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赫尔瓦特花园看新奇花朵的人里有一位自然学家叫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ner),他居住在苏伊士。和那个年代许多学者一样，格斯纳是个博学的人，同时硏究动物学和植物学，还是医学博士。他最著名的病例是一种奇特的流行病，症状是刚去世的人肚子里会爬出蛇和蝾螈。在16世纪50年代，他已经开始编辑整理重要的自然历史著作并因此而出名，他整理的作品中就有一部著名的综合植物学著作，名为《植物目录》(Catalogus Plantamm)。总之，格斯纳完全有能力意识到在赫尔瓦特的花圃里发现的这种美丽的进口植物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格斯纳后来回忆道：“我是1559年4月看到这株植物的，据说种子是从拜占庭①6或者卡帕多细亚②7带来的。一株只开一朵花，红色，很大，与百合相似，有八个花瓣，外面四个，里面四个。花朵给人感觉甜蜜柔弱，还有隐约的香气稍纵即逝。”格斯纳为这朵红色短茎植株画的素描得以保留至今，上面连边边角角都布满了潦草的笔记和疑问，无声地证明着他博学善问的思维。画中的花朵圆润可人，花瓣紧紧抱在一起，尖端向外微微卷曲。（在这幅水彩画上的郁金香只有六个花瓣，这也是郁金香通常的花瓣数，而格斯纳的文字描述中却说是八个花瓣。这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这朵郁金香的先锋，究竟是畸形还是变种？）格斯纳称此花为Tulipa turcarum，以示其起源于奥斯曼领土。
这位瑞士科学家在1559年春天完成他的素描时，郁金香却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为自己开疆拓土了。格斯纳本人就看到过另一品种的素描，花朵颜色为黄色，可能是生长于意大利北部。这幅素描是格斯纳的一位笔友寄给他的，这个笔友叫约翰·肯特曼（Joharm Kentamnn)，是一位艺术家，1549～1551年生活在帕多瓦、威尼斯和博洛尼亚等地。以此为基础，或者可能还有别的什么缘由，这种花迅速传遍了各个国家。它的新颖、精致和美丽让它在各处都备受欢迎，它流传甚广也要归功于球根的便于携带。
当时对于郁金香来说是个好时机。由于发现了美国的银矿，以及开通了与印度的贸易航线，欧洲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裕，而富人们也正在寻找花钱的新去处。文艺复兴重新激发了人们对科学的兴趣，而印刷技术的出现也让新发现和旧知识得以广泛传播。这种发展的结果之一就是使植物学和园艺在社会精英阶层中流行起来。很多最有影响力和富裕的欧洲市民开始建造他们自己的私人花园，并且希望在里面种上稀有的、令人艳羡的植物。即使是在奥格斯堡，赫尔瓦特议员花园里的品种比起富格尔家族的花园来也只算是小巫见大巫。富格尔是当时巴伐利亚一个富可敌国的银行之家，这个家族在15世纪的地位就相当于罗斯柴尔德和洛克菲勒在20世纪的一样。富格尔在16世纪7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在奥格斯堡种郁金香了。到1572年，郁金香又出现在了维也纳；1593年来到了法兰克福；1598年更向南到达了法国（有可能更早）。球根也被寄往英国，最早可追溯到1582年，并在那里很快开始大片地种植。至16世纪结束前，越来越多的杂交品种涌现出来，每一个都比以往更鲜艳夺目。当时有一个叫詹姆斯·加勒特（James Garret)的英国人，花了20年时间培育新的品种，培育出的品种不计其数。他的好朋友约翰·杰勒德（John Gerard)——系伦敦医师学院的草药花园馆长，在其1597年出版的著作《植物志》（fierbal)中——说：“逐一描述每一个品种和科林斯王推石头或是数清沙粒的数量一样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加勒特是佛兰德移民，他在英国的工作是药剂师，并在城墙上开辟了一个花园。正如杰勒德提到的，加勒特种过黄色、白色、红色和淡紫色的郁金香，但这种花朵的美丽并不如其药用价值一样为人所看重。三十几年后，还有一个叫约翰·帕金森（John Parkinson )的英国植物学家在其著名的论文中提到，可将郁金香碾碎加入到红酒中喝下，可治疗“痛性痉挛”。以这些品种为基础，更多的新品种被培育出来，再加上从东方进口的品种，到查理一世统治时期（1625～1649)，皇家花园中栽培的郁金香品种已经超过50种。
