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金香交易的记录可以用来说明投资一个球根可以产生怎样惊人的效益。一个阿尔克马尔的葡萄酒商人格里特-博施(Gerrit Bosch)在城外自家花园里种下了一株总督郁金香。1636年秋天种下时的重量为81分,到1637年秋天出土时,增长了4倍达到416分。同一个花园里还有一株利夫肯司令,种下时是48分,出土时是224分,另一株“完美的利夫肯”(Paragon Liefkens)从131分长到了434分。即使这三种花每分的单价没有变化,短短九个月里,博施的客户也能够赚到330%到514%不等的利润。整个联省大概都找不出比这盈利更快、更惊人,而且稳赚不赔的交易了。一艘商船来往联省和印度之间要2年左右,而且在海上的东印度公司商船还面临着疾病、失事、海盗和西班牙袭击的风险。即使是富贸易也会让荷兰少数有资格投资其中的特权阶层面临荷兰花商们根本不知晓的风险。

最早的关于依重量交易的记录开始于1634年12月。当时一个哈勒姆种植人大卫·德·米尔德和一个亚麻工人扬·奥克森(Jan Ocksz.)一起到扬·范·达梅在“小木板路”上的花园里,在德·米尔德的建议下,奥克森购买了两个红白豪达,重量分别是30分,价格为30荷兰币——也就是1.5荷兰盾每分。奥克森还买了两个范·德·艾克司令,但不是按重量,而是按132荷兰盾一个球根的价钱买的。这个记录说明,到1634年旧有的按个数销售球根的方式也仍然在施行。然而到1635年,所有留存下来的记录中都已经改为依重量销售的方式了。

随着郁金香交易的发展壮大和复杂化,花商有时会在这种买卖体系的基础上加入新的条件。比如说,买卖双方可以约定购买球根的条件是,在出土时球根必须达到某一特定的重量。在另一个涉及德·米尔德的交易记录中就显示,1635年10月底,有一个木鞋制造者亨利克·卢卡森(Henrick Lucasz.)在一个由约斯特.范*哈弗比克(Joost van Haverbeeck)组织的拍卖会上购买了两种郁金香,一个是红色系的塞依布洛姆·范·科宁(Saeyblom van Coningh),一个是紫色系的拉图尔郁金香(Latour)。在德·米尔德作为见证人的情况下,卢卡森承诺为这两个球根分别支付30荷兰盾和27荷兰盾的价款,但条件是出土时的重量分别不得低于7.5分和16分。而事实上,出土时的重量仅为2分和13分。所以卢卡森要求范·哈弗比克退还他已经支付的定金,而以脾气暴躁闻名的范*哈弗比克愤怒地拒绝了,最后事情还闹到了法务官面前(要说卢卡森算是走运的了,当时的记录显示范·哈弗比克和他同样暴躁的父亲曾多次向客户发出暴力威胁,而且他们还是1635年冬天德·米尔德的花园遭肆意毁坏的头号嫌疑人)。

其他的买卖形式也是有可能的。对于昂贵的球根,贫穷的花商开始合资购买,约定每人占有球根的一定比例。有一个叫扬·阿德莫里尔(Jan Admirael)的阿姆斯特丹种植人就把三个球根的一半所有权卖给了一个叫西蒙·范·珀尔齐(Simon van Poelenburch)的客户。阿德莫里尔还与一个叫马腾·克里瑟(Marten Creitser)的商人达成了一项复杂的交易,同意用一些球根和180荷兰盾的现金交换克里瑟拥有的11幅油画和一个雕刻品。

然而,按重量销售的方法并不意味着同一品种的郁金香在荷兰共和国的价格是统一的。在一个无论多重要的信息也只能靠人骑马传递的时期,根本不可能及时准确地把郁金香价格的变化从一地传达到另一地。因此,郁金香没有统一的市场,每个城镇郁金香的价格都有所差别,有的地方整体价高,有的地方则便宜一些。

