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天晚间的支部会，也牵扯到了热依穆。会上，尽管把双手的手指交插在一起，两肘优雅地放在办公桌上的库图库扎尔一再强调目前还处于“领会文件精神”的阶段，要先“务虚”，不要急于联系什么具体问题，但是，支部委员、铁匠达吾提还是开了一炮。他也提出包廷贵的问题，神情相当激动，他说：
“从包廷贵到咱们大队来，就没干一件好事，没说过一句好话，没起过一点好作用……”
库图库扎尔眯着眼睛嘲弄地轻轻一笑，他仿佛是漫不经心般地自言自语：“人家前后上缴了两千多块钱……”他的声音很小，只够坐在身旁的少数几个人、其中包括赛里木听得见。
可能达吾提也恍惚听到了这话，要不就是赶巧了他正说到这里。他说：
“有人说，包廷贵上缴了现金！是这样吗？我从大队加工厂了解了一下，哼哼，包廷贵上缴了一千九百八十四元是不假，但是，你们知道他支出了多少吗？光账面上他的那个什么汽车修理部就支了两千多块钱，另外还有许多变相的花销没有写在账上，譬如说，他常常随随便便到木工房去，要木料，要胶，要油漆。”
“这是个别问题，以后再谈吧……” 库图库扎尔皱了皱眉。
“又说是个别问题！”达吾提反倒提高了嗓门，“这难道不是阶级斗争吗？包廷贵挑拨民族关系，侮辱少数民族，这是小事情吗？而且，恰恰是从包廷贵这个个别问题上看出大队领导的一些情况来。包廷贵拿着大量现金，还有清油、莫合烟、干果去乌鲁木齐了，一去一个月，干什么去了？谁批准的？广大社员都对包廷贵有意见，党员和支委也有意见，但是每次会议上只要有人提出来就被说成是个别问题而撂到一边，不予置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库图库扎尔眼睛眨了眨，帕哈维吾尔语叹词，与汉语“呵呵”同。，意见是冲着我来的，因为有赛里木在，气粗起来了！而且赛里木做着记录。怎么办？回他两句？不，反正他没有指名道姓地说自己。达吾提的脾气又倔，整天和铁锤铁砧打交道嘛，还是不要和他纠缠。
“很好，很好，达吾提同志的意见很好。以后日子还长喽，赛里木书记也先不走喽，我们会有机会调查和处理这个问题的。现在，我们要谈的是精神喽，要从理论上搞清楚。社会主义，这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我们要记住，我们不要忘记……”
库图库扎尔竭力把讨论转向纯理论方面。他讲了不短的时间，可惜，他素日学习理论太少了，除了几个空洞的帽子翻过来倒过去地重复以外，他找不出更多的词儿来。
库图库扎尔刚一住嘴，紧接着发言的又提出包廷贵的问题来。
“农村开会真没有办法，”库图库扎尔带着几分歉意向赛里木解释道，“他们根本抓不住中心。这个会场简直就像地上漫浇的水，哪儿有缝就往哪儿流，光知道说一些鸡毛蒜皮，您看……”
赛里木却不这样看，他对大家谈的很感兴趣。本来让农民离开实际生活去务虚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大多数农民，不联系实际就无话可说。这也可能反映了他们文化还不够高，理论水平也有限，但至少也同样反映了农民们注重实际，不尚空谈。这不是坏事情，不能要求群众按照划好了的线走路、说话。他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当了个什么胡萝卜头儿，就被隔离、安排、被导演，就只能在划定的范围内见划定的被挑选精选与严格筛选的人物、听划定的与《人民日报》社论毫无分别的话，他自己也只能说与社论全无分别的话。他单身一个人来到公社大队社员家里，至少，为了能不被隔离，不被孤立，不被导演，不被牵线。
既然人人争说包廷贵的问题，那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不但没有理睬库图库扎尔关于他县委书记应该运用自己的影响制止会议对于包廷贵的谈论的暗示，相反，他问长问短，想把包廷贵的事情问清楚，等大家说得差不多了以后，他问库图库扎尔：
“是这样的吗？”
这是将了库图库扎尔的军。怎么回答呢？说“是”，他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被告地位，担起了责任。说“不是”，只能引起争论的进一步激化。
库图库扎尔不愧是库图库扎尔！他不假思索地，几乎是本能地一转身，向热依穆问道：“是这样的吗？”
热依穆一怔。他的脸愤怒地涨红了。他结结巴巴地说：“我……”
“您是党员队长哩，” 库图库扎尔抢先说，“包廷贵是你们队的社员哩，您应该掌握情况哩！”然后，他摇着头，“是啊，包廷贵在大队加工厂工作，有些情况我多少也了解一些。这次去乌鲁木齐是我派的，要采购一批急需的农机配件，还可能买到汽车呢，这个汽车如果买了来……”他描绘起汽车到来后的远景。
