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意见书的最后还给出了一些明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荷兰省政府在执行法院的建议上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到4月27日，即法院提出法律意见两天后，各地在海牙的代表也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综合了法院提出的关于解决办法的建议，并且使之对各城市都有约束力。就这一决议的说明信以最快的方式送到了全省各城。因此，到4月29日，每个受狂热影响的城市的市长都收到了指导他们如何解决摆在面前的上百起争议的办法。
荷兰省法院的判决书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求在对郁金香狂热进行彻底的调查之前，所有买卖合同都要中止，但这个建议是暂时的，事实上，法院也认可，一旦获得足够的信息，各地政府就可以决定是否强制执行已经签订的买卖合同。意见书中还说，如果判定应当履行，还应当允许卖家追究买家延迟支付的责任。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被卷入郁金香狂热的这些城市一直没能像法院要求的那样收集到足够的信息，而海牙也没有再采取任何后续措施。荷219兰省的执政者们为自己不用接管这个烫手的山芋而暗自欢喜。一个本来打算作为暂缓之计的措施，最后反而成为清算狂热的根本办法。
对花商而言这是个好消息。大多数城市中，执行荷兰省决议的措施就是命令当地法官或地方官对狂热相关的事管得越少越好。比如在哈勒姆，管理城市的执政者们指示律师和公证员不得再向郁金香交易者颁发许可状；连接受抗议和送达传票的信使也被指示不要接收与球根热相关的任何文件。在豪达和三个弗里斯兰省城市——恩克赫伊森、梅登布利克和霍伦的管理者也向下属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那些认为自己除了拖延抵债没有任何其他路可走的花商，现在可以无所畏惧、名正言顺地拖延了。成百上千的手工业者里，有一半人以为自己难逃破产的命运了，现在凭着这个对他们有利的政策，又有了喘息的机会。还有一些卷入郁金香狂热的人，本来算得上是富人，有能力支付自己的债务，这其中就包括那个花了7000荷兰盾购买亨里克斯·蒙廷的球根的阿尔克马尔人。他提议支付700荷兰盾的罚金然后取消合同，并且将球根退还给卖家。但是，如哈勒姆的律师阿德里安·范·博斯维尔特(Adriaen van Bosvelt)观察到的，诚实守信的花商几乎一个不存在。范*博斯维尔特写道：整个荷兰省里有大批的人不愿支付罚金。即使那些提议部分清偿债务的人都不愿前来支付理应付给种植者的10%的罚金。仅有的一些愿意赔偿的人，只愿意支付1%、2%、3%、4%，最多5%的费用。
对郁金香交易的一律禁止很快达到了理想的效果。种植者和花商们不得不自行和解，执政者们则不必再被狂热的后遗症烦扰。但是即便是如此，纠纷的彻底解决还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据我们所知，在哈勒姆，各种清算过程甚至拖到了1938年之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一些郁金香交易者不愿依照荷兰省法院的建议解决纠纷。而且在哈雷姆以外的其他城市，情况恐怕也是如此。
在这次事件中，很多被卷入狂热的人是按执政者们希望的那样自行寻找解决之道的。不少协议即便是没有达到各方赞同，也起码是协商终止了。在阿尔克马尔，所有的郁金香合同实际上都被视为无效了。种植者们为了尽量挽回自己的损失，把成千上万根本没有出土售卖的球根都储存起来了（不难想象，已经没有什么人再有兴趣购买球根了，但是还是有少数很稀有的品种仍然以不低的价格出售给了鉴赏家）。那个倒霉的哈勒姆染工雅各布·德·布洛克就被要求兑现他为格特伊特·舒特做的担保，全价支付已经不可能再转卖出去的一磅斯维策郁金香，所以他把球根拿到阿姆斯特丹，盼望能在那里把球根处理掉。
