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差分机(15)

“不错嘛，我听说过一个叫，嗯…”马洛里费了些气力才想起那人的名字，“约翰·济慈的人，很擅长这门艺术。”

“他已经老了，”年轻人肆无忌惮地耸耸肩，“您应该看看山迪斯，或者休斯，或者伊迪的作品！还有一个从曼彻斯特来的操作员，作品非常出色，他叫米克·拉德利。去年冬天，我在伦敦看过一场他的作品展，是给一个巡回演讲做的影像，他跟一个美洲人一起。”

“配上影像演示的演讲的确可能让人印象深刻。”

“哦，演讲者只是一个蹩脚的美国北方佬，是个政治流氓。要依着我，那天就应该把演讲的那家伙扔出去，静音播放影像就行了。”

马洛里任由谈话逐渐停止，托比亚斯在椅子上转动了一下，想要接着说下去，又不太敢主动开口。这时铃声响了起来，年轻人飞快地站起来，不值钱的鞋子在地上滑动，随后停了下来，他取回一沓折起来的纸。

“红发女人。”他腼腆地笑着说。

马洛里咕哝着答应了一声，细细查看那些女人的画像。她们都是些堕落的女子、生活失意的人，脸上的呆滞表情掩不住那种深深的落寞感，一切都集中在小小的黑点打印成的袖珍女像上。跟刚才看那些男人完全不同，马洛里看到这些女人的图片就好像看到她们本人一样。其中一个圆脸脸的伦敦姑娘的表情却比印第安部落的悍妇更野蛮；另一个眼睛很迷人的爱尔兰女孩却因为巨大的下巴而使得相貌大打折扣。有些女人是流落街头的风尘女子，满身酒气，脑袋像鼠穴一样凌乱不堪。有人藐视，有人蛮横，有人眼波流转，像是因为脖颈被夹了太久而开始试图打动摄影师。

随后他就看到了那双眼睛，带着精心伪装出来的无辜和天真，这让他一下就认了出来。马洛里指着纸上那幅图像，抬头说：“就是她！”托比亚斯脱口说道：“这真是太好了，先生。我来把号码抄下来。”他用一个小小的红木打孔机，在一张新卡片上输入了对应的公民编号，又把卡片从墙上的托盘里塞进去，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打下的小纸片放进有盖的垃圾桶里。

“这样一来，我就可以了解到有关她的全部资料了，对吗？”马洛里说着，伸手到衣袋里去找笔记本。

“大部分吧，先生。我们会给您打印一份摘要。”

“我能把这些资料带回去好好研究吗？”

“不能，先生。严格地讲，由于您并不是执法人员…”托比亚斯压低了声音说，“老实告诉您，先生，您只要随便找一个法官，甚至是法官助理，花上几个先令就可以轻而易举买到这些信息。一旦您知道了一个人的公民编号，剩下的事情就非常简单了。利用差分机读取某个犯罪分子的资料，对操作员而言很容易——他们管这个叫做‘拽小辫儿’，也叫‘上点心’。”

马洛里觉得这个信息非常有趣。“假如我想要看关于我自己的文件呢？”他问。

“那不行，先生。您是体面人，不是罪犯。普通警务机构的文件里根本就没有您的资料。要查您的资料，相关的法官、法官助理之类的人物就得填表，并且提出合理的查询依据才能提出申请，申请后想获准也并不容易。”

“法律有约束，对吗？”马洛里问。

“那倒不是，先生。阻止我们的并不是法律，而是进行这样的查询太麻烦。这样的查询要消耗大量的差分机机时和金钱，而我们在这两方面都已经疲于应付，但是如果提出要求的是一位国会议员，或者一位爵士…”

“假如我在统计局有一位很好的朋友呢？”马洛里说，“假如这里有人对我评价很高，因为我为人慷慨大方？”

托比亚斯看上去不太甘心，但又有几分腼腆：“这事儿不是那么简单的，先生。所有的运行时间都要登记备案，所有的请求都有授权人。今天我们所做的查询都是以韦克菲尔德的名义去做的，所以才能畅通无阻。但是您所说的那位朋友，他就必须捏造一位授权人的名字出来，然后又可能因为假冒他人而被发现。先生，这属于欺诈行为，而且是差分机欺诈，跟信用卡诈骗和股票诈骗性质一样，一旦发现，处罚的严厉程度也一样。”

