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小册子上嘲讽诗句的流行，漫画作品也开始涌现。最初一些值得记住的艺术作品，对郁金香狂热的描写都是入木三分的，显示了对狂热过后失去一切的花商的嘲讽。有一副彼得·诺尔普（Pieter Nolpe)的画作[这幅作品后来还被一个叫科内利斯·丹克特斯（Comelis Danckerts)的艺术家改编成了铜版画]，题目很拗口，叫作《花神的傻瓜的小帽，或1637年一个傻瓜孵出另一个傻瓜的奇特景象，无聊的有钱人失去了财产，聪明人失去了理智》。诺尔普的作品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球根交易者聚集在一个酒馆里，酒馆门口有一个巨大的小丑帽形状的招牌，上面写着酒馆的名字“愚蠢的球根”。而酒馆门口，还有两个人在打架。画作最显著位置是一个人提着一篮、还推着一车已经一文不值的球根去扔到粪堆上；旁边有三个花农在看着，而他们后面则是《圣经》中的魔王别西卜举着钓竿，等着毫无价值的郁金香交易合同上钩。在他右手边，撒旦手里拿着一个沙漏，显示郁金香交易的时间已经快走到尽头了。画的背景是一座废弃的房子，花神骑在一头驴上经过，示意不远处愤怒的人群不要靠近。画作下面的解释说明文字是：“花神因为她淫荡的恶行而被驱逐了。”
类似的对于球根交易过度的尖锐攻击到几年之后还时有出现，所以这些艺术作品就支持了郁金香狂热对于那些没有真正加入交易的人也有巨大影响的观点。在1640年，克里斯，范，德帕斯（也就是20年前，为郁金香做画册《植物花卉》从而推动了郁金香风尚的那个人）创作了一幅著名的插画，名为《花神和傻瓜》。画中的花神是一位健康的年轻姑娘，穿着领口开得很低的连衣裙，坐在一辆装饰华丽的沙滩艇上，里面坐满了喧闹畅饮的戴着小丑帽子的傻瓜。这些有讽刺意味的形象都带着自己的标签，比如“空想”“醉鬼”和“囤积货物”。画中的沙滩艇正穿过哈勒姆城外的沙滩，艇上还挂着狂热期间当地一些作为主要集会地点的酒馆的招牌，比如“白衬衫”“小母鸡”及另外四五家酒馆。一只猿猴爬上桅杆，在花商们头顶上方便。花神坐在船尾，手里拿着一捧曾经最抢手的郁金香：左手是博尔将军、范·霍伦司令和必不可少的“永远的奥古斯都”；右手是豪达和珍贵的总督，眼睛则看向车轮下碾压过的沙石。这个奇特的组合直直地向着海中驶去，后面还有成群的想要成为花商的人紧追不舍，急于加入通往毁灭的短暂冲刺。这些人都是织工，而且因为跑得太急，把老本行的工具都扔到地上踩坏了。在这幅作品的四个角上，画家还画了四幅小插图。一个是球根种植者亨里克·波特贝克在豪达的著名的花园，其他三个都是哈勒姆和霍伦的酒馆交易场景。画面中间的核心——快速移动的沙滩艇是一个强有力的暗喻，预示了风中的交易必将走向灭亡。
范·德帕斯创作《花神和傻瓜》的同一年，一位更年轻的画家小扬·布罗海尔（Jan Brueghel)也创作了一幅宏大的作品，名为《郁金香狂热的寓言》。布罗海尔是黄金时代涌现的以花朵为创作主题的最有影响力的画家之一。尽管有些当代评论家认为的他的画风有一些僵硬，但他画的花朵总是鲜艳明快，尤其是微小细节的处理，比如叶子上爬行的小昆虫，仿佛给画中的鲜花也賦予了生命。《郁金香狂热的寓言》是一幅格外生动的作品，内容非常丰富，像克鲁克香克和吉尔雷的卡通一样充满各种插曲。画家描画了二十多个类人猿花商在进行球根交易中的各种仪式。一个花商指着一片盛开的郁金香；另一个一手捧着郁金香，另一手则拿着一袋钱；在他们后面，是一群猴子正在为谁应该为现在一文不值的郁金香付钱而打作一团，还有一个年轻的投机者被抬进他的坟墓。在画面的右边，一对猿猴在分享花商的传统宴席，而另一个则因为拖延债务，被拉到地方官面前受审。在另一个角落，一个尤为不满的猴子正在对着一花圃的郁金香球根撒尿。
