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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这十年——被毒品麻醉剂占据的年代，我们常碰到一个问题：要是某人的脑子坏掉了，该怎么委婉地让他明白呢？如今，我们这些跟爱马士·肥特一起陷入神学世界的朋友，也碰上了类似的问题。
要是能把毒品和疯症两样东西联系起来，那就简单多了：肥特在六十年代嗑了太多药，所以到了七十年代，脑子就成了一团糨糊。要是真能说服自己相信这种因果联系，我早就这么干了。我最喜欢能够一次性解答好几个问题的答案。可是，我实在没法说服自己。肥特没碰过迷幻药，至少没有实质性地嗑过。只有一回，那是1964年，那会儿到处都能搞到山德士LSD-25，特别是在伯克利。肥特服食了一大剂LSD-25，然后便感觉自己像是一下子被丢回到遥远的过去，一下子又去了遥远的未来，最后干脆像是被彻底抛到时间之外。总之，他说起了拉丁语，还深信Dies Irae——也就是“上帝怒火之日”——已经到来。他能听到上帝的雷霆之怒，震耳欲聋。整整八小时，肥特不停地祈祷哀求，说的全是拉丁语。后来，他自己说，在那段时间里，他只能用拉丁语思考，也只能说拉丁语。当时，他还读了一本书，书里引用了一段拉丁文。他阅读起拉丁文来，就跟阅读英文一样顺畅。好吧，也许他如今的“上帝疯症”的源头就在这儿。他的大脑很喜欢1964年的这段迷幻经历，于是把它保留了下来，以便日后能重来一遍。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要是按照这种逻辑，那就只是把所有问题一股脑儿都推给了1964年。据我所知，服了迷幻药以后能读拉丁文，说拉丁语，甚至用拉丁语思考，这可是非常少见的。肥特丝毫不懂拉丁文。此时此刻，他不会说拉丁语。回溯到1964年，在服下一大剂山德士LSD-25之前，他也不会说拉丁语。后来，到1974年，当他的神秘宗教体验开始后，他发觉自己在用某种异国语言思考。可是，这种语言连他自己也不懂（1964年那会儿，他明白自己说的是拉丁语）。他随便选了几个词，把这些词的读音记了下来。对他来说，这些词根本不算是什么语言，于是也很难为情地不敢随便拿给人家看。他太太——后娶的太太——贝丝，在大学里学过一年希腊语。她看了肥特写下的文字，认出这是不太准确的通用希腊语（Koine Greek），或是阿提卡希腊语（Attic Greek），反正肯定是希腊语。
Koine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就是“共通”。《圣经·新约》成书的年代，通用希腊语已经成了中东地区的通用语言，取代了阿拉姆语（Aramaic）。在阿拉姆语之前，中东地区的通用语言是阿卡德语（Akkadian）。（我是个职业作家，所以才知道这些。对作家来说，掌握关于语言的专业知识是必需的。）《圣经·新约》的现存手稿，是用通用希腊语写成。不过，“对观福音”的来源，也就是Q，是用阿拉姆语写成。阿拉姆语是希伯来语的一种，耶稣本人说的就是阿拉姆语。因此，当爱马士·肥特用通用希腊语思考时，他实际上和圣路加与圣保罗（两人是好友）用的是同一种语言，至少和他们用以写作的语言是一致的。通用希腊语的书面文字很滑稽。因为，书写的时候，字与字之间是不留空格的。所以，翻译这种文字的译者，蛮可以选择合适的位置，放入空格。说白了，就是他想放哪儿就放哪儿。于是，各种各样古怪的翻译版本都会出现。就拿以下这句英文为例：
GOD IS NO WHERE 上帝所存无处
GOD IS NOW HERE 上帝现存此处
