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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是的。”
“那要么我以后试试。”
他抬了抬一边的眉毛。他对她的到来感到好奇,不过就对她的了解,他知道最好对此不要多问。“好吧,”他只是说,“我该去睡觉了。没有什么能比海边的空气更宜人了,不是吗?”
她表示同意并道了晚安,但当门从他身后关上的时候,她注意到他的脚步声又回到了阁楼,而不是去向他的卧室。
烟斗里的烟透过地板的缝隙漏下来,狗儿们睡在她的身边频频被梦惊动,外祖父在楼上回忆过去,萨迪迅速地翻了一下那本书。只是一些简单的脑筋急转弯之类的题目,没什么特别的,而就是这些当时拯救了她。在外祖母给她这本书之前,她并不知道自己有多聪明。她不知道自己擅长解谜,也不知道解开谜题所带来的快乐,就像其他孩子逃学一样。然而事实证明她的确聪明,的确适合解谜,一扇门被打开了,她的人生从此走向了从未想象过的路。她逐渐长大,摆脱了小时候的困惑,然后找到了一份真正可以解谜推理的工作,如果失败了,后果也将远超出她的承受范围。
她在想,为什么波尔第偏偏在今晚,在这么明显的时机,而不是别的时候把这本书给她,这究竟是不是一个巧合?还是他觉得她这次的到访和十五年前她刚被带到他们家那次有联系?
萨迪又拿出了信封,再次仔细地研究起上面的笔迹来,她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像长篇大论一样写在信封上。里面的信件则是一个定时炸弹,嘀嗒嘀嗒作响,而她正想方设法把它解除。这封信已经把所有事情搞得一团糟了,而这种状态还会持续下去,直到她把它搞定为止。她真希望自己从没有收到过这该死的东西。它当初应该从那个邮递员的包里掉落出来,接着被一阵风卷起吹跑,再从什么地方蹿出来一条狗把它叼走,嚼一嚼,直到整个信封都化作一团湿乎乎的烂泥。萨迪郁闷地叹了口气,然后把信夹进解谜书里。她并不天真,她知道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的“公平”。尽管如此,当她把书合上放好的那一刻,她还是感到有点惋惜。多多少少,这似乎有些不正确,一个人的人生竟然会在同一个错误上翻两次车。
当她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解决方法浮现了出来。她一直潜入那个梦中,如今已经习以为常:门廊里一个背光的小女孩,伸出双手叫喊着她的母亲,她一睁开眼睛,便立即清醒了。答案(这个在萨迪看起来清澈的夜晚,她所有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她甚至不敢相信自己居然为此花了六个星期。她,一个自豪于自己解谜能力的人。她曾希望自己从没拿到过这封信,谁说她拿到了?萨迪甩开羽绒被,再次把信封从解谜书中取出来,然后在床头柜上翻找笔。“查无此地址,”她在信封面上匆匆写下这句话,努力让她的字迹比平时写得更潦草,“退回发件人。”她仔细看了看自己的笔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她克制自己不再去看那张照片,小心翼翼地把信件重新封好,以免别人看出来。
第二天一清早,趁着波尔第和狗儿们都在睡觉,萨迪换上一身跑步装备,沿着幽暗的街道慢跑,手里拿着那封信。她把它投进了村子里唯一的一个邮筒里,它即将被带回伦敦。
她在峭壁附近继续跑着,一路上展现着收不住的笑容。她的脚步仿佛注入了新的能量,金色的太阳在粉红色的天空中升起,她尽情享受其中,一切不开心的事情都结束了。这简直就好像这封信从来没被她捡到过一样。波尔第永远都不需要知道她这次突然到访康沃尔背后的真相,而萨迪也可以回去工作了。没有了信件内容对她判断力的阻挠,她就能够让贝利的案子了结,然后从一直笼罩在她身上的各种疯狂中挣脱出来。她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告诉唐纳德,她已经休息好了。
萨迪后来再次出门帮波尔第买梨子的时候,绕了个远路进村,她越过悬崖,来到瞭望塔,然后从西边陡峭的小径朝草场走去。不可否认,这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之一。萨迪能够理解波尔第爱上这里的原因。“我立刻就知道了,”他曾带着猝不及防的、重新燃起的热情对她说,“那个地方就好像在召唤我一样。”他曾如此热情,以至于相信某种神秘的外来力量的存在,搬家就像是“注定的”,萨迪当时只能笑笑,点点头,忍住没告诉他,几乎没有人不觉得这里的生活在召唤他们。
她事先从口袋里掏出几枚硬币,拿在手里晃动着。村庄里的手机接收信号不稳定,不过公园里有个公共电话亭,她打算趁波尔第不在,好好用一下电话亭。她把硬币扔进投币口,一边站着等待,一边用大拇指不停地敲击着自己的嘴唇。
“你好,雷恩斯。”他低沉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唐纳德,我是萨迪。”
“斯帕罗?我听不大清楚你的声音。休假过得怎么样?”