“您的话让我受益匪浅，”马洛里说，“我觉得，跟真正懂得自己专业的人谈话总会大有收获。请允许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

马洛里从衣兜里取出一张摩尔和玻利布兰科设计的名片，把一张五英镑钞票叠起来放在名片底下一起递了过去。这个数目可不小，是一笔用心良苦的投资。

托比亚斯在他围裙底下掏摸了一会儿，找出一个油乎乎的皮夹，把马洛里的名片和钞票放进去，然后取出一张卷了边的光面硬卡片来，上面写着“J.J.托比亚斯，从事影像学及演艺用品收集”，用的是差分机打印出来的夸张的哥特体，下面有一个怀特查珀尔的地址。“别管最底下那电报号码了，”托比亚斯说，“负担太重，我已经不再租用它了。”

“托比亚斯先生，您对法国影像技术感兴趣吗？”马洛里问。

“哦，是的，先生。”托比亚斯点头说，“最近蒙玛特利那边的确出了些很不错的东西。”

“据我所知，最高级的法国‘序数机’采用了一种特殊规格的卡片。”

“拿破仑卡，”托比亚斯毫不犹豫地回答，“这种卡片尺寸较小，用特殊的合成材料制成，可以提高卡片在编译器里的运行速度，对影像类工作而言，这种高速性能非常实用。”

“你知道在伦敦这里，到什么地方可以租到法国式的编译器吗？”

“先生，您是要解读法式卡片里的内容吗？”

“是啊，”马洛里回答道，做出一副随口一问的表情，“有位法国同行说是过段时间要传送一些数据给我，涉及一个科学问题上的争议——本来是个很生僻的话题，不过从学术角度讲，多少还有点保密的必要。所以我想自己找个地方，一个人查看那些数据。”

“有的，先生，”托比亚斯说，“我是说，我的确认识一个人，他手上有一台法式编译器，如果你给他足够的钱，他就可以任你自由使用他的机器。去年，伦敦的差分机操作员中间很流行对法国计算标准的研究，但是自从巨型拿破仑机出现故障之后，大家对法国标准的评价就急转直下。”

“是吗？”马洛里问道。

托比亚斯点点头，很高兴可以有机会展示自己的专业权威。“先生，我想现在法国佬自己也已经认识到了他们雄心勃勃建造的拿破仑机步子迈得太大，技术上存在巨大缺陷。”

马洛里捋捋胡子说：“我希望，这不是我们英国专业人士出于妒忌得出的结论。”

“才不是呢，先生！所有人都知道，今年早些时候巨型拿破仑机的确出现了某种严重故障，”托比亚斯向马洛里保证道，“而且从那时开始，他们的巨型机根本就没有完全正常运转过。”他压低声音说，“有传言说，那机器遭到过破坏！你知道他们法国人爱用的那个词儿吗？‘恶意损毁’据说这个词的词根是‘萨伯特’，本意是法国工人所穿的木鞋。传言用这种鞋子就可以把差分机踹得失去一半功能！”托比亚斯想到这事儿就喜不自禁，那份幸灾乐祸劲儿让马洛里很不舒服。“先生您看，法国也有他们自己类型的卢德派暴徒，跟我们很多年前一个样。”

这时传来两声短促的汽笛声，在刷着白灰的房顶上空回荡。那两位勤勉的工作人员早已经有了第三位同伴，现在他们都合上自己的手册，起身走了。

铃声再度响起，召唤着托比亚斯到墙边取托盘。年轻人慢慢腾腾地站起来，把椅子扶正，又绕着桌子来回晃悠了一圈儿，检查了一下干净的文件夹上有无尘土，然后把它们放回架子上。“我想我们的查询结果应该已经到了。”马洛里说。

托比亚斯背对着马洛里，点了点头。“很可能吧，先生，可是您知道，我已经下班了。刚才那两声汽笛…”

马洛里不耐烦地站起来，自己向托盘走去。

“别，别，”托比亚斯喊了起来，“不戴手套可不行！您还是让我来吧！”

