐角处能找到孔孟旅社。旅社四层，像透明电梯一样嵌在一间瓷砖民房里。进去后能见到几张木桌，后头摆了财神爷，掌上托着红灯泡，闪一下灭一下。老板是七十来岁的老人，胡子花白，道骨仙风，见到我们就说：你们是找四大山人吧，走了很久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找他？
老人说：这等人物总会死的，死了就有人找了。
我问，怎讲？
老人说：四大山人是去年十二月初七（1998年1月5日）投我店的，初九那天便和我们这里的罗汉闹事情，当时四大山人把菜刀斫在桌上，你看这里有痕吧。结果罗汉把他提起扔街上了，四大山人瘦，一下扔到街心了，但他站起来和人打，打了几回合，变挡了，挡了几回合，又变受了。四大山人不求饶，只说打吧打吧，打死拉倒。罗汉们不打了。人家不打，四大山人找砖头自己打了，眼见那砖头往自家脑门上拍三次，拍出血了，罗汉个个来栏，却是拦不住，便溜了。后来还是跑出来的何大智救了命，何大智流泪说，力气真大，掰都掰不下来。
我说：何大智又是谁？
老人说：脸大，大得和脸盆一样。
我就知道这茬，赶紧送上神笔马良画的12号尸体画像，老人说，正是。这师傅画的好，和四大山人画的一般好。
我们本欲继续追何大智，见老人又自顾说四大山人去了，便由他说。老人说，四大山人和我有个同好，就是唱戏，我们这里唱黄梅戏，他唱京戏，说是会唱秦香莲。我和他交流不下去，不过听他摆过一次。他原是带戏服的，也带妆品的，唱起来还真是那么回事，高尖入耳，但拖得太长，听不懂唱什么。我问是哪里学来的，他说是拜名师梅葆玖学的。他还会画画，画得像模像样，他走后我收拾，就有一张他的画，画了个女人披头散发，明眸皓齿，很是个人物，旁边还配了诗呢。我问画画又找谁学的呢，他说是拜名师齐白石学的。我说你大小是人物，待在我们这里可惜啊，他说才这东西就是用来可惜的。我终归是生意人，也不多说。正月十四（1998年2月10日）那天，天没亮他就不打招呼走了，不但他走了，大智也走了。
我问：两人关系好吗？
老人说：好，还当着这财神爷拜把子结义呢，说是不求同生但求同死。那天还摆酒请我做中，说工资不用发了，充酒钱。我后来还是发了。
我问：何大智你知道是哪里人吗？
老人说：富强啊，富强是出人的地方，出了何大智这个假把式。
我说：怎么个假把式法？
老人说：四大山人打架，他躲到厨房里；罗汉们走了，他又提刀出来。你不知道他长多高，长多壮吧，就是那么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贪生怕死。我就不知道，四大山人这样的人物怎么交上这样一个饭桶。
我问：他们都住哪里呢？
老人说：四大山人说是外地人，没地方住，就在四楼杂物间和何大智搭铺了。
我问：四大山人有没有说自己是哪里人？
老人说：没有。他写了诗，就是那个画上配的，来本无根，去也无影。
我说：诗在吗？
老人起身从财神爷抽屉内取出一张纸来。我一看，那诗如此：来本无根，去也无影，我本无形，卿本无情，就在美丽地结束不美丽的生命。我的心闪了一下，这不正合了大桥的风光吗？所谓美丽地，又有什么能比上那段上天入地的引桥呢？我说：死意早定啊。
老人说：是啊，当时只作是戏诗，现在看来是死了。
我说：是死了。
老人默然，也不问怎么死了。
我又问：他们还留下什么吗？
老人跺跺脚，说雨鞋是四大山人留下的，他穿着，表个纪念。老人又带我们上杂物间，我们翻了很久，在一间床铺下翻出一个香烟盒，在另一间床铺下翻出两张身份证，一个名字叫艾保国，一个名字叫涂重航。我问老头，这是四大山人的床铺吗？老人说是。
我心说，这人到底叫什么呢？
13
