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南部。在海牙，2月4日的时候交易还能顺利进行。其中一笔就涉及著名的画家扬·范·戈延（Jan van Goyen)。他是联省最有影响力的风景画作家。范·戈延的父亲是个鞋匠，他作为画家成名后，过上了小时候想都不敢想的富裕生活。他的父亲也是艺术的业余爱好者，不算富有但至少拥有自己的房子。后来因为精神方面出现了问题，不得不住进了莱顿的收容所。年轻时候的扬曾经给哈勒姆的画家埃萨亚斯·范·德·费尔德(Esaias van de Velde)当学徒，后来靠画沙丘和河景出了名。尽管从来算不上富有，但是他把挣来的钱都花在了置产和郁金香上。在1637年1月27日，戈延从一个叫阿尔伯特·范·拉文斯泰恩（Albert van Ravensteyn)的海牙市长手里买了10个球根，8天之后又买了另外40个球根，总共花了912荷兰盾外加他的两幅画作。范，戈延的第二笔交易，也是更大的一笔，实际付出了858荷兰盾，就是在哈勒姆崩盘后第二天达成的。画家同意购买后不久，海牙的球根价格也迅速下跌，他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非常绝望的财政困境。
市场崩盘已经够球根交易者绝望了，但是雪上加霜的是，像《对话》中的贪婪鬼一样，大部分花商仍然有义务履行他们签订的购买合同。基本上每一个交易者都面临着同样的窘境：他们已经支付了定金，买到的郁金香变得一钱不值，可他们却有义务在球根出土时支付巨额的尾款。对很多人来说，除了拖延别无他法。
郁金香交易的崩溃对于那些在价格暴跌前已经售出球根，看起来获利不菲的人也是有严重影响的。这些被影响的人里面就包括沃特家的孤儿们。阿尔克马尔拍卖至少导致了两起法律纠纷。其一是与一个叫格里特·阿姆斯特丹(Gerrit Amsterdam)的当地交易者，他声称自己花263荷兰盾买下的563分改良版博特曼球根实际上只是普通的博特曼球根，所以根本不值这个价钱。其二是与一个叫威廉·罗利森（Willem Lourisz.)的人，他是哈勒姆附近的海姆斯克（Heemskerk)的花商。罗利森花了荷兰盾购买了红色系“安特卫普维图斯”（Anvers Vestus)球根，说好球根开出令买家满意的花朵之后才付钱，而实际上，拍卖一年半之后，罗利森依然没有付清欠款。所以，孩子们在孤儿院的监护人雅各布·范·德·梅尔（Jacob van de Meer)和雅各布·范·德·吉斯特（Jacob van de Gheest)最终只得将罗利森告上法庭。罗利森给自己找的蹩脚的辩护理由是：他曾经与范·德·梅尔约定，1637年5月的某日清晨，双方在种植此郁金香的花园外见面，但是监护人没有到场，他等了半个小时还没见到人就离开了。范，德·梅尔愤怒地反驳说花商从未约见过他，而且郁金香开出的美艳花朵持续了数周，随时都可供查验，因此花商理应按约定付款。
相比于花商，种植者的境况稍好一点。即便在酒馆交易停止以后，依然有鉴赏家愿意支付大价钱购买郁金香。在1637年3月17日，一个叫迪克·博尔滕（Dirck Boortens)的哈勒姆商人就卖出了不少高质量的球根，包括利夫肯司令和塞依布洛姆。买家名叫彼得·范·威尔森(Pieter van Welsen)，他为这些球根总共支付了11700荷兰盾。在4月中旬他去验货时发现有些球根的质量不好，于是博尔滕同意少收300荷兰盾。范·威尔森并不太担心郁金香价格崩溃的事，他仍然乐意支付余下的11400荷兰盾并且同意分三次结清：6月支付4000荷兰盾，8月底支付3700荷兰盾，剩下的3700荷兰盾在1638年2月第一天支付。这笔交易是两个纯粹的郁金香爱好者之间的交易。他们可能压根没关注过什么郁金香狂热，而且他们完全有能力为这种只能开花几星期的植物支付上万荷兰盾或更多。不过，就算是在富有的和上流阶层的郁金香交易者中，也难免有人对市场的情况过于乐观。金葡萄的主人，也是富有的种植者的扬·奎克尔在哈勒姆郁金香价格下跌的第二天还去参加了阿尔克马尔的一个拍卖，并且很有信心地花了3260荷兰盾购买了沃特·温克尔的一些好球根。扬·阿德莫里尔也是一位时髦的阿姆斯特丹交易者。他住在王子运河边，在房子后面的私人花园里种植郁金香。1637年5月，他跟自己的一个客户帕卢斯·德·霍格(Paulus der Hooge)保证说，从自己花圃里卖出的郁金香，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至少增值20%。
