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一个典型的荷兰家庭，几乎没有任何闲钱可以支配，更没有什么像样的财产。如果这家人是手工业者，生活在人口总和占了共和国总人口四分之一的那几个大城市里，那么他们很可能是住在拥挤街道两边整齐的小房子里，橡木的大门上了蜡或是刷成绿色。房子内部极其干净，因为反复的打扫擦拭而总是潮气不散。荷兰人对洁净的苛求让外国人印象深刻。访客都必须先在户外穿的鞋外面套上稻草编的拖鞋才能进门，以免把尘土带到屋内。干净整洁的同时，难免也觉得空落。手工业者家里顶多能有张桌子，有个空荡荡的碗柜和一些餐具，还有几把直背椅，大概也就1荷兰盾一把。而最贵的家具莫过于床。攒够床钱可是要颇费些时候的。最便宜的一种叫橱柜床，为了保暖要嵌进墙里面。这种床非常小，以至于在这个床上睡觉根本不能完全躺平。即便如此，也要10〜15荷兰盾才能买到一张。只有商人阶层的成员才能买得起可以自主站立的现代样式的床，价格要高达100荷兰盾。在普通手工业者家里，小孩子就睡长椅或木板，再不然就睡父母床下的抽屉里。一旦年满14岁，他们就要出去找工作为家里挣钱了。
此外，到1630年，手工业者阶层本就不稳定的生计又受到从南方不断涌入的新教难民的威胁。从前一个世纪起，联省人就意识到城市人口已经趋于饱和了。因为所有的耕地，都集中在三个相对富饶的省份，即位于联省中心位置的荷兰省、海尔德兰省和乌特勒支省。自然的，人口也都往这些地方集中（另一个比较兴旺的南方地区是泽兰省，那里的人们以渔业为主，而其他几个省份几乎都不能供养太多人口）。加上从荷兰南部涌入的成千上万的移民，人口一下膨胀至大约200万。新移民们也都需要找工作，虽然有些移民本身很有钱，但是仍然不足以缓解就业116和生存的压力。城市人口过多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些本来就不富有的人，更是发现自己的生存空间越来越有限了。
然而，17世纪上半叶的联省共和国在更高层面上具有一种其他欧洲国家都不具备的重要的国家特质，即人们相信社会的流动是每个荷兰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在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一个农民认定无论发生什么，自己只能是个农民；就如一个人是店主，他的父辈肯定也是店主，他的后代也必然还是店主。但是在联省则不同。一个移民的儿子可以变成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里最富有的人，甚至还可以进入统治阶层，没有人会在乎他卑微的出身；一个小村子里的农民可以到大城市里闯荡；一个中等阶级的手工业者，偶尔买上一张驶向波罗的海的货船的股票，收到的分红用来再投资，有一天就可以拥有自己的货船。在当时，机会确实是存在的，人们看得到，也迫切地想要抓住。正如一位佛兰德的牧师威廉·博达尔缇厄斯（Willem Baudartius)在1624年说的那样：“有一分钱可挣的地方，会有十双手来抢。”如果你很穷，如果你想在黄金时代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上挣口饭吃，你很可能只会愈加沦落，而不是飞黄腾达。
黄金时代对荷兰人来说，还是一个孕育着希望和变化的时代。穷人和富人一样心怀期待，所以他们比谁都更渴望到球根贸易中试试手气。随着对郁金香需求的增长，以及个别品种售价的年年攀升，这个行业可能带来的巨大利润也越来越显而易见。17世纪30年代初，一个新兴的购买团体开始把触角伸向荷兰共和国的花房。这批新人既不是鉴赏家，也不懂培植球根的事。他们管自己叫“花商”，他们唯一感兴趣的只是靠郁金香挣钱。