杰勒德当时还不能给所有郁金香分类，但是终归有人要做这件事。郁金香新品种之多使之成为一种独特的植物。每个品种之间的不同可能涉及植株高矮、叶子的形状、开花时间的早晚等。这种植物现在最需要的，莫过于有一个人能够将纷繁复杂的品种厘清。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分类，这个种属就可能永远混乱，无法融入植物学体系。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一种评价体系来衡量哪些郁金香更稀有和令人垂涎，哪一种又比较普遍和没有价值，郁金香交易就根本不可能发展起来。
幸运的是，这样的人是存在的。他就是16世纪无可争议的最伟大的植物学家，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植物学家之一。从一些重要的角度来说，他即将成为郁金香之父，这个人就是卡罗吕斯·克劳修斯（Carolus Clusius)。
4、克劳修斯
1562年秋天，一艘载满织物的货船从伊斯坦布尔出发驶进了安特卫普的港口。船上一梱梱的东方布料都是运给本市最大的商人的，其中不知怎么混进了一些郁金香球根，这可能也是欧洲北部的这片地区最早出现的郁金香球根了。
订购这批织物的佛兰德商人很惊讶地发现他托运的货物中还有一包球根。也许是出售这船货物的土耳其人获利不菲，所以在布料当中塞进了一包球根作为礼物以示感谢。不管怎样，收货人既不知道会有这些球根，也根本不想要这些东西，甚至连这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商人猜想这大概是种特别的土耳其葱头，就加油加醋烤了做晚餐，剩下一些则种在自家菜园里的卷心菜旁边。
这就是为什么到1563年春天，几朵奇怪的花从一个安特卫普厨房菜园里施过肥的岩屑土地上探出了头。菜园主人反而很失望，他本以为会再结出几个土耳其葱头供他美餐几顿的。话说这几朵花，花瓣呈鲜亮的红色或黄色，在周围生长着的一片颜色单调的根茎类蔬菜的围绕下，尤其显得精致优雅。这几朵逃过成为布料商人盘中餐噩运的郁金香很可能就是在荷兰最早绽放的郁金香了。连佛兰德商人也看出他的菜地上长出的这种植物肯定是个不同寻常的稀罕物。他此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植物，好奇心驱使下，没过一两天，他就把自己的一个客人领进了菜园，问他知不知道这是什么。
这个访客叫约里斯·赖伊（Joris Rye)，据商人所知是个非常热衷于园艺的人，就住在临近的梅赫伦市。赖伊自然也不认识这是什么花。这个时候，欧洲北部的人还没见过郁金香，而格斯纳对郁金香的描述此时也还未发表。不管怎样，织物商人的访客是安特卫普少有的几个能够意识到一定要保留好他今天见到的这种新鲜的红黄色花朵的人。赖伊本人是个狂热的植物学者，他在梅赫伦市的花园里种满了稀有的品种，而且他与这个时期很多最著名的园艺家有大量的通信往来。经商人朋友的许可，赖伊把这几株存活下来的郁金香移植到了梅赫伦。他不但精心培育这些花，而且还给他的科学家朋友们写信说明他发现的这种花，并且寻求他们的建议和帮助。
赖伊的回复者中最热情的一个，就是卡罗吕斯·克劳修斯。这个杰出的植物学家当时还不到四十岁，而且多年来遍访欧洲各地寻找稀有名贵的植物品种。如果赖伊想要跟谁讲述自己的新发现的话，他无疑是最佳人选。所以克劳修斯很可能就是在1563年第一次听说郁金香的。
