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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晋《太康地记》载：“尸乡南有亳坂，东有城，太甲所放处。”1983年春，考古工作者在偃师尸乡沟发现了3600多年前的古城遗址——商都西毫城。
②王学荣：《偃师商城与二里头遗址的几个问题》,《考古》1996年第5期，第56页；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第43～45页：许宏：《何以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第122页。
③阎文儒：《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考古学报》1955年第1期，第121～122页；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年第4期，第209页；杜金鹏、钱国祥主编《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图版一。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2页。
⑤段鹏琦：《汉魏洛阳与自然河流的开发和利用》,载《庆祝苏乘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第505页。
经西石桥与东石桥村之间东流，又经大郊寨与西大郊村之间继续东流。”①可见，考古勘查与段氏的论断也基本吻合，都证实今洛河水道较故道北移。总体看来，通过对这条古河道走向的确认，有益于我们全面认识北魏洛阳城南居民与居住环境的情状。
伊、洛二水交汇于城南，而非今偃师市杨村②。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对伊、洛二水的经流记载为：“(洛水)又东北过河南县南，又东过洛阳县南，伊水从西来注之”③,“(伊水)又东北过伊阙中，又东北至洛阳县南，北入于洛”④,明确了二水在洛阳县南交汇。不言而喻，洛阳县治的地理位置，是判断二水交汇点的关键。关于当时洛阳县的方位，《洛阳伽蓝记》有描述：“(建春门外)阳渠北有建阳里”,“建阳里东有绥民里，里内有洛阳县。临渠水”⑤。由此可知，北魏洛阳县是在城东建春门阳渠的北面，这似乎与《水经注》所说有悖。王学荣先生认为，“很多文献中将洛阳城又称作洛阳县”⑥,若按此理解，《水经注》所指洛阳县就是北魏洛阳城，那么,二水交汇于城南的描述，就合情合理了。对于二水交汇的具体位置，已得到考古发掘证实，即在今偃师东大郊一带⑦,并且实测结果显示，当时洛水与伊水交汇处，河床宽800米左右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城市水源是城市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没有水源的城市难以兴起，也无法延续发展”⑨,可见，质优且丰沛的水源是影响和制约都城存续的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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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年第7期，第608页。
②康为民：《〈水经注〉中的偃师水系》,载《中国古都研究》(第十六辑),1999,第370页。
③(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5《洛水》,中华书局，2013,第353页。
④(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中华书局，2013,第361～362页。
⑤(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56、64页。
⑥王学荣：《偃师商城与二里头遗址的几个问题》,《考古》1996年第5期，第51页。
⑦孟凡人：《北魏洛阳外郭城形制初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第42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年第7期，第608页。
⑧洛阳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汉唐漕运水系考古调查》,《洛阳考古》2016年第4期，第13页。
⑨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第303页。
素。透过上述材料不难想象，北魏洛阳城南的水环境十分优越。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确信，北魏洛阳城南的自然环境，是相当优越的。城南微高地的存在，使这一带居民及建筑物，在一定程度上免受洪涝灾害威胁；盆地内最大的河流洛水流经城南四里处，有助于我们对其时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及其居住环境，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伊、谷(涧)、瀍水作为洛水的支流，在盆地内纵横，尤其是伊、洛水在城南交汇，加上其时有“浩浩大川，泱泱清洛”的美誉，足见当时城南水源可观、水质较好。
二 北魏以前洛阳城南居民与环境的演变
由东汉到魏晋，洛阳城南的居民和居住环境有着些许变化。
(一)东汉洛阳城南居民与环境