最初的花商可能是想做种植者。靠一个简单的球根，一个冬天就转手变现显然是个非常吸引人的主意，尤其能吸引游商、无业者和机会主义者的眼球。荷兰社会中这些没有固定工作和收入的人，尤其看好这个看起来很容易的挣钱机会。那些拼命工作却挣不到种植者收入零头的手工业者们也逐渐发现了郁金香贸易的吸引力。相对而言，对于那些已经收入不菲，或者是已经有固定职业，生活富裕的人来说，郁金香贸易则没有那么诱人。
很多花商自然都会有建造一个小花房的打算。到17世纪30年代，原本流行于执政者、富商阶层的园艺时尚已经风靡整个荷兰。哈勒姆和阿姆斯特丹的许多手工业者都在城外购置了小片的土地。在郁金香狂热兴起前，这些土地多是用来种植蔬菜的，而且有些小花园还是惊人的精致复杂的。威廉·布里尔顿爵士就曾观察过莱顿的一个穷人的花园，花园中的灌木修剪成各种造型，“有的是士兵的形象，有的是骑在马上的将军的形象”。另外一个英国旅行家彼得·芒迪（Peter Mundy)认为，侍弄一小片花园能够帮助阿姆斯特丹人应对在沼泽气候中生活带来的阴郁情绪。他在自己的游记中写道：“其他国家的人民能拥有的田野和草坪让荷兰人无比羡慕，于是他们用在小花园里种下奇花异草来弥补这种空虚……”
不光是城市里的手工业者，连小村镇里的农民也同样享受园艺带来的乐趣。在黄金时代的高峰，哪怕是最小的村子里也会有种植者俱乐部；每个俱乐部还有自己的章程和庆祝活动。大多数俱乐部会举办春季赛花会。就像今天一样，不同品种的花卉被展示在一起，相互比较后评选出优胜者并颁发奖励。比赛结束后还有以祝贺获胜花卉为名义的宴会（有外国观察者挖苦说这不过是为大吃一顿找个借口）。无论如何，园艺已经成为荷兰一个全民投入的热情所在。
1635年之前，第一批花商对球根的第一笔实验性投资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消息由此传开，一些新来的人也开始加入投资郁金香的行列。当时的作者和小册子写手们一致指出，加入的这些人大多是织工，他们比别的手工业者占优势的一点在于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紡织机器典当或抵押，这样就有了投资球根贸易的第一笔资金。但是很快，其他行业的人也加入了投资的行列，其中不乏固定职业的中等阶层中的律师和牧师。
所有手工业者都在做这个发财梦。有一部分人拿得出一小笔资金投资郁金香，机会主义者能投入的钱则少一些，但是却更敢于冒风险，甘愿倾其所有。荷兰社会中两种最明显的特质在这时起了重要的作用：强烈的攒钱欲望和忘我的赌博精神。这两种特质看起来互相矛盾，但是却共同作用，成为郁金香狂热最大的驱动力。
联省人民对于入不敷出有一种极大的恐惧。这令来访的外国人非常诧异。要知道1600年到1630年间，联省人收入普遍增长，也就意味着大部分荷兰家庭是有存款的（这在当时的欧洲很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当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银行，我们也就无法知晓在共和国普遍的存款数字大约是多少。但是威廉·坦普尔爵士显然想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简朴的荷兰人可能会将收入的五分之一用于储蓄。如果我们以这个推断为基础计算，一个生活水平一般的手工业者一年收入300 ~ 500荷兰盾，那么一年有60〜100荷兰盾可用于投资。坦普尔的估算是基于商人阶层，而手工业者阶层的生活要比他们更接近于贫困线。所以，他的这种粗略估计可能过于乐观。即便如此，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一个父母都在工作挣钱的家庭，在景气的年份里，简朴度日，一年到120头也能攒下20 ~50荷兰盾。平常时候，这些钱可能就用来奢侈一把，买些亚麻、家具和瓷器。但是，即使是在郁金香价格自始至终居高不下的17世纪20年代，这笔积蓄也足够买几个球根的了。