“这么说，包廷贵是您打发到乌鲁木齐去的？”在耐心地听完了库图库扎尔的闲扯以后，伊力哈穆问道。
这是一个严重的信号。伊力哈穆面对面地向他进攻了。库图库扎尔不回答，阴沉地紧盯住伊力哈穆。
伊力哈穆没有躲避他的目光。他平静地又问：“买汽车的路子就是这样的吗？指望坑蒙拐骗的包廷贵，私自拿上一些农产品，其中还有国家统购统销的一类物资去送礼！”
“您说汽车应该怎么个买法？” 库图库扎尔反问。
“按国家计划……”
“按国家计划就没有我们的汽车。包廷贵去了，说不定就能买回来……”
“不，他买不回来的！”谁也没想到，坐在角落里的伊明江插了一句。他的伯父的虚伪与蛮横使他再也不能忍受了。
“您说什么？我的孩子！” 库图库扎尔投去了一个凶狠的威胁的目光，伊明江低下了头。
“让伊明江说话！”大家说，但是，伊明江没有说下去。
“库图库扎尔同志！”里希提说，“大家对包廷贵有意见，其实是对大队有意见，为什么您不能诚恳地听一听呢？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又有几个人搭腔批评库图库扎尔。库图库扎尔只感到奇怪，为什么一下子变成了对他的批评了呢？是赛里木事先安排的？不像，意见都是零碎的。是偶然的？也不像，本来是体会精神嘛，反正时间已经很晚，快该散会了。
在副队长热依穆的家里。
热依穆家就在伊力哈穆的隔壁，但他的院子要比伊力哈穆的大许多，进门以后，首先看见的是一个宽大的，与房檐连接在一起的葡萄架。葡萄还只有黄豆粒那样大，但是密密麻麻，成串地挂在那里，预告着秋天的丰收。在支撑葡萄架的木杆上的最高处，挂着一个剔除干净了的羊头骨，这是用来吓唬喜欢啄食葡萄的飞鸟的。葡萄架下的阴影里，铺着一块毡子，周围扫得干干净净，显然，主人是一个非常爱好清洁的人。因为，当赛里木踏进这个院落的时候，虽然大家都是刚刚下工，而且家里并没有专搞家务的人，但是，院落里找不到农家所难免的草棍、柴梗、牛粪或者灰土。再娜甫和吐尔逊贝薇是赛里木来到的第一天就认识了的，还有羞怯的雪林姑丽也向县委书记问好，为了欢迎县委书记前来，她们把已经很干净的土地扫了又泼水，泼了水又扫。她们把本就是清洁而明亮的前廊的每一个柱子和搭葡萄架的木头又重新清扫了一遍。她们把毡子拿开，抖干净，重新铺上，请客人坐下休息。再娜甫虽然是健谈的和心直口快的，但是，她不像有些妻子那样喜欢介入丈夫的工作并引为骄傲，当赛里木和热依穆坐好以后，她悄悄地退到一边去了。
赛里木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热依穆同志。我想和您谈谈心。我已经了解，您是一个受群众拥护的老党员、老干部。但是，去年年初传出了您躺倒不干的话。这一段，您又从来不在党的会议上发言。这是什么原因呢？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不在党的会议上阐明自己对于各项问题的看法呢？”
热依穆低下了头，没有言语。
赛里木继续说：“您有什么为难之处吗？”
热依穆摇摇头。
“您有什么很深、很大的意见，却又不相信党会听取您的意见，解决您的问题，是吗？”
“不是，”热依穆抬起了头，两眼直视着赛里木，他说，“我说不好。我是个不善辞言的人。人们开玩笑叫我‘南瓜’，虽然我不是阿克苏人。”
赛里木大笑起来。他说：“我是，我是阿克苏——库车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关系大了！”热依穆叹了一口气，他撮着牙花，虽然他嘴里并没有含着那斯烟。他又说：
“所有的事物都有自己的时刻。苹果不到时候不会落下来。话不到时候不想说出口。但是，您来了，您是县委书记，我应该把肚子里的东西倒给您。我只好把没有成熟的酸果子端给您了，我说吧！”
“请！”赛里木换了一个坐得舒舒服服的姿势，准备长篇大论地听下去。
“我的父亲原本是一个厨师，他的打馕的手艺是四远驰名的。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初次搬到这里来的情景，”热依穆开始叙述道，“那是近四十年前，这里还没有什么人家，耕地也很少。到处都是碱洼、骆驼刺、梭梭柴和土岗。有时候，偶尔还有狼或者黄羊出没。父亲由于年老，他想脱离开烘烤了他多半生的土炉和锅灶，回到大自然当中务农。他给马木提乡约送了许多礼物，获准在这里开垦一点荒地，种田为生。就用两只手和一把砍土镘，他在这里创立了家业。春天——那时候这里还没有种冬小麦的习惯，他把麦种放到花帽里，左手托着花帽，边走边用右手撒下麦种。浇上两次水，草比苗长的高得多，我的母亲灰心了，她说这不是个种庄稼的地方。我说的是不是太远了呢？”
“请继续说下去！尽管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赛里木俯首致意。