这一时期，洛阳城内(即“九六城”)基本为贵戚豪族所占据，一般居民多居住在城外，且极有可能主要分布在城东、城南及城西三面靠近城门的区域，其中城东、城南主要是中下级官吏及一般居民居住地，城西由于主要分布着帝王贵臣郊猎场所的苑囿，以及游赏宴乐的观台等建筑，故而城西人口密度，远远小于城东和城南①。总的来看，一般官员和平民多集中于城南和城东，城西和城北则鲜见居民区的记载。
洛水北岸居住着少量平民和数量庞大的太学生。我们知道，东汉洛阳城南至洛水北岸的南北距离，大约四里，地域相对窄狭，主要是诸如“堰洛通漕”大型水利工程、“三雍”礼制建筑、太学及南市等皇家公共用地，故而居民区布局有限，仅限于平城门大街及开阳门大街附近区域，且一般多为平民，兼有数量可观的太学生(生员人数最多时有三万多)②。段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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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张中印《东汉—北魏时期洛阳城市形态与内部空间结构演变》,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第29～30页；赵振华、孙红飞《汉魏洛阳城——汉魏时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三秦出版社，2015,第10～11页。
②张中印：《东汉—北魏时期洛阳城市形态与内部空间结构演变》,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第30页。
先生也指出，当时重要礼制建筑所在地、太学和市场等周围人口较为密集①,这应是当时洛水北岸居民分布情况。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春天，考古人员在东汉洛阳城洛水南岸的一片高地上，发掘了规模较大的刑徒墓地，并认为此处在被用作墓地的时候，还是一片空荒的郊野②,因而这里显然不可能有居民居住。简言之，当时城南规划设计仅是洛水北岸，洛水南岸当属尚未规建的蛮荒之地。
(二)魏晋洛阳城南居民与环境
与东汉相比较，这一时期的洛水北岸，不仅是一般居民和为数众多太学生的居住地所在，还有权贵潘岳建宅于此，且驻扎有军队③。与东汉洛阳城居住环境明显不同的是，魏晋洛阳城出现了里坊居民区，且居民区有所扩大，例如“城内有永安里和步广里等，城外东郭有权贵张华所居的寺东里”④,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晋书•夏统传》还记载了上巳节官民修襖洛水之滨的场景⑤,加上这里有热闹的南市，洛水北岸很可能有较多居民。尽管如此，居民区范围也不会太大，毕竟与东汉洛阳城南相比，这一时期城南的居住区域变化不大⑥。然而相比较于前朝，魏晋洛阳城外居民区的占地面积仍有所扩大⑦,但居民区和市场处于无序状态，且基本上分布在洛水北岸，洛水南岸仍不见有居民居住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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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段鹏琦：《汉魏洛阳故城》,文物出版社，2009,第61页。
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考古》1972年第4期，第2～19页。
③参见张中印《东汉—北魏时期洛阳城市形态与内部空间结构演变》,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第36～37页。该引文中作者有意无意间似乎忽略了“数量庞大的太学生”,笔者以为城南还应居住着太学生员更为合理。
④参见张中印《东汉一北魏时期洛阳城市形态与内部空间结构演变》,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第36页。
⑤(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94《夏统传》,中华书局，1974,第2428～2429页。
⑥魏晋时期，城南规划设计仍然局限于洛水北岸，且仅是复建增修了前代的“堰洛通漕”水利工程、修缮东汉城南的礼制建筑、恢复了市场等等，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城市扩建活动。
⑦段鹏琦：《汉魏洛阳故城》,文物出版社，2009,第62页。
三 北魏洛阳城南的拓展及基础
洛阳盆地水系发达，是连接往来东西丝绸之路和交通全国的重要通道。故而北魏孝文帝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①为目的，于太和十七年(493),在魏晋旧址上经营洛阳城。
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迁都洛阳，遂在洛水上修筑浮桥，《魏书》有明确记载：“宫殿初构，经始务广，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渐，苦于厉涉，(成)淹遂启求，敕都水造浮航。高祖赏纳之。”②《洛阳伽蓝记》称此桥为“永桥”：“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③《水经注•谷水》亦言：“皇都迁洛，移置于此，对闾阖门南，直洛水浮桁。”④可以说，永桥的修造，使洛水南北两岸变为通途，城南自然也逐渐成为北魏洛阳城拓展的场所。
(一)城南的拓展
