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外库忘记了上工，忘记了自己呆坐了多长时间，烧好了的茶也没有喝。忽然，一阵响亮而喧闹的汽车声和欢呼声浪冲进了这个房间，连房顶和地面也被震摇着，晃动着……
九点过五分，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干部们乘的四辆大卡车，开到了跃进公社。
这一天，整个公社沉浸在一种不寻常的忙乱，欢乐的气氛里。当汽车开过的时候，行人停止了脚步，正在赶车的双手收紧了缰绳。抱着小孩子、将着大孩子的妇女和老人走到了门口，他们向被迎面的疾风吹得双颊通红的社教干部们招手、欢呼，拼命想从一晃即过的汽车上认出，记下几个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面孔。连低矮的农家屋顶上的单腿独立着的雄鸡，渠里的冰水上浮游着的鸭子，因为道路扫得空前清洁而找不着一根草棍、无聊地搜寻着的牛犊子，也都发出各自的惊喜的鸣叫。只有麦素木圈养的那条黑狗，恶狠狠地向着汽车队扑去，尽管跑了一段就被汽车拉下了老远，它仍然龇着牙，撅着尾巴，汪汪地吠叫个不住。
公社机关院子里插着许多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和彩旗。“热烈欢迎四清工作队进驻我公社”的标语鲜明耀眼。在此起彼伏的汽车喇叭声、招呼声、掌声、笑声和广播喇叭里正放送着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铜管乐曲声中，车停了，排气管放出了气。人们跑向正在敏捷地从车上跳下来或者笨拙地从车后爬下来的工作队队员们，帮他们从地上拎起他们的行李与提包，说着、笑着，把他们让到火炉烧得通红的温暖的房间里。“冷不冷？”“一点也不冷。”“您贵姓？”“我姓张。”“您呢？”“我叫买买提。”“老张同志辛苦了。”“谢谢您，买买提同志。”“我给您去打一盆洗脸水。”“我自己来”“哎呀，我的毛巾哪里去啦？”“这里还有……先用我的……”
人们怀着真诚的欢迎，热情的期待，强烈的好奇和浓厚的兴趣涌向公社，争相看一看这么多首次见面的亲人。有的在门口探一探头，调皮而又羞涩地一笑。走进办公室改成的临时宿舍，用流利的、结结巴巴的、混合的汉语、维语、哈萨克语向工作队队员们问好。忽然，堆在门口的人们让开了，一位老态龙钟的、驼着背的老太婆颤巍巍地走了进来，她的一只手扶着孙女，孙女的身上背着一个口袋。老奶奶一个个地拉着、抚摸着工作队员的手，凑近每一个人的脸，定睛端详着干部们的长相。再用双手摩挲着自己的脸，流下了欢喜的泪水。小孙女打开口袋，把两个青皮密纹、两头尖中间圆的哈密瓜拿了出来。公社干部说，这是全公社年龄最老的长者，已经九十多岁，她经历过老沙皇的占领与屠杀。为了欢迎社教干部，专门坐牛车走了六公里来送瓜的。她说话已经不太清楚，一再重复着要求大家当着她的面吃瓜。公社干部非常均匀地把瓜切成了许多牙儿。全体工作队干部都肃然起敬，个个含着感动的泪花，拿起了一片片甜瓜，深深地咽下了这贯注了维吾尔族贫下中农的情意，伊犁河谷的泥土的芳香，天山雪水的清冽的甜美的液汁……