“手套，多此一举吧！谁会关心你有没有戴手套？”

“刑事人体测量学部门就会。这是他们的房间，他们最痛恨的就是没戴手套的手指留下的印迹！”托比亚斯拿着一沓文件走了回来，“好了，先生。我们的嫌疑人名叫弗洛伦丝·巴特莱特，生于鲁塞尔，最近在利物浦居住…”

“谢谢你，托比亚斯。”马洛里说着把那杳纸压得更加平整一些，以便塞进他的埃达方格纹马甲口袋里，“多谢你给我帮忙。”

在怀俄明州一个寒冷的清晨，大草原上丛草萎黄、霜寒露重。马洛里蜷缩在探险队蒸汽堡垒车温热的锅炉旁边，用棍子戳着水牛粪燃起的微弱火苗。他想借着火的温度给一片冻得像铁块一样硬的牛肉干解冻。这就是探险队的早饭、午饭和晚餐。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他的胡须上总挂着鼻息凝固成的冰碴，手指上也生了冻疮，那是抡镐头磨出的水泡造成的。当时马洛里郑重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诅咒夏天的炎热了。

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还会在伦敦经历如此难熬的炎夏。

整晚上都没有吹过一丝风，他的床铺变得又黏又臭。晚间他全身赤裸睡在床单上，只盖了一条土耳其浴巾，一大早醒来，浴巾几乎湿透了。到现在为止，床垫都快被水浸湿了，整个房间异常闷热，像温室一样，还弥漫着烟草味儿——昨晚阅读弗洛伦丝·卢塞尔·巴特莱特案卷期间，他抽了五六根哈瓦那上等雪茄。案卷主要是关于她谋杀亲夫事件的记载，受害者生前是一位成功的利物浦棉花商，案件发生于1853年春天。

死者是被砒霜毒死的，而砒霜又是巴特莱特夫人从捕蝇纸上刮下来，并在长达数周的时间内分次投放到死者服用的特制药物中去的。药名是古佛大夫的特效强身剂。多次来往干草市场街的马洛里知道，古佛大夫的专长是制作春药，但是警方的案卷中并没有提到这一点。档案中还记载了巴特莱特母亲1852年死于“重症”，以及她丈夫的弟弟1851年因病身故的事实。他们的死亡证明上记录的死因，分别是穿孔性溃疡和霍乱。这两种疾病的症状与砷中毒都有一些相似之处。巴特莱特夫人从来没有因为前面两起命案被正式起诉过，此后她用暗藏的大口径短筒手枪袭击狱警，成功越狱。

中央统计局大概怀疑，此后她已经逃亡法国。马洛里做此推测，是因为档案中有人附上了一段译文，是1854年法国警方的一份报告，报告中提及巴黎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一起“激情犯罪”事件，被告名叫“弗洛伦丝·墨菲”，废奴主义者，自称是美国难民，因用硫酸伤人而被捕受审，罪行的目的在于使受害者毁容或致残。受害者玛丽·勒蒙是里昂一位丝绸富商的妻子，看起来两人像是情敌。

但是，在成为被告之后的一周之内，这位“墨菲小姐”就成功越狱，从此再也没有在法国警方的报告中出现过。

马洛里用海绵蘸水擦拭着自己的面部、脖颈和腋窝，一想起那个被泼了硫酸的人就感到不寒而栗。

刚穿好鞋子，他就又出了一身汗。离开房间时，他发现这座城市反常的夏季气候已经征服了整座酒店：凝滞的湿气弥漫在铺着大理石的走廊里，像是无形的沼泽。楼梯尽头的棕榈树看上去简直像侏罗纪时代的植物。他径直走到酒店餐厅，吃掉了四个煮熟的鸡蛋、一条熏鲱鱼、一些土豆泥、一小片火腿和一块冰镇西瓜，又喝下一杯冰咖啡，这才感觉恢复了一些体力。这里的食物味道很不错，尽管熏鲱鱼的味道不是很正——天这么热，这倒也并不意外。马洛里签好账单，动身去取邮件。

