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力哈穆重重地说完了最后的一句话，回转身，大步走了出去。
库图库扎尔呆立在那里。过了好一会儿，他的眼睛红了，他气急败坏地走出房子，走到院门口，用一种使穆萨听了都倒抽一口冷气的声调喝道：
“库尔班！库尔班！过来！”
库尔班没有回答。
离开乌尔汗家以后，伊力哈穆也到处找库尔班，没有找着。
第二天，早饭的时候，他没有见到库尔班。上工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找到库尔班。这使伊力哈穆警觉起来。中午下工以后，他顾不上吃饭，借了狄丽娜尔的自行车，骑车来到大队部对面库图库扎尔的家里。帕夏汗冷冷地接待了他——在这之前，丈夫已经回来过了。帕夏汗说：“您怎么到我这儿找库尔班来了。听说您这几天天天和他在一起哩！我正要找您要人呢，您把库尔班藏到什么地方去了？还是您把他引导到哪里去了？”伊力哈穆顾不上驳斥帕夏汗的挑衅和诬赖，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他去到公社，公社干部全部下到各队夏收，只剩下一个秘书统计数字和出版油印小报。秘书上午接待了帕夏汗的来访，帕夏汗控告伊力哈穆挑拨他们的家庭关系，离间他们的父（母）子感情。提到库尔班“这个可怜的傻孩子”的时候，帕夏汗用她的肥胖如球的小手揩了揩眼睛。她用一种慢性病人的呻吟腔调讲话，使秘书竖起耳朵还听不清楚。但最后，帕夏汗又换了一种叙述什么秘密时的表情强烈而声音低微的方式，她透露说，库尔班的亲生父亲是一个二流子，曾向他们敲诈银钱。库尔班手脚不干净，自从库尔班来到他们家，吃剩下的水煎包会自行失踪而放在条案上的零钱也会不翼而飞。伊力哈穆来后也把有关情况汇报了。因为此事牵扯到大队领导干部，公社秘书觉得棘手，他能够做的只是：一是通知各大队协助寻人。二是将把此事汇报给赵志恒书记。
伊力哈穆骑车又去了交通管理站，去了路旁的几个属于生产建设兵团的单位，去了七队的另一处田地——雀儿沟。又去了伊宁市、客运站、货运场……哪里也没有库尔班的影子。伊力哈穆想象不出库尔班能到哪里去。当然，他没有忘记库尔班“一步一步走回南疆”的话……但是，他知道，这样一个孩子，没有钱、没有干粮、没有替换的衣服，无论如何他是走不回南疆的。
晚上，他疲乏地返回庄子。他安慰着自己，幻想着等自己回到庄子库尔班已经回来了，很可能，库尔班只是情绪不好一时跑到哪块玉米地里……但是，等他回到庄子，他看到了社员们焦急不安的面容，他的心坠到了无底洞里。
夜深了，大家更着急了。库图库扎尔也真的害怕了，他了解库尔班的遭遇和情绪，他害怕库尔班寻了死，如果在某个地方找到了库尔班的尸体，他是无论怎样也不可能把自己洗刷干净的。尽管他已经部署帕夏汗做了舆论准备；尽管他也想了一些对策，主要是赖和推两手；但是他也知道，不论如何他不可能赖干净和推彻底。尽管他和伊力哈穆在这件事情上处于完全敌对的态度中，但在急于找到库尔班这一点上他和伊力哈穆又完全一致。所以，当晚他找伊力哈穆交换了寻找的情况，两个人同时找了一些别的社员帮助，分别到处寻找——也是盲目寻找了一夜。
又过了一天，他们知道，库尔班是真的跑掉了。他们俩都忐忑不安。当然，出发点不同。库图库扎尔担心着可能加到自己头上的罪名。伊力哈穆担心的是库尔班的命运。
赵志恒书记到庄子上来了一趟——他听到了秘书的汇报。库图库扎尔抢先做了自我批评。第一，他忽视了对孩子的政治思想教育，孩子觉悟不高、毛病很多，使他内疚。第二，他过分地严格要求自己了，他总怕给库尔班报上户口会引起什么不好的反应。因为现在本大队还有一些社员要求给自己的来自灾区的亲友迁来户口，而按上级的批示应该动员他们回家乡艰苦奋斗，战胜困难。所以，他一直没有好意思给库尔班登记户口，这使孩子思想上有负担，生活供应上也产生了一些不便。第三，他过分“教条”地要求库尔班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却没有考虑到库尔班并非自己的亲生儿子，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以至隔膜。第四，他闪烁其辞地说，对有些人、有些事，他没有给以足够的注意。他告诉赵书记：“我不知道，我们的一些人有挑拨是非的爱好，他们一天到晚盼望着谁家的夫妻吵了嘴，谁家的父子动了手。如果您是单身汉，他也要设法挑动你的左眼越过鼻梁去把右眼吃掉。”“您指的是谁？”赵志恒问。“我也说不上具体是哪个人。但是我怀疑——不，我断定在我们队就有这样的人。”库图库扎尔答。
伊力哈穆也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向赵书记作了汇报。当然，他没有说出自己的判断。因为，他认为，如果正式向组织汇报这个严重的看法他的根据还嫌不足。对同志，一定要抱慎重负责的态度。伊力哈穆检讨说，那天夜里闯进乌尔汗家就是太冒失了，很可能他的行动使库尔班受了惊吓，成为库尔班出走的一个诱因。赵志恒对库图库扎尔在乌尔汗家喝啤渥一节十分注意，因为，他对前一年春天乌尔汗“外逃”返村后库图库扎尔所抱的激烈态度还记忆犹新。
