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这片可怕的地方，经过一道厚重的双重门就进入了第二个庭院。这里要安静一些，只有奥斯曼的官员、军人和重要的来访者才可进入。这个庭院里有个大厅，就是土耳其的议事厅。里面有舒适奢华的躺椅，有闪耀的绿色丝绸帘子可以阻隔来者探寻的眼光。苏丹就坐在躺椅上面，听取重要官员的汇报，或是接见重要的外国使节。这第二个庭院之后，穿过第三道门，又叫吉兆之门，就到了君王的寝宫，以及他的后宫，由从非洲带来伊斯坦布尔的黑人宦官守卫。第三个庭院如此神圣以至于在它修建完成后的近一百年里，没有西方人，甚至事实上没有奥斯曼人踏入一步。最后，第四个锁着的双层门通道，联通了后宫和第四庭院里的皇家花园。这也是整个宫殿庞杂建筑群的最尽头。从这里可以尽览博斯普鲁斯海峡熠熠闪耀的流水。花园被设置在象征着奥斯曼最高权力的宫殿的最核心位置，由此可见植物和花朵在土耳其人心中的重要性。
整个托普卡匹宫殿不但气势宏伟，而且面积巨大。这个复杂的建筑群结构中包含了各式各样的花园，到处是花坛、喷泉、池塘和果树。第二个庭院尤其壮观，土耳其精英部队每个月都要在第二庭院中集合，从大麻布袋中领取现金报酬。这里甚至还有一片巨大的林地，里面有小鹿在柏树间穿越，在树荫下漫步。往宫殿的北方，地势向下延伸，形成著名的金角湾。花园就依势而下，延伸至宫墙之外，直到海边。
花圃主要种植在第四庭院里，只有苏丹一人可以观赏。唯一可以俯瞰花园的窗户在国库和储藏室的大楼上，里面存储着皇家的食物和餐具。一旦帝王下令，这些窗户都必须挡起来。第四庭院的花园是帝王抛开国家事务休闲玩赏的最重要的地方。每一个继任者又竞相把花园布置得越来越漂亮。玫瑰、康乃馨、风信子和兰花，以及必不可少的郁金香种满了整片地方。特别是北边尽头的小丘，不仅是整个托普卡匹皇宫的最高点，也是最好的饱览整个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的地方。在这个制高点上，以及花园里其他一些地方，奥斯曼人修建了木质凉亭(kiosks)，既可以作为约会的地点，又可以作为节庆典礼的中心。每个亭子里还摆放了单独的长椅，可以坐在上面感受清风拂面，还可以纵览园中鲜花盛开时令人屏息的美景。对一个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吵闹与暴力中的苏丹来说，这里可以让他真正感受到清静与平和。
极乐家园里的每一处设计都旨在让见者感受到土耳其势力的强大程度。宫殿的范围巨大，建筑威严，房间装饰极尽奢华。即使是欧洲见识最广的商人也为土耳其皇宫日常供给需要感到震惊：整车的大米、食糖、豌豆、扁豆、辣椒、咖啡、葡萄酒和马卡龙源源不断地由托普卡匹宫殿大门运进皇宫，更有储存在柠檬汁里的梅子和每年19.9万只母鸡和780马车的积雪。
在苏莱曼时期，四大庭院需要的仆人不下5000名——从最低下的看门人到来自异国的专职人员，比如叠头巾总管和餐巾总管，他们手下甚至还有专门负责泡菜的仆人。苏丹的仆人中，有一个团体人数众多，几乎有千人之多，他们就是园丁（bostancis）。除了给苏丹的郁金香除草之外，园丁的职责丰富而多样，远不止除草这么简单。他们同时还是守卫、行李搬运工，还负责清理垃圾。此外，另有5000名士兵在托普卡匹宫殿外轮流执勤，他们既是皇宫的守卫，又是首都的警察和税官。
最不寻常的是，园丁还充了当苏丹的刽子手。就是这些皇家园丁把被定罪的女囚缝进装有重物的麻布袋里再扔进博斯普鲁斯海峡。更有一批特殊的园丁，戴着红头巾、穿着他们传统的制服——白色的马裤和毛边的上衣——裸露着肌肉发达的前胸和手臂，执行仪式化的绞刑，年复一年，结果了成千上万的奥斯曼臣民。
