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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南拓展的基础
如前所述，北魏洛阳城开创了跨洛水拓建新城区的先例，而且这一规划手法为隋唐洛阳城所效仿，影响深远。鉴于北魏洛阳城变迁的悠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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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65《邢峦传》,中华书局，1974,第1438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18《广阳王建附子嘉传》：“表请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发三正复丁以充兹役，虽有暂劳，奸盗永止。诏从之”。中华书局，1974,第428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中华书局，1974,第194页。
史，何以北魏时期才出现拓展洛水南岸的这种土地利用方式？很显然，这是北魏朝廷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使然。
首先，社会经济发展与繁荣是城南拓展的前提。如众所知，拓跋魏入主中原后，逐步推行汉化政策，以改变其落后的生产方式，特别是颁行均田制、三长制和新租调制等一系列调整生产关系的先进措施，使得社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可以说，这些制度对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尤其是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地主对土地的兼并，不仅增加了国家的税源，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除了推行一系列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措施，朝廷还一度颁行货币，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我们知道，货币是衡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高祖始诏天下用钱焉。十九年(495),冶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世宗永平三年(510)冬，又铸五铢钱”①。由此可以断言，魏廷都洛后城市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尽管肃宗时期出现了新旧货币并行的格局，引起“商货不通，贸迁颇隔”②,充分暴露了当时货币经济水平的低下，但相比较北魏立国之初至迁都洛阳前夕，有着长达近一个世纪竟未曾发行过货币的史实，孝文帝朝的“太和五铢”和宣武帝朝的“五铢钱”,无疑是城市社会经济飞跃发展的重要标识。
值得注意的是，魏廷所铸五铢钱，甚至影响波及西域龟兹。“(龟兹)自铸圆形方孔五铢钱。钱的一面有龟兹文，一面有汉文‘五铢(朱)’,广泛发现于塔里木盆地的库车地区，被称为汉龟二体五铢钱。其铸行时代上限在北魏太和十九年(495)之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币制改革之前，前后120余年。”③可以说，由于北魏洛阳城繁盛的社会经济，周边各邦及异域钦慕不已而纷至，是为城市拓展的基础和强大的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南拓展是北魏社会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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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10《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第2863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110《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第2863页。
③颜松：《对汉龟二体五铢钱的再认识》,《新疆钱币》2005年第3期，第71页。
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次，“堰洛通漕”水利工程是城南拓展的保障。前已述及，“堰洛通漕”及其配套工程的主要目的和功能，是为了保证城内供水和城东漕运，但在客观上致使洛水水量减小，使得城南居民区的水患概率大大降低。简言之，“堰洛通漕”不仅实现了城东漕渠水运的畅通，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控制洛水水量，防止水患，使城南新城区拓展成为可能①。吴庆洲先生根据大量文献资料进行翔实的统计，指出东汉至北魏都洛期间，以北魏水灾最少，仅有的一次谷水泛滥，还是北魏末年水利工程失修所致②,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古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对自然环境的依赖逐渐减少，敢于突破洛水的天然局限，使跨洛水营建新区成为可能。
