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山欲静而风起青萍 馕师热依穆的回忆
赛里木来到爱国大队已经十几天了。尽管他很稳重，没有开大会作报告，没有召集什么专门的汇报会，没有宣布什么惊人的意图或者计划，没有对看到的一切事情发指示、下命令，他的到来仍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县委书记来到社员的身边，而且天天和你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一起谈心，毕竟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党员会开了几次了，后来又扩大了范围，吸收团员、积极分子和一些队干部参加。支部扩大会议的一些情况很快传了出来。各生产队也分别召开了社员大会，由大队领导干部分别宣讲了“十条”的精神。赛里木参加了一些队的会议，有时作一些补充发言。毛主席对当前农村工作的指示像东风一样地吹到了每个队、每块田和每家每户。人们纷纷议论着自己周围的阶级斗争的现象，议论着生产队和大队的领导班子，议论着六二年的事件遗留下来的需要清理的问题。其中，尤其是七队形势发展很快，本来，憋着一肚子火，东风一吹，就汇成了烈焰。阿卜都热合曼、吐尔逊贝薇他们对县委书记抱着急切的希望，希望他能有一番大刀阔斧的措施。他们每天都注意和打听县委书记的行止，甚至感到有些着急了，为什么赛里木竟是这样一个慢条斯理的人。好像是为了回答他们，赛里木一次在七队的会上说：
“社员同志们陆续提出了一些意见，这很好，大家等着我拿出办法，但是我并没有什么创造奇迹的妙计。生产队的主人是你们自己，毛主席的指示要靠你们贯彻，办法要靠你们自己想。我们要好好学习，要摆情况、找问题、梳辫子，提出的问题要一一落实、弄清楚，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情况明了，问题清了，才能考虑解决的办法，这是共产党做工作的‘老一套’的办法，也是需要花时间、费气力的办法，但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没有什么更痛快的捷径。我要向你们学习、找办法、找经验，推广出去。我在这儿，希望能够多多少少支持你们，鼓励你们去动手解决你们队的问题，我不可能代替你们，我包不下来……”
赛里木讲的是老实话，第一，阶级斗争的讲法义正词严，高屋建瓴，激励多端。第二，眼下的阶级斗争不像土改、剿匪，在识别谁是最最危险的敌人方面不无难点，满怀斗志，却硬是不能断定谁是阶级敌人。第三，说到底，中外关系他知之有限，见识有限，判断有限，谈不到自觉地参加与境外反动势力的斗争。第四，运动还没有搞起来，工作队还没有进驻，但他作为县委领导又不能观望坐等闲呆着，他到底该怎么办？他也不知道。
在里希提的主持下和赛里木的引导下，七队选出了一个查账小组，由阿卜都热合曼、艾拜杜拉、伊明江和吐尔逊贝薇组成，先由经济问题入手，查清队里存在的问题。
穆萨蔫了。原来这位好汉子很容易像吹胀了的皮球一样挺胸凸肚，也同样容易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垂头丧气，他没有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四清”的矛头似乎恰恰就是针对他的。真是好景不长！他的声音已不再洪亮，他的为了显示自己戴在小臂上（不是手腕上）的大三针瑞士表而挽起的上海产衬衫袖子已经放了下来，他的两端上翘的黑胡须也开始顺着嘴角向下出溜了。但是，请不要误会，他根本没有真的恐慌起来，他不过是善变罢了。在县委书记身边，他当然明白，再玩飞扬跋扈是不聪明的。他早有部署。正像在那个喝啤渥的夜间他对库图库扎尔所透露的，他有意识地大量暴露自己的一部分缺点——诸如不参加劳动、吹牛骂人、从队上大量借支等，所有这些都是公开的、明显的、把辫子梢递到旁人的手里的——就是为了一旦搞什么运动时立即被揪住，立即交代、检讨、改正，并从而掩盖他的另外一些性质重得多的问题。他历经浮沉，颇有经验，尤其有失算和倒霉的经验。再加上他的性格是乐观的，“过一天算一天”，“在斧子下来以前树墩子得到的照样是休整喘息的机会”，“人生就是嬉游”，这是他信奉并实践了多半生的格言。赛里木来到以后，虽然他大大受到了约束，不能成帮结伙地寻欢作乐，然而每晚他都关紧院门独自饮酒、唱小调。扫兴的是自己的老婆，马玉琴以回族人特有的耐心和固执不停地在穆萨的耳边唠叨着：
