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长接受了他的异议：“证人张军，请你只讲你知道的东西。”
公诉人接着问：“请证人描述盒子的形状。”
“盒子不大，比拳头大不了多少，外壳是不锈钢做的。梅茵当时说过那是冷藏盒，里面装有液氮，我接过来时，感觉到盒子凉冰冰的。”
“被告确实说过那是冷藏盒吗？”
“对，我肯定没记错。”
“好，我没问题了。”
审判长问：“被告人和辩护人有没有问题？”
杜律师笑着说：“没有。我和公诉人一样相信那是个冷藏盒。既然特意用冷藏盒，肯定是用来装某种生物制品的，比如病毒、病菌、冷配精液，或其它东西。”他着重念出最后四个字。
接着传唤的证人是天力公司那个实验室的辅助人员，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妇女，看穿戴风度属于蓝领阶层，文化水平不高。面对法庭显得很窘迫，不大敢抬头，有时她向被告溜一眼，马上又低下目光，好像对今天来作证很愧疚似的。显然她过去很敬畏梅茵，即使到了今天也走不出旧日的惯性。
“姓名和职业。”
“俺叫胡翠花，在天力公司老总实验室当勤杂工。”她解释道，“那个实验室只有梅董和孙总用，俺们私下里都叫它老总实验室。”
“有几个勤杂工？”
“五个。”
“你们在实验室都干些什么日常工作？”
“俺们干的都是力气活，搬搬运运，打扫卫生，也从别的车间往这儿运动物细胞，一般都是桶装，要加到生物反应器里。”
“你们见过生物反应器的制成品吗？”
“没有。那些事都是梅博士自己干的，梅董不在时孙总干。”
“你知道生物反应器和液氮冷藏箱里装的是什么吗？”
胡翠花胆怯地看看梅茵，有点勉强地说：“不知道。直到孤儿院出了天花，警察来实验室取样本，才听说里面是天花病毒。别人说那很危险的，得着就死。”
旁听席上又起了一阵骚动。梅茵把两个无知工人放到这么危险的地方，一直对她们隐瞒病毒的真相，实在太残忍。公诉人满意地说：
“好，我没问题了。”
杜律师聪明地感受到下边的情绪（不满，甚至是厌恶），但奇怪的是，他不但不躲避，反而有意把这件事描黑。他问：
“请问，梅茵博士对你们采取什么防护措施了吗？比如防护服、密封面罩、进出实验室的消毒？”
“没有，啥也没有啊。俺们都奇怪呢，别人一碰上就得病，俺五个整天在里面，连口罩都没带过，咋也没得病？”
“梅博士，还有偶尔去的孙总，是否穿防护服？”
胡翠花老老实实地说：“不，他们也从没穿过。别人说梅董坏话时，我就拿这事为她辩解，我说梅董在实验室里待的时间比俺们还长，工人下班后，她一个人老是在里面熬到深夜。她就不怕传染？”
“好，我没问题了。”
法庭传唤下一个证人。
“姓名和职业。”
“我叫薛愈，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曾经是被告梅茵的博士生。”
“在疫情发生前，被告曾告诉你，这个实验室里存有变异的、有可能产生致病能力的白痘病毒，对不对？”
“对。”
“疫情发生前，被告曾带你参观过实验室？”
“对。她是想劝我到这儿工作，接手这项研究，我没有立即答应。”
“能否告诉法庭，你为什么没有答应？”
“这项研究并非没有必要，但人工诱导病毒产生致病性，有相当的危险性，应该经过充分的公开的安全论证，不应是私人性质的研究。当然后来我知道，梅茵老师当时并没有告诉我真相。她所说的可能有致病性的病毒并不是变异白痘，而是天花。”
“那天她打开液氮冷藏箱或生物反应器了吗？”
薛愈犹豫一会儿回答：“那天我在实验室停的时间很短，印象不深了，好象她打开过。”
“我没有问题了。”
审判长问被告方，杜律师很干脆地说：“没有问题。”
法庭质证又进行了一会儿，这个案件的脉络已经相当清楚了。双方做法庭辩论和总结性陈述。公诉人说：
“被告在一个开放式实验室里秘密保存最危险的四级病毒，因管理不善造成漏泄，从而导致这次疫情。这些犯罪事实证据确凿。至于被告从俄罗斯非法运送天花病毒入境的犯罪事实，由于证人斯捷布什金已于15年前死亡，无法得到确凿的证言。但我们认为，俄国克拉索诺警方、张军、胡翠花等人的证言，包括实验室确实存在天花病毒的事实，已经构成了明确完整的证据链，可以对其偷运天花入境的犯罪事实做出合理的推论。”