“很不错。”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加了句,“很清闲。”因为这似乎像是人们提起假日时常说的话。
“很好,很好。”
电话里发出嘶嘶的声音。他俩都不喜欢寒暄,于是她直接切入正题:“听着,我已经想了很多,现在我准备好回来了。”
沉默。
“回来工作。”她补充道。
“这才过了一个星期。”
“但是一切都很澄明。海边的空气以及所有的事情。”
“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斯帕罗。四个星期,没有但是。”
“我知道,唐[1],但是你看……”萨迪回头扫了一眼,看到一个女人正推着坐在秋千上的孩子,她压低了嗓音,“我知道我没有照章办事。我彻头彻尾地错了,我反应过度,处理得一塌糊涂。你是对的,确实有些其他的因素,一些个人因素,但现在都结束了,解决掉了,而且——”
“等下先别挂。”
萨迪听见电话的另一头有人在叽咕些什么。
唐纳德嘟哝地回复了一下,然后回到电话中来:“听着,斯帕罗,”他说,“这里发生了些事情。”
“是吗?有新的案子?”
“我得挂了。”
“呃,好吧,当然。我只是想说,我准备——”
“信号不是很清楚。过几天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吗?下个星期,我们好好地谈一谈。”
“但是我……”
电话挂断后,萨迪对着话筒咒骂了几句,接着又在口袋里翻找起硬币。她重新拨了号码,但这次直接转到了唐纳德的语音信箱。她等了几秒后,又尝试拨打,结果还是如此。萨迪没有留言。
她在草场边的长凳上坐了一会儿。两只海鸥正在争抢一片从报纸包裹中漏出来的薯片。那个秋千上的孩子在哭泣,秋千的绳索同情地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萨迪不知道是不是唐纳德故意不接她后面的几个电话。她觉得有可能。她坐在电话旁,兜里揣着硬币,思索着还有什么其他人可以联系。她意识到没有其他人了。萨迪做起了屈蹲,一个接一个。她需要回伦敦,在那里她才有价值,比起买梨,那里有更多的事情能做。想到这里,她几乎伤心欲绝。沮丧、无力、突然被压制的激动在她的心里挤作一团。那个秋千上的孩子正脾气发作大吵大闹,拱起小小的身板不让他母亲擦拭他那脏兮兮的脸蛋。萨迪真想和他一起哭闹。
“便宜卖了。”萨迪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女人对她说,带着所有的父母在开玩笑说丢掉自己的孩子时都会有的翻白眼表情。
萨迪挤出一丝微笑,继续向村子走去,到了那里,她毫不怠慢地挑起了梨子,她把梨子排成一排,像对待嫌疑犯一样仔细审查了每一个梨,再做出选择,然后付钱回家。
之前她路过图书馆——位于高街的石头建筑,她外祖父家到村子的必经地标——但她从未想过要进去看看。她不是喜欢待在图书馆的那类人。图书馆里有太多的书,太过安静。不过现在,橱窗的展示让她突然停下了脚步。许许多多悬疑小说堆成了一个金字塔形,黑色的封面上银色的粗体字大大地印着“A.C.埃德温”。当然,萨迪对这个作者很熟悉。A.C.埃德温是警察还有国家机构真正在读的为数不多的罪案作者之一。曾经路易丝提起埃德温家族和他们的湖边小屋的时候,萨迪并没有联想到什么。然而,现在,看着高高挂起的宣传海报——“发行第五十本书的本地作者”——她感到莫名兴奋,似乎两件毫无关联的事情凑到了一起。
萨迪毫不犹豫地走进了图书馆。一个长着地精身材的男人看上去能为她提供帮助,别在他衬衫上的名牌印证了这一点——是的,他们的确有当地历史分类;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可以帮忙的吗?“是的,”萨迪放下手里的一袋梨,说道,“事实上,我需要搜寻关于一幢房子的全部信息。这是个很久以前的案子,现在被我接手。我要你推荐一下你最喜欢的A.C.埃德温的小说。”