也有一些人下定决心要为找回失落的财富而战。最走运的是那些在阿姆斯特丹酒馆里做交易的人。阿姆斯特丹是唯一允许就郁金香相关案件到法院起诉的城市。几周之内，就有不少种植者利用了这种有利的情势，把以前的买主都告上了法庭。
最活跃的诉讼当事人中，有一个叫亚伯拉罕·德·戈耶尔的。他出生自一个古老的执政者家族，他本人是个种植者，至少有两个花园，一个在阿姆斯特丹城外雷居里门(regulierspport)附近的辛格尔（cingel)，另一个在城墙边上的沃尔帕茨（walepadt）。6月10日他起诉要求亚布拉罕·瓦赫特敦克（Abraham Wachtendonck)支付前一年秋天购买4个晚花型布莱波奇（Late Bleyenburch)球根和一磅奥德内的950荷兰盾欠款。第二天，德'戈耶尔又对利贝尔·范·阿克塞尔（Lieber van Acxel)提起诉讼，要求他按照双方10月1日达成的协议支付货款。两人的协议内容是，范·阿克塞尔愿意支付1100荷兰盾购买一个“最好的尤雷”（De Beste Juri)子球和一个“棕紫郁金香”，另外还愿意支付750荷兰盾购买一个“紫白范·奎克尔”（Purperen WitvanQuaeckel)球根（它属于老科内利斯，奎克尔培育的紫色系品种）。为了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德·戈耶尔请一个叫B. J.弗比克（B. J. Verbeeck)的公证员到他在沃尔帕茨的花园里，在他的公证下，出土了两个球根，并确认每个球根上都发育出了两个子球。德·戈耶尔似乎对与另一个买主之间可能发生的纠纷也早有预料，这次涉及的球根是种植在一个叫威廉·威廉森(Willem Willemsz.)的人的花园里。德·戈耶尔出土这个利夫肯司令的时候，也要求弗比克在旁进行公证，以确认球根上长出了一个子球。
其他一些在阿姆斯特丹有生意的种植者也都利用这个机会主张自己的权利。一个叫汉斯·贝尔特（Hans Baert)的哈勒姆卖家就要求他的阿姆斯特丹买家亨德里克·范·贝戈姆（Hendrick van Bergom)为他所购买的2000分的格鲁特·格普马塞尔德（Groote Gepumaseerde)支付140荷兰盾。曾经苦口婆心劝说帕卢斯·德·霍格购买自己球根的扬·阿德莫里尔在德·霍格无法付款后立刻变了脸色，并向自己的律师咨询。另一个哈勒姆人威廉·舍瑙要求弗朗索瓦·科斯特支付6000荷兰盾的欠款。倒霉的科斯特是在2月3日购买了大量“破布”和一些单件货时欠下的这笔债务，具体内容如下：
4磅斯维策郁金香
6000荷兰盾
2000分马克森（Maxen)
400荷兰盾
1000分波斯梅克（Porsmaeckers)
250荷兰盾
总计6650荷兰盾
并不是所有花商对于禁止就郁金香交易的纠纷提起诉讼这条规定都欣然接受，尤其是在哈勒姆这样的城市，不少花商找各种借口、搞各种伪装也要到法院解决。在1637年11月就有这样一个案子：一个叫彼得·卡卢瓦尔特(Pieter Caluwaert)的当地种植者，故意等到球根不得不下种的最后时节，把1磅白皇冠、2磅斯维策、5个奥德内和3个马克森球根送到了雅克·德·克勒齐的家中。这是德·克勒齐在将近一年之前答应购买的，后来就一直在躲避卖家——同时也是他以前的同行。所以卡卢瓦尔特开始提起诉讼，理由是德·克勒齐拒收货物。
总之，即使是在阿姆斯特丹，也只有极少一部分郁金香案例能够有机会在法庭上解决。原因非常简单：花商们已经破产，打贏了官司也拿不到钱。德*戈耶尔、阿德莫里尔和贝尔特起诉的都是富有的买主，能够付得起欠款。而大部分深陷在狂热里的花商则没有什么钱，所以把他们拽到法庭里也没有意义。
