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小册子作者在1636年12月还发表了一个生动的价目单,能让人对郁金香价格的意义有形象的认识。作者指出,一朵花的价格是3000荷兰盾,看看这些钱能买下多少东西吧:

8只肥猪

240荷兰盾

 

4头公牛

480荷兰盾

 

12只肥羊

120荷兰盾

 

24吨小麦

448荷兰盾

 

48吨黑麦

558荷兰盾

 

2大桶葡萄酒

70荷兰盾

 

4桶8荷兰盾的啤酒

32荷兰盾

 

2吨黄油

192荷兰盾

 

1000磅奶酪

120荷兰盾

 

1个银酒杯

60荷兰盾

 

1包衣服

80荷兰盾

 

1张附赠床垫和寝具的床

100荷兰盾

 

1艘船

500荷兰盾

 

总计

3000荷兰盾

 

从这个角度说,在1636〜1637年秋冬时期,荷兰省184的郁金香贸易是健康而蓬勃发展的。随着狂热达到顶峰,酒馆交易团体里面才开始出现一些令人担忧的坏事将至的征兆。

第一个警示就是花商们无止境地追求新奇品种。只有一两种像总督这样的品种是公认的顶级,而对于哪些品种属于第二档则众说纷纭,而且这种争议随着越来越多相似品种的出现变得更加严重了。即使是郁金香专家也无法分辨出哪个是范·英格兰司令,哪个又是范·霍伦司令(Admirael van Hoorn )。一个村庄或城镇偏爱这一品种;另一个地方又偏爱另一品种,潮流和观点时时都在变化,再加上新品种不断涌现,挑战已有品种的地位。正因为如此,球根贸易不仅仅是不稳定,而且先天性缺乏逻辑。没有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市场是不可能永久昌盛的。而荷兰的郁金香交易就是两种要素都不具有的典型。

一个花商疯狂寻找新品种的著名例子就是对黑色郁金香的追求。这种传说中的稀有品种若是能找到哪怕一株,也肯定比“永远的奥古斯都”还要昂贵。法国小说家大仲马写了一部名著就叫《黑色郁金香》,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年轻的医师,名叫科内利斯·范·巴尔勒(Comelis van Baerle),他因为第一个培育出黑色郁金香而赢得了一笔巨额奖金。大仲马似乎是从一个偶然听说的狂热巅峰时期的传说而得来的灵感。而这个荷兰悠久传说的另一个版本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哈勒姆的花商财团听说,在海牙有一个补鞋匠成功培育出一株黑色郁金香,于是下定决心要将其买下。他们来到补鞋匠的店铺,一番讨价还价之后,鞋匠终于同意以1500荷兰盾的价格出售自己的黑色郁金香。完全出乎他意料的是,当他把球根交给花商之后,花商却把球根摔在地上踩了个粉碎,一边踩一边大喊:“你这个白痴。我们也有一株黑色郁金香。现在你的被毁了,我们的就是世上仅有的了。你想要的话,我们可以1万荷兰盾卖给你。”哈勒姆的花商成功确保了自己的黑色郁金香是独一无二的,自然也是可以漫天要价的之后,满意地回家去了。而倒霉的补鞋匠,因为自己丧失的财富捶胸顿足,当晚就因为精神上的打击去世了。

关于黑色郁金香的故事当然只是传说。类属生物学已经证明,就是如今也根本不可能培育出纯黑色花瓣的郁金香,即使有几个所谓的“黑色”品种,也不过是极深的紫色显示的效果。无论如何,黑色郁金香的传说在狂热时期流传如此之广,可能也让一些敏锐的花商警觉到:市场需求的品种、有限的培育时间内能够引入市场的新品种、荷兰种植者们能够用来培育新品种的植物学意义上的郁金香数量,这三者之间的巨大差距在不断拉大。

更让人担忧的是,在1636年秋天,磅货开始畅销。这些之前一文不值的球根在1637年初却以惊人的价格被买卖。这本应当足以让花商们停下来好好思考一下。上等郁金香的价格升得再高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狂热时期,仅存的一些真实的需求就是老派鉴赏家对真正上等郁金香的需求。他们是唯一会把郁金香种在土里,但不是为了交易的人。但对于磅货则完全没有任何市场需求。鉴赏家们对这些品种不屑一顾,而酒馆花商们更是从来没有种植的打算。这些磅货被交易只是因为它们存在,而当1月过完2月来到之时,连最疯狂的郁金香交易者也开始不安地意识到这个市场已经失去控制了。