如果被判死刑的是个高级官员，则会由苏丹的首席园丁(bostancis-basha)来行刑。所以他实际上也是苏丹的首席刽子手，同时他还要在一个历史上少有的特殊习俗里扮演重要角色：被判刑贵族，即被罢黜的维齐尔或首席宦官与将要对他们行刑的刽子手赛跑。一旦判决传达下来，会允许被定罪之人以他最快的速度跑半英里，或是穿过花园跑到皇宫最南端的鱼屋大门。如果死刑犯比首席园丁跑得快，那么死刑就可以降格为流放；相反，若是犯人跑到终点发现首席园丁已经在那里等着自己，那么就会被立刻处死，连尸首都会被扔进大海。①4
园丁的另一个不那么可怕的职责是釆摘鲜花来装饰皇宫的生活区。总体来说，土耳其人很少把花剪下来，而是更愿意让它在花园里自然生长。但是在极乐家园里却流行这样。有画作显示，苏丹最喜欢的房间里，到处摆满了单支的花朵，极偶尔也有小簇的花束。这种摆设的主角当然是郁金香，它们被插在精致的有金丝装饰的玻璃花瓶里，摆放在各个矮桌上。花瓶上这种加工技艺在当时被称为“夜莺的眼睛”（Cesm-i-Bulbul）。
因此，很可能西方人最早就是这样发现人工培育的郁金香的。苏丹王在战场上惊人的胜利让西方人不得不派使节来到苏丹的王宫。1522年土耳其军队从基督教骑士手中夺下了看似不可攻破的罗得岛，然后在1526年粉碎了匈牙利国王的军队，并在三年之后围困了维也纳。这一系列耀眼的胜利提升了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实力排名，更迫使欧洲的基督教君主们不得不与土耳其讲和。随后，雇佣兵和商人也来到了伊斯坦布尔，希望应征加入土耳其军队或是获得与他们通商的许可。奥斯曼帝国崛起的一个不怎么重要的后果就是在苏莱曼去世时，也就是1566年，成百上千的西方人来到了土耳其——这个几世纪以来对西方而言完全封闭的地方。
西方人在这里发现了诸多意外。关于奥斯曼帝国的一切都充满了异域风情，无论是集市上的嘈杂热闹，还是伊斯坦布尔清真寺的感性与优雅。土耳其人对花朵的热情，以及料理花草的惊人技艺，也让西方人感到新奇。对16世纪的欧洲人而言，花草的首要用途还是作为食物或草药，所以土耳其人单为欣赏其美丽而种花的行为让他们感到惊奇。
纤细、色彩浓郁的郁金香以各种形式展示在花园里，总是能成功地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无论驻足于花前的是大使还是军官，无论他是爱花之人还是对花草漠不关心，都很容易发现土耳其人对郁金香的热爱超越了一切。
起码在16世纪中期，郁金香终于引起了欧洲人的注意。它已经准备好向西进发了。
3、来自东方的稀罕物
1529年10月底，一艘帆船一路颠簸地来到果阿，这里是葡萄牙在印度领地的首都。帆船到达时，境况已经非常糟糕，船身各处受到撞击。在从里斯本来到这里的漫长航行中，已经有2000名船员死于发烧和饥饿，活下来的也是骨瘦如柴。这个小型船队的指挥官是一名叫努尼奥·达，库尼亚（Nimho da Cunha)的贵族，他的到来对印度葡萄牙领地的地方长官洛波·瓦斯·德桑帕约（Lopo Vaz de Sampayo)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达·库尼亚是由葡萄牙国王任命的取代洛波·瓦斯的新地方长官，而洛波·瓦斯本人将被召回葡萄牙。这可不是什么光荣的卸任。他被召回是因为这个地方长官的职位本来是要封给一个皇室里的红人，结果被瓦斯取而代之在此统治了两年之久。洛波·瓦斯是作为囚犯被押送回国的。他先是被流放到非洲，囚禁于在那里的监狱，直到1532年才等来了最终的特赦。
前面讲了这么多都是因为有人说洛波·瓦斯就是第一个把郁金香带回欧洲的人。园艺家夏尔·德·拉·谢内·蒙斯特里尔(Charles de la Chesnee Monstereul)在他1654年出版的《弗朗索瓦》(Le Flodste Fmnc—中提到瓦斯回国时从锡兰带了郁金香，另有几个17世纪的权威也做过同样的声明。