他对审判的进展很满意，公诉陈述清晰有力，已经在三位审判员和听众中形成了深刻的印象。他看看杜律师，截止目前为止，被告方律师一直采取守势，却一直摆着一副处变不惊、胸有成竹的样子。庭审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他还会能使出什么惊人的招数不成？
轮到被告方做总结性陈述，旁听席上忽然有轻微的骚动。一个白人老者被一个白人中年女子搀扶着，步履蹒跚地走进法庭。他满头银发，白须飘飘，面容枯稿，目光明亮，项上带一枚十字架，像宗教画中描绘的一个戒斋苦修的先知。五个带同样十字架的外国旁听者看见了，连忙离席迎接，把他俩安顿到中间的空位上。被告席上的梅茵看到义父抱病前来，眼睛湿润了。她担心义父的身体，远远地用目光询问。老人向她摆摆手，又点点头，示意她放心。
旁听席安静下来，但在众人们的感觉中，会场中已经出现一个无形的、但人人能感觉到的变化。狄克森的到来吸引了很多记者和其它人的目光，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视力的漩涡，一个无形的磁力场，一个有强大质量的黑洞。这个不可见的中心似乎能在冥冥中影响别人的心态，改变庭审的走向。
公诉人警惕地盯着他。老狄克森是在病况稍好后匆匆抱病赶来的，但在公诉人的眼里，他是有意选择在最关键的时刻走进法庭，因为从他进来后，杜律师的神态就不一样了，他目光炯炯，开始了被告方的反击。杜律师说：
“对公诉人所陈述的事件的脉络，我的当事人没有太大的异议，除了关键的一点--她从俄罗斯夹带入境的冷藏箱里装的并非天花病毒。至于究竟是什么，我现在就要加以解释。”
并非天花？此前听众们都已经从心理上接受了这个事实，这会儿竖起耳朵听他的话。杜律师不急不缓地说：
“为了说明事实，我要多少介绍一下梅茵的义父、美国的狄克森先生，和他创建的十字组织。我的当事人已经公开说过，她去俄罗斯是受义父的委派。我很奇怪，公诉方对她这项检举怎么一直置若罔闻？惩罚犯罪的执行者是应该的，总不能让幕后的教唆犯逍遥法外吧，即使那人并非中国国籍。我这会儿就来帮法庭做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属于份外的工作。”他笑着说，旁听席上有压低的笑声，公诉人和审判员们都觉得尴尬，他们不想节外生枝，所以一直避免追究这个美国人的罪行，但这么明显的宽纵，在法理上确实说不通。“下面，请法庭容许我占用两分钟时间，介绍十字组织的一些信仰，因为这些观点将与我即将陈述的事实有很大关系。”
审判长说：“请只讲与案情有关的东西。”
“好的。我会注意。十字组织是一批志同道合的科学家所建立的松散组织，今天有九个成员在场。他们在以下观点上有共识。”
他照着一张纸念下去：
"地球生物圈中所有生物都是生物圈中合法的成员，有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不能以人类的好恶来肆意宣判某个物种的死罪，不管它是害兽、寄生虫还是病原体；人类在用科学这个利器来变革自然的同时，也应保持对自然的敬畏。应尽量保持自然的原有平衡态，不要过于粗暴地干涉，因为人类常常迷恋于短浅的利益，以一碗红豆汤而贱卖长子继承权；科学界有远见的人不能再沉默或仅仅坐而论道，应以实际行动中止人类对自然的强奸。
“具体到天花病毒这个对象上，他们认为：目前全歼天花病毒的决策值得商榷。虽然它使人类免除了天花上千年的蹂躏，这当然是巨大的进步；但它造就了非常危险的天花真空，这种真空可以用极小的代价轻易打破，从而把人类永远置于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威胁下，此前美国的恐怖袭击就是明证。何况天花本身也有益处，比如它对艾滋病可能有抑制作用。最好的办法是适当减弱天花的毒性，让其在自然界中继续存在下去。”
他文诌诌地宣读了这些观点，又恢复他嬉笑怒骂的风格：