看来他错怪了那条熏鲱鱼，餐厅外，整个酒店都弥漫着一股臭味：像臭鱼或者其他类似的味道。大堂还弥漫着肥皂一样的香水味儿，那是早上拖地时残留下来的，但是这里的空气也很糟糕，到处弥漫着远处飘过来的恶臭，闻起来像是什么动物的尸臭味。马洛里觉得自己以前闻到过这样的味道——很刺鼻，有点像强酸的味儿，夹杂着屠宰场特有的腥膻气，但是他又想不起什么时候闻到过。过了一会儿，臭味又消失了。他到前台去取自己的邮件。热蔫了的酒店职员极力在他面前做出热情的样子，由于给小费出手大方，酒店职员都很喜欢马洛里。“我的信箱居然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吗？”

“是信箱太小了，马洛里博士。”酒店职员弯腰拎起一个巨大的篮子，里面装得满满当当，全部都是信件、杂志和包裹。

“天哪！”马洛里说，“最近一天比一天多！”

酒店职员深表同情，点头说：“是啊，先生，这也是名人特有的烦恼啊。”

马洛里很绝望地说：“看起来，我还得把这些都看完…”

“先生，要是您不嫌我冒昧的话，我建议您可以雇一位私人秘书，情况就能好得多。”

马洛里咕浓着，他本人讨厌所有的秘书、随从、管家和女仆，总之与家政有关的所有职业都不是他欣赏的类型。他母亲就曾经在别人家做仆人，东家是苏塞克斯当地的富户。那是工业激进党掌权以前的事儿了，可直到现在，马洛里都耿耿于怀。

他把沉重的篮子搬到图书馆的安静角落里，开始给信件分类。首先是杂志：用金色线装订的《皇家学会通讯》、《万国爬虫学刊》、《动态系统学研究杂志》，还有一本法语版的《差分机编码标准年鉴》，里面有一篇看起来不错的文章，探讨了最近时期巨型拿破仑机经受的打击…订阅这些杂志花费不少，不过他觉得这样可能会让杂志社的编辑们满意，编辑满意了，想发表文章的难度应该多少会降低一些。

然后就是来信。很快马洛里就把所有来信分成了几个类别。首先是求助信，最开始他曾回应过一些请求，因为写信人看上去处境非常可怜，信也写得情真意切。此举被证明大错特错，如今这些骗子全都盯上了他，像虱子一样一拥而上。

第二个类别是商务信函。包括演讲邀请书、采访要约、商人寄来的账单、灾变论考古学家和探宝者要求合著论文的邀请等。

然后就是女性来信，都是自然史科学的女粉丝，也就是赫胥黎所谓的“采花人”。马洛里动辄收到数十封此类信函。大多数只是索要他的签名，或者一张签过名的名片，也有的会附上稚嫩的常见爬行动物画像，请教他此等异兽应属何种。还有人会表达出一份更加深情的仰慕，再附上情诗一阙，询问如有一日到访谢菲尔德、诺丁汉或者布莱顿，可否赏光来访，共享午后茶点。还有一些字迹潦草，但在邀请辞下甚至标上三条着重线！更有甚者，在信中夹带青丝一缕，语词火辣热情，读后令人心神不定。自从马洛里的肖像照出现在《英伦妇女居家杂志》之后，此类书信更是纷至沓来。

马洛里的动作突然停了下来——他差点儿把自己妹妹茹斯写来的信也丢在一边。这个全家人最为钟爱的么妹，如今也已经十七岁了。他马上打开了信笺。

亲爱的内德：

这封信是妈妈口述、我来写的。因为妈妈的手今天抖得特别厉害。爸爸要特别感谢你从伦敦给他买了那么好的一张小毯子。你寄来的法国油膏对我的手（妈妈的手）特别有效，不过还是抹在膝盖上更合适。我们在列维斯老家的人都很想你，不过我们也明白，你要忙皇家科学会里的大事儿！《家庭博物馆》杂志里刊登的你的美洲历险记，就是迪士雷利先生写的那份连载，我每期都读给大家听。阿加莎还想请你给她要一份迪士雷利先生的签名，因为她最喜欢的小说就是他写的《坦克雷德》！不过，我们最好的消息是亲爱的布莱恩已经从孟买回来了，也就是今天，6月17日，才安全到家的，而且跟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你未来的妹婿杰瑞·罗林斯先生，他也是苏塞克斯炮兵部队的军人，参军前他让我们家麦德林等他回来，这些年麦德林姐姐一直都在等他。现在他们终于要结婚了，妈妈特别要求我告诉你，婚礼咱们不去教堂，要到列维斯市政厅风风光光地办场典礼，就托威瑟斯朋先生去办。你能在6月29号回来吗，来见证爸爸送他的倒数第二个女儿出嫁？——我才不想这么写呢，可是妈妈她一定要我这么写。