赵志恒临走的时候只说了三点，一个是继续找人；一个是不要为这事影响了生产；一个是可以在党的生活会议上把这个事情谈一谈，让党员同志们分析分析，到底谁有错误？有些什么错误和教训。赵志恒还批评了穆萨的“割倒就是胜利”的夏收安排，要求他们立即着手拉、运、打、装车运输、入库。
当时，赵书记只说了这几点。他能说的，也只有这几点。
第二十一章
在大湟渠龙口的深思 童年回忆 麦场上
赵志恒刚走，穆萨队长就来找伊力哈穆，给伊力哈穆委派了一个临时任务：赶车运送砂石木料柴草到大湟渠龙口闸水。大湟渠，是伊犁最大的一条总干渠，更正确一点，应该说是一条人造河流。渠首在伊犁的上游哈什河。那里没有固定的水闸，而是利用河道急转弯的地势，根据流量，堵截一部分或全部河水，把水逼进渠道，升高水位，灌溉着两县一市的土地。它是伊犁的美丽、富裕和欢乐的源泉。挺拔的白杨，郁郁葱葱的果园，一望无际的田野，各种人畜工农商百业，都依赖着这生命的乳汁。但同时，解放前这个渠首——俗称龙口，又是个阴森可怕的地方，因为哈什河流量极不稳定，一旦洪水下来，常常把用树梢子、木头、石头、柴草、泥土堆成的临时大坝冲垮，立即，两县一市的大部分渠道就会枯竭。这时，人们就要拼上老命设法再堆一个坝把水截住，每年都要冲垮几次，再堵上几次。有时候连人带材料一起堵到水里，有时候，狠毒而又迷信的龙官把名叫托乎地或吐尔逊“托乎地”意为“停一停”，“吐尔逊”意为“站住”。的人推到水里，以为用人祭水，或能够有助于驯服河流。也可以解释为把事情做到牺牲生命的时候，也就起到了最大的动员与催逼作用，人只要一拼命，做不到的事情便硬是做到了。
无须说，这里四面荒凉、风餐露宿、饭食无着而劳动又紧急沉重了。解放后，渠道做了若干次清理和局部改善，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加修了一道青年渠，扩大了灌溉面积。但是闸水控水的问题到一九六三年并没有解决，仍是用人工临时堵堆。当然，主管部门对人工、车工、材料按照受益面积作了合理分摊，不再是巴依、龙官逞凶，穷人卖命了；安全措施也日益完善，不再会发生连人带车一起落水的惨剧。但是，由于那里没有足够的生活设施，由于水火无情，由于时间紧迫；去龙口堵水，仍然是一个使一些人发怵的苦差事。
穆萨队长突然给伊力哈穆派这个活当然是有用意的；你找我的麻烦我就给你小鞋穿，这是明摆着的。他一面给伊力哈穆交代任务，一面斜着眼眺着伊力哈穆，并不掩饰自己的用心。
伊力哈穆倒是很高兴。哪一个伊犁的农民不和大湟渠血肉相连呢？他早想去一趟，看看哈什母亲河的近况。他爽朗地回答：“好，我明天把料备齐，后天一早就动身。”他诚恳地叫了一声队长，说，“希望您把麦收抓紧，和群众同甘共苦。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不仅队长，而且包括县长、州长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谁也不能当新社会的乡约、伯克、霸王……”他的话使穆萨脸红一阵，白一阵。他的话甚至使伊力哈穆本人也激动了一回，他的话的分量超出了他的预计，他震动了自己。
在大湟渠龙口，伊力哈穆奋战了十多天。尽管生活艰苦、劳动紧张，但是他精神很振作，思想很活跃。在这里，他有机会接触了一些平常不大接触的人和事，获得了新的鼓舞和启示。他看到了大量扛着水平仪、三角架的水利技术人员正在这里的风沙中奔波劳碌、摇旗吹哨、打椿测量、绘线标号……有一个中年的汉族同志，如果不是听到别人都叫他“工程师”，伊力哈穆从他黝黑的、风尘仆仆的面孔看来，会以为他是哪个建筑工地的瓦工。伊力哈穆还正赶上州上的领导同志前来视察，他们也看望了来自各公社的这些民工，告诉他们，用不了多久，将开始根治这个龙口的大战。伊力哈穆在这里还遇到了来自各县、各公社和生产建设兵团农场的民工。闲谈中，他知道了许多新鲜事情。霍城县的高潮公社，实行粮豆间作、夏季复播、方块耕作，夺得了空前的高产。伊宁市的果农，正把关内苹果的优良品种——黄香蕉、国光和红玉的枝条嫁接在伊犁苹果的砧木上。伊宁县红五月公社去年改造了大面积的碱地，把野猪出没的草塘变成了阡陌纵横的稻田。兵团农场平整土地，改进浇水作业、变漫灌为沟灌——在他们那里，三四个妇女就可以浇一渠水——的经验也使伊力哈穆深受吸引。这些谈话使伊力哈穆感到自己所在的大队和生产队确实是步子迈得太慢了，有多少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有多少财富还没有挖掘出来呀。
为什么呢？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拖住了要求迅速发展的生产力的后腿。这里面包括敌人、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人，也包括某些身处领导岗位，却不知他们准备把大队和生产队引向何处的人。