照例，在紧张的战斗前总会有轻松的间隙。当工作队长尹中信，副队长基利利和公社领导干部碰头研究的时候，其他社教干部便三三五五地走到了街上。“这个公社很富呢。你看，社员们普遍穿得比我们好。”“要是春天来就更好看了，你看，到处都是树。”“忙什么？反正春天我们也要在这里过的。”“公社书记姓赵吗？他那个穿戴打扮，满口的维语，叫人还以为他是少数民族同志呢。”“哟，我怎么刚来就转了向了，咱们是从那条路来的吗？怎么雪山跑到这边来了？”这是社教干部们的谈论。“同志，几点了？”因为大部分干部们戴手表，农民，特别是孩子们最爱一见他们就相问时间了。“不远，不远，拐过弯就是供销社门市部。”“家来坐嘛，房子里来坐嘛！”这是老乡们与社教干部的问答。一群娃娃围上了社教干部，“给我们照个相吧！”“照相？噢，明白了，我们不是记者。并不是所有的干部下乡都带照相机的。”“那就给我们唱一个歌。”“你们合唱，我们一人唱一个歌好吗？”
社教干部出现在商店里。售货员和顾客都用亲热的目光注视着他们。“电池吗？有。”“牙膏吗，要什么牌子的？”“一共一块八十五分。”收完钱以后，忍不住还要攀谈几句，“你们住在哪里了？”“你们的队长是谁？”“晚上有电影。”
社教干部出现在邮局里，写着“今天上午，我们已经到达了跃进公社，一切都比意料得还要好得多……”的信件投进了邮箱。“这里往乌鲁木齐寄信，几天可以到？”“破季订《红旗》可以吗？”……然后，得到了满意的回答。
中午，在每人吃了一大碗热、辣、爨、香，着着实实的胡尔炖以后，开始忙碌了起来。党、团支委、组长以上干部还嚼着最后一口馕，已经被召集在一起。基利利副队长再一次强调了集训期间已经三令五申的工作纪律和群众纪律。最后订正了分赴各个大队和公社直属各单位的工作组组长、成员的名单，布置了最初几天的工作日程，汇报制度。然后是工作队全体干部会议，公社领导干部与大家见了面，介绍了情况。办事周到的赵志恒书记把事先准备好了的写着公社人口、民族、土地、历年产量、大队与生产队的建制等等内容，并附有公社地图的“跃进公社基本情况”油印材料发给了大家。尹中信的讲话很简短，他说：“乡亲们热情地接待我们，因为我们是为贫下中农办事的，是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是来抓阶级斗争，抓三大革命运动，搞社会主义的，我们要依靠广大贫下中农、人民群众和革命干部，把运动搞深、搞透、搞彻底，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然后又是一系列会议和活动，这时，已经分不出哪里是宿舍，哪里是会议室和办公室。有坐在床上开会的，有趴在床上写材料的，有暂把行李放在办公桌上的。各组负责妇女工作的女干部集合起来，听公社妇联主任给大家介绍有关情况。专业查账人员，碰头学习了刚刚发下的，标着“急、密”字样的几份贪污分子典型案例和清查经验材料。秘书人员，一起确定了出简报的办法。各组的翻译聚在一起，就统一少数民族人名地名的翻译问题交换了意见，否则，特别在牵扯到专案材料时会产生不知多少差错和麻烦。章洋（从乌鲁木齐来的那辆车上的社教干部，一到伊犁就分开了，重新编组，与本地州、县干部编在一起。分到这个公社来的，除了尹中信，从那辆轿车上下来的就只有章洋了）又叫走了一批比较年轻的、能歌善舞的工作队员（大部分是大学新毕业生和党校翻译班、财贸学校会计班的学员），为晚上的联欢进行突击排练。
来了许多看望工作队的人。有附近驻军摩托连的指导员，兵团畜牧场的场长和政委，正在修公路桥的筑路指挥部的总指挥……外贸物资收购站的站长希望工作组下去以后附带做一下发动当地群众出售马、牛、驴、骡、骆驼体毛与尾毛的工作；民政干部要求某个队的干部顺便了解一下某个婚姻案件的情况。医院和交通管理站分别送来了《怎样预防百日咳》和《维护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的宣传画与宣传提纲。四清工作队的威信吸引了那么多的来访者，吸引了那么多关怀、瞩目、要求和希望。尹中信和基利利忙得不可开交。上面千条线，基层一根针。到基层几个小时，他们便开始看到、体会到，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各个系统，各个部门的各式各样的方针、计划、设想、胆略、任务，是怎样地在基层汇合成了沸腾的、五花八门的、日新月异的生活。古今中外，还有比我们的基层单位更充实，更有吸引力的生活吗？