我们都爱你！

茹斯·马洛里小姐

也就是说，小麦德林终于和她的爱人团聚了。可怜的孩子，整整四年就守着一个漫长的婚约，而且未婚夫还是去参军，又去了印度那么一个疾疫横行的热带地方。她从十八岁就戴上了订婚戒指，而现在都二十二岁了。让一个年轻活泼的女孩守着一份长久的婚约是件非常残忍的事儿。马洛里上次回家的时候就亲眼看到，漫长的等待把麦德林变得牙尖嘴利、脾气暴躁，几乎成了家里的公害。很快，家里就只剩下茹斯一个人照顾年迈的父母了，等到茹斯也嫁人了…算了，这事儿还是回头再慢慢考虑吧。马洛里摸了摸汗湿的胡须，麦德林命苦，她的日子过得比厄内斯提娜、阿加莎和多萝西都要艰难。马洛里下定决心，要送她一件特别精美的结婚礼物，要用这礼物作为见证，告诉小麦德林，苦日子如今真的已经到头了。

马洛里把装着书信的篮子带回自己房间，把信件暂时叠放在书桌旁边的地板上，因为书桌早就已经爆满。随后他就离开酒店，顺路把篮子还给了前台。

有一群男女混杂的贵格派教徒站在酒店门口的人行道上，又在唱他们那些教堂经文一样的歌儿，听起来像是“火车载你去天堂”之类。这支歌跟进化论、无神论或者化石研究都没有任何关系，也许，这些贵格教徒自己也受够了他们千篇一律的抗议口号。马洛里无视他们递上来的宣传册，快步从他们面前走了过去。天很热，热得罕见，热得疯狂。看不见一点太阳光，但是空气却像是凝固了一样一动不动，高处的天空布满云层，呈现亮灰色，就好像本打算下场雨，却突然忘记了怎样下一样。

马洛里沿着格洛斯特街走到克伦威尔广场的一角，路口有一座崭新的克伦威尔骑马塑像。克伦威尔是激进党人非常欣赏的历史人物，这里也有公交车经过，每小时六辆，每一辆都挤满了人。这样的天气，没有人想步行。

马洛里打算去格洛斯特的地铁站，就在阿什波恩皇家马圈旁边。刚准备下台阶，就有一批人从下面小跑着逃了上来，原来有一股极为浓烈的恶臭气把他们熏了上来，马洛里也停下了脚步。

伦敦人早就习惯了地铁站里的各种怪味儿，但今天这股味道已经完全超越了平日的级别。跟大街上的热浪相比，这里冷气森森，但是透着一股浓烈的死亡气息，就好像密封在玻璃罐里的什么东西腐烂掉了。马洛里走到售票亭，看见那里已经关闭，售票窗口挂着一个牌子：给您造成不便，敬请谅解。但完全没有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马洛里转身离开。他知道百利酒店门口可以租到马车，穿过考特菲尔德街就到了。他正准备过街，发现距离自己很近的马路边就停靠着一辆出租马车，看上去好像空着，他向车夫招招手，走向车门，但是车里还有一名乘客，马洛里礼貌地站在外面等着他下车。可是那个人并没有下来，而且好像不喜欢马洛里盯着他看，他用手绢遮住脸，半躺在座位里，躲进了车窗下的阴影里。他在咳嗽，也许那人身体有病，或者就是他刚刚从地铁站出来，还没缓过劲儿来。