酒馆交易的崩溃不仅让花商破产，还影响了一大批种植球根的农民。这些人不但卖花给花商，也卖给鉴赏家。任何在狂热期间抵挡不住诱惑扩大经营的人都受到了影响。这次危机严重到让专业种植人不得不以史无前例的最快速度来应对这一事件。最早在2月7日，也就是价格下跌后第四天，荷兰省和乌特勒支省的种植者就在阿姆斯特丹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会议，来探讨如何将价格暴跌引发的损失最小化。即使是以联省的大小而论，有些城镇之间至少也是两天的路程，所以种植者们能够如此快速地做出反应已经非常惊人了，而原因当然是出于对他们自己未来的严重担忧。
此次会议上只缺少鹿特丹的代表，但是那里的种植者们送信来说愿意遵守会议上由多数意见达成的决定。受影响最严重的十几个城镇和地区都自行集会，并选派了代表来参加这次大会。一些著名的大种植者都来到了阿姆斯特丹，比如菲亚嫩的弗朗西斯科·达·科斯塔、哈勒姆的贝伦特·卡多斯和威廉·舍瑙（Willem Schonaeus)，乌特勒支的弗朗索瓦·斯沃茨（Francois SweertsK还有一些不那么有名的种植者，比如莱顿的W.J.斯罗廷(W. J. Sloting)，以及作为施特雷克（Streeck)地区代表的克莱斯·黑尔腾（Claes Heertgens)——这个地区是一片特别适于种植球根的狭长地带，位于霍伦、恩克赫伊森和梅登布利克这三个西弗里斯兰省城市之间。
这次种植者大会是在2月23日举行的。当时各地的郁金香交易都已经彻底混乱了。起初代表们还在考虑如何使郁金香交易复苏，但显然只是浪费时间，于是他们直接转移到了探讨如何减少损失的议题上。
在某些方面，种植者面临的问题和花商面临的几乎一样严重。他们其中大部分人在过去的一年中都投入了大量金钱购买球根和子球，然后种在自己的花圃里精心培育。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基本也都扩大了种植面积。而现在，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很多购买球根的人只付了一小部分定金，而且之后球根肯定又多次转手。很多交易中，由于狂热时期交易者们创造的长而复杂的交易链，所有权的归属已经弄不清楚了。只要这个链条中任一环节上的花商无力支付，整个链条就会崩溃，那么最起点的种植者们想在6月拿到欠款就根本不可能了。
在阿姆斯特丹的大会上，这些问题肯定都被讨论到了。种植者最终达成的解决方案的核心思想就是：假装狂热从未发生过。随着大会接近尾声，大多数人支持的方案是：认定上一次播种前达成的交易仍然有效。而1636年11月30日以后达成的协议，买家可主张取消交易，但仍应支付价款的10%作为赔偿。阿姆斯特丹的代表是唯一没有在决议上签字的。
种植者们悲观地推行这一妥协办法，以期盼能尽量减少损失。他们知道，大部分在11月30日之前卖出的球根是由付得起钱的鉴赏家和富商买走的。只有12月和次年1月的交易，才是贫穷的花商大批涌入市场之后带来的，也直接导致了郁金香交易爆炸式发展，最终造成郁金香狂热爆发。想让这些花商付钱几乎是不可能的，阿姆斯特丹大会的决议也证明了人们都看到了这个事实。
