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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得知，萧赞原名萧综，孝昌元年(525)附魏，被安置在金陵馆，开始为父萧宝卷服三年丧，并受到魏廷的礼遇和恩宠，丧期满后还迎娶了庄帝的姐姐寿阳公主。
《梁书》卷55《豫章王综传》又载：
豫章王综……乃改名赞，字德文，追为齐东昏服斩衰……初，综既不得志，尝作《听钟鸣》《悲落叶》辞以申其志。大略曰：听钟呜，当知在帝城，参差定难数，历乱百愁生。去声悬窈窕，来响急徘徊，谁怜传漏子，辛苦建章台。听钟鸣，听听非一所，怀瑾握瑜空掷去，攀松折桂谁相许。昔朋旧爱各东西，譬如落叶不更齐。漂漂孤雁何所栖，依依别鹤夜半啼。听钟鸣，听此何穷极，二十有余年，淹留在京城，窥明镜，罢容色，云悲海思徒掩抑。……当时见者莫不悲之。②
综合上述文字可推知，作为皇室贵胄，豫章王萧综最初附魏时，虽然得到了魏廷的优待，但并没有受到重用，甚至还被其叔叔萧宝夤猜忌，并派人窥视。笔者认为，萧综借钟声所作《听钟歌》的创作时间大约应是在其附魏后不久，创作地点在金陵馆的可能性较大。从表面上来看，《听钟歌》是作者借钟声抒发自己的愁绪和思情，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不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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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59《萧宝夤传附赞传》,中华书局，1974,第1325页。
②(唐)姚思廉：《梁书》卷55《豫章王综传》,中华书局，1973,第824～825页。
出，其投魏后对家乡亲朋的绵绵思绪和思乡的悲凉之情，溢于字里行间。然而从更深层面来看，在歌词中，作者自况为一位无法归乡又郁郁不得志的南朝降人，惆怅茫然，其中愁苦不为外人所解。也就是说，通过塑造一位落难的南朝皇族形象，附魏后却不被重用，从而对生命、前途的渺茫和深深的失望，顿生一种苍凉、悲怨的情绪，以此来抒发自己的愁情。由于他终日“敛眉悲感”,借助笔墨将心中久积的苦闷郁结尽情迸发出来，方才得到魏廷和萧宝夤的信任。
《洛阳伽蓝记•龙华寺》亦载：
龙华寺，宿卫羽林虎贲等所立也。在建春门外阳渠南。寺南有租场。阳渠北有建阳里，里内有土台，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赵逸云：“此台是中朝时旗亭也。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有钟一口，撞之，闻五十里。太后以钟声远闻，遂移在宫内。置凝闲堂前，与内讲典沙门打为时节。孝昌初，萧衍子豫章王综来降，闻此钟声，以为奇异，遂造《听钟歌》三首，行传于世。①
这则史料无疑是为上述史实的补充。钟声是一种报时信号，城市居民基于这钟声进行日常起居。然而南朝降人萧综却借助钟声，来抒发其淡淡的愁绪、伤痛、无奈、悲愤、悲凉、悲怆，因所处环境以及阅历等原因，个人有不同特点，其悲凉之情便可想见，即所谓的“南朝降人情结”,教人如何不哀叹。在悲情和无奈之中，这种悲情主义形诸文字，文人的笔调一转，把自己的那种伤感、联想、情绪带进去，就使洛水南岸四夷馆的居住环境给人一种萧条之感。
小 结
城南以洛水为自然分界线，包括洛水北岸和洛水南岸两个部分：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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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56～57页。
北岸为东西狭长地带，主要有礼制建筑、佛教寺院和道教寺院等组成，显示其皇家用地的特性；洛水南岸为四夷聚集区，千姿百态，犹如复杂多变的风景镶嵌画。可见，不同区域建筑景观和分布格局各有特色，这都为居住环境提供了不同背景。
与汉晋洛阳城仅在洛水北岸略有经营有所不同的是，北魏洛阳城南居住环境是在洛水两岸充分展开的。其中尽管北魏洛阳时代，佛教被提升到至高无上、足以使人迷狂的地位，然而儒教始终居于国家主导地位，洛水北岸始终是传统礼制文化区，佛教和道教仅是统治者的辅助工具，并未改变儒学独尊的实质；洛水南岸则是四夷聚集区，虽然四夷附洛人员居住洛阳后，呈现着“四方风俗，万国千城”的缤纷五彩的社会画面，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四夷馆和四夷里的设置也存在一些“消极”因素：其一，从当时居民及其居住环境的诸多史实，以及从朝廷笼络优抚四夷的举措来看，那些持“四夷馆封闭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其二，不论是城市居民的感受，还是当时社会的主流认识，居住在四夷馆都是“耻”的，然而随着城南的发展，四夷馆居住条件在改善，吸引力也在增大，这种社会现象逐渐淡化。值得一提的是，洛水两岸择高而居的布局，是城市规划设计中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地形的成功实例，充分展示了朝廷在妙借自然、利用高地地形规划设计城南居住环境的巧思，且这里存留大片未开发的空地。
笔者认为，洛水南北两岸分属政治和经济两大区域，无论是洛水北岸佛寺香火旺盛的居住环境，还是洛水南岸市场繁荣的居住环境，无不以“以夏变夷”的统治思想意识为政治底色。由于皇帝的个人喜好、朝廷的政权资助及社会风气等因素，北魏洛阳城佛教势力发展迅猛，洛水北岸佛寺和礼制建筑既对立又统一，都是统治者维护政权的工具；洛水南岸作为经济文化区，从表面来看是中原传统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必然，但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将其归因于商业发展，而要从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综合加以考察。一般来说，中国古代尤其是早期城市，政治性是其首要功能，正因为如此，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必然锐意汉化改革，试图用华夏儒家的“礼乐教化”去同化周围不开化的“夷狄”,努力打造其华夏正统性和合法性的身份，特别是在居民的居住环境规划设计中，“以夏变夷”政治思想更甚，这一主导思想在洛水两岸亦多有体现。
从文化整合的角度来看，城南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洛水南北两岸浑然一体，出现“国阳胜地”的盛景，该景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被叠加新的内容，日渐丰满。正因为如此，提高区域内居住环境的共同发展意识，尤显必要。其中四夷聚集区是一个特殊的地区，它不仅仅是客馆，更透视出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丰富内涵。以往学者多认为四夷聚集区是为了便于管理和控制居民，或是为了描述及研究方便而人为设定的，事实并不尽然。实际上，四夷聚集区所在的伊洛水夹河滩地带是先于城市拓展的客观存在，正是在城市发展进程中，逐渐被整合成城市居民居住环境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四夷居城南”社会现象的出现，是多方面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任何单一因素都不能决定它。
在北魏洛阳城南日新月异的四十年面前，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有着各种感受悲喜哀欢的契机，他们在不同居住环境中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层层地在居民意识中不断加深。诸如对城南建筑、地理、风俗、文化等方面，不同居民有着不同的感受和态度，热情讴歌者有之，满怀期待者有之，怀疑观望着亦有之。
综上，尽管北魏洛阳城南不同的居住环境呈现出不同的功能，但在“以儒治国”的主旨下，最终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由此可视其为一个整体“区域”,即洛水南北两岸是一个系统的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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