克劳修斯的本名是夏尔·德·莱克吕兹（Charles de L'Escluse)，1526年2月出生于法国城市阿拉斯。他母亲是金匠的女儿，父亲是瓦坦（Watenes)—个级别极低的贵族，穷到要靠在圣瓦斯特的修道院里做一份行政工作来维持家人生计。后来的事却证明，对年轻的夏尔来说，清贫反而是种好运。因为当时年轻的贵族们把时间都花在了打猎比武而不是学习知识上，所以在修道院学校上学的夏尔反而接受了更全面的教育。
德·莱克吕兹果然学业有成，从圣瓦斯特毕业后，又考入了在根特备受敬仰的拉丁学校。之后他又去了卢万，那里有当时荷兰唯一的一所大学。他在那里学习了佛兰德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为了遵从父亲的意愿，他还学习了法律，并于1548年获得学位。在卢万的日子里，德·莱克吕兹并不是单单在学习司法判例，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接触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他的追随者们已经传播到欧洲北部的新教异端思想。尽管是在修道院里长大，或者也正是因为是在修道院里长大，德·莱克吕兹接受了路德的理论并抛弃了天主教信仰。这就意味着他继续在卢万生活已经不安全了。这也成了他人生中第二个重要的转折点。
现在的人很容易低估德·莱克吕兹当时转变宗教信仰的意义。要知道在16世纪中期，宗教仍然是公共和私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核心。人们从小被灌输说，异教徒只能下地狱。背弃罗马意味着不但要承受教堂的怒火，还要面对欧洲的天主教君主们的迫害。在宗教法庭的帮助下，他们总会竭尽所能把新教徒们送上断头台。卢万正是受神圣罗马帝国国王查理五世的统治，他的权力极大，德国到西班牙都是他的领地。查理五世还是一个极端虔诚的信徒，以至于他最终选择退位去做天主教修道士。所以说，德·莱克吕兹继续待在卢万是会有性命之忧的。他的叔叔就是在宗教迫害时期，因为接受了新教理论而被绑在木桩上烧死了。现在德·莱克吕兹也宣称信奉新教，所以他决定要离开卢万，到新教统治的地方去。
德·莱克吕兹不敢告诉他身为坚定的天主教徒的父亲自己的去向。他去了马尔堡，黑森的领主，也是德国幼君——宽宏的菲利普，在当地刚刚建立了一所大学，专门录取迅速发展的路德教会的精英。德·莱克吕兹入学时本打算继续学习法律，但在马尔堡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沉迷于植物学硏究，并且开始走访当地乡村寻找稀有的植物品种。
在当时，植物学还没有被视为一门值得单独研究的学科，而是被归为医学下面的一个分支，而且目的只是为了辨识药用植物和草本植物。为了跟从自己对植物学的兴趣，德·莱克吕兹不得不放弃法学而转投医学。这就是1549年夏天他做出的决定，也是在此时，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拉丁文的克劳修斯。
从德·莱克吕兹变成克劳修斯的决定有力地证明了他拥护路德教的原因，与其说是对新观念的信仰，还不如说是对天主教的厌恶。拉丁文名字在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中非常盛行，也就是那些反对守旧封闭的宗教权威、倡导重新发现古典时期世俗理想的人们。克劳修斯对植物学的热爱，以及他从天主教领地迁移至新教领地，又为了研究自己热爱的植物而甘愿回到天主教领地的决心充分证明了他本质上是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
就是在这一时期，克劳修斯树立了自己作为科学家的声望，还出版了医学和药剂学方面的著作，并且开始了与全欧洲众多植物学同行长期且大量的通信往来。据统计，克劳修斯一生写了4000封书信。在当时邮政尚不发达，缓慢且没有保障，而且费用极高。以植物学家微薄的工资收入来说，4000封真的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所以，赖伊会写信给他寻求帮助也就毫不奇怪了。