另一个让本就混乱的定价体系更混乱的原因是,定价不仅受个体花商个人偏好的影响,还要受哪些郁金香刚刚买入、哪些刚刚卖出、哪种花朵最近比较流行、哪种球根产量增多等因素的影响。还有大个的球根每分的单价通常比小个球根便宜些,等等。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在同一地同一天买的球根,价格差别都会很大。在阿尔克马尔方圆一到两个小时路程的范围内,7个豪达球根售出的价钱从6荷兰盾3荷兰币每分到10荷兰盾2荷兰币每分不等。这也就意味着,总价款为765 ~ 1500荷兰盾每个球根不等。还有一种叫“完美的范·代夫特”(Paragon van Delft)的郁金香,3个球根在几分钟之内,单价先从1荷兰盾14荷兰币每分涨到2荷兰盾4荷兰币每分,然后又涨到4荷兰盾2荷兰币每分。而重量分别为92分、214分和446分的范·德·艾克司令,则分别以710荷兰盾、1045荷兰盾和1620荷兰盾的价格售出。

1635〜1636年上半年,球根价格疯长带来的后果是,本来只把球根卖给鉴赏家或圈子内部流通的种植人和交易者们也意识到新的赚钱机会来了。他们开始把自己的球根卖给涌入这个市场的花商们。顺理成章的下一步就是,一些种植人联合起来好让资金和库存达到最大化,有的还成立了一些专门经营球根的公司。在1635年9月,一个叫小科内利斯·博尔(Cornelis Bol the Younger)的商人和一个叫扬'库珀(JanCoopall)的种植人合伙开了一家公司,其中博尔出资8746荷兰盾2荷兰币作为公司的资本。1636年12月,又有两个哈勒姆人亨利克·雅各布森(Henrick Jacobsz.)和罗兰德·维尔罗斯雷腾(Roeland Verroustraeten)联手阿姆斯特丹的菲利普,杨森(Philips Jansz.)和马缇斯·布勒姆(Matthijs Bloem)共同做起了生意。公司的章程里面说明了生意如何运作的一些细节。35岁的维尔罗斯雷腾本来就是个有经验的贸易商,他是唯一被授权可以对外交易球根的,还可以使用另外三个股东筹集的资金买卖郁金香。同时4个股东都保证只能以公司的名义,而不能以个人名义进行交易。

到1636年秋天,无论是郁金香交易公司还是专业种植人都不得不慎重思考一下,该把哪些库存种植下去以备来年。最值钱的品种——司令、将军、大元帅及它们同属的品种——因为过于昂贵,根本不是普通花商买得起的。所以市场最底层贫穷的交易者们都要求供应一些相对不那么出名但是数量巨大,因此价格也能便宜得多的品种。17世纪30年代初,上上等郁金香的交易是整个郁金香贸易的主要内容,这些郁金香被称为“单件货”,也就是按每个球根单独计价出售的品种。而那些价格便宜的球根则甚至都不按每分计价,而是按每千分。当时以这种方式销售的品种中还包括一些后来变得知名的品种,比如红色花紋的“大雁”(Rotgans)和“奥德内”(Oudenaers),还有罕见的白纹紫底的莱克·范·莱恩(Lack van Rhijn)。这些花因为它们相对强烈、普遍的颜色搭配而不受当时的鉴赏家和种植人的喜爱,但是却比那些稀有的、花纹清浅的上等郁金香更为今天的园丁们所熟知。

一些有野心的手工业者在1634年或1635年就开始倒卖郁金香了,但似乎有记录的法律文件显示直到1636年夏天,大部分的郁金香还是由种植人直接卖给以种植为目的的客户。到当年秋天,整个市场就被以倒卖盈利为目的的花商占据了,而且到1936年12月和1637年1月,还有大批新的花商加入。

这些新加入的花商来自各行各业。根据当时的一个小册子作者的列举(可能考虑到诗句押韵的需要),花商们的本行包括玻璃工、伐木工、水管工、拆房工、木匠、铁匠、鞋匠、铜匠、泥瓦匠、卖肉的、卖糖的、磨咖啡的、酿酒的、看门的、制皮的和制革的,更别提还有农民、商人、小贩、理发师、老师和磨坊主。

