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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四夷聚集区是一个特殊的地区，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它是管理区划的地理概念，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丰富内涵，它又不仅仅是客馆，更透视出一个文化发达的范围。以往学者多认为四夷聚集区是为了便于管理和控制居民，或是为了描述及研究方便而人为设定的，事实并不尽然。实际上，四夷聚集区所在的伊洛水夹河滩地带是先于城市拓展的客观存在，正是在城市发展进程中，逐渐被整合成城市居民居住环境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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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久昌：《北魏洛阳里坊制度及其特点》,《学术交流》2007年第7期，第173页。
②刘连香：《民族史视野下的北魏墓志研究》,文物出版社，2017,第46页。
部分。也就是说，“四夷居城南”社会现象的出现，是多方面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任何单一因素都不能决定它。
第四节 居住环境的文化意象
“人类实际上是生存在自己所感知的环境中，环境只有被人们感知之后才有意义，而不是生活在纯粹客观的环境里。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用不同的方法对他们所在环境进行观察，所得到的认识与解释就可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由此而采取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所带来的环境影响也就不同。”①在北魏洛阳城南日新月异的四十年面前，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有着各种感受悲喜哀欢的契机，他们在不同居住环境中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层层的在居民意识中不断加深。诸如对城南建筑、地理、风俗、文化等方面，不同居民有着不同的感受和态度，热情讴歌者有之，满怀期待者有之，怀疑观望着亦有之。笔者通过深入了解北魏洛阳城的历史和文化，尤其是城南居民对其所处居住环境的所思所想，以期展现曾经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居民的喜怒哀乐，进而分析居城南民对其居住环境的满意度。
一 洛水之滨与常景的《洛汭颂》
随着孝文帝营建洛阳城的持续展开，城南伊、洛水漕运呈现“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渐，苦于厉涉”②的繁忙景象。此后，洛水之滨陆续增建，特别是宣武帝景明初年对洛水南岸新城区的拓展，城市重心逐渐南移。洛水之滨、远山烟水的苍茫景色，极富层次感的滨河建筑，共同装点着洛都畿下的临河景色，南来投化者“近伊洛二水，任其习御”,各色人等汇聚于此，滨水公共空间承载着居民大部分的户外活动，一时间洛滨休闲蔚然成风，似乎应是北魏洛阳城最负盛名的游览区，不仅丰富了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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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鲁西奇：《“了解之同情”与人地关系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第19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79《成淹传》,中华书局，1974,第1754页。
的社会文化生活，也成为文人眼中的城南意象，
(一)社会公共活动空间
据史书记载，城南除了佛教寺院、礼制文化区和市场等外，洛水之滨也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城市社会公共活动空间之一。
帝王行幸洛水。《魏书》记载：“会(胡)太后与肃宗南游洛水，雍邀请，车驾遂幸雍第。”①《魏书•裴叔业传附侄粲传》又载：“前废帝初，征为骠骑大将、左光禄大夫，复为中书令。后正月朔，帝出临洛滨，粲起于御前再拜曰：‘今年还节美，圣驾出游，臣幸参陪从，豫奉燕乐，不胜忻戴，敢上寿酒。’”②由此可知，北魏洛阳时代后期，不乏帝王出游洛水之滨的史实，这种现象也从侧面证明了，城南经过二十多年发展，洛水之滨美丽的居住环境开始受到皇帝的青睐，使他们从城北宫殿专门前来城南之“国阳胜地”进行游幸、燕乐。
文人士大夫宴游洛水。《魏书•梁祐传》记载：“(梁祐)叔业之从叔姑子也。好学，便弓马。……景明初，拜右将军……从容风雅，好为诗咏，常与朝廷名贤泛舟洛水，以诗酒自娱。”③可见，北魏迁都洛阳后，随着南朝降魏人员的增多，南方上流人士崇尚自然、聚首诗书畅饮的生活方式，开始在洛阳上流社会蔓延④。基于梁祐附魏后位居高官，其交友圈又是当朝名贤，自然容易形成士人出游、雅集的场景，故而梁祐在洛水之滨以诗酒招朋纳友，就不难理解了。诚如张乃翥先生所言，“事实上，北魏统治阶级确实是极力效尤了魏、晋以来门阀士族日渐颓废的糜烂生活，就连晋世士族游宴洛滨这一时尚，也被他们相继因袭下来”。⑤