晚上就更不必说了。从各个队，从山上和河边来了那么多社员。不顾夜晚的寒冷，晚会在学校的操场举行。学校门口停满了四轮车，胶轮车，带斗子的拖拉机，自行车，拴满了马和驴。牧业队的民兵连从几十公里以外的草场，成群结队地骑着剽悍雄武的伊犁马赶来了。操场上坐满了人以后，人们便向房顶、树杈上发展。临时绑在排球架子上的银幕前面没有地方了，晚来的人便坐在银幕的背面，看不见容貌也罢，他们要听一听社教干部的声音，还准备看看银幕背后的左右相反的别具风味的电影。讲话、演节目、放电影，一直到深夜。电影刚开始，下起了雪。雪越下越大，但是谁也没有走。一名公社干部给放映员和放映机打着伞。雪一片一片地下着，穿过放映镜头的光束，映射在银幕上面，像缭乱的花朵，像纷飞的群鸟，又像行云流水，使得一个个画面增加了新鲜的魅力；扑打帽子、肩背上的雪花的声音，也为录音带的音响添加了许多不同的效果。
在我们的跃进公社爱国大队第七生产队，有两家没有去看电影，一个是麦素木，一个是泰外库。
麦素木躺在毡子上。下面垫了三层褥子，脑下枕着四个枕头。他面色铁青，双眼紧闭，痛苦地呻吟着。从下午，他就叫喊头痛腹痛，晚上，发作得更加严重了。古海丽巴侬斜坐在一旁，用右手揪捏着麦素木的脑门子，脑门子上已经出现了三块青紫色的斑痕。她的左手的大拇指和无名指之间，掐着一棵卷烟。她扬头吸了一口烟，用她那特有的低哑的声音说：
“我给你拌个生萝卜条吃吧，吃了你就会好的。”
“把烟扔掉！你妈的。”麦素木突然大叫。
古海丽巴侬轻蔑地一笑。她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噗地一下喷到了麦素木的脸上，然后把剩下的半截烟头远远地一抛。她说：
“这么大的脾气哟！上午还好好的。你也许中了邪了吧？”
麦素木气得嘴角抽搐起来，他想动手打，抬不动手，他想开口骂，骂不出声。是的，今天下午，麦素木的脾气坏极了。早晨，他还带着对夜晚的成功的宴会的洋洋自得的回味，笑嘻嘻地离开了家。库图库扎尔，完全和他设想的一样，飞进了他的鸽笼，亚力买买提的牌就是厉害！麦素木走在路上也觉得自己体重增加了，步子迈大了，在这里，他的地位又巩固、发展了一步，他的事业，正在开展……他走进了自己的阴暗潮湿的办公室，把门反扣上，掏出了随身携带的小册子，翻过去几页，在库图库扎尔名字下面写道：
“十二月二十四日晚，到我家喝酒吃饭……”
又翻回来，在小本子的最初几页，伊力哈穆的名字下写道：
“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骑马自庄子到大队。晚上，有热依穆、达吾提、阿卜都热合曼、伊明江等到他家。”
然后，翻到小本子的最后，在尼牙孜的名字下记道：
“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由泰外库为他家宰了牛，牛肉按每公斤高于国家牌价二十四分的价格出售。”