“观点的宣讲就到此为止吧，下边转到审判员们关心的犯罪事实。正因为十字组织有上述观点，或者说是信仰也未尝不可，其中一位俄罗斯成员、优秀的病毒学家斯捷布什金，就借工作之便，在威克特中心对天花病毒进行人工诱导，培养弱毒天花。后来，梅茵受义父委派，接过他的工作，进行进一步的减毒培养。没错，我的当事人后来不慎造成弱毒天花漏泄，但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它所引起的疫情如此轻微？为什么实验室的工作人员长期接触也不受传染？只有一个原因，我的当事人私运入境并长期保存研究的东西，并不是天花病毒，而是--”他一字一顿地宣布，“天花的减毒活疫苗！”
会场一下子变得非常安静。人们在努力消化他提出的这个新说法。公诉人仝光武像挨了一闷棍，心想这场官司怕是要输，达不到“严惩梅茵”的目的了。把事件前前后联系起来看，梅茵十几年来秘密进行的工作，应该确实是减毒培养。这次她无意漏泄的极有可能不是强毒天花，而是减毒活疫苗。仝光武不是医学专家，不知道二者在细胞结构上能否区分，恐怕没有明显的分界线。但名称的不同，对梅茵的量罪就大大不同了。他不甘心认输，反驳道：
“被告律师似乎忘了三家权威机构提供的鉴定报告？被告方对上面的结论并无疑义。”
杜律师从容地说：“我至今仍不表示疑义--减毒的天花活疫苗从广义上说仍属于天花病毒，而不是白痘或水痘。活疫苗和原生病毒在细胞结构上有细微区别，但主要区别是致病性。你们提供样本要求鉴定时，是要求分辨它是天花还是白痘，三家机构给出了正确的结论。但如果你们要求分辨是天花还是减毒天花，他们肯定需要做另外的鉴定。我谨告知法庭，我们已经申请第二次鉴定，结果可能在两天后拿到。”他解释道，“病毒与其减毒后变成的活疫苗，在DNA结构上是可以区分的，可以通过PCR，即聚合酶链式反应，扩增之后测序。而在产生毒性的蛋白质层次上，做抗体实验可以区分，通常是western印记实验。此外，对蛋白质做酶活性检验，或把制成晶体之后做X射线衍射实验，都行。”
他看公诉人显然还没有从这记闷棍中醒过来，便好整以暇地说，“我不妨班门弄斧，多少介绍一点活疫苗的常识吧。早在1885年，巴斯德就用久置干燥的办法对狂犬病毒减毒，发明了狂犬病毒的减毒活疫苗。还有，今天世界上广泛使用的卡介苗是肺结核菌的减毒活疫苗，小儿口服的脊髓灰质炎糖丸也是活疫苗，一共有三种亚型。过去对天花的治疗不使用活疫苗，这是由于自然界存在一种巧合--牛痘病毒与天花结构相近，既不使人致病又能激发对天花的免疫力，所以对天花活疫苗的研究基本被忽略（注：天花病毒经家兔、牛犊、猴等动物连续传代后也可变成痘苗病毒，相当稳定，不易返祖为天花病毒。但有人认为这些试验不可靠，是实验室污染所致，所谓痘苗病毒实际上仍是牛痘）。但斯捷布什金和梅茵在这方面另辟蹊径，研究成功了天花活疫苗。也是三种亚型，含天花的西亚型、非洲型和欧洲型。”
公诉人冷笑道：“但你说的活疫苗却让一千人传染上了天花，死了一人，数人被毁容。”
杜律师心平气和地说：“其实受感染的远不只一千人，我的当事人估计有十万人以上，但大部分人症状很轻，没有进入统计数据--但他们已经悄悄获得了天花的免疫力。你以为种牛痘就没有牺牲者吗？我可以给你一个统计数据，在美国全国种牛痘的期间，美国每年因种痘死亡7万5千人，大约有几十万分之一的接种者会发生坏疽痘、过敏性紫癜及痘后脑炎等严重并发症。没办法，上帝就是这样居心叵测。疫苗既要能激发免疫力，就必然具有相当的毒性，这是一个解拆不开的死结。我的当事人对这种减毒天花活疫苗的研究还没最后完成，毒力还稍强，造成了一例死亡和几例毁容，我的当事人对此深感负疚。但我也想再给一个数据：即使按官方统计数据，这次漏泄也至少为一千人提供了终身免疫力。而天花的死亡率曾高达80%。这次美国的疫情，虽然有世界上最完善的医疗手段，也有143人死亡，数万人被毁容。你们可以计算一下，我的当事人避免了多少人的潜在死亡。”