[1] 唐是唐纳德的昵称。
第6章 二〇〇三年,伦敦
彼得拼命追赶着巴士,手里的包裹差点没掉地上。多亏他这辈子的笨手笨脚,他才学会了怎样牢牢地抓住东西。他用手肘把包裹贴靠在自己的身体上,一边不受影响地快步行走。他从口袋里拿出交通卡,撩了下落到眼睛旁的一簇头发,然后发现了一个空位。“对不起,”巴士向前冲了一下,他努力走到过道,一边自言自语,“对不起,请让一让。抱歉。对不起。”
一个嘴巴嘟起的女人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对着摊开的《纽约时报》皱着眉头,巴士转了个弯,彼得没站稳,一屁股落在了她旁边的空位上。她的一侧身子挪了一挪,轻轻地但又刻意地叹出一口气表示愤慨,暗示他是个恼人的不速之客。彼得也一直这么看自己,因此这含沙射影的暗示并没有冒犯到他。“我以为还要再走一会儿,”他一边和气地说着,一边把背包和包裹卸下,放到他的双脚之间,“从这里到汉普特斯西斯公园有很长的路,尤其现在天还那么热。”
对于他和善的微笑,那个女人用轻蔑的方式回应,在不像彼得那样大度的人看起来,就是个厌恶的怪相。然后,她的目光又回到她的报纸上,动作很大地抖了抖整张报纸,把它竖起来。这种阅读方式使得她可以完全无视邻座的存在,而彼得并不是个身形很大的男人,他发现把背靠在座位上时,报纸几乎要擦到他。甚至,这样坐着他可以收集到一天的情报,省得他到了汉普特斯西斯公园再打听新闻。
爱丽丝希望他能实时了解新闻。当心血来潮的时候,她会变得十分健谈、如饥似渴,而她对笨蛋又缺乏耐心。后者是他从爱丽丝身上得知的;在他们一起工作的第一天,她便声明了这一点,她有意识地眯起了眼睛,仿佛有超能力一般能通过目光来扫描一个人,探测出他是不是愚蠢。
彼得的目光游走在第二版面,多亏他邻座帮忙把这一页伸到了他的腿上:《市场舆论调查国际的投票显示劳动党和保守党不相上下》《六名皇家宪兵队成员在伊拉克被杀害》《玛格丽特·霍奇当选第一任儿童部长》。至少,贝利的案子跌出了头版头条。这是个可怕的案件,一个孩子独自被关了好几天,被本该照顾她的人抛弃了。彼得在某天下午茶的时候说起这件事,当时这个案子正热火朝天,而爱丽丝把他给吓到了,她的目光牢牢地凝视着自己的茶杯,然后表示如果他们不知道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就没有办法给出判断。“你还年轻,”她轻快地继续说道,“生活会治愈你天真的想法。一个人唯一能依靠的事情就是知道除了自己,没有人能够真正依靠得上。”
爱丽丝尖酸刻薄的脾性一开始挺难应付的。彼得在随时准备走人的情况下度过了头一个月的时间,之后便逐渐明白这只是她性格的一部分,一种幽默,时常嘲讽但无伤大雅。彼得的问题在于他太过认真。他知道,这是一个性格缺陷,他努力去改正,或者至少能掩饰一下。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从他记事起就已经这样了。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的哥哥都无比快乐,喜欢开怀大笑。在彼得的童年里,每当他对着玩笑话认真思索的时候,他们就会摇着头吃吃大笑,一边搅乱他的头发,说他是一个小笨鸟,一个严肃迟钝的小布谷,从天而降来到他们家,上帝保佑他。
这种形容虽然困扰着彼得,不过也没那么严重。事实上,他总是与众不同,不仅表现在正直诚实上。他的两个大哥哥小时候就很高大强壮,长大了也十分魁梧,看上去感觉像一只手拿着一品脱啤酒、另一只手抱着橄榄球的那种人。然后彼得呢,皮包骨头,脸色苍白,细细长长,而且很容易受伤。他的母亲并没有说过什么批评之类的话,更多地是怀疑她和他父亲是怎么生出这么个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小怪物来的;还有他对图书独特而深不可测的热情。“他喜爱阅读。”他的父母曾经用敬畏的语气对他们的朋友说道,仿佛在宣布他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1]一样。
