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是的，我说，不只是这样，但，是的。
我从他的视线中逃走，路过田尚佳时，她刚刚抬起头，眼睛眯成江豚的形状。她右眼下边，有颗芝麻大的痣，我以前也有一颗。这是滴泪雀，克人，奶奶总是一遍遍提醒我这个，仿佛我会害死她。现在她还活得好好的呢。妈妈死后，我就去点掉了。这样的事有什么道理呢，一切都混沌不清。抽屉还留着一道缝。我和她好像很熟，但我一直不明白怎么做到的。我停下来。我说，在干吗。
她五根手指招我靠近一点，于是我蹲下。她轻声说，在喝酒。我没明白她是什么意思。她探了探周围，拉开抽屉，她的指甲像是桃红，也可能不是，我有红色色弱和紫色色盲，分不太清。抽屉里是一瓶酒，巴掌大的扁瓶子，威士忌，标签上有个麋鹿的头。
昨天喝得有点多，她说，头好疼，现在喝点涮一涮。我竖起大拇指。你要喝点吗？她问。她涂的肉粉色口红，可能。我说，我可以吗？
当然，她点点头说，当然，太妙了。我蹲下来，她抓住瓶底，往我口中倒了正合适的一口，我匆忙咽下去。
还喝吗？她晃动着睫毛问我。于是我又喝了一口，然后抹了下嘴唇。我说，可以了。她给自己灌一口，然后塞牢，放回去。我们开始微笑，还笑着看一个正在经过的男同事，男同事疑惑地转了转眼球，扭了扭肩膀离开了。他个子不高，直筒裤穿成了紧身裤，黑色面料像吸尘器，灰扑扑的。走路时屁股懒洋洋摆动，让人想起河马。
太棒了，我说，很好喝。
她说，你想喝了就可以跑过来找我。
已经有人朝这边张望，我得走了。我喝酒少，有一段时间酒精在我血液里的浓度更高一点。那是小港离开之后，当时交往的女人喜欢LiveHouse，偶尔也去赶音乐节。那些乐队的作品参差不齐，有的差点意思，有的差很多意思，底下的人傻乎乎跟着喊，仿佛有太多情绪。人们看上去又愤怒又随意，又快活又沮丧，又炽热又低落。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人略显疯狂时会想起什么。这种时候我看着那个女人，发现一点也不认识她。这一切都太奇怪了，一群人待在一起，仿佛有一个大蒸笼似的梦，所有人都在笼屉里，拼命吸收水蒸气。她的酒量不好，又爱喝，常常变得滑稽又麻烦。失控。我讨厌所有失控的事情。跟她分开后，我很少喝酒。
回到位置上，我没有动鼠标，坐着想了一会，想要想明白我在想什么。有一个时刻我扭头看另一边，隔壁同事正盯着自己的指甲，然后转头和我相视一笑。接着她打字，表情有一点凝重，仿佛在造字。
手机响了一下，仿佛一个要命的泡泡炸开。静置一会，沉淀下去，空气重新归位，万物重新分层，我才点亮看一眼。乔光辉发来的，没有危险性。他说，晚上去喝酒吧。
我抬头看向两排工位外，他已经站在那儿看我。我用夸张的嘴型说不去。他瞪着大眼睛，假装生气。不去，我发微信说。他看了一眼手机，然后五根手指比画成手枪，瞄准我来了一下。我挺喜欢乔光辉的。喜欢乔光辉不是因为他不蠢，也不是因为他长得喜人，是因为他总是传递出一种讯息，让我感觉自己在他那里很特殊。
他甚至会在我面前忧伤。他讲完那些伤心话后，大眼睛盯着我，长睫毛无辜晃动。他笃定地说，这些话对别人都讲不来，但你肯定是明白的，对吧。
我会点点头说我明白。实际上，我有很多不怎么明白。但那种时刻，他需要一个明白他的人，我不介意扮演这个角色。
我们一起出现在外面的时候，偶尔会有年轻女人找他要联系方式。他有时候会拒绝，有时候会给。我问过他这么做的标准是什么。没有标准，他说，看眼缘。不过我觉得他是有的。他倒是从来没有为此洋洋得意。她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出现过，很快又不见了。我并不羡慕他，甚至常常替他难过。虽然他不在乎这一点。