公诉人有点难以招架了。看来，被告的确对天花病毒进行过减毒，这些减毒过的病毒究竟算是天花，还是活疫苗--这只是个语义学上的问题，没有严格界限，恐怕很难做严格的界定。但只要有这点空子，那个姓杜的家伙就足以把水搅混，让被告脱去主要罪名，最多剩下点渎职罪。至于天花从俄国偷运入境时是否已经减过毒，只有天知道。依情理分析，那个冷藏箱里的菌种应该是原始状态的天花。但斯捷布什金已经死了15年，死无对证。
法庭上的一千双眼睛都在看着公诉人，匆忙中他来不及仔细推敲，说：
“被告律师辩称，被告从俄国偷运入境的不是天花，而是减毒活疫苗，请提供确凿的证据。”
杜律师会心地笑了，觉得已经胜券在握--公诉人已经默认实验室里的是活疫苗，现在把矛头转到“过境时的天花”了，但这样的提法恰恰是公诉人的最大败笔。杜律师轻松地笑着：
“啊，我不知道。那个冷藏箱里究竟是天花、是活疫苗、还是那位俄国情人身上的精子――没准我的当事人想用人工授精的办法为他生育儿女呢――我完全不能确认。既然公诉人指控我的当事人有'非法运输传染病病原体'的犯罪行为，就请公诉人举证吧。”
公诉人脸红过耳，知道在慌急中自己犯了大错--这个举证责任确实应该属于起诉方。但这个举证很难。关于走私天花的证据本来就薄弱，是从“实验室有天花”反推过去才形成证据链。现在，实验室的证据一旦坍塌，那个证据链也就崩断了。他同助手紧张地商量着，一时无法回答。
听众席上的金明诚听到这儿，不禁暗自摇头。他一直关注着梅茵案的审理，但作为副市长，又不想太招摇，所以审判开始后他才悄悄进来，坐到后排。这会儿他暗暗恼火，检察院怎么派了这么个没有机变的家伙来上阵。上边要“严惩梅茵”，一是恼火她太胆大妄为，因为私人的行为差点把国家都装进去；二是想以此来对世界彰示中国的清白，并非一定要和梅茵本人过不去。现在，如果能从根本上否定“从俄国盗取天花”这个事实，公诉人满可以就腿搓绳，既达到原定目的，又放梅茵一马，何乐而不为。毕竟梅茵从私德上讲是个难得的好人，不，是圣人。不管她的观点是否有偏激怪诞之处，但她有宗教般的虔诚，为了信念而搭上了自己的一生，这种人在今天的世上已经极少见了。
公诉人还没有想出说辞来反辩，金明诚替他们尴尬，便转过脸，打量着听众席上的人。最惹眼的当然是一溜坐着的七个外国人，尤其是中间那个老人，面貌枯稿，脊背挺直，银发银须，像一个宗教先知。七个人一直默不作声，之间也不交谈，但仅仅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无形的威势。金明诚与梅茵交往多年，非常清楚梅茵对义父的敬重，甚至是敬仰，这让老狄克森在他心里有一种神秘感。他从没见过老人的照片，今天这个人才从神秘中走出来了。
被告席上的梅茵其实没怎么注意法庭辩论，一直远远地注视着义父。义父笔挺地坐在后排，有如雕像，让她回想起34年前。那年她15岁，义父53岁。义父领自己到非洲旅游，正好赶上扎伊尔的埃博拉疫情。处理完疫情的一天，义父就这样笔挺地坐在非洲的荒野上，整整思考了一夜。这一夜相当于释迦在菩提树下的49天，释迦就是在这49天中夜睹明星，开悟成佛，从那之后，义父就创建了十字组织，而梅茵是早期成员之一。这些年，她燃尽了自己的青春、精力、金钱甚至爱情，一直在悄悄推行着义父的信仰--杜律师刚才的宣讲其实尚未接触到这种信仰的核心--她对此从不后悔。
金明诚也注意到那对父女之间无声的交流。交流持续了很长时间，忽然梅茵的神情有些变化，悄声同律师说了两句，律师迅速向下边瞥了一眼，匆匆写了个纸条交给审判长。审判长也匆匆向台下瞥一眼，唤来一名法警，附耳低言几句。法警匆匆走到旁听席的后排，对七个外国人中坐在外边的那位说了两句。那个外国人非常震惊地跳起来，向坐在中间的狄克森俯身过去，喊他，用手推他，狄克森一动也不动。六个人都慌了，用英语说：
“快，救护车！”
陪老人来的苏珊摸了摸老人的手，试试鼻息，又翻开眼皮看看他的瞳孔，摇摇头说：
“没用了。”
金明诚的英语不行，听不懂他们的交谈，但这种场合其实用不着语言。狄克森先生已经过世了，坐化了。从他身体的僵硬看，他去世肯定已经有相当的时间，但他一直保持着笔直的坐姿，所以连近在身边的同伴都没有觉察。远处的梅茵是如何觉察的？她同义父之间有心灵感应吗？
梅茵看到那边的忙乱，知道自己的担心已经应验了。她想过来，询问地看看审判长。审判长犹豫片刻，侧身同两个审判员商量一下，站起来宣布：