这些羞辱性的讽剌无疑产生了巨大的效应。100年之后，郁金香狂热仍然是所有荷兰人精神上一碰即疼的新鲜伤口。多亏了黄金时代大量的小册子作者和漫画家，球根可以卖出高价的想法在今天看来完全是可笑的。无论如何，关于狂热的小册子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其物质价值，这种东西使用寿命短，用劣质的木刻印版在劣质的纸上印刷，只为快捷和便宜。印好的册子就由小贩们随便沿街兜售，不过几个荷兰币一份；小册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促使它产生的原因。只有少数人是纯粹为了娱乐目的而创作这些小册子的。在荷兰共和国，识字率是较高的。对于阿德里安·罗曼这样的哈勒姆政府印刷机构来说，印刷小册子是一种成功且有利可图的副业。出版一般的市井民谣，一般可以卖出1000 ~ 1250册，而罗曼出版的《讲真话和贪婪鬼的三次对话》是当时的畅销书，多次重印，读者数量可能达到15000人。
大多数人出版小册子的目的当然还是专门为了影响民意。这一类小册子通常是由缺乏文采的有钱人出钱找人代笔创作的。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表达出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所以他们花钱雇佣写手来把他们的看法转化为诗.句，然后再由出版商出版，以达到散播观点的目的。这些作品实际的作者，比如史蒂芬·范·德·拉斯特（Stephen van der Lust)，是哈勒姆的专业剧作家，他写了4本关于狂热的小册子。另一个扬·泽特（Jan Soet)，是一个笔风犀利的讽剌作家，他也写了两本小册子。像他们这样的作家，一般都是出身清贫，靠写诗写剧本，在酒馆里向听众宣读为生；相反，他们背后的资助者则多为执政者和有权势的贵族。
这样看来，1637年春天在荷兰共和国出版的很多小册子都是具有宗教启发性的作品。暗中出资出版这些册子的贵族们认为球根交易违反了教义而且是不道德的。他们借此谴责那些为了贪图暴利而被卷入狂热的商人。另有一小部分小册子似乎旨在为老牌种植者和鉴赏家们正名，认为他们也和最严厉的狂热批判者一样为这疯狂的景象所震惊。这类的作品一般选择叙述性和辩解式的题目，比如《关于鉴赏家的新歌：他们不去酒馆，应当把他们与花商区别开来》。这类小册子试图说明郁金香爱好者和狂热的发生没有关系，他们应当得到应有的尊重。总体看来，对那些对球根交易充满恐惧和厌恶之情的人来说，他们的这种辩解听起来比较空洞。而且不由你不信，越是尖酸刻薄的讽剌作品，销量往往越大。
随着联省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极尽所能地挖苦那些因为郁金香狂热而失去一切的人，共和国的政府则开始慢慢着手处理问题，以挽救这次金融灾难。
第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数以千计的巨额郁金香交易合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大部分协议将做无效处理。几乎在所有案例中，原本的买家都失去了购买的意愿，更重要的是，失去了购买的能力。但是将合同作废的前提是依照种植者建议的条件——也就是支付原售价的10%，还是按照花商希望的那样（一分钱都不付），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在通常情况下，应当由每个发生狂热的城镇的执政者来判定适用哪一方的建议，或是提出他们自己的判定意见。但就这些相关城镇的实际情况来说，情况往往过于复杂，远远超出了管理者解决的能力。