“我本来就不愿意你当队长。你既没有文化又不是党员。我们为什么要当干部呢？不当干部也一样地吃拉面和生儿育女。我天天为了你而忧虑、害羞。你觉得你神气吗？你得到的是一分尊敬和一千分笑骂，一分好处却带来了一千分祸害……”
穆萨拍桌子、骂娘、举起拳头来威吓，马玉琴既不躲避也不住口，依旧细声细气地说着，每一句话都是十足的丧气。穆萨哄慰着、解释着、论证着，他说明自己是个有本事的人，完全能胜任队长的工作而有余，即使碰到一点麻烦也一定能够逢凶化吉、化险为夷。但是马玉琴不听，她甚至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算了吧，你那点本事我知道！在我见到你的时候，你没有房屋，没有财产，夏天脱不下棉袄，冬天穿不上皮靴，睡觉枕的是土坯……”
穆萨跳了起来，他最不能容忍马玉琴提这一段，他扬起了手……但是，儿子哭了。这是他和她的儿子。女儿没有在心上。但是这是儿子！他四十岁了，还不到三十岁的马玉琴给他生了个儿子。他的一切都是马玉琴给的。他一生中胡乱发生了性关系的有许多女人，那种感觉与牲畜差不太多……没有一个女人像马玉琴这样忠实、痴心……他的手软了。
“有什么办法呢？有哪个男人能在自己的老婆面前树立威信呢？”他颓然想道。
受到查账组的建立这件事的冲击的不仅是穆萨一家。阿西穆也惶惶不可终日。
“不要去！不要掺和到查账的事里去！先请十天病假，我去和里希提说去。查账，这是上边的事情。要不，谁愿意查谁查去！我们的事情是抡砍土镘和服从领导，你记住：奉公守法，奉公守法，还是奉公守法！要懂得害怕，不害怕的人一个又一个地完蛋了，留下的只有会害怕的人。好人哪一个不知道害怕？坏人哪一个不声称自己是啥也不怕！哪怕上级任命这根不会说话的桩子当队长，我们见了它也要低头行礼！”阿西穆慌慌张张地说。
“爸爸，您不懂……”伊明江试图解释，但是阿西穆不容他说话，阿西穆尖声喊道：
“我不懂，你懂吗？结果的树枝都是低着头的……低头走你的路，不要管旁人的事！”
“爸爸，生产队是我们自己的……”
“生产队是你自己的？你把生产队的化肥拉一车来，上到咱们的园子里……”
和这样的父亲能讲什么道理呢？他已经把姐姐逼走了。而且这样一个白胡须的男人，动不动就哭。父亲掉起眼泪来了……伊明江推开门走了出去，不顾父亲“回来！”“回来！”的嘶哑的叫嚷。他住到艾拜杜拉家里，恰巧查账也忙，他借口晚上太疲劳，懒得回庄子，一连三天没有回家。
阿西穆家里“祸”不单行。自从库图库扎尔在瓜地向他谈到爱弥拉克孜的婚事以后，他决计答应帕夏汗说的那一门亲。对方是伊宁市擀毡子的一个工匠，每月能挣八九十块钱，只是，他先天缺一只耳朵。那又如何呢？女儿缺少的是更要紧得多的一只手。少一个耳朵，少听一些乱七八糟的流言，少生气，少惹是非。阿西穆收下了男方的使者送来的砖茶和馕，而且和“使者”讨论了条件：他要求男方给爱弥拉克孜做两套、给自己、老伴和伊明江各做一套斜纹布衣服；给爱弥拉克孜添置两条头巾，其中一条头巾是羊毛制品，外加一双皮靴。当男方的使者略露难色的时候，他掐起手指和人家算，爱弥拉克孜在他家已经二十余年，长这么大，容易的事吗？每天都要吃饭，每年都要做新衣，光袜子不知穿了多少双……
爱弥拉克孜知道以后，断然拒绝。尤其最最可怕、对于阿西穆如同霹雳当头一样的是，女儿没有哭，没有讲述任何理由，没有说自己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丈夫，而是干脆宣布：
“您们再也不要管我的事情！我一辈子也不结婚！永远！”
胡大呀，这个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啦？老年间，对于这样的违抗父母的孩子应该怎么办呢？用绳子勒死还是用匕首像宰羊一样地宰掉？当然，他阿西穆做不出这样的事，但是他想起了老年间的风俗，想起了自己的结婚……不错，十多年前就有什么妇联干部来宣传过婚姻法，他从来没有把这种新的法律放在心上过。政府的法律是政府的事情，穆斯林的生活有自己的法律。不是让自愿吗？这好办，父母做主，儿女接受，走到公社民政干事面前，说“我们是自愿的”，这不就“自愿”了吗？
几天以后，爱弥拉克孜调到了新生活大队新成立的医务室，搬走了。
现在，儿子也不回来了。
为什么阿西穆要受到这样的打击呢？是不是因为去年封斋月里他白天无意识地咽下一次口水穆斯林在斋月中不得白昼进食、饮水，也不准咽口水。？
儿子走了三天，他发了三天呆，眼睛花了耳朵背了，心里想着的一到嘴边就说错，管老伴一会儿叫“我的孩子”，一会儿叫“我的女儿”，本来要说“给我倒一碗茶”，却说成了“我要喝牛奶”，难道他已经老糊涂了？难道胡大已经准备拿走他的灵魂？