阿尔克马尔拍卖的成功让人们相信球根价格依然很高,但即便如此,一些谨慎的交易者也开始怀疑郁金香的价格还能持续上升多久。开始有零星的花商在出售了手中的球根后就不再投资。在遍布荷兰省的酒馆交易团体里,竞争的交易者们都怀疑卖家是不是知道什么他们还没掌握的信息。他们可能在想,也许自己也应该出售一两个球根了。

此时是1637年2月的第一周,市场的繁荣已经走到了尽头。

 

 

12、崩盘

2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一群花商集中到哈勒姆的酒馆准备像往常一样开始交易,郁金香价格暴跌就是从此时此地开始的。

当天的交易照例由一位资深的花商起头,这第一笔交易也主要是为了探探市场的行情。他打算卖的是一磅白王冠或斯维策,开出的价钱也是比较保守的1250荷兰盾。在通常情况下,立刻会有几个热切的买家竞相出价,他们都会领到石板和粉笔写下报价,最终价高者购得球根,一天的交易也随之火热开场。然而在这一天,竟然没有人愿意以1250荷兰盾的价钱购买这一磅球根。拍卖师不得不以1100荷兰盾的价格重新起拍,可是依然无人问津。第三次起拍时价钱已经降至可笑的1000荷兰盾,竟然还是卖不出去。

很容易想象当时令人尴尬的寂静对这些围坐在酒桌前的花商们而言是多么突然的打击。随着这次滑稽的拍卖继续往下进行,举着半杯啤酒的手僵在半空,端到嘴边的酒杯也放下了。花商们突然意识到发生在他们面前的这一幕有多么可怕。交易者们紧张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沉默只持续了一两秒,就被爆发的喧哗取代了。每个在场的花商都开始紧张得议论起来。

这些花商在过去几天内十有八九花过类似的价钱购买.类似的球根,并且期望着转手卖出就能大赚一笔。然而现在,不过一两分钟的时间内,他们的期望就被现实无情地击碎了。人们不得不提出一个最严峻的问题:球根交易将何去何从?显然,当天的交易不可能再正常进行下去了。可能还有少数一些人仍然试图销售其他球根,但也都没有成功。酒馆里的人几乎是马上停止了所有交易。所有人都处于困惑之中,但个别人已经跑去通知所有亲戚朋友了。没过多久,哈勒姆的所有酒馆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城里城外所有花商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就是:卖!

恐慌弥漫整个联省只用了几天时间。一个接一个的酒馆、一个接一个的城镇,花商们发现一两天前还价值上千189荷兰盾的球根,现在却一文不值。少数几个交易者试图通过举办假拍卖会刺激市场让价格回升,但是他们的努力毫'无成效。在很多地方,酒馆交易崩溃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价格跌至狂热时期的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郁金香交易的市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不少花商发现自己和书中的贪婪鬼处于一样的困境中。《对话》的作者是这样描写这位原织工的境况的。意料之外的价格暴跌出现后,贪婪鬼的第一反应是出去继续自己的买卖。他强自镇定地对自己,也对讲真话说:“花神只是病了,但绝不会死。”而他自己的妻子已经开始痛哭流涕地埋怨他不该变卖了织布机和其他纺织工具。贪婪鬼来到酒馆,却发现市场已经崩溃,所有交易都停止了,一个买主也找不到了。终于清醒的贪婪鬼意识到自己为了购买球根、开辟花园欠下的高额债务,不禁惊慌失措。倒霉的织工只好向自己的朋友讲真话求助,讲真话的建议一针见血:郁金香交易已经彻底完蛋了,没有任何办法让它重新复活。花商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捡起自己的老本行,回到自己本来的生活中。唯一能期盼的就是有机会体面地还上欠账。