其实，这些都是贝丝告诉我的。从前，贝丝一直没把肥特的神秘宗教体验当真，直到她看到肥特记录下的通用希腊语的读音，才认真起来。因为，她知道肥特从没接触过通用希腊语。肥特认不出自己写下的文字，还以为那些根本不是语言。肥特宣称——唉，肥特宣称的东西太多了，我真不该用“肥特宣称”开头——在他撰写注疏的那几年里——整整好几年！——他做出的猜想恐怕比天上的星星还多。每一天，他都能增添几条新的猜想。而且，每条都比之前的更不可思议、更激动人心——也就是说，更糊涂得不可救药。而上帝，总是肥特猜想的主题。肥特从对上帝的信仰出发，小心地探索。那模样，让我想起从前养过的一条狗。那条狗很胆小，从来不敢跨出自家前院草坪。他会站在草坪边缘——这个“他”，既指肥特，也指狗——先迈出一步，然后是第二步，或许还会迈第三步……接着立即掉转身子，飞也似的逃回自己熟悉的领地。对肥特来说，上帝就是他所标记的安全领地。不幸的是，在第一次神秘体验之后，他就再也找不到返回那片领地的道路了。
人们一旦找到上帝，上帝就该留在人们身边——真该把这句话写进强制性条款里。
对肥特来说，就算他当初真找到了上帝，到了现在，这件事也只会越来越让人扫兴。就像一包兴奋剂越用越少，袋子越来越瘪，给人的愉悦感也越来越低。兴奋剂没了，可以去毒贩那儿买；上帝没了，该去哪儿买？尽管肥特确实曾找过大卫教会的某个牧师告解，但他知道教会什么忙也帮不上。没什么用。什么都没用。凯文建议他吸毒。我常跟文学打交道，所以建议肥特读读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小诗人的作品，比如沃恩或赫伯特的诗：
他知道自己有个家，可不知道家园在哪儿；
他说，家园太远，
早已忘记如何前往。
这首诗是沃恩写的，名叫《人》。据我看，这段时间，肥特已经落到了跟这些诗人差不多的地步，都成了时代错误。宇宙向来喜欢删除时代错误。要是肥特不赶紧振作起来，怕是也会被宇宙删除。
在所有给肥特的建议中，大概要算雪瑞的最有用。雪瑞还活着，仍处于癌症缓解期，常跟我们待在一块儿。
有一回，肥特陷入低潮，她告诉他：“你该研究研究T-34的各项特征。”
肥特问她，什么是T-34。原来，雪瑞读过一本写二战时期苏联武器的书。T-34坦克是当时苏联军队的救星、盟军的救星——往远了说，也是爱马士·肥特的救星。因为，要是没有T-34，肥特现在既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拉丁语，更不会说通用希腊语，而是——德语。
雪瑞解释道：“T-34的行动速度很快。在库尔斯克，它甚至打败了德军的‘象’式坦克歼击车。你根本想不到，它给德国第四装甲军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说着，她在纸上开始画1943年的库尔斯克，画了当时战斗的情形，还标出了各种数据。肥特，还有我们大家，全都看傻了。雪瑞的这一面，我们从没见过。“朱可夫亲自上阵，这才力挽狂澜，击退了装甲军。”雪瑞呼呼喘着气，继续道，“一开始，瓦图京搞砸了。后来，他被亲纳粹分子刺杀。好了，现在想想德国军队的‘虎’式坦克，还有‘豹’式坦克。”她拿出几张照片，给我们看各种不同型号的坦克，接着津津有味地讲述科涅夫元帅如何在三月二十六日成功渡过德涅斯特河和普鲁特河。
究其根本，雪瑞的建议就是想将肥特的思维从宇宙啊、抽象啊这些东西上拉回到真实具体的事物上。她酝酿出了这条切实可行的想法，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比二战期间的苏联大坦克更真实了。她希望这东西能变成解毒剂，缓解肥特的疯症。可惜，她娓娓动听的生动描述，外加地图和照片，只能让肥特回想起他在格洛莉亚葬礼前一晚跟鲍勃一起看的电影《巴顿将军》。当然，这事雪瑞毫不知情。
“我看哪，他该学学缝纫。”凯文说，“你不是有缝纫机吗，雪瑞？你教教他怎么用吧！”
