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大全睡前故事北魏洛阳城南的居民与居住环境(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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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寅恪：《唐代政治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17页。
员纷至沓来地会合京畿，无疑为北魏洛阳城注入了新鲜活力，丰富了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加上城南水环境甚为优越，朝廷又甚重视这里的水利兴修，并在洛水南北两岸营建了四夷馆、市场、寺院、桥梁、礼制建筑等建筑物，不断对城南居住环境做出积极有效的努力，故城南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洛水之滨以一派繁盛景象展现在人们面前，成功践行了跨水营建新区的先例——“国阳胜地”。《洛阳伽蓝记》中有颍川荀子文与李才对话一事可为明证：
(城南)高阳宅北有中甘里。里内颍川荀子文，年十三，幼而聪辨……。正光(520～524)初，广宗潘崇和讲《服氏春秋》于城东昭义里……时赵郡李才问子文曰：“荀生住在何处？”子文对曰：“仆住在中甘里。”才曰：“何为住城南？”城南有四夷馆，才以此讥之。子文对曰：“国阳胜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涧，伊洛峥嵘。语其旧事，灵台石经。招提之美，报德、景明。当世富贵，高阳、广平。四方风俗，万国千城。若论人物，有我无卿!”①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儒生荀子文住在城南中甘里，因为“城南有四夷馆”,受到同学李才的讥笑。荀子文机智辩驳道：城南是国阳胜地。这里水源丰沛，伊、洛二水交汇于此；这里历史久远，有东汉以来的礼制文化区；这里有宏伟富丽的皇家寺院报德寺和景明寺；这里有贵极人臣的高阳王元雍和广平王元怀的宅邸；这里更是四夷聚集区，为北魏王朝与周边各族及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中心。从荀子文的观点可以看出，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城南俨然已成为“国阳胜地”了，尤其是洛水南岸的四夷聚集区，更是“四方风俗，万国千城”,“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服。胡商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也。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荀子文对四夷居住区给予了应有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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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5～126页。
既然城南如此繁盛，为何住在这里荀子文还遭到同学的讥讽？仔细辨析不难发现，这是二者所论城南范围不同所致。李才所指的城南是“特指”,仅为洛水南岸的四夷聚集区，由于该区域居住着四夷附化之民故而耻笑荀子文；而荀子文所指的城南是“泛指”,包括洛水南北两岸更大的区域。按照荀子文的说法，城南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洛水南北两岸越来越自成一体，这才是上文提及的真正意义的“国阳胜地”。
儒生荀子文和赵郡李才这场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辩论，使“城南”得到更为深刻的理解和阐发。不难想见，“国阳胜地”的景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被叠加新的内容，日渐丰满，因此荀子文给予了四夷聚集区应有的肯定，而李才则将辩论的重心落在了“四夷”这个词本身，即“四夷”作为边鄙民族的称谓，他们没有被视为“华内之人”,在这种语境中，城南悄然失色，退居为外郭城中地位最卑贱的一个区域，其社会地位较低，且文化落后，加上四夷馆和四夷里的设置本身包含着些许政治和民族关系上的歧视，故而居住在城南被以李才为代表的时人视为不光彩。然而在以荀子文为代表的有识见的人士中，认为四夷馆和四夷里作为城市的新功能区和新的居住环境，对城市发展有着积极意义。从荀子文鲜活风趣的措辞中，可以想见，“国阳胜地”这种看法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也并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观感，更是一种深刻的自我认知。
二 如何看待“四夷居城南”
由“城南有四夷馆，(李)才以此讥之”不难发现，北魏洛阳城有“以居四夷馆为耻”的社会现象，对此，我们还可以从“城南”一词的渊源来窥知这一现象。北魏人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一书写作中，以城内为始，次及城东、城南、城西、城北，这样的叙述方式固然使城市轮廓鲜明，俨然一体自不待言，而且这些称谓在正史中也多有出现①。试想，“城东”“城南”“城西”“城北”等地域方位名词，应是直接肇因于北魏外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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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魏书》卷9《肃宗纪》、卷11《前废帝广陵王传》、卷22《废太子恂传》、卷71《夏侯道迁传》、卷94《王遇传》《刘腾传》、卷103《蠕蠕传》、《李业兴传》等。