“因法庭中出现意外情况，今天的审理中止，现在休庭。”
他向被告点点头：“你可以去了。”梅茵和律师匆匆走下被告席，向旁听席走去。这时，大部分旁听者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法庭内乱了，法警们努力维持秩序，敦促和引导旁听者包括记者们尽快离去。被赶走的人们不时扭过身，踮着脚往这边看，有记者把像机高高举过头顶，对着这边抢拍。
现在大厅里只剩下十几个人，除了六个外国人外，还有梅茵夫妇及律师、两人身后紧紧跟随的两名法警、金市长、拉斯卡萨斯和薛愈。老狄克森仍端坐在那儿，表情安详，眼睛也没完全闭上，似乎是半眯着眼在看世界。身体还没完全僵硬，但手足已经冰凉了。梅茵伤感地看着义父的遗容，眼眶红红的，但努力忍着，没有让泪水流下来。孙景栓走近，把妻子搂在怀里。身后的法警想干涉，犹豫一下，最后没有动。
救护车和殡仪车同时到了，两拨人都拉着担架车跑过来。他们看到这个架势，不知道该如何办，询问地看着病人（死者）的家属。梅茵叹息一声，说：
“送火葬场吧。”回身对六名外国人说，“有劳你们操办他的后事，骨灰随便洒在什么地方都行，我父亲心中没有国籍、地域的概念。小金，也有劳你了。”
金明诚简短地说：“交给我好了。等葬礼时你们两位也参加，看守所那边我去交涉。”
“谢谢。”作者：王晋康
她看了看薛愈，但没有说话。薛愈知道她是想催问寻找小雪的事，自那天小雪突然失踪，至今已经三个月。他尽力找了，还让警方发了通告，但没有一点线索。他知道这是梅老师最挂心的事，内疚地说：
“梅老师，寻找小雪的事我仍在尽力办，无论如何我要找到她，你放心吧。”
“谢谢。”
老狄克森被平放到担架上，小心地送进殡仪车，后车门咣地关上，把他同人世永远隔开。白色的殡仪车开走了。梅茵同其它人告别，上了警车。
看守所对梅茵夫妇很优待，两人都住着单人囚室。不过，虽说是单人间，但屋中设备同集体囚房是一样的，屋里只有一张大通铺，能睡十七八个人，用角钢焊成，木板嵌死在上面（防止犯人用来做武器）。屋里除了大床就只有一人宽的通道，集体囚室中，犯人们如果不睡觉，就整整齐齐蹲在这个通道里。天花板很高，吊着一只昏暗的灯泡，像一个眼神混浊的独眼老人，晚上一直默默地盯着你。住室外面连着半间露天房，是对犯人放风用的，上方焊着结实的钢筋网，墙角处有个水池、水龙头和便盆，是犯人洗脸和小便的地方。其它则一无所有，没有桌子、椅子、台灯等任何东西。
这儿条件虽然简陋，梅茵倒不在乎。她从小就习惯了吃苦，即使跟义父到美国后也是如此，义父作为流行病专家，经常去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在那些地方，能有这样一张大通铺已经是奢侈了。义父想培养女儿也当病毒学家，所以一直用艰苦磨砺她。
看守所对她的优待还有一条：住室和放风室之间的二道门不锁闭，可以随意出入。这天晚上她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就披上衣服来到露天室，盘腿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仰望着钢筋网之外的星空。记得那次在非洲，义父“悟道”的那天，他也是这样，盘膝坐在帐篷外面，透过稀疏的金合欢树的叶子，久久仰望非洲深邃的天穹。他曾笑着说：坐在非洲的天空下，感觉离上帝更近。
当然他说的上帝不是耶和华，而是大自然。的确，处在灯火辉煌、车水马龙的美国，和处在天地洪荒的非洲，心灵上的感受大不一样。前者让你感受到科技的威力，觉得科技已经充斥天地间，把大自然变成百依百顺的妾奴；后者让你想到，人类不过是地球舞台上登台才数百万年的晚到者，甚至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人类在地球上扮演主角的时间能否像其它低等物种（比如繁盛上亿年的恐龙）那样长久，还很难说呢。
真的很难说，如果人类仍像现在这样狂妄强横、不知敬畏自然的话。