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接受赔钱的现实。他们拒绝废止过去的郁金香交易合同。在1638年1月，也就是价格暴跌1年之后，还有成百上千的纠纷没有解决。这些纠纷通常都是具有破坏性的，不但让亲人朋友反目成仇，而且就像一条丑恶的伤疤，时刻提醒人们郁金香狂热时的荒唐过度，而这恰恰是荷兰人最迫切想要忘记的噩梦。如果当地政府不釆取进一步措施，这些纠纷将永远看不到解决的希望。
所以到1月30日，哈勒姆当地政府组建了一个仲裁委员会来审议未解决的案件。此类专家组在整个联省一直都有，仲裁员通常被称为“朋友制造者”，而且就像威廉·布里尔顿爵士在他1634年游历荷兰省时发现的那样：在大多数荷兰城市里都可以发现仲裁员，这些人的当选主要是因为他们正直诚信和通情达理。布里尔顿还发现，朋友制造者“有权力要求询问与案件有关的任何人；他们以友善的方式调解和仲裁，并且处置和解决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另一大好处就是，不同于传统的法院判决，仲裁是完全免费的。
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类似的仲裁庭审理的一些案件的记录留存了下来，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朋友制造者是如何决断的。有一个案子，争议双方分别是扬·阿德莫里尔和威廉莫斯·蒂博尔留斯（Wilhelmus Tyberius；)。后者是阿尔克马尔一所拉丁语学校的校长。仲裁员判定阿德莫里尔支付蒂博尔留斯375荷兰盾以达成和解，但是仲裁决议的条款是比较公正宽缓的，给了阿德莫里尔10个月的时间筹措欠款，然后纠纷到此为止。
起初，哈勒姆的市长们给朋友制造者的权力很有限，只能解决最突出的郁金香案例。而新成立的专家组有5名成员，每周集会两次，可以传唤任何不愿蹚浑水的证人到场询问。但是仲裁结果却没有约束力。而且很多敌对的花商也不愿接受仲裁机构建议的妥协方案。从留存下来的证据来看，仲裁团在解决哈勒姆积存的争端上没有太大进展。
直到1638年5月，城市里的执政者们才终于决定彻底解决他们面前的难题。这也是种植者大会决议流产后18个月以来第一次有针对解决争议的明确的指导文件出台。市议会判定，买主可以要求解除合同，但需要支付合同规定原始价款的3.5%作为补偿。买卖合同终止后，球根的所有权回归种植者。这项建议是截至此时最可能实现也最可以执行的和解方案，同时议会还判定自此以后仲裁员的仲裁决议对所有案件都是有约束力的。
这个折中办法的出台意味着即使是身背几千荷兰盾债务的花商也可以只付100荷兰盾甚至更少的罚金，这个数目是最贫穷的荷兰人也能够通过分期付款还清的。同时，虽然这个解决方案在本质上对种植者不甚公平，但是至少保证他们可以获得最低限度的支付，基本上可以抵消他们的成本，所以他们与狂热爆发之前的水平相比，也只是亏了一点。
郁金香狂热于是就这么结束了。正如荷兰省法院所希望的，通过强行和解，避免了昂贵的诉讼活动。事实上狂热不过是穷人和野心家们的一次疯狂，根本没有像流行理论鼓吹的那样给荷兰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它的出现也没有引发后续的经济衰退，而且那些在狂热中为清偿债务挣扎求生的花商，比起狂热之前也未见得更贫穷了多少。他们纸面上的亏损和盈利基本持平，即便是最富有的花商也没有因为拖延债务而被正式追究责任。
事实上，到此为止，最令人震惊的其实是那些提交到省市法务官面前的案件却没有留下任何著名的庭审或判决、定罪的记录。这说明种植者和他们的买家们无一例外地还是要通过庭外和解来了结纠纷。即便是在阿姆斯特丹，与狂热相关的债务清偿实际上也只是花商之间和解和妥协的过程。
最后一个由球根热引发的案件是在1639年1月24日开庭的，此时几乎已经是价格崩溃的两年之后了。一个叫布鲁伊恩·登·杜波尔登（Bruyn den Dubbelden)的种植者要求阿尔克马尔的买家扬·科沃尔（JanKorver)支付2100荷兰盾的货款，因为他们曾承诺购买800荷兰盾一226磅的“黄王冠”和1300荷兰盾2磅斯维策。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判决记录。可以推断杜波尔登如其他种植者一样，会被迫接受3.5%的赔偿金，然后一个价值哈勒姆普通手工业者7年工资的天价合同，靠73荷兰盾10荷兰币协商解除了。