赖伊的第一株郁金香是在1564年盛开的，而克劳修斯当时正在西班牙进行一次旷日持久的实地考察。一年之后他回到荷兰，大概这一次就是克劳修斯第一次看到郁金香。对此并无从确认，因为他最早提到郁金香的作品是1570年才出现的，但克劳修斯见到郁金香的时间最晚不会超过1568年，当时他已经搬到了赖伊的家乡梅赫伦，与自己的朋友让·德·布朗雄（Jean de Brancion)住在一起。克劳修斯马上就意识到了赖伊的发现有多么不寻常，他称此花“以其迷人的变化为我们的眼睛带来愉悦”。但不论如何，克劳修斯首先是一位科学家，所以当他听说郁金香本来的所有者把它配小菜吃掉了时，还是断定先把郁金香作为食品着手研究。它让一个叫米勒（Miller)的法兰克福药剂师把一些球根腌在糖里当果脯吃了，证明比兰花球根好吃得多。
即使是在饱经战乱、食物匮乏的欧洲，人们似乎从来没把郁金香当成美食看待，可能也是因为它有点苦、有点像洋葱的味道（不过在二战后期的那个“饥饿的冬天”里，荷兰人确实把大量的郁金香球根吃掉了）。在郁金香的历史中，克劳修斯起到的核心作用当然不是因为和米勒进行的腌制试验，而是因为他习惯于把自己发现的样本分发给全欧洲与其通信的人们。以当时欧洲邮件寄送速度之慢，郁金香球根也能不腐坏。多亏了克劳修斯和他广泛的圈子，郁金香得以被带到欧洲各个地方的花园中，从耶拿到维也纳，从匈牙利到黑森。
此时的克劳修斯正处于他职业的巅峰期，从一幅他当时的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脸型略长、充满智慧、目光坚定而有穿透力的绅士。照片中的克劳修斯英俊不凡，头发向后梳露出额头，唇鬓浓密，下巴上的胡须较短，整齐修剪到蓬松的飞边（ruff)之上的长度，正是那个年代流行的样式。依一个终身未娶，且多年来与家人都极少联系的人来说，克劳修斯的朋友数量相当惊人。他为人诚实，经常疾病缠身，郁郁寡欢，但他身上却有什么东西让人无法抗拒。这种魅力使他与不少背景迥然不同的先生女士都保持了终生的友谊。这其中肯定有他的语言天赋起的作用。克劳修斯至少会讲九种语言，包括法语、佛兰德语、意大利语、英语、西班牙语、德语和拉丁语。但归根结底，还是他对植物的热情和渊博的植物学知识让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期望读到他的下一封来信，并期盼着包裹中寄来的新的奇迹。他的通信人之中有一位玛丽·德·布雷莫伊（Marie de Brimeu)，这位住在海牙的希迈公主似乎对这位单身老学者怀有一种特别的母性之爱，会给他寄去无数的礼物和一包包的食物。玛丽对克劳修斯的赞誉可能是他一生最感欣慰的。公主在给植物学家的信中称他是“世上每一个美丽花园的父亲”。
克劳修斯并不是当时唯一一位通过邮寄散发球根的植物学家。他自己在梅赫伦花园中种下的郁金香里就有他的朋友托马斯·雷迪阁（Thomas Rehdiger)从帕多瓦寄给他的。但不可否认克劳修斯是最活跃的一位学者，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反复不断地长期在外考察，他本人不太可能照料一个花园。但是朋友们花园里丰富的物种一样让他欣喜满足，而且他们会轮流给他提供做实验的苗圃，好让他进一步研究他新发现的植物的特性。
克劳修斯充分利用了朋友们提供的花园，他后半生倾注全部心血的一些重要的植物学研究就是这样实现的。这些著作中包含了对西班牙、奥地利、普罗旺斯的植物群的精细硏究，也是当时第一批提出植物不是单纯的药剂成分，而是应当成为专门硏究对象这一观点的学术著作。克劳修斯一直被认为是植物学的奠基人之一，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开创了一套依植物特性分类的系统。这种理论后来被卡尔·林奈（Carl Limiaeus)采用，并最终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