去非洲那年她15岁，对义父的好些话并没有很深的感悟。感悟随年龄而加深，也许直到义父在她面前坐化这一刻，她的感悟才到了火中涅磐的地步。依今天法庭辩论的情况，她很可能脱罪。但她现在的想法有变化--不，她不想拖延下去了，她要借此机会把义父的主张和盘托出，把它合法化，变成社会意识的主流。至于那是否会加重自己的刑期，真的不是她关心的事。
似乎听到隔墙囚室里有脚步声，那是丈夫的囚室，莫非今晚他也失眠了？三个月来两人虽然隔墙而居，却如远隔银汉，半点儿消息也不能互通。她走到墙边，想叩击墙壁引起丈夫的注意，但看看屋角的监视镜头，微微一笑，打消了这个鲁莽的主意。看守所对她已经很优待了，她不能滥用这种优待。景栓爱她极深，但两人的婚姻能否维持下去也是疑问。要推行义父（教父）的主张，首先得把心淬硬，因为你必然得面对那“不可豁免的痛苦和死亡”，包括马医生的不幸、小雪的毁容、甚至包括孙奶奶和义父的死。但孙景栓心太软，尤其是奶奶的死几乎把他压垮了，近来他一直陷于深重的负罪感中。她不忍丈夫这样受煎熬。
那就劝他走吧，离开自己，卸下这副担子。
门上的监视孔被打开，是晚上的例行查房。女看守发现她独坐在露天室里，知道她才失去亲人，肯定很悲伤，就柔声劝道：
“这么晚了，还是休息吧。请节哀顺变。”
她平静地说：“谢谢，我这就回去睡。”
她回到那张大通铺上，仍睡不着，思绪转到小雪身上。小雪这会儿在哪儿？梅茵自己也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十岁时义父才把她接走，接到美国，在一个孤儿面前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所以她非常理解小雪对家庭、父母的渴望心情。现在她的愿望突然破灭，容貌又被毁，这些打击太大了，梅茵很担心她能否抗过去。
但愿薛愈很快找到她，但愿吧。
21979年非洲
梅茵十岁那年，义父在中国终于办妥繁琐的手续，把孤儿梅茵带到了美国，在她面前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五彩斑斓的世界。十五岁那年，义父带她到非洲旅游，在她面前又展开了另一个新世界，蛮荒、美丽、入骨的贫穷、惨烈的疫情、强悍的生命洪流这一切最终汇成她在人生观上的升华。
1979年暑假，义父带她到非洲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去看野生动物，没想到先碰上一场疫情。两人乘飞机到肯尼亚内罗毕的威尔逊机场，一走出通道口，就有一个四十岁的官员迎过来：
“你是亚特兰大CDC的狄克森博士吗？我是美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的史密斯。”
义父笑着说：“对，我是狄克森。我来这儿是一次私人性质的旅游，可没奢望受到大使馆的欢迎。”
史密斯苦笑道：“恐怕你的旅游要延期了。CDC有一封电报，委托我务必尽快转给你。”
电报上说苏丹南部的延比奥地区又发现了疫情，非常致命，那个地区已经“毁灭”了。美国CDC 和日内瓦的WHO马上会派人去，但知道狄克森博士此刻正好已经在非洲，请他先去那儿取得病毒样本。所需设备没有问题，两年前非洲第一次爆发埃博拉，狄克森也参加了医疗组，那次任务完成后设备没有带走，像针、注射器、玻片、抽样瓶、手摇离心机等，都存在附近一所比利时教会中，甚至在教会的冰箱中（那是一台以煤油作能源的冰箱，非洲的电力供应太不可靠）还存有一些埃博拉痊愈者的康复血浆。那时医疗组估计可能还会用上的，他们不幸而言中了。狄克森手中没有去苏丹的签证，问题也不大。在非洲，疫区常常横跨几个国家，因为病毒的越境是不需要护照的。医疗组常常需要临时转赴另外的国家，签证往往来不及办，他们早就有了对付这种情况的办法，有时拿一张WHO的疫菌注射黄卡就能通过海关。狄克森看完电报稍稍沉吟一会儿，对于流行病学家来说，这个工作责无旁贷，他只是在想如何安置女儿。史密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