在这里，在这个热闹、忙碌而又单纯的“荒野”上，在短暂地离开了他的大队和生产队的情况下，他有机会进行了翻来覆去的思索。他学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是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是千真万确的，从他回伊犁以来，哪一件事上没有斗争，哪一天斗争止息过？就在他动身前往哈什河的前一天，达吾提告诉他包廷贵带着不少的土产（其中大部分是国家统购统销的商品）和现金到乌鲁木齐去了。阿卜都热合曼告诉他尼牙孜已经奉命准备在伊犁河沿的土路旁搭棚卖瓜。热依穆告诉他，库图库扎尔已经下令把麦素木调到大队加工场担任出纳员。廖尼卡也告诉他，是穆萨中饱了卖麸子的钱。他们是在给他送行的时候顺便谈到的；其中有一些事情他还不完全了解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就在他的身边，有一股暗流在活动，与这些暗流相比较，各级领导所希望的大公无私、愚公移山、改天换地、学雷锋、学王杰的潮流，说得虽多，实际动作起来是太少太少了——这是确定无疑的。他把这些情况和他的看法讲给里希提了。
事情是复杂的。小麦窃案还没有查清，混在人民当中的敌对势力的代理人还没有揪出来——伊力哈穆深信，没有这样的代理人，小麦就不会被偷走。木拉托夫、伊萨木冬、哈丽妲等人到“那边”去了，他们究竟各自是怎样走掉的？他们的亲属对他们的斥责、怨恨、记忆或者怀念将继续到什么时候，产生一些什么后续效应？麦素木回来了，他谨小慎微、沉默寡言，谁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打算做些什么？显然，他正逐步扩展他的活动范围……但是，你又不能不要这样的社员，不能把他推出村外或者使之与旁人隔离开来。玛丽汗和依卜拉欣受到了打击，他们的短命的闹事不堪一击，他们最近状况如何呢？还有那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包廷贵和尼牙孜，他们到底要干什么？谁知道他们的根底？
为什么搞社会主义是这么难呢？如果说敌人反对社会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那应该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们要斗争、斗争、还得斗争，但是为什么尼牙孜他们也那样地自私，那样地一心当社会主义的蛀虫呢？私心，私心，私心，他伊力哈穆觉得这个私心太可怕了……为什么人民公社的生产效率硬是上不去呢？就是因为私心，人们只想给自己劳动，不想给社会主义劳动。 让人伤心啊。领导说了，社会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走上人民公社的桥，就能攀升到社会主义的天堂里，农业将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良种和植保将提供千斤粮百斤棉的亩产，农村将实现全面的电气化。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干部与百姓的差别，将会渐渐消失……然而，他看到的感觉到的不是这些美景，而是六十年代的饥荒，是中苏的反目，是内外阶级斗争的全面告急……为什么社会主义的阳关大道，百姓们走起来却像光着脚走在刚刚收割完毕的茬子地上，为什么百姓们走得这样跌跌撞撞、歪歪斜斜、退退缩缩、怪话连篇，甚至于叫苦连天呢？为什么赵书记呀、杨辉呀、赛里木书记呀、阿卜都热合曼呀、里希提呀这么多好人拼死拼活，流血流汗，硬是做不出人们希望的明显成绩呢？
而在所有这些人和事当中，最使人注意、最使人愤怒和苦恼的当然是库图库扎尔了。这一年多来，伊力哈穆觉得自己确是把库图库扎尔的为人看透了。他对党和群众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实话，他走到哪里就把哪里的水搅浑。他常常是口里说着东，心里想着西，实际做的是南。伊力哈穆越来越不相信他在一九六二年的事件中是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祖国一边的，回顾一下他的所作所为，明明是火上加油、制造混乱，但是，他至今还把自己吹嘘成反修、反民族分裂主义的好汉。尤其是，刚刚发生的有关库尔班的一切，更使伊力哈穆看到了库图库扎尔的残忍、阴险、狡诈、卑鄙的灵魂。一想到这一点，伊力哈穆就气得浑身发抖。似乎是，再多一分钟也不能容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