即便到此时，极小一部分案件因为无可追究的历史问题而依然无法解决。不走运的画家扬·范·戈延就是仍然在为投入球根交易而饱受折磨的倒霉鬼之一。他此后的一生都在被债主讨债。市长范·拉文斯泰恩从未停止要求倒霉的画家全额支付自己所欠的货款，尽管范·戈延如约交付了自己的画作，但是他几乎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到了郁金香上，所以郁金香价格暴跌后，他再也无力回本。整整三年的时间里，画家一直专注于球根市场，几乎没有什么创作，而现在，他不得不重拾画笔谋生。
养活一家人的压力让范·戈延几乎无力还清他拖欠范·拉文斯泰恩的所有债务，直到1641年市长去世之时也没有还清。范·拉文斯泰恩的继承人们继续向范·戈延催债。范*戈延一直挣扎在破产的边缘，至少有两次都是因为急于用钱，而不得不仓促拍卖自己的作品。
范·戈延是1656年去世的，也就是那场毁了他一生的球根热覆灭20年之后。他到去世时都是资不抵债的状况，留下了897荷兰盾的欠款和一大批优秀的风景画作品。要是他当初在郁金香贸易中赚了大钱的话，这些作品可能根本不会被创作出来。
范·戈延也是为人们所知的最后一个郁金香狂热受害者。
14、郁金香国王的宫廷
1639年初，关于郁金香狂热的资产清算进入了尾声。很多荷兰人从此对郁金香产生了一种轻微的厌恶。然而这个插曲并没有阻止那些真正富有的收藏家对稀有品种的热情。在此之后的100多年里，他们仍然愿意为了一个球根一掷千金。在联省，人们对郁金香的热情渐渐淡去了，此时已经不可能靠倒卖花卉迅速地赚钱了。
但是，郁金香狂热并非从此就绝迹了。就像黑死病这种奇怪的疾病一样，它可能爆发一阵，然后表面上好像结束了，但事实上它只是进入了休眠期。可能几十年后，在另一个地方，就又会卷土重来，剧烈程度甚至不逊于以往。
狂热的这次重生就发生在奥斯曼帝国。在17世纪上半叶，郁金香在土耳其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光辉。大概1595年前后，新苏丹穆罕默德三世（Mehmed Ⅲ)即位。他是一位沉迷于女色而非花草的君主，更愿意把精力花在229与后宫佳丽共度春宵上。继他之后的几位君王，先是极其厌恶女人的穆斯塔法一世（Mustafa Ⅰ)，他下台以后，被他的敌人关在了地牢里，并且安排了两名女奴每天裸体相伴作为对他的惩罚。后来有倒霉的奥斯曼二世（Qsman Ⅱ)，他的结局也非常凄惨，据说是被他自己的士兵捏爆睾丸而死。总体来说，历任君王不是无能就是残暴，鲜有兴趣关照他们在恩赐之地里的花园。
直到穆罕默德四世（MehmedI V)即位，奥斯曼帝国才又重新建立起稳定的局面。他在位的时间是1647 ~ 1687年。尽管他的父亲——疯王易卜拉欣（Ibrahim the Mad)(这个行为放荡的国王曾为了能遴选新欢而下令将自己后宫已有的280名妃子全部淹死）也是著名的郁金香爱好者，但是穆罕默德才算得上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个对园艺全身心投入的国王。穆罕默德是第一个在第四庭院全部种植郁金香的国王，他让郁金香在今后的一个世纪里都能在这里繁盛绽开。他还是第一个颁布法令要求所有郁金香的新品种必须经过注册和分类的君主。为了监督这个过程，苏丹组建了一个正式的花卉专家委员会来专门评定新品种，记录他们的特点并且为最珍贵无瑕的品种定名。他们选取的都是为土耳其人所热爱的具有诗意的名字，比如“石榴长矛”和“风姿绰约的女人”。这个委员会在穆罕默德去世后仍然继续存在，并且在之后的100年里一直负责鉴定郁金香新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