北魏时期“堰洛通漕”防洪性能提高。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大型综合性水利工程，尤其是‘堰洛通漕’工程，使洛河(这里指洛水，下同)等自然河流得到了合理而有效的控制，北魏时期才敢于突破洛河的局限，跨过洛河在伊、洛河之间开辟新的居民区，……使以往不敢问津的多水患地带，变成了四方附化之民聚居的繁华区域”。③这一观点明确肯定北魏朝廷疏浚开通“堰洛通漕”工程的重要性，尤其是该工程在洛水南岸营建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它使得洛水南岸的拓展成为可能。鉴于这一工程的重要性，魏廷专门征丁一千人进行科学的岁修维护和保养等事宜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学人在研究中对此视而不见，一味从气候干旱、森林植被破坏的角度出发，认为“堰洛通漕”工程由东汉到北魏，工程的安全性不断降低，水患不断，以致北魏洛阳城南成为无人区⑤。不难看出，这一论点很可能出自主观臆断，且未做较为充足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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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第46～47页。
②吴庆洲：《汉魏洛阳城市防洪的历史经验及措施》,《中国名城》2012年第1期，第69～72页。
③段鹏琦：《汉魏洛阳故城》,文物出版社，2009,第172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63页。
⑤杨俊博：《从水源问题看汉魏洛阳城址的迁移》,《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13年第5期，第96～99页。
自然不足为据。
值得一提的是，北魏洛阳外郭城城墙，尤其是西郭城墙的修建①及城南四夷馆建在一片地势稍高的小型台地上②,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增强城南防洪的效用。
最后，适宜的外交政策是城南拓展的助推力。“为了招徕、安抚来自周边政权与民族的人士，北魏实施了一套以优遇宾客为主要方式的招怀政策，对那些具有特殊背景与作用的外来人士提供了优厚的待遇和相应的职位。”③特别是对待南朝降附人员，《洛阳伽蓝记》记载：“时朝廷方欲招怀荒服，待吴儿甚厚，赛裳渡于江者，皆居不次之位。”④基于北魏朝廷开放优容外交政策的实施，“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业，四疆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⑤,大批异族异国官员使节、商人及僧侣等迢迢慕名而来。
对此，魏廷采用科学有效的举措对其进行管理，即针对不同性质的归附人员施以不同的优抚政策。对于政治流亡者，魏廷“一般都给予其优厚的待遇：在政治上授予高官，在经济上赐给住宅、田产及奴婢、钱财，在社会地位上让皇室公主与之通婚，或让其他高官子女与之攀亲”⑥,在生活习惯上尊重北夷酋长不适南方暑热环境，允许其“常秋来春去，避中国之热”⑦；对于来华贸易的使节，朝廷亦给予优遇，诸如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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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吴庆洲《汉魏洛阳城市防洪的历史经验及措施》：“综观汉魏洛阳城的城市防洪，由于北魏以前未筑外郭，故城外受伊、洛泛滥之灾，历史上伊、洛水患均发生在北魏之前。北魏筑外郭城，是城市防洪上的一大进步，北魏时未见有伊、洛水患的记载，即是其外郭城防洪发挥效益的明证。”《中国名城》2012年第1期，第72页。
②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刑徒墓地在今河南省洛阳地区偃师佃庄人民公社西大郊村西南的一片高地上。”《考古》1972年第4期，第2页。
③安介生：《略论北魏时期的“上客”、“第一客”与招怀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第18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89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65《邢峦传》,中华书局，1974,第1438页。
⑥ 肖锋：《南北朝的政治流亡者》,《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第52页。
⑦(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6页。
四方多事，民不堪命，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但却规定“远蕃使客不在断限”①,又如北魏的商业政策是“不设科禁，买卖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混杂”②等等，这些政策无疑吸引了西域商贾经河西来中原贸易，形成了“相继而来，不间于岁”的兴盛局面。对于域外僧侣，魏廷也甚重视，比如宣武帝元恪时期，“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转，负锡持经，适兹乐土。”③鉴于来洛胡僧数量庞大，宣武帝专设胡寺永明寺以憩之④。此外，魏廷对纳贡及归附人员处馆与赐宅政策的制度化及规范化⑤,亦是不容忽视的。总的来看，北魏朝廷所营造的宽松民族政策，加上其对四夷附洛居民的有效管理，自然吸引数量庞大的异族异国人员来洛⑥,亦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城南拓展。
由上可见，北魏洛阳城南的拓展是一个漫长、逐步深入的过程。其中城市经济的长足发展是根本，“堰洛通漕”工程的更加完善是基础，魏廷适宜的外交政策是助推力。
小 结