站在羊肠小径的顶端，我看到高坑小组，原是山顶凹下去的一块地，一层灰蒙蒙的蒸气，从湿润的土地、石块、灌木丛和晒在谷场的衣服上生起，聚于屋顶、竹林和村子半空，一动不动。我们进村后，也只听到一声鸡鸣。家家户户开着门，露出阴暗的内壁和年画，午饭没人收拾，尿布是湿的，不见人踪。
这么讲，有点死人村的意思，事实却是人们长在床上或椅上了。同行的富强乡政法干部摇醒小组长刘遵礼后，这个村落也逐渐活过来。刘遵礼的眼球大而浑浊，看到着制服的我们后，露出惊慌，旋即他喊媳妇倒茶。那媳妇揭了开水瓶，发现没热气，噤若寒蝉地请示刘遵礼要不要烧点，我们说不麻烦了。
去何大智家时，一群小孩围在后边，刘遵礼斥了一声，他们便像鸟儿飞没了，那些大人则推开窗户，敬畏地窥探，我们回头看，他们就拉上窗户。到达何大智家时，我们发现厅堂内摆着两个遗像，一个是男老人，一个是女老人，刘遵礼说这是刘春枝的父母，两年前先后故了。刘遵礼喊春枝春枝，一个丹凤眼、柳梢眉的妇女从内屋走出来。她也惊慌，不知出了什么事。我说：你是何大智的妻子吧？何大智可能死了。
刘春枝看了刘遵礼，又看了我们，软瘫于地。一旁妇女去拉，却是越拉越躁。众人意欲拖她上床，她的手指又抠在地上，抠出一道槽印。我们很尴尬，不好追问丧夫的人，便四散找村里的人。
刘遵礼说：何大智是三年前倒插门来的，本是外姓，但我们不见外，鱼塘分鱼不短他，祠堂也领他进。何大智老实，能吃亏，我们刘家人也很喜欢他。两年前刘春枝父母故了后，他们夫妻越发恩爱和睦，有句黄梅戏怎么唱的？你耕田来我织布，就是这样的。我想不出他有什么想不开的，他在县城打工，或许在那边有些问题吧。刘遵礼还说：文宁县都是矿山，哪里都能找到炸药。
我走到谷场，发现有个妇女收衣，便上去问。她羞涩地笑笑，一连跟我说听不懂。我想也是，她说的我也听不懂呢。我走了，她又喊：关系很好的，男耕田来女织布。喊完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也笑了。后来我见一个长胡子老头坐在门前，欲要去问，不料老头转身进屋，只撂下一句：我不晓得，莫找我。
我们一行问出的东西都差不多，要么是不晓得，要么是夫妻很好，你耕田来我织布。我说这里人都爱听黄梅戏吗，政法干部说是呀，几十年只作兴严凤英。有戏团来，全村都去看。
刘春枝情绪缓和后，抽抽嗒嗒地说了一些情况。何大智是去年底从县城回来的，除夕（1998年1月27日）那日，他们中午在高坑吃饭，拜祠堂，晚上就去何山和他父母、弟弟过年了，在那里住到正月初二（1998年1月29日），刘春枝回高坑了，何大智去母舅表叔那里拜年，直到正月十一（1998年2月7日）才回来，第二天就走了，说是和结拜兄弟打工去了。
刘春枝说：我和大智是媒人撮合，我说倒插门，他也肯了。他是好人，好人怎么会死呢？大智在家时挑粪砍树，打工时送钱回家。我总是说别打工了，在家种田也能活，他不听，说我没好吃的好穿的。现在他死了，房梁倒了。
我说别难过。
刘春枝擦擦新冒出的泪，说：大智和我们刘家无怨无仇，要说坏肯定是坏在他结拜兄弟上了。我听说他兄弟在县城打架，往死里打。我不识他兄弟，肯定不是好人。
刘春枝给我看了结婚证，我一看那上头的何大智，便像被电触了。因为他的眼竟然是闭着的，只留了条小缝，情人节那天我在爆炸现场，看到的尸身也是这样，眼闭着的，只留了条小缝。张老说，他是害怕。
我们离开高坑时，刘遵礼出来送，我记得他握手时很用力，都能感受到手窝里湿暖的气息。走了十几步，我回头望，却发现他不见了，全村人也不见了，只有蒸气还悬浮在屋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