雪瑞表现出高度的固执，坚持道：“库尔斯克的坦克大战，一共涉及超过四千辆装甲车。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装甲战役。彼得格勒保卫战，人人都知道；可是，库尔斯克战役却无人知晓。苏联真正的胜利，发生在库尔斯克。你只要想想……”
“凯文，”大卫打断了她的话，“当时，德国人真该拿只死猫出来，让苏联人给个解释。”
“这么一来，苏联人肯定立马停止进攻。”我帮腔道，“恐怕朱可夫到现在还在绞尽脑汁想解释呢！”
雪瑞转向凯文：“在库尔斯克，上帝让正义的一方获得了耀眼的胜利。看到这个，你怎么还忍心向他抱怨一只死猫呢？”
“《圣经》里提过掉下来的麻雀。”凯文回答，“里面说，上帝的一只眼睛，连麻雀这种微小的生命也会注意到。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上帝只有一只眼睛。”
“库尔斯克的战役，是上帝打胜的吗？”我问雪瑞，“这话苏联人听了可不会高兴，特别是那些造坦克、开坦克、最后死在坦克战场上的人。”
雪瑞耐心解释道：“我们都是上帝的工具。上帝的意旨，通过我们显现出来。”
“嗯，”凯文说，“拿马仔来说，他见过上帝，也是上帝的工具。可他这工具不怎么顶用哇！要不就是，八成上帝本人也不怎么顶用，所以选的工具也不行。就像八十岁老太太开辆福特平特车，车子的油箱还是被撞凹了的。”
“要拿死猫的话，德国人也不能随便拿，只能拿凯文那只。”肥特插嘴道，“凯文在乎的只有自己那一只。”
凯文说：“那只猫，在二战期间还不存在呢！”
“那，二战期间，你有没有为这只猫伤心呢？” 肥特又问。
“怎么可能？”凯文说，“它那时还不存在呢!”
“他现在也不存在。一样嘛。你也不用伤心啊!”肥特说。
“不对。”凯文回答。
“哪儿不对？”肥特追问，“他二战期间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哪儿不一样？”
“现在，凯文手里有猫的尸体。”大卫说，“可以拿出来高高举起。这才是那只猫存在的全部意义。他生下来，活了几年，只为了变成一具尸体，好让凯文用来当证据，驳倒‘上帝仁慈’之说。”
“凯文，”肥特问，“是谁创造了你的猫？”
“上帝。”凯文回答。
“那，按照你的逻辑，上帝特意创造了证据，来证明自己并不仁慈喽？”
“上帝是个蠢蛋。”凯文说，“我们有一位愚蠢的神灵。这话我从前就说过。”
雪瑞又问：“创造一只猫，需要很大能耐吗？”
“只要有两只猫就行，”凯文回答，“一只公猫，一只母猫。”不过，他已经品出味道，明白雪瑞此问的含义何在。“需要……”他顿了顿，笑了，“好吧，还是需要能耐的，如果你坚持要追寻宇宙目的的话。”
“你觉得宇宙没有目的？”雪瑞追问。
凯文犹豫了一会儿，回答：“生命活着，都有目的。”
“是谁让它们有了目的？”雪瑞问。
“它们……”凯文又犹豫了，“生命本身就是生命的目的。生命和生命的目的密不可分。”
“这么说，一只动物就是一个目的的具体表现了。”雪瑞说，“这么说，宇宙还是有目的的。”
“宇宙中的一小部分，有目的。”
“没有目的的大宇宙，反而生出了有目的的小部分？”
凯文瞪着雪瑞。“吃屎去吧。”他说。
在我看来，凯文愤世嫉俗的态度，比任何一个因素——当然，是除开那个最初因素（不管是什么）——对肥特疯症的作用都大。不知不觉中，凯文成了那个最初因素的工具。这一点，肥特一清二楚。凯文的言行、外貌、体态，完完全全就是典型的精神病人，这毫无疑问。凯文愤世嫉俗的笑容，简直就像死神的笑容，仿佛一个洋洋得意的骷髅头。凯文活着，就是为了打败生命本身。从前，我一直很奇怪，肥特怎么能忍得了凯文的不断攻击。渐渐地，我看明白了。凯文常用讽刺和嘲笑把肥特的幻想世界撕碎，可是，他每撕碎一次，肥特的力量就增添一点儿。嘲讽仿佛是肥特病症的唯一解药，每当他受完攻击，从地上爬起来，他的病就好一分。肥特再糊涂，也明白这一点。其实，说实话，凯文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可是，凯文脑中显然有个奇怪的反馈回路，让他在明知徒劳甚至起反作用的情况下，不但不停止攻击，反而加大了攻击的火力。所以，随着攻击越来越猛，肥特的力量也越来越强。这简直就是希腊神话。