北魏洛阳城始建于西周，经过春秋晚期北扩和秦代南扩，奠定了汉魏洛阳城“九六城”的基本形制；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商业都会和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东汉洛阳城承继秦、西汉二宫制，始建“堰洛通漕”水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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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10《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第2861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60《韩麒麟传附子显宗传》,中华书局，1974,第1341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57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57页。
⑤(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4～117页。
⑥参见吴少珉《北魏对外交往的国际大都会——洛阳》：“北魏王朝的强盛、对外族外域实行亲善开放的政策、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网络、丰饶的物产、发达的文化加上繁华美丽的都城，强烈地吸引着四方各国、各族使者、僧侣、商贾和学者纷纷来洛……他们或出于对北魏王朝的畏服，希望建立友好睦邻关系；或因仰慕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希望求取经史典籍，传播儒家文化，或醉心中原丰饶的物产，前来开展经贸活动。”《史学月刊》1996年第3期，第111～114页。
程及城南礼制建筑群，一般居民和市场多分布在城外，其中南市在洛水北岸，洛水南岸则为荒野之地，此期佛教亦开始传入洛阳；魏晋洛阳城圈沿袭东汉“九六城”规模，城门仍为十二座，但城市内部空间布局由“二宫制”演变为“一宫制”,出现了军事性城堡金墉城及马面建筑，复建增修“堰洛通漕”水利工程，修缮前代城南礼制建筑群，其中城南建设仍是以洛水北岸为主，南市也多经营一般平民生活用品，城市仍继续发挥着丝绸之路起点和北方佛教重镇的作用。
北魏都洛后，孝文帝朝暂居前朝保存较为完好的金墉城，沿用魏晋“一宫制”布局，修复疏浚前代“堰洛通漕”水利工程，宣武帝初期增扩外郭城，形成了“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规模空前的三重城圈形制格局，沿承魏晋礼制建筑，又将圜丘迁移至城内。这一时期内城除了宫殿区、皇家禁苑、官署、社庙、武库、太仓及重要佛寺、官邸外，一般官宅、寺院、民居、手工业作坊和市场均设置在外郭城，北魏洛阳城作为丝路起点达于鼎盛，佛寺遍布全城，寺院数量最多时达1367所，是为北方佛教中心。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洛水南岸得到了合理有效的开发，朝廷在此规划设计四夷馆和四夷里，使这里成为北魏王朝与周边异族异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中心和象征。
北魏洛阳城是在西周洛邑城址基础上，经过春秋晚期、秦代的增扩，东汉、魏晋及北魏等王朝的修缮和增筑活动，适应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足见这里的自然地理环境是相当优越的。诸如城南微高地的存在，使这一带居民及建筑物在一定程度上免受洪涝灾害威胁；盆地内最大的河流洛水流经城南四里处，有助于我们对其时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及其居住环境有较为深入的认知；伊、谷(涧)、瀍水作为洛水的支流，在盆地内纵横，尤其是伊、洛水在城南交汇，加上其时有“浩浩大川，泱泱清洛”的美誉，足见当时城南水源可观、水质较好。
由东汉到魏晋，洛阳城南的居民和居住环境有些许变化。东汉时期，洛水北岸仅有少量平民和大规模太学生居住，洛水南岸当属尚未规建的蛮荒之地；魏晋时期的洛水北岸，不仅是一般居民和为数众多太学生的居住地所在，还有权贵潘岳建宅于此，且驻扎有军队，相比较于前朝，这一时期城外居民区的占地面积仍有所扩大,但居民区和市场处于无序状态,目基本上分布在洛水北岸,洛水南岸仍不见有居民居住的记载。
与汉晋洛阳城仅在洛水北岸略有经营有所不同的是,北魏洛阳城南拓展,是在洛水南北两岸充分展开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北魏洛阳城开创了跨洛水拓建新城区的先例,并被隋唐洛阳城所效仿,影响深远。鉴于汉魏洛阳故城悠久的历史,何以北魏时期才出现拓展洛水南岸的这种土地利用方式？很显然,这是北魏朝廷和居民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不断扩大、加深和改造地理环境面貌的结果。其中城市经济发展与繁荣是前提,“堰洛通漕”水利工程是保障,开放优容政策吸引数量众多“四夷”人员则是诱因。
第二章 北魏洛阳城南的居民
北魏洛阳城南的拓展，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直到北魏迁洛二十余年后才基本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城南居民的来源与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从来源的广度，还是构成的复杂度，都是十分突出的，且居住环境亦由洛水北岸拓展到南岸，这显然是城市历史发展的进步体现。尽管这种变化是社会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使然，从中仍能发现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即居民和居住环境的动态演变过程。也就是说，居民的来源与构成呈现多元复杂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又牵动着城市居住环境的利用改造亦显现与之相适应的运动轨迹，二者相互作用和影响。因此，考察城南居民的来源与构成是为本书立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