彼得的确喜爱阅读。他在八岁的时候就看遍了基尔伯恩图书馆整个儿童区的书,这个战绩本可以是个拿来纪念和炫耀的资本,但问题在于他离取得梦寐以求的成人图书卡还差了几年。感谢上帝,因为他遇到了塔尔博特小姐——她咬了咬嘴唇,整了整别在嫩黄色羊毛衫上的图书馆名牌,然后为了使她平常柔和平稳的声音更显活泼,微微颤抖地告诉他,她保证他永远都会有东西读。对彼得来说,她就像个魔术师。她是密码的破译者,目录卡片和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2]的大师,通往奇妙世界的开门者。
那些泡在图书馆里的下午,呼吸着上千个故事里泛出的陈旧的日晒气味的空气(主要是一百年来潮气的渗入带来的霉变),是多么美妙醉人。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如今,在开往汉普特斯西斯公园荒野的168路公共汽车上,彼得几乎切身感觉被过去的岁月所笼罩。他一想起自己九岁的时候和当初自己像小马驹一样又细又长的身材,四肢便开始抽搐。曾经外面庞大的世界似乎充满了无限可能,安全且适合闯荡,而那时,他被关在四面高墙里。想到这里,他不禁激动起来。
彼得不顾邻座刻意的叹气声,手伸过报纸,在自己的书包中翻找着工作日程表。他之前把它夹在了一本《远大前程》的封面里——他是为了纪念塔尔博特而阅读,那本书的书页已经卷了边。现在他细细研究着封面上微笑的人像画。
当彼得告诉爱丽丝他在星期二早上需要请假参加一个葬礼时,她表现出一如既往的好奇。的确,通常来说,她对于他的生活细节极度感兴趣。只要兴致上来,她就会对他问这问那,这些问题给人感觉更像是从一个混在人类中的外星学生,而不是从一个八十六岁的老人嘴里问出来的。而把自己的生活形容为普通得让人不屑一顾的彼得,如果对每个问题都认真考虑的话,一定会被这个“老太太”的关心弄得心力交瘁。比起谈论自己,他更愿意去聆听其他人的生活点滴。不过爱丽丝是不容许任何异议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不断坦诚回答各种问题的磨炼,他已经适应很多了。并不是他终于学会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而是因为他发现爱丽丝并不是唯独对他感兴趣。她对于在她园子里混饭吃的瘦长狐狸们有着相同的好奇心。
“葬礼?”她正在给西班牙出版商的书上签字,抬起犀利的目光问道。
“我还从来没参加过葬礼。”
“以后还会有的,”她不动声色地说着,夸张地在面前的书页上画了一下,“人在一生中会遇到许多事。等你到了我这把岁数,就会发现你送走的人比能叫来一起喝早茶的人还要多。当然,参加葬礼很有必要,没有葬礼的死亡是很糟糕的。”彼得也许能够请她提供一些建议,不过还没等他来得及多想,爱丽丝已经继续说道:“是亲戚吗,还是朋友?年纪轻轻就死去的话总是很糟糕的。”
然后彼得告诉她关于塔尔博特小姐的事情,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记得那么多在他九岁的时候塞进小脑袋里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细节。她手腕上精细的玫瑰金色手表;她思考的时候,食指和大拇指指尖相互揉擦的习惯;还有她的皮肤,闻起来有麝香和花瓣的香味。
“一个向导,”爱丽丝抬起银白色的眉毛说,“一个导师。你可真幸运。你们一直保持联系吗?”