在爱马士·肥特的日记中，一再提到这个主题。肥特相信，非理性渗透了整个宇宙，甚至渗透了宇宙背后的上帝（或者说，终极意识）。他写道：
日记第38篇
失亲与悲痛，让终极意识陷入精神错乱。我们是宇宙这个终极意识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也有部分精神错乱。
显然，他把自己失去格洛莉亚的痛苦，外推到了宇宙尺度。
日记第35篇
终极意识不会与我们交谈。我们是终极意识的工具。终极意识的叙事穿透我们的身体；终极意识的悲伤，以非理性的方式渗透诸人。柏拉图早就领悟了这一点。他说，在普世灵魂中渗透着非理性。
第32篇日记说得更多：
我们称之为世界的东西，是不断变化的信息、不断展开的叙事，讲的是一位女子的死亡（斜体是我加的）。这位很早之前就逝世了的女子是宇宙原初双胞胎之一，神圣对偶中的一个。叙事的目的，就是怀念这位女子，纪念她的逝去。终极意识不愿忘记她。于是，终极意识的推演永久性地记录下这位女子曾经的存在。只要读到这份记录，就能了解这位女子。终极意识处理的所有信息——即我们体验到的物质实体的排列与重组——都是为了记住这位女子。每粒小石头、每块大岩石、每棵树、每只阿米巴原虫，都留有这位女子的痕迹。这位女子生存，尔后逝去，留下孤独的终极意识。终极意识痛苦不已，于是命令所有的客观实体记录她的生与死，哪怕最低微的层级也必须如此。
读到这里，你总该知道了，肥特说的就是他自己。要是你还没看出来，那你就什么都没明白。
话说回来，我不否认，肥特的脑袋确实是彻底糊涂了。从格洛莉亚打来电话开始，他的脑袋就开始失常。之后，一路下滑，滑向无底深渊。跟雪瑞的癌症不同，肥特的疯症没有缓解期。哪怕遇见上帝也没能缓解。不过，尽管凯文冷嘲热讽，遇见上帝这事，应该不算疯病恶化的征兆。毕竟，按照逻辑来说，癌症这种疾病，如果不断恶化，其结果必然是死亡。可是，疯症就算不断恶化，其结果未必是遇见上帝。遇见上帝这事的术语——我是说神学的术语，不是精神病学的术语——叫“显灵”（theophany）。显灵的意思是神灵在凡人面前自动现身。显灵跟凡人无关，纯粹是神灵——上帝、其他神圣，或是高于人类的力量——自身的作为，比如，摩西没点燃荆棘丛，以利亚也没在何烈山上发出喃喃低语。那么，我们该如何分辨，哪些是真正的显灵，哪些不过是凡人的幻觉？有一个办法，要是凡人听到的声音对他说了些他并不知道或者无从知晓的消息，那么，这大概就是真正的显灵，而不是幻觉。具体到肥特这事，他并不懂得通用希腊语，却说出了这种语言。这是否能证明点儿什么呢？还有，他不知道——至少在有意识层面不知道——自己儿子身上天生的缺陷。说不定，在无意识层面，肥特其实清楚儿子身上存在快要扭结的疝气，只是不愿意面对。通用希腊语的事也可以解释：人类体内存在一种跟“种系记忆”相关的机制。荣格本人曾记录过此类体验，称之为“集体无意识”或“种族无意识”，即种系演化过程（也就是人类的进化过程）会在单个个体的生长发育过程中重现。荣格的这一猜想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鉴于此，肥特的脑中突然出现灭绝了两千年的古代语言，也就有据可循了。毕竟种系记忆一直都埋藏在人类个体的意识深处，只要往下挖，总能挖到。不过，荣格的猜想毕竟只是猜想，没有人能够真正地将其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