在我们最熟悉的哈勒姆，市议会在短短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连续出台了三部法案，每个法案里提出的解决花商之间纠纷的办法都各不相同。第一个法案是在3月7日颁布的，宣布凡属于本市管辖的、在前一年10月以后的合同全部无效，买家不需要给卖家任何补偿。不到5周之后，第二个法案又公布生效，实际上推翻了前一个法案。这一次，议员们的决议是，凡是在酒馆和饭馆里达成协议的买卖，买方仍有义务向卖方支付费用（但是议员们没能解答数以千计的名义上已经破产的花商该去哪里筹钱）。这第二个法案颁布后不到一周，哈勒姆的执政者们再次改变了主意。这次他们干脆不再提供解决方案，直接撒手不管了，新法案建议所有纠纷当事人到上一级协调机关，也就是位于海牙的荷兰省议会解决争议；同时他们还建议纠纷双方参考采用2月23日种植者大会上提出的折中建议。
这种犹豫不定绝不是哈勒姆政府的一贯风格，而且他们的朝令夕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利益各方组成的游说团体轮番轰炸的结果：种植者要求行使他们的权利，收取全额价款；花商们则乞求免除债务。整个1637年的春天，议员们无穷无尽地争论探讨这个问题，郁金香交易各方都企图说服议员采用对自己有利的解决方案。议员们对这个状况也是不胜其烦，这从他们3月17日颁布的法令上就可以看出：该法令禁止印刷和销售以狂热为题材的有煽动性内容的小册子，并且要求书商和印厂上交此类作品的库存集中焚毁。议员们决定把这个问题推给上级机构解决，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想出一个让所有人满意的万全之策了。
类似的抗议行动在其他地方可能也发生了，所以包括哈勒姆在内的一些城市联合向荷兰省政府请愿，希望省政府能够找出一个让花商和种植者的损失都最小化的解决办法。到3月中旬，霍伦市的市长通知他们在海牙的代表，要尽一切可能加快解决办法的出台。但是省政府像各市的执政者们一样，很快意识到郁金香狂热是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问题，需要慎重考虑。而且省政府缺乏第一手资料作为提出解决办法的基础。以哈勒姆为例，1636 ~ 1637年，54个执政者中，仅有两人介入了郁金香狂热，更是没有一人亲自介入球根交易。一些城市提交的关于事件情况的只言片语的总结，根本无法给在海牙的官员们提供足够的信息。因此省政府也倾向于由省最高司法机关——荷兰省法院来裁决。补充调查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裁决做出前，官员们又去各忙各的了。
3月中到4月底这一个多月的等待，对于所有卷入狂热之中的花商和种植者而言都是煎熬。几个星期以前价值不菲的郁金香此时正处在盛放之季，鲜艳的色彩让联省遍地单调枯黄的土地都靓丽了起来。然而数以百计的花商们却被对破产的恐惧折磨着，还有成千上万悬而未决的买卖合同，涉及金额超过百万荷兰盾。
对于那些陷入狂热的人而言，他们最担忧的无疑是如何度过这次财政灾难。同时，他们也对市场为何突然崩溃充满疑问。当然，几乎没人愿意承认他们自己就是造成现在困境的推动力之一。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是受害者，而像任何地方的受害者一样，他们为自己找各种理由开脱。
很多人选择相信球根热其实是一种诈骗。有人甚至极端地猜想自己是被花商同行或是拍卖师欺骗了。另有一小群人坚信，郁金香交易本身就是个阴谋。一位匿名作者称，整个郁金香交易市场是被一个由二三十个最富有的种植者和交易者组成的阴谋团体控制的，他们恶意操纵价格以从中牟利。但是作者却无法解释，这个团体如何能同时协调控制全国十几个被狂热感染的城市的郁金香市场。