第四天，伊明江回来了，和赛里木一起来的。今天，赛里木在他家吃饭，前一天热依穆江已经通知了他，他忘记了告诉老伴，没有买肉，没有打新的馕，砖茶也只剩下一小撮。他和老伴商量怎么样做饭，被赛里木听见了，县委书记制止了他们另想办法的一切打算，和他们一起吃着放了好几天的、因为没有掌握好发酵火候而带有酸味的馕。县委书记还征求他对于生产队的意见，他连忙声明并无任何意见。而征求对于大队的意见，他更是连声表白一切满意，又征求他对于队里种冬麦的安排的意见他不能不说两句了，他说：
“种麦子要讲时间，种早了长叶过多，更容易冻死。种晚了苗弱，影响第二年的产量，可咱们麦地多，拖拉机播种机又有限，从头到尾一种就是两个月，这怎么行呢？依我说，多套一些犁铧，播种机不够就用牛，再不行就两班倒，歇人歇牲口不歇犁，抢在九月份播完。”
“您的意见很好，您应该多教导他们年轻人。”赛里木指着伊明江说。
临走的时候，赛里木留下粮票和钱，这又使阿西穆惶惶不安起来，穆斯林哪有这样的规矩呢？怎么能要客人的钱和粮票呢？他面红耳赤，据“理”力争。但是，赛里木告诉他，干部纪律比老年间的规矩更重要得多。
县委书记走了，他留下了新的规矩的标志——粮票和钱放在桌子上。他接受了这个新的规矩。再看看儿子，儿子点起了油灯，打开了笔记本，还拿来了一个算盘。拨拉拨拉，算盘珠打响了。不但查账，而且回到家还在算。他没有说话，这个把队上的工作看得比父亲的旨意更崇高得多的新规矩，他也勉强地接受了。
到各家轮流吃饭，这大大有助于赛里木继续进行从他头一天到来就开始了叫做“摸情况”的工作，这是一个探索、发现和比较、分析的艰苦的和饶有兴味的过程。毛主席所教导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正是指的这个过程。库图库扎尔很殷勤，对他问寒问暖，照顾周到，人是有活力的、管事很多，谈什么都是对答如流，显得很熟悉情况，但是对很多事都没有一个鲜明的观点。你问：“穆萨这个队长怎么样？”他说：“啊，不错，就那个样子。”你问：“就哪个样子？”他说：“咳，农村干部嘛，还不就是那样。”然后和你谈起穆萨哪一年留起了胡子，哪一年又剃掉了。又谈起在农民当中培养一个干部多么不易，有些人劳动很好，为人也很正派，就是不肯当干部……凡是重要的问题，他大都采取模棱两可的回避态度。里希提就比较尖锐和泼辣，他回答赛里木的同一个问题时毫不含糊地说：“穆萨不是个正派人，他当生产队长不合适，从他的经历和思想作风来看，他基本上是个流氓无产者。”他还不避嫌疑地说：“关键在于麦素木六一年冬天前来把事情搞乱了，他散布的是在自然灾害、暂时困难面前的惊慌失措的情绪，热依穆队长受到了打击，结果，扶上了穆萨。”伊力哈穆说话慎重，想得也深。他说：“穆萨到底怎么当的队长呢？这很值得考虑。同样，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调换里希提书记与库图库扎尔大队长的工作，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调动，实际上却不简单。”
……在赛里木接触到的许多干部和社员当中有一个“怪”人，这就是尼牙孜，他对赛里木的到来，可以说是积极热烈的欢迎的，他找赛里木谈了不少情况，几乎骂遍了他所提到的和赛里木问到的每一个人。“库图库扎尔是一个官僚，光知道吃饱了养膘”，“里希提欺压群众，专会整人”，“伊力哈穆假仁假义，沽名钓誉”，“艾拜杜拉看中了雪林姑丽小媳妇，挖了泰外库勒的墙角”，“泰外库是个醉鬼”，“热依穆怕老婆”，“伊明江打了他的爸爸”，“阿西穆是反革命”，他说。从政治到工作到生活，从大事情到无聊的小节，他顺口给每个人抹黑。“就没有一个好的吗？”赛里木问。“没有，”尼牙孜明确回答，“特别是干部，一个好的也没有，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也没有……”尼牙孜的“汇报情况”已经达到了骂倒一片、说一个臭一个的程度了，赛里木提醒他不要这样，并劝告他好好劳动、提高收入、改善生活。于是，尼牙孜见到人就又开始骂起赛里木来：“根本不解决社员的实际问题，他来干什么来了？看着我们麦子丰收了，吃面条来了吗？”赛里木听到了这个情况，先随他去吧，他还顾不上去理他。伊力哈穆和阿卜都热合曼已经简单地谈了这个人的品行和可疑的情况，让生产队抓紧对他的教育和管理吧。
还有一个人也引起了赛里木的注意，这就是七队的副队长热依穆。他是唯一的一个在支部会上始终一言未发的党员。但是，他一直聚精会神地参加着会议，倾听着每个人的说话。他的专注的目光、紧闭的嘴巴、严肃的面容以至额头的深深的纹络都显现出一种思索的努力。显然，他不是消极、不是漠不关心，也不是痴呆和缺乏领悟能力。那么，他是怎么一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