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理。”我说，“时间错乱的场景里，那个女人穿着旧式长裙，赤着脚，用陶制水罐在小溪里汲水。这个镜头，是从天空中拍摄的。凯文，这一点，你注意到了吗？”
“天空。”凯文嘟哝道，“没错，这是个长镜头，也是个全景镜头。天空、土地……那片土地看起来也很古老，像是在近东，叙利亚一带。你说得对。陶水罐也强调了‘近东’这个印象。”
我又说：“但卫星本身没在电影中出现。”
“不对。”凯文说。
“不对？”我反问。
“五次，一共出现了五次。”凯文说，“第一次，墙上挂着日历，日历上印着卫星的图片。第二次，镜头闪过商店橱窗，那里面摆着卫星玩具。第三次，在天空中，镜头一闪而过，我第一次看也没看见。第四次，弗莱蒙总统翻看一份文件夹，里面是美利通唱片公司众人的信息和照片，其中就有卫星的结构示意图……第五次，我这会儿忘记了。”他皱了皱眉。
“被出租车轧过的那个东西。”我补充。
“什么？”凯文说，“啊，对！有辆出租车沿着西阿拉米达大街超速行驶，轧过了某样东西。我还以为是个啤酒罐。那东西发出咣啷咣啷的响声，滚到排水沟里去了。”凯文思索着，点了点头。“你说得对，那是卫星，被汽车压扁了。那响声听着像啤酒罐，误导了我。又是米尼的手笔。全因为他该死的音乐，或者说噪音。听到啤酒罐的声音，你就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看见了一个啤酒罐。”他的笑容有点儿僵硬，“所闻即所见。干得不赖嘛。”尽管我们此时正穿梭在密集的车流中，凯文还是闭了闭眼。“没错，虽然被压扁了，但就是那颗卫星没错。虽然断的断，弯的弯，但上面还是有天线。而且——该死的，上面还写着字呢！像是标签。上面写的是什么来着？哎呀，真该弄个他妈的放大镜，让电影放一帧停一停，用放大镜仔细研究，一帧一帧再一帧，每一帧都不错过。我们还得做些镜头叠加。电影会在观众眼中留下视网膜残像，全因为布莱迪用的激光。激光太亮了，导致——”凯文顿了顿。
“眼内闪光。”我接着说道，“观众的视网膜中出现了眼内闪光。你说的是这个吧？这就是为什么电影中的激光那么重要。”
“好了。”凯文开口道。此时，我们已经回到肥特的公寓，一人拿着一瓶德国啤酒，全身放松，准备好好讨论讨论，把电影搞个明白。
鹅妈妈的这部电影，跟肥特遇见上帝的经历，有很多相同之处。这一点，再清楚不过。我本来想说“就像上帝的旨意一样清楚”，但我没觉得——至少那时候确实没觉得——这件事跟上帝有什么关系。
“伟大庞塔行事，神奇莫测。”凯文不再用那种开玩笑的口吻。“操，操他娘的，”他对肥特说，“我本来一直以为你疯了。毕竟你被关进过精神病院嘛。”
“冷静点儿。”我说。
“我去看《瓦利斯》。”凯文说，“我看这电影是为了消遣，想暂时忘掉这位肥特先生往我们脑袋里灌输的疯言疯语。结果呢？我坐在天杀的电影院里，选了部鹅妈妈的科幻爆米花电影，却看到了些什么？这简直就像是你们串通好的一样！”
“别赖到我头上。”肥特说。
凯文对他说：“你一定得见见鹅妈妈。”
“怎么见？”肥特问。
“菲尔会联系杰米森。然后你就能见到鹅妈妈——或者说艾瑞克·兰普顿。菲尔是个有名的作家，他能安排。”接着，凯文转向我：“有没有哪个电影制作人，对你的哪本书感兴趣？”
“有，”我回答，“《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还有《帕默·艾德里奇的三处圣痕》。”
“那就好，”凯文说，“那么菲尔可以告诉杰米森，他有个电影的好点子。”他又转向我：“你那个电影制作人朋友，叫什么来着？就是米高梅那个。”
“斯坦·杰弗里。”我回答。
“你们俩还有联系吗？”
“私下里有一些。他们本来想拍《高堡奇人》，后来计划流产了。他有时候会给我写信，还给我寄过一大袋植物种子。他本来还想给我寄一大袋泥炭藓，幸好没寄。”
“你去联系联系他。”凯文说。
“你瞧，”肥特说，“我不明白。那里面——”他一摊手，“《瓦利斯》里面有些事儿，在1974年3月，也发生在我身上。那时候我——”他又一摊手，没说下去，一脸不知所措。我注意到，他的表情几乎有些痛苦。为什么呢？