写完，他把钢笔插到笔帽里，拧紧，别在胸前，用手指沙沙翻动着小本的纸页，脸上显出了恶毒的笑容。他的眼前，呈现出一幅“胜利”的图画，不管是谁，如果挡住了他的路，如果要冒犯他，如果妨碍他的事业，他就可以从本子上找到许多“材料”，加以引申、发挥、分析，添油加醋，转守为攻，置人于死地。他知道，有些普普通通的事情，记下来，到时候自有用处：譬如说，某年某月某日伊力哈穆骑着队里的马从路上走过，这在某些时候，难道不可以用来说明队长高高在上、耀武扬威，几乎和旧社会的地主恶霸一样吗？譬如说，在社教工作队到来的前夕，在他邀请大队长到他家做客的时候，他远远地看到了许多人而且都是干部、积极分子，走进伊力哈穆家的门，把这个情况记下来，不就可以用来论证伊力哈穆召集亲信，制定对付社教工作队的策略吗？包括伊力哈穆日曾在家喝茶一碗，吃馕一角，不但说明了队长经济上的不清，而且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一天得到了头等工分——伊力哈穆徇私舞弊，而月日上午十时伊力哈穆曾到供销社门市部买东西，更是他不参加劳动的铁证。麦素木也深深佩服亚力买买提给他讲的那一条道理的高明，不仅要注意对手，而且要注意朋友。因为，往往“朋友”比敌人更危险。在他的科长生涯里，他算是吃尽了“朋友”的苦头！他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都是“朋友”们揭出来的，而他，也是靠对朋友下手才保全了自己。从此他得到了教训，平日要早做准备，以免到时候措手不及。他的心爱的、绝密的小本子，便是他备用的手雷，要它哪一天在哪一个人的头上爆炸，它便会在哪一天在哪一个人的头上爆炸，想到这里，他把小本子高高地向上一抛，万分爱惜地接住，放在口袋里。他把手腕子一甩，似乎什么人在向他喊着“耐、耐、耐、耐……”这是教小女孩打拍子、教小女孩跳舞时的声音，然后人们就要随着这个节拍起舞啦……
一阵轰隆轰隆的声音使他吓了一跳。他走到临街的小小的窗口旁，用手抹一抹玻璃上的厚厚的尘土，把脸凑了过去。他看了一辆又一辆的坐满了社教工作干部的汽车，人们在鼓掌、欢呼，招手。一阵莫名的恐惧和妒恨突然袭来，压倒了他，他连忙退回到自己的座位。“砰、砰、砰”，一串敲门声，霎时间他竟以为是社教干部派人来传他去受审。他打开门，是铁匠达吾提。达吾提问：“标语呢？”
“啊，啊……”
“大队长说你写了标语，社教干部已经来了，怎么您还没有写？您是怎么了啊！”
不知是听来如此还是事实如此，达吾提的音调里似乎充满了不信任和不满意。
……麦素木早晨以来的好情绪全部被破坏了。他简直不懂，这些个傻瓜们究竟为什么那样欢迎干部的到来？工作队既不施舍银元，也不招待包子抓饭，愚蠢的“喀什噶尔”人们鼓掌做什么，招手做什么，喊叫做什么？他也不懂，为什么他自己到处讲这是一个机会，等社教队来了咱们好好告伊力哈穆一状，把他整垮，但实际上，他不过隔着尘垢蔽目的玻璃看见了几辆卡车，就使他那么窝心，那么慌张，那么害怕。社教干部的冻得通红的笑脸，在他看来都是那么险恶，那么高深莫测。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这更使麦素木心头乱跳……
这以后，一件接着一件，都是些叫人不痛快的事。他去商店买红墨水，售货员正在给一个陌生的社教干部拿日记本，他叫了两次，售货员没有听见，他感到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他想问那个售货员：“社教干部是你的亲爸爸吗？”走到街上，正碰到一帮娃娃和两个女干部又说又笑，娃娃们用汉语唱“学习雷锋好榜样……”两个女同志拍手叫好，还指点孩子们纠正唱得不准的音，笑声和歌声是那样响亮锐利，活像一根刺从耳朵眼一直扎到麦素木的脑子里，拔不出，丢不掉。中午回家，麦素木开始喊叫头痛。又赶上古海丽巴侬怨叨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