权贵恶少寻衅滋事于洛水亭舍。洛水之滨的游客形形色色，难免涉及公共治安问题，《魏书》所记关于甄侃殴击事件，可谓典型的例证。《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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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6《京兆王传附乂传》,中华书局，1974,第406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71《裴叔业传附侄粲传》,中华书局，1974,第1573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71《梁祐传》,中华书局，1974,第1579页。
④何德章：《北魏迁洛后鲜卑贵族的文士化——读北朝碑志札记之三》,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3,第16页。
⑤张乃翥：《元魏畿下的洛水两岸绎述》,《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第102页。
书•甄琛传附子侃传》记载：
(甄)琛长子侃，字道正。郡功曹，释褐秘书郎。性险薄，多与盗劫交通。随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殴击主人，为司州所劾，淹在州狱，琛大以惭慨。广平王怀为牧，与琛先不协，欲具案穷推。琛托左右以闻，世宗遣白衣吴仲安敕怀宽放，怀固执治之。久乃特旨出之。侃自此沉废，卒于家。①
这段文字记载了北魏洛阳城权贵之家纨绔子弟的形象，也在某一侧面反映了洛水之滨人烟汇聚，自然而然产生了住宿等市场需求。身为河南尹的甄琛，其子却是热衷于奢游、游手好闲之徒，他依托家世背景，器张跋扈，恃贵傲娇，夜宿洛水亭舍时，驰骋张扬，寻衅滋事，这反映了京城治安弥漫着一片污浊之气。
(二)文人眼中的洛水意象
《洛阳伽蓝记•龙华寺》中记载了北魏文学家常景的《洛汭颂》,其辞曰：
浩浩大川，泱泱清洛。导源熊耳，控流巨壑。纳谷吐伊，贯周淹毫。近达河宗，远期海若。兆唯洛食，实曰土中。上应张柳，下据河嵩。寒暑攸叶，日月载融。帝世光宅，函夏同风。前临少室，却负太行。制岩东邑，崤垣西疆。四险之地，六达之庄。恃德则固，失道则亡。详观古列，考见丘坟。乃禅乃革，或质或文。周余九裂，汉季三分。魏风衰晚，晋景雕曛。天地发辉，图书受命。皇建有极，神功无竞。魏策仰天，玄符握镜。玺运会昌，龙图受命。乃眷书轨，永怀保定。敷兹景迹，流美洪模。袭我冠冕，正我神枢。水陆兼会，周郑交衢。爰勒洛汭，敢告中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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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68《甄琛传附子侃传》,中华书局，1974,第1517页。
②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3～114页。
这段文字书于孝昌元年(525)秋天，时值南朝宗室萧综降附及徐州清复，身兼多职的常景奉使前往，途经洛汭，在山水实地中直接感知和领略了洛水之滨的壮丽，群峰回合，清流萦绕，触景生情，有感而发①。他以清俊简约、酣畅淋漓的笔力，写下俨然一幅唯美山水画卷的《洛汭颂》。在文中，博雅的常景激情饱满地讴歌了北魏洛阳城的自然环境，尤其是城南伊、洛水交汇所带来的便利交通，并希冀朝廷于此形胜之地树立华夏正朔地位，由此可深切感受到作者博大的胸襟和抱负。
《洛汭颂》状写了洛水的恢宏气势，不仅显现出居民对洛水之滨环境的审美认知，也是居民对居住环境的感知而留下的艺术，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北魏洛阳城洛水一带的自然文化风貌。以常景为代表的洛阳文人的城南意象，借助歌咏洛水风情，以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正是因为这样的情感，洛阳城在他看来不仅是形胜之地，也具有回顾追忆“洛阳城市史”的留痕，以及文人对洛阳城的地理感知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政治关怀和文化追求。也就是说，文人心目中的伊、洛水交汇地区，不仅是北魏洛阳城最为典型的形胜之地，也是居民重要的居住环境之一。
要之，当在魏晋之际，还是都城南郊时，洛水之滨就是帝王游幸的伏楔之地，北魏迁都洛阳后，洛水之滨南北开发同步进行，逐渐成为京城居民居住环境的组成部分，并拥有了“国阳胜地”的美誉。不难想象，洛水之滨，景致优美，对居民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一时间成为优雅闲适的公共活动空间，是皇族、官宦、士人、僧侣、平民的汇聚游赏之地。不可否认的是，封闭的城市里坊居住环境，使洛水之滨的广阔水域成为城市各阶层居民放松身心、游赏玩乐的场所，又是宴会、交友、赋诗之地，成为洛阳城极为重要的公共空间。也正因为如此，吸引了常景驻足并有绝妙文章词句传世。
二 萧宝夤等耻居城南
通常情况下，选择人文、风水俱佳的里坊居住，应该是城市寓居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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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82《常景传》,中华书局，1974,第1804页。