中午，我只想一个人吃饭，于是在乔光辉和田尚佳注意到我之前，悄悄溜掉了。
电梯里碰到一位男同事，没有陌生到无需打招呼。听说他请假一周，回去处理父亲的丧事。他还是以前的样子，只是看起来更中年。毕竟他死了父亲，我应该言语表示一下，哪怕他早厌烦了这个。我根本管不住自己，话就出来了，急于证明我是个能够正常社交的好人。我说，回来啦。他说，回来啦。都顺利吧，我说。都挺好，顺顺当当地下葬了，他说。我说，节哀，肯定很辛苦。他说，谢谢你。电梯到站解救了我们，在大楼门口我预判了他要走的方向，跟他告别。一个人能从另一个人身边离开，简直是人世间最大的仁慈。
我已经一年多没见过父亲了，春节的时候，我打电话告诉他，我留在广州过年。他无法接受这一点。但他没办法。有几个月我们没有联系。初夏那会儿他准备把院子里的樱桃树砍了，咨询我的意见。他说，樱桃好几年不结果了。他准备栽一棵石榴树。
小学那会儿，春天的某一天，樱桃突然开满一树花，谁都受到美的冒犯，忍不住停下来观看一阵。之后花瓣凋零，叶子逐渐清晰，青色的果子一天天长大。成熟时，熟透的果子在阳光下透明，仿佛一颗颗小炸弹。每天早上醒来，我爬到那棵樱桃树上，直到牙酸才下来。
我说，好，你看着办吧。然后准备挂断，但他开始关心我找对象的事。他说，该放手就放手，得去找，实在不行，我给你安排相亲也行。
这个话题不让我心烦，但他说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我敷衍了他，挂断了电话，又想起小港。过去，偶尔讨论未来时，我们一致希望生个女孩。有一回我们做完爱，避孕套掉了，赶紧去药店买紧急避孕药。从药店出来，我们踩着路灯的光回去，她拉着我的胳膊，一遍遍问真怀孕了怎么办。我不知道能怎么办。我说，要是个女孩的话，就给她起名叫樱桃。樱桃，她说。我们在无人的街道上哈哈笑了很久。我想那是我离未来最近的时候。
七月的时候，我叫上乔光辉，在黄埔的一个荔枝市场买了糯米糍和桂味。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说普通话会被狠狠宰，但我看摊子前都用纸箱板写明了价格，所以不确定乔光辉的粤语有没有起到作用。我用顺丰给父亲寄过去，他收到后说买它干什么，他不爱吃。后来他告诉我，他给我的奶奶和两个姑妈都送了一些，但没给我大伯。
街上已经是过节的气氛，万菱汇和太古汇门口的广场上摆放着巨大的圣诞树。我脑子里一直在想刚才说的话，衡量“顺利”这个词是不是用得不太妥当，毕竟是他爹死了。我想是不是找个时间让父亲到广州来，带他逛逛。他这辈子还没有到过长江以南。吃着猪脚饭时，这个念头被抛到一边。
下午，因为云很大，窗外光一阵一阵的，时间流过去，像斑马的皮肤。有那么一会，站在打印机前，等待机器把纸吐出来，我还在期待晚上，没有什么具体的事，但已经知道不会下雨。
翻着几张热乎乎的纸，我心里盼着出点错。打印机老实得过分，一点错误都没有。可那是打印机的错吗，如果有错字，它也只是在正确地复制一个错误。
回到工位上，我意识到哪里不对。对，曾经坐着死者的椅子上，坐了一个陌生人。这个男人像是凭空出现，头发最近剪短过，正在对我笑。我重新看电脑时，才意识到应该回一个笑。
嘿，你好，我叫苏铁。他凑过来，睁着大眼睛笑。他说，我是新来的。