正如攒钱的欲望一样，赌博精神也同样感染着荷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生意人威廉·于塞尔林克斯（WiUem Usselincx)曾经说过，只要钱能生钱，就没有一个荷兰人会把钱藏在旧袜子里。对于有钱人而言，赌博可能意味着在他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投资一艘有些风险的去印度的商船；对社会里其他阶层而言，赌博通常是艰难生活的必然结果。很多荷兰人在这个人口过多的国家里挣扎度日，努力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在黄金时代，彩票在荷兰就已经像今天一样流行了。对很多人来说，贏得赌注是最诱人的赚钱方法。
荷兰人有好赌成性的坏名声。法国旅行家夏尔·奥吉耶（Charles Ogier)就写道，在鹿特丹几乎都没法找到一个行李搬运工，因为只要你选定一个，就会有另一个走上前来跟他打赌，胜者才能得到生意。当代记录中也提到一个叫贝伦特·贝克（Barent Bakker)的人贏得了一个有生命危险的赌局，赌的是他可以坐在和面机里，从泰瑟尔岛穿过须德海到达维灵根。还有一个叫亚伯拉罕·范·德·施特恩（Abraham van der Steen)的旅店主人因为打赌罗马一根特定的柱子的外观而输掉了自己的房子。还有荷兰士兵在战役正在进行的同时打赌战役的输贏。
与这些疯狂的赌局相比，郁金香还像个合理的投资。种植球根比每周工作80个小时钉马掌或是织布轻松多了。再加上对郁金香的需求持续增长，优良品种的价格不断攀升，也难怪荷兰人认为自己遇到了每个赌徒梦寐以求的机会：一场只贏不输的赌局。
9、繁荣
在荷兰共和国北方各省与须德海之间，有很多低洼的岛屿，岛屿包围之中的避风海湾里有个中等大小的镇子叫霍伦，在弗里斯兰省的西部，南面就是须德海。须德海是个岛屿众多的大海，几乎把联省共和国拦腰切断。直到16世纪50年代，这里一直是荷兰一个重要的港口，因为与波罗的海的贸易而兴盛。谁知不到100年后，那些载满烟草、木材的大船全都驶向了阿姆斯特丹。霍伦市于是走向衰落，而且恐怕永远也不可能恢复了。
17世纪上半叶，在这个几近毁灭的小镇的镇中心有一栋大房子，门前竖立着三座郁金香的石头雕塑。除了后来被改建为天主教堂之外，这栋建筑本身没什么特别之处，但是这里却是郁金香狂热的发源地。
立在门前的郁金香石雕就是为了纪念这座房子是在1633年夏天用三株稀有的郁金香换来的。一个当地的历史学者泰奥多罗斯·费留斯（Theodoms Velius)在他记录的编年史中提到，就是在这一年，西弗里斯兰省郁金香的价格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三株郁金香换房子的消息流传开不久，又有人用一包球根换得了弗里西亚的一个农舍连带它周边的土地。
这些令人震惊的交易都发生在联省一个衰退凋敝的小镇上，这也是有不幸的事要发生的最初征兆。30年来，郁金香爱好者们还都是用钱在买花。而现在，第一次出现了把郁金香当钱用，而且还能顶好多钱的情况。
在不知道被交易的郁金香是何品种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知晓这桩买卖到底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就算西弗里斯兰省霍伦市的房价比不得阿姆斯特丹，一处体面的房产也起码能卖到500荷兰盾左右，而土质优良的农田则售价更高。由此可知这些球根的价钱按当时的标准算是很高了。确实，1633年以前，球根的价钱就已经持续增长好多年了。类似的惊人交易也可能之前就有只不过没有记录留存下来。更有可能那个农田换球根的交易是发生在两个拥有不止一处地产的鉴赏家朋友之间，而不会是某个农民为了几株鲜花抛弃自己维持生计的唯一源泉。即便如此，这些交易的分量仍然远远超过17世纪20年代的其他交易。