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对狂热的指责。上面那个怀疑有阴谋团体的作者同时还提出郁金香交易的荒唐过度是破产者、犹太人和门诺派教徒操纵的结果。这三个群体是荷兰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因此也是最方便拿来当替罪羊的。破产者被认为是没有坚持量入为出这一神圣的荷兰准则，而且被迫为他们的罪行负责，所以想要伺机报复。犹太人在荷兰得到的对待比在德国或法国好一些，但是依然习惯性地被与高利贷或其他不正当牟利行为联系在一起，而且长久以来被禁止与本地人自由融合，犹太男子与当地荷兰女人对话都会被阻止，犹太人若雇佣基督徒为仆人则是违反法律的。门诺派教徒也是同样的弱势群体。他们从着装上很容易被辨识（通常是一身黑的长外衣和宽松的裤子），他们属于再洗礼教派，反对婴儿受洗礼。而笃信正统东正教派的荷兰人则认为婴儿受洗不仅是道德上的义务，也是在当时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采取的必要措施。此外，门诺派教徒还是和平主义者，他们拒绝随身携带武器。由于当时联省还处于与西班牙交战的状态，这点也成了门诺派教徒不受欢迎的原因。
以上这些谴责都经不住仔细推敲。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有除了花商本身之外的任何团体推动或影响了球根热的整个过程。确实有一些门诺派教徒也加入了交易的大潮。一个叫雅克·德·克勒齐（Jacques de Clercq)216的商人，曾经在波罗的海和巴西做生意。他在1635年冬天就已经在买卖400荷兰盾左右的球根了。但是很多教派的成员对郁金香交易都是持批评意见的，而且劝阻那些进行交易的人尽早停止。类似的，联省的犹太人人数很少，有记录表明的，唯一确实参与了郁金香交易的，就是著名的葡萄牙种植者弗朗西斯科·达·科斯塔。而他的名声一向很好。至于破产者，就更没有任何记录证明他们与郁金香狂热有半点关系。
大概只有极少数的花商会相信这种阴谋论。但是有不少人确实怀疑个别交易者有人为哄抬市价的行为以牟取暴利。通过举办假拍卖的方式垄断价格是个由来已久的惯用伎俩。一些狡猾的商人会通过假拍卖的形式，把自己的球根“出售”给同伙，为的是把高价记录在案，以刺激别人以这样虚高的价格购买球根。
还有很多花商把责任推给种植者，指责有些种植者囤积球根，或是在出售时许诺第二年会以更高的价格回购球根。还有的种植者被指责销售时以次充好。一个阿姆斯特丹的种植者就被怀疑有这类的欺诈行为。他为了避免郁金香开出花来暴露自己的骗局，会先用针把球根里面破坏掉，让球根根本不能发芽。最后他的行为还是暴露了，因为一个愤怒的购买者仔细检查了自己的球根，并且发现了球根表面细小的针眼。
不可否认这些行为都是存在的，但是这类事件都是偶有出现，肯定没有达到能够实质性地影响球根价格的地步。事实上，完全没有必要捏造什么复杂的阴谋论来解释球根热的荒唐过度。考虑到当时的需求和有限供给之间的巨大差距，这些贪婪的、没有经验的花商就是把郁金香交易激发成郁金香狂热的最主要原因。
在4月的最后一周，荷兰法院最终给出了解决郁金香狂热的意见书。此时距阿姆斯特丹种植者大会提出他们的解决建议已经过去了八周；距花卉交易在全省范围内的崩溃已经过去了三个月。但是，当博学的法官们最终做出决定之后，他们仍然不得不先承认，即便是他们也没有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引发了球根热，又是什么让它彻底失控。
不过荷兰省法院的法官们十分确定的一件事是：他们希望尽可能地不插手狂热引发的这些纠缠不清的棘手问题。所以，他们建议存在争议的买卖双方，即花商和种植者，应当回到自己所在的城镇，在当地解决纠纷。法院还建议，城市的管理者应当开始收集关于郁金香交易的具体信息。只有当他们足够了解发生的事情之后，他们才有可能开始着手判定纠纷。在收集必要信息的这段时间，所有购买球根的合同应当视为暂缓执行。若有个别案例无法在地方解决，可以再提交至海牙，但是暗示这是一种机会渺茫的救济方式。法院的判决非常明确：每个城市的问题，应当由每个城市自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