我顺势把那个笑拿出来。废纸和残疾水杯还在那儿，但现在桌子成了他的，我犹豫要不要清理一下。
我叫何小河，我说，你今天刚入职的？
是的，他说，他们让我坐在这里。
我没有确认他们是谁，脑袋里浮现一团面目不清但能准确意识到的形象。没听说部门有招新，但我不愿意多问。他拿起桌子上的纸，饶有兴致地看，于是我放弃了收拾的想法。之后的几十分钟，我们都没有说话，但有时候他会靠在椅背上，看我，我的身体捕捉到了他的看。偶尔他也站起来，像突然直起了身体的猿，瞭望一片原野。更多时候，他半藏在自己的格子里，不知在做什么。
好几回，我长时间盯着几张背影，觉得背影一定是个器官，有我尚未参透的象征。若长时间看，就不是看了，一个背影坐在椅子上，像是在抗议着什么。有人碰我肩膀，是乔光辉。他的两只手架在身前，我猜他刚从卫生间回来。他用眼睛指了一下苏铁。他说，新人？
苏铁早就等在那儿。他说，对，我是新来的。
乔光辉点点头，没有介绍自己。他说，没听说咱们部门进新人。
苏铁耸了一下肩膀。乔光辉走了。
你在做什么？苏铁问。他一只手扶着隔板，看我的电脑屏幕。
我切换到桌面，屏幕是一小块纯绿色。我在工作啊，我说，他们安排你做什么？
那个人只是让我坐在这儿，他说，我是说，你的工作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说。回答得有些生硬，他可能会误会我在敷衍。他哈哈哈笑了几声。他说，这倒是，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在做什么，我想。然后杀死这个想法。点开电子邮件时网络不知哪里去了，一个蓝色的小信封从深处过来，变大，然后张开封口，吐出一个蓝色九宫格纸片。我盯着它一遍遍重复，苏铁也是。
整个下午，苏铁就像被遗忘在了那儿。后来，他的面前出现了一本笔记本，我看他的时候，他的食指和中指夹着一根水笔，来回晃动。笔记本翻开的厚度已经临近结尾，摊开的那一页，纸上没有字。但后来，也许他写了点什么。
第二章
你不走吗？我问。
等太阳下山了再走，苏铁说。
难得还有太阳。我望了望窗外，对面大楼的玻璃幕墙刺眼，远处一栋金黄色的楼闪闪发光。我说，更准确地说，是等太阳下楼。
走在街上，太阳已经下了几栋楼，但还有更多楼等着它下。跟着别人的脚跟，我进了地铁站。需要坐五站地铁，转乘时我突然尿急，去了厕所。一位穿灰色夹克和浅蓝色牛仔裤的男人站在小便池前，回头看了我一眼。总共只有两个小便池，我走到他隔壁，等我解开裤子开始尿的时候，发现他是在自慰。我感觉打扰他了，有点尴尬。可是他并没有停下，盯着我笑，似乎在刻意冒犯我，像他已经获胜了一样。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坚持尿完。我尽量表现得浑不在意，提裤子时我瞄了一眼，勃起后的阴茎如此丑陋，龟头红得几乎要裂开，但看上去比我的要大一点。操你妈的，我心底骂了一句。
再次等车的时候，有人碰我的胳膊，是地铁工作人员。这位先生，她说，请站在黄色安全线外。我瞅了瞅脚底下的黄线，一时间不是很清楚到底什么意思。几秒钟后，她又说，请站在黄色安全线外，先生。她的重音在安全两个字上，于是我退了两步。她转身走到一根柱子旁边，停住了。黄色衬衣掖在藏蓝色的裤子里，腰带上挂着对讲机，一条腿撑住全身重量，另一条腿微微向前，使力的那一侧胯部凸出来，双手放在胸前，低着头玩指甲，偶尔抬头扫寻一眼。
她也是会回家的，我想。但现在只是长时间站着，提醒傻子们站在一条黄线后面。