北魏迁洛初期，洛水北岸作为传统礼制文化区而备受关注。经营新都伊始，孝文帝遂考察了汉晋洛阳城南礼制建筑遗存，《魏书》如是记载：太和十七年(493)九月“庚午，(孝文帝)幸洛阳，周巡故宫基址……壬申，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⑤由此不难想见，北魏朝廷对城南礼制文化遗物的关注程度。孝文帝随后又在太学遗址附近设置“劝学里”和“延贤里”等居民区⑥,以安置南朝降附的江东显贵王肃，使其作为朝廷锐意汉化改革的旗手。此外，孝文帝时期在这里仿照平城模式，营建了报德寺和崇虚寺，前者是为祖母冯太后祈福、宣扬孝道的佛教寺院，后者则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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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79《成淹传》,中华书局，1974,第1754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79《成淹传》,中华书局，1974,第1754～1755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2页。
④(北魏)鄙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5《谷水》,中华书局，2013,第383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中华书局，1974,第173页。
⑥(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6～108页。
原本土道教寺院①。
除了重视城南礼制文化意义外，孝文帝时期外郭城营建不完善。历史上，洛水北岸曾长期作为中原传统礼制文化区，因而孝文帝元宏都洛后，这里“受到了较高重视，并大片作为皇室预留地”。②不言而喻，孝文帝作为北方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不遗余力推行汉化政策，迁洛后尤其关注洛水北岸中原传统礼制的传承意义，以确立其“华夏正朔”的统治地位。由于当时魏廷多忙于对南征战等事宜，在都城建设上，对内城规划布局相应完备，对外城的营建设计并不完善③,更无暇顾及一般居民居住问题。
孝文帝朝一般居民居住问题凸显。《魏书•李平传》记载了当时由北而来士庶平民生活的惨淡景象：“洛邑傲营，虽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始欲向尽，资产罄于迁移，牛畜毙于辇运，陵太行之险，越长津之难，辛勤备经，得达京阙，富者犹损太半，贫者可以意知。兼历岁从戎，不遑启处，自景明以来，差得休息。事农者未积二年之储，筑室者裁有数间之屋。”④从文献记载的迹象显示，北魏都洛之初，朝廷主要是对鲜卑宗室贵族和汉族官僚的居住事宜进行了初步规划，而对由平城南迁而来的士庶平民的居住问题并不重视。《魏书•任城王澄传》也明确记载北魏都洛初期，这些代迁户在居住安置上的怨怼：“人怀恋本，细累相携，始就洛邑，居无一椽之室，家阙儋石之粮，而使怨苦即戎。”⑤由此可知，平城代迁户来洛后，存在严重的居住问题，因而扩建外郭城以解决居民的居住问题，不仅是孝文帝朝的遗留问题，更是当时面临的重大课题。
宣武帝时期，扩建外郭城以解决居民的居住问题，并把洛水南岸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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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6、126页
②王佳月：《谈孝宣之际北魏洛阳城的规建》,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第252页。
③参见王佳月《谈孝宣之际北魏洛阳城的规建》：“北魏在迁洛初期就对洛阳城的宫城、内城和外郭城都进行了规划。内城由于模仿了南朝的建康城，因此形成了居民以官位相从的公地分配，而外郭城主要对元氏宗亲、勋贵官僚等上层社会的居住作了安排，没有着重去区分市里，使四民异居，因此市等基础设施并不及《洛阳伽蓝记》所载那么严整。”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第255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65《李平传》,中华书局，1974,第1451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19中《任城王澄传》,中华书局，1974,第466页。
为四夷归附人员的聚居区。《魏书》记载，宣武帝元恪即位后，社会较为安定，“承升平之业，四疆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①显而易见，自东汉就已连通的丝绸之路，北魏时期进一步繁荣畅通，来自中亚和西域的胡商倾慕东来，他们在都城洛阳尤为活跃，由此带来的人口压力及居民管理等事宜，遂成为当时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严峻问题。很显然，居民数量迅速增长，朝廷急需对城市原有的居住模式和管理方式进行调整和改革，以适应城市发展的新需要。鉴于孝文帝朝遗留的较为严重的代迁户居住问题，以及宣武帝朝四方归附人口的日益骤增局势，景明二年(501)九月，元恪按照司州牧广阳王嘉的建议②,下诏营建外郭城，“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