在《对话》中，讲真话向贪婪鬼解释种植者的计划在现实中如何实行。如果一个球根本来卖30荷兰盾，然后三次转手，价格分别是60荷兰盾、100荷兰盾和200荷兰盾。那么花200荷兰盾的买主要交钱拿花。如果他想取消交易，可以支付20荷兰盾的罚金给他的卖主，则两人之间的交易就算取消。球根的所有权于是回归到花了100荷兰盾购买球根的花商手里，他可以选择付全款留下球根，或是交10荷兰盾的罚金把球根再退给花了60荷兰盾购买球根的人。讲真话没有说下去，但是可以推断种植者的意图是如果链条上所有人都按约定全额付款，那么作为根源的种植者也可以拿到自己那份；如果没有一个花商还想占有球根，那么球根的所有权就会回归到种植者手中，他可以拿到10%的赔偿，还可以把球根再卖给别的想要的人。
我们还不知道阿姆斯特丹的代表为什么拒绝批准这一决议，但是可以想象他们对于种植者其他建议的解决办法中做出的重大牺牲感到震惊。毕竟，依据当时的法律，球根种植者完全有权利要求买家支付全款。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是：无论谁对谁错，通过法院追究成百上千已经失去偿还能力的债务人的法律责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行为。只有彻底的实用主义才能说服大部分种植者认可这个决议，并自愿放弃本来可以属于他们的几千荷兰盾的欠款。决议中的10%指的是最初购买价格的1/10，而不是狂热时期价格顶峰的1/10，这已经是种植者们认为能在灾难中挽回一点损失的唯一办法了。
种植者的问题是，虽然他们的要求已经很低了，却依然无法照此执行。他们可以建议自己的客户考虑这种选择，但是却无法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建议。事实上，大多数花商的情况是，如果他们收不回转卖的货款，那他们连1/10的罚金都付不起。所以除非万不得已，没有哪个花商愿意选择这个解决办法。就像《对话》中的贪婪鬼敷衍自己的债主时说的：“只要我的买主付了钱，我就可以付你钱了。只不过我连他的人都找不到了。”
这就是为什么，球根交易的困境无法由球根交易本身来解决，而只能靠权威来判定。1637年2月以前成交的这几千个球根究竟归属于谁？更重要的是，谁应该为它们埋单？不论什么样的折中办法，最终要靠法律的强制力来保障实现。
狂热最终成了法院的问题。但是当郁金香的案子开始审理时，郁金香的评论家们又有话要说了。
13、娼妓女神
在联省，没有人比阿姆斯特丹的克莱斯，彼得森(Claes Pietersz.)更热爱郁金香。他大概是共和国里最时電的医生了。其他人可能只是种花、卖花，甚至因此发家，但没有人像彼得森一样，把自己的姓氏都改成了杜普，也就是荷兰语郁金香的意思，于是他成了名副其实的郁金香博士。
从1621年起，克莱斯·彼得森改名为尼古拉斯·杜普。当时，郁金香才刚刚在荷兰最富有的上流社会阶层中兴起。他用郁金香的图形作为个人徽章。当他在1622年当选为市议员之后，依惯例要选择盾徽，杜普先生自然选择的是用精致的、大红火焰颜色的红色系郁金香图形来装饰自己的盾牌。他的郁金香图形议员印章在他批准的上百封官方文件中留下了红色的郁金香蜡印。当他为这个城市操劳了一天，终于回到家中之后，迎接他的是一幅郁金香为主题的画作，画的是一朵最上等的司令，据说，这幅画就装饰在他王子运河边豪宅大门的名牌上。
当时，年轻的杜普博士（他改姓的时候还不到30岁）就已经居于高位。后来他又成了伦勃朗的朋友，并且还是伦勃朗的名作《杜普教授的解剖课》中的人物。画中的杜普是一位杰出的医生，又高又痩，蓄着唇鬓和胡须，正忙着解剖一个刚被行刑的罪犯。杜普先生当时的身份是一位植物学家，他极力宣扬茶的药用功效，并将其作为缓解疲乏和痉挛病等症状的良药。杜普还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曾4次当选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众所周知，这位坚定的加尔文教徒尤其鄙视荷兰传统婚礼上的醉酒狂欢，于是他发起了一项让人们至今还会偶尔谈起的立法，即《1655年禁奢令》，其中规定婚宴宾客人数不得超过50名，婚宴持续时间不得超过两天。