也许，肥特觉得这部电影损害了他“遇见上帝/斑马”的神圣性。原本唯独他才有的神圣体验，居然断断续续地出现在一部科幻电影里，而且主演还是个叫什么“鹅妈妈”的摇滚明星。不过，这部电影，是第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据，证明肥特所言不虚；而这个证据，还是凯文——这个戳穿起谎言来一针见血的人，替我们找到的。
“你认出了多少熟悉的元素？”我尽可能保持冷静，向一脸沮丧的肥特轻声问道。
片刻后，肥特在椅子上坐直了身子，回答：“好吧。”
“等等，我写下来。”说着，凯文拿出一支钢笔。他总是随身带支钢笔，真是贵族末裔。“纸呢？”他环顾左右。
纸准备好以后，肥特罗列起来，“有单片镜的第三只眼睛。”
“嗯。”凯文点点头，写了下来。
“粉红色光芒。”
“嗯。”
“基督教的鱼形标志。这我没看见，不过你说这是……”
“双螺旋。”凯文说。
“显然，这两个是同一样东西。”我说。
“还有吗？”凯文问肥特。
“还有，该死的信息传递本身。瓦利斯，那颗卫星，会传递信息。你说，它不只是对人类发射信息，还会越过人类的主观意识，控制他们。”
“对，”凯文说，“这就是整部电影的意义所在。卫星把——你瞧，这部电影想说的就是：有一个以理查德·尼克松为蓝本的独裁者，名为费里斯·F. 弗莱蒙。他通过黑衣秘密警察——就是那些穿着黑制服、佩戴着望远镜似的武器的人，还有操蛋的啦啦队——统治着美国。在电影里，这些支持者被统称为‘弗魄’。”
“电影里，我没看到这个词啊？”我说。
“这个词出现在某条横幅上。”凯文回答，“出现在某个场景的边缘。上面写着‘弗魄，美国人民的朋友’，他们是弗莱蒙的市民军队，着装一模一样，爱国热忱也一模一样。总之，是卫星射出包含信息的光芒，救了布莱迪的命。这一点，你应该看明白了。最后，在卫星的安排下，在弗莱蒙竞选连任获胜的那一刻，布莱迪就代替了弗莱蒙。连任的总统其实是布莱迪，而不是弗莱蒙。而这件事，弗莱蒙一直都知道。有一个场景，弗莱蒙在翻看美利通唱片的人事档案照片，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但却无能为力。他下令，让军队用导弹打下卫星瓦利斯；可是，导弹发射后，忽然不停晃动，不得不将之摧毁。一切都是瓦利斯动的手脚。要不然你以为布莱迪从哪儿学来的电子知识？也是瓦利斯教给他的。所以，最后，表面上是布莱迪代替弗莱蒙当了总统，但其实是卫星当上了总统。那么，那颗卫星究竟是谁，或者说是什么？瓦利斯究竟是谁，或者说是什么？线索就是那个陶罐，或者叫陶水罐，都一样。还有，你的大脑综合各个碎片信息后拼出的鱼形标志——这代表了基督徒，女人穿的旧式长裙，时间错乱……瓦利斯和早期基督徒之间肯定有某种联系，但我说不清到底是什么联系。总之，电影中的提示全都含糊省略，一切的信息都是碎片式的。比如，弗莱蒙翻阅美利通唱片人事档案的场景，你们有没有来得及看清楚档案里的文字？”
“没有。”我和肥特回答。
“‘他是很久以前的古人’，”凯文哑着嗓子说，“‘可现在仍然活着。’”
“档案里写着这句话？”肥特惊讶地问道。
“一点儿不错！”凯文回答，“就写着这句话。”
“这么说，遇见上帝的不止我一个人。”肥特说。
“是遇见‘斑马’。”凯文纠正道，“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不是上帝，你根本不知道那东西他妈的到底是什么。”
“是卫星吧？”我说，“一颗非常古老、能发射信息的卫星？”
凯文不耐烦地回答：“他们拍的可是爆米花科幻电影。在这种电影里，那东西当然只能用卫星来表示。这你应该知道，菲尔。是不是？”
“嗯。”我回答。
“所以，他们才给它起名为瓦利斯，”凯文说，“把它描述成一颗古老的卫星，能控制人类，推翻掌控美国的邪恶独裁者——显然这个独裁者的蓝本是尼克松。”
我说：“难道，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瓦利斯》这部电影，向观众透露了一个秘密——让尼克松下台的，居然是来自天狼星系的‘斑马’，或称上帝，或称瓦利斯，或称三眼人？”
“没错。”凯文回答。
我转向肥特：“你梦见的三眼西比尔，是不是说过‘密谋者已被发现，将接受制裁’？”
“对，在1974年8月说的。”肥特回答。
凯文声音低沉地补充道：“同年同月，尼克松辞职。”
之后，我们两人离开肥特的公寓，凯文开车送我回家。一路上，趁肥特和瓦利斯都没法听到我们俩的谈话（应该没法听到吧？），我们俩继续讨论着。