出了地铁站，我按照App里的定位，找到两辆蓝色共享单车，但二维码和编号都被抹掉了。我骂了几句，在App里找到写建议的地方，它躲在“我的”最底下。我写：可以增加一个地图点选单车后直接开锁的功能，因为有些车二维码和编号都被破坏了。
往前走，一棵高山榕底下，停着一辆青绿色的共享单车。它的二维码是好的，不过我没有这家的会员，犹豫了几秒钟，没有扫它。我想下个月应该换这家来包月，然后走回了家。
家这个词让我别扭。回家，每次跟人这么说的时候，家这个字的音量变得很轻。我时不时试着找到另一个合适的说法，回租的地方？这太长了，这种强调欲盖弥彰。回住处呢？似乎太正式了。所以只能是回家。
不得不称为家的房间属于一家长租公司，北边是落地窗，有一张床，还有一张桌子和一个衣柜。还有空调。它们都是白色，不光滑的表面上，有一些颗粒状的阴影，擦不掉。床头是一面灰蓝色的墙，墙中央本来挂着印刷品的画，青绿色的底，内容是长租公司的英文名字和SIMPLE LIFE，下面是一个白色的自行车轮廓。一住进来，我就把它丢到衣柜顶上泡灰尘了。我从网上买了带框画布和丙烯，画了一个裸体男人挂在那儿。
床宽一米五，躺在那儿浑如一家之主，只给我留下门那么宽的走道。每个房子都有一个管家，我问过管家能否换成一张小床。不能，她说。她是个武汉人，聊天时她说城市马上要拆到她家了，家里人每天都在等待这件事。如今她早就离职，每年合同到期前，会有一个新的人联系我，说是我的新管家，询问是不是续租。我说续租，然后房租会上调一些。我为此争执过，但失败了。但我不想搬家。
我调过几次房间布局，最后把衣柜放在了床尾，它宽一米二，挡住一半落地窗，柜门正对着床，有一尺左右的缝隙，好在它是推拉门。桌子贴着衣柜一侧放，几乎要吃到床角了，取衣服的时候，我可以跨过去，不过更多时候，我会跪在床上取。
但衣柜的空间不够用，我琢磨了很久，决定对床下手，在贴着墙的那一边，开垦出几十公分宽的领土。我组装了一个白色金属管的简易衣架，放在那里，然后买了一根伸缩杆，一头顶着床头的墙壁，一头顶着衣柜柜顶。又剪了一块蓝绿色的麻布（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在淘宝上买布），像窗帘一样挂在那儿。这一片抢来的飞地，成了裤子的王国。
这样，床边有三平米完整空间，供我过上一种长方形的起居生活。我很得意这种布置，除了每周换床单时有些麻烦。有一次，半夜我被砸醒，以为房子塌了，晕晕糊糊地想自己是不是要死，结果只是衣架倒了。
落地窗外面是公用阳台，通过一扇玻璃门和厨房相连。夏天太阳靠近北回归线时，早上六点到八点间，阳光到达阳台，找到剩下的半扇落地窗，进入我的房间。墙面挂着的一大块橘黄色麻布上，烫出一小块白，它一直变化，像是生物。地毯上也有。地毯很大很厚实，人造纤维的，像绵羊的皮，白色，散布着兵乓球大小的黑色圆点，原价328元，我在宜家打折区看到它的时候，只标了89元，不过有点脏，它之前肯定铺在宜家的某个展示房间里，被很多鞋子踩过。我高兴地扛着它坐了几十分钟地铁，在卫生间刷了两个小时，晒了两天，看上去属于我了。每天吃早饭时，那些光移动，像是受了伤，很缓慢。
厨房和我的房间共用一面墙，走出电梯，我听到厨房里有动静。我知道周舟在那里。
入户的地方很别扭，需要先打开防火门，然后在一个一平米大的长方体里开入户门，我习惯不开灯，在黑暗中输入密码。有一次和邱白云看完电影回来，我在输入密码，她在后面说，站这儿跟躺在棺材里似的。从那之后，我就对这个设计宽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