杜普博士会厌恶酒馆团体的过度饮酒当然毫不令人意外。他1652年从医师行业协会退休时，向他的老同事们赠送了一个银质的酒杯。杯子的形状是一朵郁金香，花茎上还趴着一只蜥蜴。杜普希望他们在以后的协会宴席上，能用这只杯子做最后的祝酒。私下里，他直到晚年都是一名鉴赏家。而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在1637年之后，尼古拉斯·杜普不愿人们将他和这种著名的、他用来作姓氏的鲜花联系在一起。他在王子运河边的豪宅大门上的郁金香205标识被撤下了，盾型紋章也被放置在不那么显眼的地方。杜普博士为郁金香狂热的荒唐无度感到惭愧。
和杜普博士有同感的人并不在少数。接替克劳修斯在莱顿的职位的阿多夫·福斯蒂斯（Adolphus Vorstius)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他的植物园中每周教授两堂植物学课程。福斯蒂斯教授厌恶商人们对球根的歇斯底里和露骨贪婪，所以他和助手骑马出门时，只要发现球根，他就要把它毁掉。即使是那些没有加入郁金香狂热的人也多少继承了鉴赏家们对花商的恶评。在狂热的最后阶段，很多普通人开始嘲弄地称酒馆团体中的花商为“呆子”（kappists）。这是一种相当严重的蔑称了，对于黄金时代的荷兰人来说，这个词让人想到的就是带着小丑帽子的傻瓜。
并非所有对郁金香狂热的批判都停留在笑话和羞辱上。荷兰社会中一些更具有宗教性质的团体则釆取了更严厉的态度，指责球根商人将基督教义中的慈善和谦卑抛诸脑后。即使是在郁金香市场彻底崩溃之前，就有不少激烈的反对者把自己对球根交易的批判印刷出版。他们采取的主要形式就是小册子。从1636年12月起，整个荷兰省泛滥着各种关于郁金香狂热的册子。
这些作品的内容大多是对郁金香狂热的粗俗不堪的嘲讽，无一例外的都以罗马女神弗洛拉为主角。她一向被视为最放纵的天神。传说弗洛拉是罗马时代早期一个声名狼藉的交际花，但是她靠这种不道德的营生积攒了大量财富，在她去世时，这笔钱财就留给了罗马。罗马人为了感谢她，就把她奉为神灵崇拜。从此她便成了花之女神，也是妓女们的守护者。荷兰人的小册子里喜欢拿这个罗马妓女和珍贵的郁金香作比。在狂热高峰时期，这种小册子的传播速度极快。作者警告他的读者们，弗洛拉总是把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而她的价格不断地上涨，以至于没有一个人承担得起长久拥有她的开销。尽管她的每一个爱人都比上一个更富有、更大方，但弗洛拉总是有更荒淫的要求要他们来满足，这样才能证明对她的忠诚。即便是她已经升入拉丁神殿、嫁给了泽费罗斯风神，依然难改旧习，没多久就背叛了她的丈夫，与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打情骂俏去了。
无信的伴侣、贪婪的情人——在小册子作者的眼中，荷兰省的球根交易商们就是弗洛拉石榴裙下拜倒的最新一批傻瓜，为了妓女之神抛家舍业，最终换来的只是她无情的背叛。很多小册子的题目都暗示了花商们的财务困境，比如《花神的病榻》；也有更直白一些的，如《花园中的妓女倒下了》和《恶毒女神弗洛拉》。其他还有一些小说化的作品，比如交易者发现自己被异教偶像迷惑以致陷入困境后的抱怨。有一个题材就是，一个织工气愤地指责花神如何色诱他。另一个题目为《异教和土耳其郁金香球根的罪名》的文章中写道，花神和其他精灵判定郁金香和其他一些花草都必须回到创世时设计好的地方，否则痛苦和疾病以及恶劣天气就将降临世上。所有作品的基调是尖刻和充满敌意的，指责许诺了一切的女神最后却让傻得相信她的人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