事实上，洛波·瓦斯很难与这样的功绩联系在一起。首先，锡兰没有郁金香；其次，锡兰这个岛屿离当时葡萄牙船只返航的路线有几百英里远。就算合理假设果阿的葡萄牙人是在海湾与波斯人交易时，或是从那些在北方次大陆的巴布尔花园得来种子的印度人手中获得的郁金香，可是从这里回里斯本的航行却是极艰险的，顺风顺水时也要六个月，不顺利就可能要两年半之久。
如果洛波·瓦斯的故事是真的，那他肯定是个为郁金香疯狂到做出以下行为的人：先是说服押解他的人允许他把球根带上船，还要在已经人满为患的船上把球根种到小罐里。这在当时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因为有身份的罪犯的待遇还不错，瓦斯当然也不是被链子锁回国的。但是这些疑点足以让我们怀疑这个没有什么特质又很倒霉的贵族怎么会是第一个把郁金香带回欧洲的人。
事实是：没有人能确切知道郁金香是什么时候离开亚洲的。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种了那么多郁金香，郁金香的球根又特别便于携带，所以要硬说没有个把球根早在中世纪就被带到了欧洲岂不是太奇怪了？可是若确有此事，那么当时的编年史或插画中为什么完全没有郁金香的影子？所以我们能肯定此时郁金香还没有大量种植，传播的地区范围也很小。同理也适用于从印度到达葡萄牙的郁金香。所以在16世纪60年代欧洲园艺家刚刚看到郁金香时，仍然认为它是种稀罕物。
能证明郁金香在16世纪中期以前存在于欧洲的证据时有发现，但似乎没有一个不存在疑点。举个例子：至今仍生长在萨沃伊的红色和黄色野生郁金香品种T. silvestris 和T. australis据称就是欧洲本土生长的野生郁金香品种，就是源于亚洲巴尔干地区的郁金香。但是萨沃伊郁金香的分布地区较为奇怪，大多出现在耕地上，这足以证明其袓先们是人为种植的，而非野生。有一幅名为《怀孕的圣母》的画作，画中的玛丽转头看向花丛，其中就有郁金香。人们一度认为这是莱昂纳多·达·芬奇的作品，但现在确定真正的作者应为其学生穆埃基（Melzi)，而穆埃基是1572年才去世的。所有示例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梵蒂冈博物馆中展示的一块公元430年的马赛克，上面画的毫无疑问是一篮宽花瓣的红色郁金香。但是花朵的摆放方式明显是18世纪的风格，所以这块马赛克肯定是18世纪初从罗马郊区的别墅里被移走后经历过重大修补。
所以，第一个懂得欣赏郁金香之美的人，很可能是一个叫奥吉耶·吉兰·德·比斯贝克（Ogier Ghislain de Busbecq)的人。他是一个佛兰德贵族的私生子，多年来一直是奥地利宫廷里最有影响力的荷兰人。人们普遍认为就是他将郁金香带回了西方。比斯贝克是1554年11月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使到伊斯坦布尔的，并在那里生活了近8年，中间偶尔回过几次家乡。当他终于彻底回归故土的时候，皮肤已被土耳其的烈日晒成了棕色，但还是留着当时流行的浓密粗犷的胡须、眉毛。他在1581年出版了一本作品集，主要以书信的形式，描述了他在土耳其的经历，内容不乏各种私密和八卦。比斯贝克在当时就因为这本书为人们所铭记，甚至后世的历史学家也从他的作品中寻找奥斯曼统治最高峰的日常生活特色。比斯贝克就是在这本书中描述了他首次看到郁金香的情景。
比斯贝克是经陆路从维也纳到伊斯坦布尔的，在他离开阿德里安堡的色雷斯城向首都伊斯坦布尔行进的途中看到了这种遍地生长的野花。他在自己的一封信中写道：