在一个繁荣的市场中,参与者对市场的信心就意味着一切,而郁金香市场崩溃得如此之快恰恰证明,一些不那么乐观的花商肯定是在市场崩溃前几天,就已经对连续上涨的球根价格感到不安了。狂热发生的年代还没有报纸,人们无法确切知道1月最后一个星期到2月最初几天之间所有事件发生的确切顺序,但是球根交易肯定不会是在完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停止的;也不会因为一个哈勒姆酒馆里的一桩拍卖失败就彻底停止了。在此之前一周甚至更长,在荷兰省任何地方交易球根肯定已经开始变得困难了。拍卖师发现无法再像以前一样迅速地把价格推高,一些种类的价格已经达到峰值,所以很多交易者迫切希望在此时将其抛出,这就使得想要抛售的卖家人数开始多于想要买入的买家人数。在哈勒姆这次决定性的拍卖之前一两天,人们肯定已经开始感受到一种担忧和恐慌,就像须德海上弥漫的湿冷浓雾一样蔓延在哈勒姆和阿姆斯特丹的酒馆里。其实郁金香交易者们都知道终有一天会有大事发生,现在大事真的发生了。

在2月3日哈勒姆的这次决定性的拍卖会之前,已经有传言说郁金香的价格已经没有上升空间了。某些卖家对于投入的收益也不再抱有信心。最早至前一年的12月底,有一名住在格罗宁根的药剂师兼球根种植者,名叫亨里克斯·蒙廷(Henricus Munting),他做了一笔大买卖,以7000荷兰盾的价钱把几个球根卖给了一个阿尔克马尔人。为了让买家放心,他承诺若是1637年夏天以前价格下跌,买家可以取消这笔交易,只需支付全部价款的10%。市场崩溃前两天,哈勒姆的彼得·维恩森(Pieter Wynants)在家中举办宴会,他的弟弟亨里克(Henrick)对一位客人软191磨硬泡,企图说服人家花1350荷兰盾买下一磅的斯维策郁金香。亨里克的目标是一个名叫格特鲁伊特·舒特(Geertruyt Schoudt)的富有的老寡妇。老人起初没有答应,直到另一个客人,也是当地的一名染工雅各布·德布洛克(Jacob de Block)愿意提供担保,保证价格8天之内不会下跌之后,老人才同意购买球根。

2月3日之后的价格暴跌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没有留存下1637年春天球根价格相关的文件。看起来市场上唯一仍愿意购买郁金香的只剩下鉴赏家和少数几个不以郁金香交易为主业的富有花商,而且他们会购买的也只是最稀有和珍贵的品种。根据当时的记录,一个在价格暴跌之前价值5000荷兰盾的郁金香,之后只需要50荷兰盾就可以买下;到了5月,一花圃的郁金香仅售6荷兰盾,而它在1月时的价格曾达到600荷兰盾〜1000荷兰盾;在狂热时期能够卖到400荷兰盾的一套球根,现在才值22荷兰盾1荷兰币。这些价格变化显示,就算还有能卖得出去的郁金香,其价格最高也不过是过去的5%,大多数连1%都不到。

这次的价格暴跌绝对是一个惊人的事件。每个感染狂热的城镇就算不是完全同时地经历价格暴跌(也很有可能就是同时的),整个下跌的过程最多不超过3个或4个月,这比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金融灾难——1929年华尔街股灾和随后的大萧条还要来得迅速和彻底。华尔街的股票是用了两年时间才跌至最低点,而且其最低点至少也维持在原价值的20%。

各种各样的困惑围绕着所有人,似乎没有哪个花商明白为什么球根交易会以这样惊人的方式急转直下。而纵观整个事件,不难看出价格暴跌从一开始就是无可避免的。太阳之所以燃烧得明亮而稳定是因为有持续不断的燃料供给,同样的,郁金香狂热要想持续下去,也必须不断有球根供应到市场中来。在1636〜1637年冬天,对郁金香的需求全方位迅速增长,速度远胜过球根供给的增长速度,再加上狂热的爆发,最终的结果就是,人们用尽了所有可用的资源。连磅货和单一颜色的郁金香也被拿来贩卖,且在此之前无人问津的斯维策和白皇冠之类都能卖到1000荷兰盾每磅的高价。荷兰省的花商们已经把能找到的所有球根都用来交易了。