普遍理想，居住环境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居民身份的代名词。
景明三年(502),南人建安王萧宝夤来降，“及至京师，世宗礼之甚重”①,并安置他居住在归正里。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②,萧宝夤以此为耻，“求入城内，世宗从之，赐宅于永安里”③。随萧宝夤归化的会稽山阴人张景仁，也居住在归正里，“景仁以住此为耻，遂徙居孝义里焉”。④以上史料表明，当时以萧宝夤为代表的南来降服人员，对于所居之地有着敏感的心理反应，纷纷要求由城南移居他处，想必这种情况在当时并非少数，又鉴于朝廷对居住地管理相当严格，能徙居他处的数量也不会太多。
可以想象，萧宝夤如若不是凭借其出身皇族的背景，恐怕不会受到如此特殊待遇，关乎此，我们可从萧宝夤附魏后的年谱中找寻蛛丝马迹，以证明从城南徙居城内并非随意而为之举。《魏书•萧宝夤传》记载，萧宝夤于景明三年(502)四月来到京师，受到宣武帝的厚遇。此后至正始四年(507)八月这段时间，萧宝夤主要奔波于南伐战事，最终以钟离兵败而遭罢官削爵，之后不久尚南阳长公主⑤。也就是说，萧宝夤附魏后，在城南归正里至少居住了五年多时间。关于萧宝夤徙居城内事宜，《洛阳伽蓝记》如是记载：“景明初，伪齐建安王萧宝夤来降，封会稽公，为住宅于归正里，后进爵为齐王，尚南阳长公主。宝夤耻于夷人同列，令公主启世宗，求入城内，世宗从之，赐宅于永安里。”⑥透过上述史实，可以看出，萧宝夤归魏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居住在城南四夷里，只是后来娶了宣武帝的妹妹南阳长公主后，由公主出面请求，宣武帝才赐宅于内城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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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齐)魏收：《魏书》卷59《萧宝夤传》,中华书局，1974,第1314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89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5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89页。
⑤ (北齐)魏收：《魏书》59《萧宝夤传》,中华书局，1974,第1314～1315页。
⑥(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5页。
里。由此表明，北魏洛阳城里坊制管理是相当严格的，迁徙宅邸须有皇帝亲自批准方可，故而绝大部分归附人士只能固定在四夷馆和四夷里居住。
至于张景仁由城南徙居城东的史实，《洛阳伽蓝记》说：“时朝廷方欲招怀荒服，待吴儿甚厚，赛裳渡于江者，皆居不次之位。景仁无汗马之劳，高官通显。”①鉴于南朝皇室萧宝夤入魏时，当属所有降附者待遇最高的阶层，作为萧宝夤随从身份投魏的张景仁，也受到相应等级的礼遇。对此，安介生先生指出：“招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表现出突出的等级化待遇特征，不同等级的宾客享受不同待遇。”②从萧宝夤等人耻居城南的实例，不难窥见，城南由于安置各类流亡归入人员，居住在四夷馆和四夷里的居民则成为人们讥讽的对象，不仅其内部有着显明的阶级差别及待遇，且“四夷居城南”这一规划设计本身就暗含等级性，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在全城中社会等级地位最低。正如黎虎先生所认为：“四馆、四里的设置，也多少包含着政治上的、民族关系上的歧视，存在着一些消极作用。尤其是受着‘正朔所在’的传统观念熏陶较重的南来士人，更以住在四馆、四里为耻。”③黎氏的观点对萧宝夤等南降人士耻居耻居城南的史实颇具解释力。
由之，也许在南朝士人的观念中，尤其是对那些怀有政治抱负的人士而言，他们才是真正传承中华文化的代表。这些南人附魏后，按照城市规划设计方案，自然是被安置在身份等级地位最低的四夷馆和四夷里。不难假想，以“华夏正朔”自居的南人，在这样的居住环境中，受鄙视并由此引发“耻居城南”的焦虑感在所难免，并有边缘认同之下的危机感也是很自然了。于是乎，就出现了居民自我意识中的特殊诉求，因此史书出现萧宝夤之流徙居他处的记载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三 萧赞及其《听钟歌》
萧赞，南朝齐宗室，因遭萧衍诸子排斥和猜忌，于孝昌元年(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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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89页。
②安介生：《略论北魏时期的“上客”“第一客”与招怀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第23页。
③黎虎：《北魏的“四夷馆”》,《文史知识》1986年第1期，第74页。
流亡北魏。关于其人其事，正史有传，《魏书》卷59《萧宝夤传附综传》如是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