没有什么关于1636年底两三个月,郁金香交易达到疯狂地步的记录留存至今。但是有一个短系列小册子里面讲到了酒馆交易的内容。这个作品虽然是小说化的,但是内容比较可信而且能够代表当时的现实。这三本小册子叫《讲真话和贪婪鬼之间的对话》(以下简称《对话》)(Samenspraecken tusschen Waermondt ende Gaergoedt),这部作品是1937年初出版的,作者的真实姓名未知,出版者是阿德里安·罗曼(Andriaen Roman),也是当时哈勒姆最主要的出版商。

书中的贪婪鬼原本是一个织布工,他抛弃了自己的手艺成了一名花商,靠抵押自己的工具筹集了买花的资本,然后一个城镇一个城镇地倒卖球根。偶然一次他回到家里,遇见了以前的老同行讲真话。讲真话还没有被卷入郁金香交易的风潮,他用葡萄酒和啤酒热情地招待这位老朋友。贪婪鬼企图说服讲真话也加入买卖郁金香的行列,这样他们就可以同样变得富有。他跟讲真话说,你辛辛苦苦经营自己的生意才能挣到10%的利润,但是买卖郁金香能挣100%甚至更多:“没错,十倍、百倍,还有时千倍。”

《对话》对于郁金香交易的观点是有预见性和教育性的。贪婪鬼是个极端傲慢的形象,而且愚蠢地坚信球根的价格会永远上涨。他吹嘘自己已经靠倒卖郁金香挣了一大笔钱,足可维持生计。而他的朋友们——其他的织工和园丁们——也都很有钱,都可以乘坐华丽的马车走村串乡,到各个酒馆中谈买卖。

讲真话则被作者塑造为困惑但是诚实的入门者,他不相信一个织工能挣到那么多钱。在他的一再追问下,贪婪鬼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交易虽然达成了,但是却并不能拿到钱,而是要等到第二年夏天郁金香再出土时才能兑现。但是他还是坚称“这项交易很稳定”,再做一两年,他就可以挣到足够的钱让自己一辈子衣食无忧。最后他还说,要用挣到的钱买一个啤酒厂,一个地方官的职位,甚至是一个贵族身份。

讲真话并没有轻信贪婪鬼的话。他觉得这整件事好得过分,肯定有问题。他不明白那些感染上郁金香狂热的人们为什么敢于把全部家当甚至是借来的钱都押在郁金香交易上。尽管那些关于利润的描述很诱人,他还是告诉他的朋友自己不愿意冒这个风险。

在1636年秋天,一定有很多荷兰人像讲真话一样认为郁金香交易好到不真实。但是也有成千上万的人不这么认为,他们倾尽所有存款、押上全部财产,只为了加入这喧嚣躁动的球根交易。

很多新手根本没什么闲钱,但是已经进入市场的花贩和花商正好可以抓住机会把他们的存货卖给这些对郁金香的价值完全不懂行的人。很快。交易就演变成卖方不但接受现金,还接受实物。对于那些没什么钱财的花商而言,他们全部的财产不过就是自己手头有的那点东西,也就意味着,为了买球根,只能有什么就给什么。小说里的贪婪鬼就用了够做一件大衣和一套套装的布料,还有一夸脱的李子代替押金。而现实里的花商,如果是手工业者,可能会用工具、布料和家庭生活物品交换;如果是农民,可能会用牲畜或谷物;如果是富裕一些的人,可能会用油画或其他奢侈品来代替押金。余额只有到球根实物交付时才支付,也就是到球根出土的时候。有时候,支付时间还可以更灵活:曾经有一个协议里就规定,一个哈勒姆小店主埃特'杜森(AertDucens)以1600荷兰盾的价格把自己整个花园卖给了当地的一个叫泽维林,范·德·霍伊费尔(Severijn van de Heuvel)的绅士,同时约定支付费用的期限为1638年元旦,距协议达成日期有一年之久。