当这些“破布”都被用来交易之后,市场上再没有新的品种能以人们可承受的价格进入市场了。低价球根的断货就意味着,没有新的花商可以加入到这个市场中。因为即使最便宜的球根也动辄成百上千荷兰盾,谁能买得起呢?再说,已经有一小部分交易者开始出售他们的球根以获取利益。一个数量上不断缩小的花商群体,掌握着有限的资金,不知怎么竟维持了这么久的价格急速上升。即使是那些还相信郁金香交易本质上是一种健康的交易的人或早或晚也终将无法承受新一轮的价格上升,并且犹豫还要不要继续投入。因此,到了2月初,无论是资金还是球根,这两种郁金香狂热发生的根本动力,都已经完全被耗尽了。如同燃烧尽最后一滴燃料的太阳,郁金香狂热也成了超新星,以最疯狂的交易爆发引领即将到来的大崩盘。

这就是狂热覆灭的原因,但还不是价格暴跌程度如此彻底的原因。后者的原因在于,在狂热最高峰,球根转手速度过快。在牛市中,有一些人会保留自己的资金等待价格下跌时再购入,这样他们就可以以较低的价格买入价值很高的股票。但是在郁金香狂热的最后一两个月里,主要交易的都是磅货或一些以1000分计的品种,这些东西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对这些品种并不存在真正的需求,鉴赏家永远不会种植它们,只有在交易此类货物的人眼中它们才是有价值的,所以这个市场中根本没有熊市买家想要利用的机会。

更糟糕的是,郁金香狂热把每一个酒馆交易团体中的人都搾干了。本来就没有几个花商是靠手头的闲钱加入郁金香交易的,现在又全被卷入一个甚至多个郁金香买卖的复杂交易链中。大部分人是靠出卖或抵押自己的家当来筹集资金的。现在这些处于绝望境地的人们面临的不仅仅是金钱的损失,更是彻底的毁灭。在17世纪,即使是在荷兰共和国,毁灭不仅意味着穷困,更意味着终生被工厂奴役或者饿死,早逝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结果。人们最不想做的就是再为一株郁金香竞价,所有人此时都成了卖家。

当然也不是说整个联省郁金香交易的价格是同时瞬间跌破的。个别花商会走乡串镇,但大多数还是只固定在一个地方交易。所以价格下跌的消息也需要一两天时间传播。不管怎么说,荷兰球根交易事实上有多个分离的市场,每个被郁金香狂热影响的城镇都是一个市场。一个城市的价格变动可能落后于另一个城市;不同城市的花商交易的球根品种也有所不同;在这个酒馆里进行交易的一拨人,也可能和另一个酒馆中的一拨人不同。

因此,在哈勒姆的郁金香交易已经崩溃之后,别的地方还继续兴盛了很短的时间。灾难的消息大概是周三传到阿姆斯特丹的,但是到2月6日周五那天,交易仍然火爆,在一个叫门诺婚礼(Mennonite Wedding)的酒馆里,还有人以1065荷兰盾的高价买下一磅斯维策郁金香。但是到了第二天,也就是2月7日,阿姆斯特丹的郁金香交易似乎也达到了与哈勒姆类似的危机顶点。一个叫约斯特·范·盖克(Joost van Guyck)的花商在从一个叫安德里斯·德·博斯赫(Andries de Bosscher)的人手里购买价值1100荷兰盾一磅的普通斯维策时,他开始犹豫这样的交易是否明智,并且要求德·博斯赫担保价格不会下跌。德·博斯赫于是请了一个叫彼得·范·德·克鲁伊斯(Pieter van de Cruys)的人承诺将来以1200荷兰盾的价格购买这一磅斯维策。但是这依然不能让范,盖克放心,他怀疑这个范·德·克鲁伊斯到时是否真的能够信守承诺。于是在2月11日,他和德·博斯赫一起到当地一个公证处把整个协议书面记录并公证了。在哈勒姆花商无法再以1000荷兰盾每磅的价格出售球根8天之后,在阿姆斯特丹还有这样的交易生效,这就意味着,阿姆斯特丹的郁金香在最早的崩溃出现之后依然坚持了至少一周。即便如此,范-盖克的担忧至少证明,当哈勒姆的坏消息传到阿姆斯特丹后,恐慌已经开始破坏人们对这个还在运行的市场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