“我的父亲却说，天下没有不养人的土地。到了收麦子的时候了，父亲辛劳地把七成草和三成麦子拉回了家里。您猜怎么样？麦子的收成仍然过得去，足够我们全家几口人的吃用还有余。我们就这样定居下来了，在这里盖了房子、种了果树、养了牛、羊和鸡。但是，我们没有打院墙，没有院门，就连房门也从来不锁。父亲说，修墙、安门和挂锁，除了阻挡自己，又是阻挡谁呢？也许过路的人走过，进到屋里歇息一会儿，吃点东西。也许有哪一家的小孩子会来到我们栽种的苹果树前够几个苹果吃。这不是大好的事情吗？只有不信胡大的吝啬鬼才需要墙、门和锁。如果为了看护自己的几块馕饼和几个苹果就如临大敌般地修造一个炮台——这就是父亲对院墙的嘲弄的称呼——把自己圈在里面，这是多么可耻啊！这种行为又怎么能与穆斯林的身份相称呢！
“我们也养鸡，这也是很有趣的。父亲弄来了一窝小鸡，他修了一个鸡舍，在地上撒了一些麦粒，然后，他就再也不管了，随便鸡爱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吧，让鸡也享受一下这个荒地上的自由和舒适吧。鸡长大了，大部分是母鸡，而且下蛋了。蛋下到了每一个角落，草丛里，树底下，土岗子上和房屋跟前。父亲不捡鸡蛋也不让母亲捡蛋。只是当有过路的客人来到我们家里就食，而家里又确实没有肉了的时候，他才允许我们顺手捡几个蛋做菜。有时，一两个月也见不到大母鸡，是不是让黄鼬吃了呢？父亲忧心忡忡。突然，大母鸡出现了，分别带着一群小雏鸡，遇到这种时候，父亲是最高兴的，他会大声呼喊着母亲：‘孩子他妈！快来看呀，我们的畜群又扩大了！’……真是美好的日子。
“但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在我入党的时候，赵区长和我谈话的时候我也曾讲起过这一段生活，我当然懂得，在旧社会，过这种生活是脱离现实的和不可能的。就是在畜群扩大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忘记乡约在管着我们，我们每年都送去小麦和羊只。到了第三年，马木提打发人正式来收租子了，来的人索取的是那么多，父亲实在交不起。而且父亲也不服气，这里本来是无主的荒地，来这里以前父亲把打了一辈子馕的积蓄全买了在我们来说是非常贵重的礼物送到了乡约府上，接受了礼物的乡约言明可以在这里自耕自食，而且，我们年年给乡约送礼。但是，乡约的人不听父亲的分说，不但掠走了我们一家的粮食而且牵走了奶牛，抱走了母鸡。父亲气愤难忍，第二天，他换了一身衣服去清真寺向卡孜控告了乡约对他的抢劫。父亲把家里所有的钱献给了卡孜，卡孜答应两天之后和父亲同去乡约家，他说他将主持公道。我还恍恍惚惚记得那一天，父亲清晨起来，说今天要和卡孜一起去找乡约讲理。母亲忽然害怕了，劝他再不要说什么了，和乡约讲理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父亲安慰母亲说，有卡孜做主，一切都会得到公正的解决，穆斯林的理想和道德定能战胜乡约的贪婪和强横，公平和正义一定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临走的时候，父亲还摸了摸我的头，亲了亲我的脸。”热依穆的声音嘶哑起来，他说不下去了。
“老人就这样遭到了马木提的毒手了吗？”赛里木问。
热依穆等了好久，叹了一口气，他说：
“不，父亲没有挨打，他直到那天的黑夜，被人挟着回来了，这次说来也怪，乡约并没有把他绑在榆树上鞭打。父亲回来了，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的眼睛暗淡无光，他的脸上好像挂着一层冰霜，他的腿脚变得呆板僵硬……而且整整三天，他没有说一句话，不管母亲问他什么，他都不张口，这把我们吓坏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在马木提家里，乡约和卡孜一唱一和狠狠地嘲笑和辱骂了他。他们说，不是乡约而正是父亲违反了尊长白胡子们意即长老们。的规则和法律，不是乡约而是父亲不敬长上，不守诺言，贪得无厌，诬陷好人，卡孜甚至说是父亲做了与穆斯林的义务背道而驰的坏事。他们引用《古兰经》，证明父亲已经成了叛教者！
“父亲垮了。他一生信奉伊斯兰教所倡导的驯良、施舍、诚实、纯洁、公平和正义，他像小孩子一样地相信圣人所指引的美德与文明的道路。结果呢？
“三天以后，父亲才断断续续地说那么一两句话。他变得口齿不清，话语混乱，词不达意……我们离开了自己开垦的荒地，父亲改作依卜拉欣地主的家庭馕师，我也跟着他学习打馕。父亲的手脚越来越不利索，馕也打不好了，不是落在火灰里烧焦就是黏在土壁上揭不下来……我们又被赶了出来……不久，父亲离开了人间。我也受父亲的影响，说话大舌头，吐字不清，干脆说，我也不爱说话，说话，这也是乡约和卡孜的权力，我们有什么可说呢？我们说了又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