《对话》里面还有其他一些例子,讲的也是当用实物代替押金成为习惯之后,一些没有经验的郁金香商人达成的各种各样的协议。贪婪鬼在给讲真话介绍自己账本上标注的与别人达成的协议时就提到,一次他以525荷兰盾的价格卖出了一包“白王冠”(Witte Croon)球根,得到的押金就是4头牛。还有一次,他买了一大批根滕(Genten)球根,付出的押金是“我最好的一件短外套,一个玫瑰勋章,和一个连着银链子可以挂在孩子颈上的钱币”,并且答应球根实际交付时再支付1800荷兰盾现金。还有一些协议比这些更复杂。不过,在《对话》中提到花商有时会用一个品种的球根交换另一个品种的球根。贪婪鬼最奢侈的一次交易就是用一个价值60荷兰盾的银餐具,一批“黄王冠”(Gheele Cnxmen)和200荷兰盾现金换来了同等数量的白王冠郁金香、马匹和一辆马车、两个银碗和150荷兰盾的现金。

146 1636年秋冬交替之际,郁金香交易形势良好。花商的数量和流通中的球根的数量都在不断增加,价格稳步上升,产生了巨大的利润。然而现实是,花商们打造的交易建立在一个最不稳定的基础上。

这不仅仅是市场能否支撑球根价格如此快速增长的简单问题。当一个花商无法检查他所购买的球根时,所有的问题都出现了。首先,没人保证球根在种植过程中能得到适当的照料。哈勒姆档案中就记录了一个案例,当地有一个叫耶鲁恩·扬森(Jeuriaen Jansz.)的面包师傅。1636年他在马腾·克里瑟在阿姆斯特丹的花园里看到了一种美丽的利夫肯司令郁金香。杨森于是与主人达成协议要购买一个子球。几个月后,面包师在酒馆喝酒的时候遇到一个花商,并被告知他预定的球根还没长好就被从土里挖出来,很可能已经损坏了。杨森不得不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才让克里瑟免除他依原约定购买子球的义务。

即使是富有的鉴赏家也可能买到损坏的商品。科内利斯-居尔登维根(Cornells Guldewagen)曾经是哈勒姆的市议员,他从海牙的安东尼·范·弗洛赖(Anthony van Flory)手里买了1300多个郁金香,并且雇佣贝伦特·卡多斯把这些花种在护城河畔城门附近的花园里。但是给球根拆开包装后,卡多斯和他的助手却发现这些球根被从土里挖出来时一定是非常随意的,至少有一半都被严重损坏了。

再有就是当时还不被理解的杂色现象也引发了严重的问题。任何购买子球的人都要冒的一种风险,就是可能买到的是不能杂色的繁殖球根,而不是他想要的已经出现杂色的郁金香。在1633年5月,阿姆斯特丹一个著名的郁金香商人亚伯拉罕·德·戈耶尔(Abraham de Goyer)在一个拍卖会上买了两个“完美的席尔德”(Paragon Schilder)。这个拍卖会就是由创造出这一品种的亚伯拉罕·德·席尔德(Abraham deschilder)本人组织的。“完美的席尔德”在当时是个新品种,非常受追捧。由席尔德举办拍卖会的日期来看,德·戈耶尔肯定是在那之前几天已经见到过这种郁金香盛开的样子并且深深为它着迷。反正以当时的标准,德*戈耶尔是花了不菲的价钱购买了两个球根,分别是50荷兰盾和41荷兰盾。德·戈耶尔把球根种在自己城外的花园里。在9个月漫长的等待之后,郁金香终于在1634年春天盛开,然而被寄予厚望的郁金香开出的根本不是德·戈耶尔期待的样子,席尔德的花园中让他着迷的纯白花瓣和生动的红色花纹完全不见踪影。他花了90荷兰盾买来的不过是颜色浑浊的低等单色郁金香。不过这个倒霉的种植者在18个月之后依然可以要求卖家退款,因为当时普遍认为,若子球不能达到母球的质量,一个有良好声望的球根交易者应当认定交易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