“并没有。我上大学后就和她失去了联系。”
“但你去看过她。”她陈述道,并不是个疑问句。
“远远不够。”
从来没有。但是羞愧让他不敢向爱丽丝承认。他曾经想过去图书馆拜访她,真心想去,但生活过于忙碌,他还没来得及找到时间。他是偶然间得知塔尔博特小姐去世的消息。当时他正在替爱丽丝跑腿,在大英图书馆等待档案馆一本关于毒药的德文书,一边漫不经心地翻阅着一本《国家图书馆协会简讯》,而她的名字突然呈现在他眼前。塔尔博特小姐——当然,是她的全名:露西·塔尔博特——罹患癌症不治逝世,葬礼将于六月十日星期二举行。彼得感到犹如晴天霹雳。他甚至对她得病的事情毫不知情。真的,他应该知道的。他告诉自己这是自然规律,从孩童逐渐长成大人,最终慢慢离去。不管怎样,他想得太多,回忆让他和塔尔博特小姐之间的友谊又增强了一些。他想象他们彼此之间有特别的联系,但事实上她只是做本职工作而已,彼得只是人群中的一员。
“我看未必,”爱丽丝对此表示,“非常有可能的是,她见过那么多的孩子,并没有和谁有特别的联系,也没有谁对她特别重要。”
彼得并没有因为觉得爱丽丝这么说是出于给他面子而沾沾自喜。她这么说只是坦率地表达出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如果这正中他的要害,那么她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他原以为这件事就这么了结了,直到几个小时后,他正专注于他的日常工作,把爱丽丝早上的活动情况输入她拒绝使用的新电脑时,她问道:“她给你看过我的书吗?”
彼得从充满修改标注的句子中抬起头来。他不明白爱丽丝在说什么。他并没有意识到她还在屋子里,和他在一起。通常他在工作的时候,爱丽丝并不会待在他身边。大多数的下午,她会非常准时地出门,像神秘地履行公事一样。她从没透露过自己去做什么。
“你的图书管理员,她有给你看过我的书吗?”
他考虑了一下,想撒个谎,不过这个念头也就持续了一秒钟。爱丽丝对不诚实非常敏锐。他说她并没有给他看过,令他惊讶的是,爱丽丝竟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个好事情。我写的东西不是给小孩子看的。”
事实的确如此。爱丽丝的书写的都是英国悬疑谜案,内容可不那么亲切。他们就像罪案小说评论家喜欢描述的那样,有“心理上的紧张”和“道德伦理的界限”,凶手、犯罪手法以及犯罪动机。就像她自己曾在一个BBC访谈中说的万人皆知的话一样,谋杀本身并没有吸引力;是杀人动机、人为因素、热情和狂怒导致的可怕行为使它引人入胜。爱丽丝对这些热情和狂怒有着非常杰出的把握。采访记者这么说着,爱丽丝点点头,礼貌地听着他对自己的评论,他说这些其实有那么一点点过于敏锐而让他有些不适。然后她回答:“但是当然,写这些东西不必经历过谋杀,只需要一个时间机器就能写下阿金库尔战役。仅仅需要了解一个人的阴暗程度,以及对此探究到底的决心。”她笑了笑,简直迷人,“除此之外,难道我们从未有过杀人的念想,哪怕只是一闪而过?”