郁金香交易也是在时时变化的。17世纪30年代的球根买卖不再局限于“永远的奥古斯都”那样极稀少、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品种。其他一些上上等的品种，还有一些稍低级的郁金香，虽然也是数量有限，但是只要你出得起价钱，还是能从专业种植人手中买到的。由于想买球根的人不断增多，那些最受欢迎的品种的价格也开始上涨。起初比较缓慢，到1634年底就开始加速，整个1635年都在持续加速，直到1636年冬天，有的球根价格一周多就能翻倍。
郁金香狂热在1636年12月至1637年1月达到了最高峰。在那短短几周内，人和钱都一股脑儿地扎进了郁金香交易。整个联省的人纷纷投资球根，需求的急剧增长将价格不断推向新高。有那么很短的一段时间，所有人都挣钱了，所以又吸引了更多的新手加入了贸易的大军。
一个当时的编年史记录者如此形容价格在两三个月中疯长的情形：花15荷兰盾买入的“总司令”（Admirael de Man)以175荷兰盾的价格转卖；黄色系的“莱顿的红与黄”价格增长了11倍，由原来的45荷兰盾涨至550荷兰盾。“大元帅”（Generalissimo)更从原来的95荷兰盾暴涨至900荷兰盾。另一种上上等的郁金香，也就是众125人垂涎的豪达的“将军中的将军”，后来简称为豪达。这是一种花型硕大，花瓣为白底有红色火焰花纹的郁金香。从1634年12月到1635年12月，它的价格涨了2/3；再到1636年5月短短半年间又长了50%；从1636年6月到1637年7月，价格更是上涨了2倍。所以这种起初就已经很昂贵的球根，从狂热时期最初的100荷兰盾涨到750荷兰盾只用了两年时间。
最著名的郁金香“永远的奥古斯都”当然更是疯涨。1633年球根的价格是5500荷兰盾，到1637年1月则是令人咋舌的10000荷兰盾。整个荷兰共和国也只有十几个人付得起这个价。这笔钱足够解决一个家庭半辈子的衣食住行；或者是买下阿姆斯特丹最繁华的运河边上最豪华的房子，还连带马车房和80英尺的花园。要知道当时阿姆斯特丹的房产可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便宜。
这样的盈利是惊人的。那些投身球根事业并获利匪浅的人忍不住要向亲朋好友吹嘘自己好运气的源泉；靠鲜花赚钱这种新鲜又让人不敢相信的故事更是一传十、十传百，而且所有故事里绝对没有赔钱的情节。以至于到1635年，郁金香能挣钱已经成了整个荷兰都在谈论的话题。
有一个故事就讲到有人用斯海默的围垦田里的一块地换了六株郁金香；另一个故事说有个男人因为太痴迷于郁金香，结果连未婚妻都改嫁他人了。第三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富有的阿姆斯特丹商人买到了一个珍贵稀有的红色系郁金香球根。他把球根放在他库房里一个柜台上，可是一转眼的工夫球根竟然消失了。他的仆人们把整个仓库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球根，后来他想到肯定是当时在仓库里的一个水手把球根拿走的。这个水手是一艘去东印度的船上的，这船航行3年了，所以水手一点儿都不知道郁金香狂热的事，他还以为自己只是拿了个洋葱。等商人终于在码头上找到他时，他正坐在一梱缆绳上，球根已经被吃得只剩一小块儿了。愤怒的商人于是把水手抓起来送进了监狱。第四个故事里有个英国旅行家，他也对郁金香一无所知。他在富有的荷兰朋友家做客时，发现温室里有个球根，于是就用随身的折叠小刀把球根切开了。非常不幸的是，被他切开的是一个范·德·艾克司令球根（一种红色系郁金香，花瓣上有粗直的血红色条纹），价格不低于4000荷兰盾。这个手欠的英国人于是也被押送到地方官面前，最后被判为自己的破坏行为赔偿损失，至少故事里是这么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