凯文说道，多年来，他一直理所当然地以为，肥特只是疯了，一切都是由疯症引起的。在他看来，由于格洛莉亚自杀，内疚和悲伤毁了肥特的脑子，他一直没有复原。贝丝是个心眼坏到极点的婊子，肥特在绝望中，居然跟她结了婚，使自己的生活越发悲惨。最后，在1974年，他彻底失去了理智，开始发展出精神分裂症，依靠怪异夸张的小插曲来调节自己无聊的生活。他看见鲜艳的颜色，听到抚慰的语句，但这一切都来自他的无意识。他的无意识扩展上升，实实在在地吞没了他的整个意识，抹去了他的自我。在这种疯狂状态中，肥特四处乱抓救命稻草，他自以为“遇见上帝”，并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安慰。对肥特来说，彻底发疯倒是件好事，是种怜悯——只要彻底切断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无论是何种模式或是形式都好，如此一来，肥特就能相信自己已被基督本人抱在怀里，受到抚慰。但当凯文看到了《瓦利斯》这部电影之后，他的推断动摇了，鹅妈妈的这部爆米花电影动摇了他的想法。
而我则在琢磨，肥特是否仍然打算飞往中国，去寻找被他称为“第五位救世主”的人。现在看来，肥特根本不用去那么远，只要去《瓦利斯》的拍摄地好莱坞就行。要不然就去美国唱片工业的中心加州伯班克市，他说不定能在那里找到艾瑞克·兰普顿和琳达·兰普顿。
第五位救世主：一个摇滚明星。
“《瓦利斯》是什么时候的？”我问凯文。
“你是说电影还是卫星？”
“当然是电影。”
凯文说：“1977年。”
“肥特的经历发生在1974年。”
“对。”凯文说，“肥特的经历或许比剧本编写的时间更早。我读了好些关于《瓦利斯》的评论，里面提到鹅妈妈在十二天之内就写出了剧本。他没说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但显然他一写完就想尽快开始拍摄电影。我确定肯定是在1974年之后。”
“但你其实没法确定啊。”
凯文说：“你可以问问杰米森，那个剧照摄影师。他肯定知道。”
“要是鹅妈妈的剧本，也是在1974年3月写成的呢？”我问。
“那我可真他妈的得吓得屁滚尿流了。”凯文回答。
“向肥特发射信息的光束，”我问道，“不是什么信息卫星。你也这么想，对吧？”
“不是。卫星什么的，不过是科幻电影的手段，给那玩意儿一个科幻的解释而已。”凯文略加思索，“应该是这样。不过，电影中还出现了时间错乱。这说明鹅妈妈也意识到，时间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只有把时间考虑进去，才能真正看懂这部电影……女人用陶水罐汲水。肥特那个陶罐是怎么来的？某个娘们儿给他的？”
“那个娘们儿亲手拉坯，烧制，然后给他的。那是1971年左右，肥特老婆离开他之后。”
“这个老婆，不是贝丝吧。”
“不是，是再之前的那个。”
“这事发生在格洛莉亚死后。”
“对。肥特说，上帝原本一直睡在陶罐里，1974年3月就出现了——显灵了。”
“上帝睡在陶罐里。很多人都这么想。”凯文说。
“这笑话真冷。”
“嗯，总之，那个赤脚女人是古罗马时代的人。今晚，我注意到了上次看的时候没发现的事情，但我没说。我可不想看到肥特跟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在电影里，女人出现在溪边的时候，背景中有些清晰可辨的轮廓——那是一片古老的建筑物，像是古罗马时代的建筑。可能你那个剧照摄影师朋友杰米森也拍到了这个。那些轮廓乍一看像云彩，但是……云彩的确也有。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看到的是云彩；第二次，也就是今晚，看到的却是建筑物。这天杀的电影，难道每次看都会变？操他娘的！这太可怕了——这是一部每次看都不一样的电影。不，这不可能。”
我说：“一束粉红色光芒，把你儿子患有出生缺陷这事传到你脑子里，还附带着各种医学细节——这也一样不可能，可偏偏就发生了呀。”
“我觉得，1974年也许真的发生过时间错乱，间隔被打破，古罗马时代融入了我们这个世界。”
“你是说，在这部电影当中？”
“不，我是说在现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