在这采访后的几天里,她的书销售得十分火爆,而她并不特别需要关心销量。因为几十年来,她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A.C.埃德温这个名字简直是全部犯罪题材的缩写,她作品中的迪戈里·布伦特侦探是一个喜好编织拼布的乖戾的退伍军人,他受到大批读者的喜爱,甚至超过对他们自己父亲的喜爱。这并不是彼得夸大其词,《星期日泰晤士报》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登出的问答栏目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好极了。”爱丽丝在公关人员致电她告知这个消息之后如此说道。然后,生怕彼得会认为她会在乎取悦他人,她又补充道:“当然这并不是我的目的。”
彼得从来没有告诉过爱丽丝,他在做她的助手前,从来没读过任何一本她写的书,他根本不怎么阅读现代小说。而塔尔博特小姐,当时严密监管着向未成年人提供的违禁成人书刊,在决定是否将纪实文学作为最佳阅读启蒙这件事上举棋不定(她曾大声地给出理由说这些历史书能给一个孩子的心灵造成怎样的伤害),然后,终于决定以名著为基础,从图书馆的书架上抽出一本《远大前程》。彼得彻底迷上了煤气灯、长礼服,以及马车,从此一往无前(或者说,不再往未来看,具体说法视情况而定)。
搞笑的是,正是因为他太过专注于十九世纪的小说,他才结识了爱丽丝。彼得在大学毕业后面临着人生抉择的十字路——而对于星座成像专业的研究生来说,似乎也没有很多工作可以选择:一八七五年至一八九三年的维多利亚时期小说中的“启蒙”“自我”“感性”——不过这也给了他整个夏天的时间来详细计划。因为需要付房租,所以他仍在帮他的哥哥大卫打点零工赚钱,做些防治虫害的事情。某个星期一的清早他们接到了爱丽丝的电话。她卧室墙上传出的恼人的嘀嗒噪声吵得她整个周末都没睡好觉,她需要马上找人来查查原因。
“难对付的老太太,”大卫对彼得说,他们来到希斯大街,跳下车,前往爱丽丝的住所,“不过完全没有恶意。就是一个奇怪的习惯,她会把我叫出来,然后告诉我她认为我等下会发现什么。更奇怪的是她总是对的。”
“我猜是蠹虫,”爱丽丝对大卫说。他来到卧室的墙角,拿出工具,把玻璃听筒贴在墙壁上:“是红毛——”
“——窃蠹,”彼得几乎异口同声地低声说道,此时大卫正盯着他看,仿佛他要开始说灵言,“像在《泄密的心》[3]里一样。”
紧接着一阵短暂的沉默后,爱丽丝问道:“他是谁?”口气听上去像是女王正在视察除虫过程。“我不记得你还有助理,欧贝尔先生?”
于是大卫向她解释自己没有什么助理;彼得只是他的弟弟,暂时帮忙几个星期,之后再考虑做什么样的工作。“他需要远离那些书本休息一下,”大卫补充道,“为了他自己好,别变成书呆子了。”
爱丽丝以几乎察觉不到的动作轻微地点了点头,然后转身离去,空气中回荡着爬楼梯的脚步声。现在彼得知道了,她走向的是阁楼的那个房间,那是她的写作间。
之后当他们坐在狗哨酒吧烟雾缭绕的卡座上时,大卫重重地拍了拍彼得的肩膀。“看来你唤醒了巨龙并且得以幸存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喝干最后一滴啤酒,然后捡起飞镖,“不管怎样,你对她说了些什么——关于内心的东西?”
彼得曾经解释过关于爱伦·坡以及他的匿名讲述者,审慎精确的谋杀案;他的心智一切正常,并且最终因为罪责感而没有犯案。而大卫这人对哥特没有半点儿兴趣,他继续一个接一个地投掷飞镖。投完后,他开心地提到彼得没有被爱丽丝封进墙壁是他的运气:“你知道吗,这就是她做的事情:谋杀。但并不是真实的谋杀——至少就我所知。她所有的罪行都干在纸上。”
一个星期后爱丽丝的信件到了,信封里还附着一张她署名的支票。信是由打字机打出来的,有一个字母“e”还没打完整,下面是深蓝色的签名。信的内容表述得很简单。她想面试一个临时助手,作为现在的固定助手请假时的替补。她打算周五中午时面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