马洛里很厌烦，他穿过街道，还是在百利酒店门口雇了一辆车。“去皮卡迪利。”他说。车夫赶着浑身是汗的马儿沿克伦威尔路前行。一旦马车跑动起来，车窗边就有了一丝微风，热气也就显得没有那么难以忍受了，这让马洛里的心情稍好了一点儿。克伦威尔路，接着是索洛广场、布朗伯顿路，到处都在大肆翻修改建。政府预留了肯辛顿和布朗伯顿区，准备兴建大片的博物馆和皇家学会研究所。马车经过一个个学院的圆顶和柱廊：物理学院、经济学院、化学学院…也许的确有人有理由对激进党的改革心怀不满，但不可否认，他们为学者们修建了壮观舒适的研究场所，这是明智而且正确的选择。的确，这些学院受到扶持发展起来之后，给整个国家带来的经济收益，超过它们的修建成本何止百倍！

马车越过骑士大桥和海德公园路口，来到拿破仑拱门。这是路易·波拿巴皇帝赠送的礼物，作为英法友好关系的见证，这座高大的钢铁拱门由巨大的金属杆和连接件组成框架，上面刻满了带翅的丘比特和举着火把的仙女。纪念碑很不错，马洛里心想，而且是最新潮的式样。坚固而优雅的纪念碑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大不列颠王国和她的盟友法兰西帝国从来没有一丝不和。马洛里苦涩地思索着，也许，拿破仑战争时代所谓的“误会”都要怪那个暴君威灵顿公爵。

尽管整个伦敦城没有一处威灵顿公爵的纪念碑，但是在马洛里看来，对这位人物的无声怀念还弥漫在这座城市里，就像无法驱散的游魂。有那么一段时间，打赢了滑铁卢之战的大英雄也在这里备受称赞，被称为不列颠帝国的救星。那时的威灵顿被赐予高爵显位，权势倾国，而在现在的英格兰，他却已经被丑化为一个夸夸其谈的恶棍，被看做第二个约翰王，一个恣意屠杀本国人民的屠夫。激进党从来没有忘记他们这个早期的夙敌。自威灵顿死后，已经经过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但是拜伦首相依然时常用他雄辩的演讲，指斥公爵统治时代的罪恶。

马洛里尽管是一个忠实的激进党信徒，却对此类言辞攻击不以为然。他对这位早已离世的暴君有着自己的评价。六岁那年初次到访伦敦，马洛里就曾在街头亲眼看到过威灵顿公爵。那时公爵乘坐着他的金马车由衣甲鲜亮的骑兵队簇拥护送。这给公爵的外貌——那著名的鹰钩鼻，高耸的衣领，络腮胡，带来整洁而不怒自威的印象；还有公爵经过时，父亲那又害怕又欢喜的矛盾表情都给小马洛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1831年，那年标志着动荡时代的开始，也标志着古老英国政治体制的终结。此行的印象至今仍在马洛里的脑海中萦绕，每次身临首都都会勾起回忆。短短几个月之后，在列维斯听闻威灵顿遭遇炸弹袭击身亡的消息，他的父亲欢欣鼓舞，而马洛里却暗自为之落泪，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伤怀。

以现今成熟的判断力，他认为威灵顿公爵只是一个已经被历史淘汰，却依然高傲不屈的受害者，他完全没有能力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他其实更像查理一世，而不是约翰王。威灵顿愚蠢地选择了充当贵族阶层的利益代言人，而那个阶层已经腐败不堪，注定了要被新兴的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赶下政治舞台，但是威灵顿本人并非贵族出身，他原本就是一介平民阿瑟·维斯莱，出生于地位低下的爱尔兰家庭。

此外，在马洛里看来，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威灵顿展示出了值得赞赏的军事素养，只是作为一名政治家，作为一名疲于奔命的首相，威灵顿完全错判了工业和科学革命的基调。为了这个错误，他失去了荣耀、权势，乃至生命。

威灵顿所了解但没能施与善政的英国，马洛里童年时代所见的那个国家，此后经历了罢工、集会和破坏，然后是骚乱、军事管制、屠杀和全面的阶级战争，几乎各地都是一副无政府状态。直到工业激进党人出现，凭借他们大胆而理性的判断力，以及一套全新的社会秩序构想，才最终拯救英格兰免于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