自我们出发后已经到达了接近君士坦丁堡的最后一程，目的地已经触手可及。在这最后一段路上，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大片大片的鲜花：水仙、风信子，还有郁金香，至少土耳其人是这么称呼这些花的。我很诧异怎么这些花在冬季还能盛开，这实在不是什么宜人的季节。
在希腊有很多水仙和风信子，这些花香气浓郁，对于不习惯这种气味的人，一大捧花就可能引发头痛。郁金香则只有一点或完全没有香气，但其美丽和丰富的颜色一样备受推崇。土耳其人本来就生活奢侈，更是不会为花几个艾斯普瑞币①5买鲜花而犹豫的。
事实上，比斯贝克抵达首都之后，迎接他的主人送了他一些高级的郁金香作为礼物，但是比斯贝克抱怨说：“这些鲜花虽然是礼物，但是我不得不赠送一些回礼，也花费了不少钱。”[另有一位旅行家叫乔治·桑兹（George Sandys)，是约克大主教的儿子，他也同样发现土耳其人喜欢向陌生人赠送他们视为宝贝的鲜花，显然他比比斯贝克更不喜欢这份礼物。这个英国人抱怨道：“在国外不好惹恼别人，但是伊斯兰教苦行僧和土耳其近卫士兵会送你郁金香和松糕。”]
很久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比斯贝克描述的是他最初到伊斯坦布尔的情形，也就是1554年的冬天。但近年来人们发现组成这本书主体内容的这些信件其实都是在事后编造的，最晚的可能已经是16世纪80年代初，郁金香已经为欧洲人知晓以后了。而且他描述的这次行程也不可能是他第一次去伊斯坦布尔的情形，因为第一次才是在深冬，而他却说有郁金香盛开，土耳其的郁金香应该是3月盛开才对，所以比斯贝克一定是把他1558年3月第二次去土耳其的细节错记成了第一次。
考虑到这点修正，那么即使大使先生描述的细节是正确的，比斯贝克也不可能是第一个把郁金香介绍到欧洲的人。因为有确切证据表明1559年4月在德国的一个花园里就已经种植郁金香了。要说这是比斯贝克的成就，那除非他是回国后几个月内就把球根送到这儿，并且当年秋天马上种下。虽有可能，但不太现实。比斯贝克的确从伊斯坦布尔向欧洲寄送过珍贵的球根，但是无法确定那是在1573年以前的事。把某一朵郁金香的出现归功于比斯贝克是不可靠的。
另一个让人疑惑的事是关于比斯贝克是否是给郁金香取名字的人。很多人相信他称郁金香为“tulipan”，因为郁金香的花瓣让人想起土耳其人折叠的头巾，头巾在土耳其语中是dulbend，在荷兰语中则是tulband。这样的比较很好地解释了“tulip”是怎么进入英语词汇的，但这并不能说明这就是比斯贝克的功劳。这个词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至1578年翻译出版的一本原为拉丁语的植物学著作中，所以肯定是大使先生出版他著名的信件之前，这个词就已经在使用中了。任何情况下，要让人广泛接受“tulip”这个新词肯定是需要时间的，在16世纪末的欧洲，植物学家提到郁金香时仍然惯用“百合科水仙”之类可以体现其与类似球状根植物关系的名称。
直到1559年，第一批在欧洲绽放的郁金香确切出现了，是在一个叫约翰·海因里希·赫尔瓦特（Johann Heinrich Herwart)的人的花园中长出来的。这个人是巴伐利亚州奥格斯堡的一个议员，这个城镇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这片引人注目的德国城镇聚集区域熬过了黑暗的中世纪，后来在拿破仑手里解体了。只有伏尔泰的一句名言最值得被人铭记：“这里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是帝国。”所以赫尔瓦特的花园成了这里另一个为人所知的主要事件，能让这里闻名到足够吸引远方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