城的扩建，更进一步说，是北魏朝廷将这一地理观念与政治直接结合进行了城市规划设计，体现了明显的社会等级化特征，从而形成较为明确的居住生活空间界域。前文也已述及，不论是城市居民的感受，还是当时社会的主流认识，居住在四夷馆都是“耻”的。显而易见，北魏洛阳外郭城的分区设置是朝廷经过深思熟虑而为之，正如孟凡人先生所言：“北魏迁洛以后，有大量人口从南方和‘四夷’汇至”,为了控制这些人口，就必须尽量使之不与原住居民混杂，所以在洛河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专门修建了‘四夷里’和‘四夷馆’予以安置，致使外郭城南面突出一块，呈凸字形。”①
四夷聚集区是朝廷有意规划的结果。为了管理和控制这些四夷附化者，尽量使他们不与城市原住民杂居，朝廷遂在洛水南岸这块尚未开发之地，设置了四夷聚集区。这实在是“高明之举”,因为无论从自然环境角度来看，还是从当时城区规划效果来看，四夷聚集区都是受人鄙夷的：这里是全城最易遭水患的低洼地带，这里亦是全城社会身份地位最低者的集中地。既然“华夷之别”自古已有之，故而“城南”二字成为北魏洛阳时人歧视“四夷”的代名词，亦是正常的事情。可以想象，其时“城南”很可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时人的表述中，形成一个区域意识和认同观念，上文赵郡李才的看法就极具普遍意义。可见，城区分异，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问题，而是牵涉文化与政治等多重复杂关系。要之，赵郡李才和儒生荀子文对城南居住环境有着各自的观点，分别代表着当时人们的主观看法。为了获取一个较为客观的“国阳胜地”,我们需要回归当时历史语境，或许能更加丰满而生动地呈现这段历史。
也就是说，“四夷居城南”这一北魏洛阳城里坊区域规划方案，充分反映当时的社会阶级观念。诚然，这种将居民按照身份地位安置的传统，春秋时期已有之，《管子•大匡》曰：“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北魏统治者继承和发展这一传统，将城市住居的等级制度进一步细化，这种划分不仅体现在统治阶级对坊里区域的敏感，在一般士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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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孟凡人：《北魏洛阳外郭城形制初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第47页。
民阶层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如上文提到，儒生荀子文虽然住在洛水北岸的中甘里，却因为洛水南岸有四夷馆而遭受同学李才的讥笑。可见，在当时外郭城里坊区的划分中，城南四夷馆无论是地理环境，抑或是社会地位，都处于一种弱势，这已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看法，继而衍生成一种社会风气。笔者认为，尽管这种社会风气应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多重因素造成的，这亦与“堰洛”之前城南地势较低、易遭水患、不适合居住的历史传统也不无关系。
另外，《洛阳伽蓝记》《魏书》等史籍多有论及入魏南朝人在与鲜卑上层人物交往过程中备受歧视和羞辱的记载，可作为城南居民等级地位较低的旁证。《洛阳伽蓝记•正觉寺》讲述了北魏宗室和朝贵嘲戏南朝人喜好茗饮之习的实例：
时给事中刘缟慕肃之风，专习茗饮。彭城王谓缟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学颦之妇。以卿言之，即是也。”时彭城王家有吴奴，以此言戏之。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唯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①
这件事情发生在孝文帝殿会群臣时期②,当时朝臣皆以喜好饮茶为耻，并有嘲弄南朝人“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学颦之妇”等激烈言辞。
我们知道，生活习俗差异主要是所处自然环境使然，本无优劣高下之别，但由于政治、经济和种族歧视等原因，北魏洛阳社会上流行有北人文化优于南人的风气，北人也往往对南人生活习俗多有诟病，并用词刻薄，极具嘲讽意味，且这种歧视和偏见贯穿北魏洛阳时代之始终，从中不难看出北人对南人鄙视的程度之甚。例如《洛阳伽蓝记•景宁寺》中说，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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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1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经数年已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浆甚多……时给事中刘缟慕肃之风，专习茗饮。”中华书局，2010,第109～111页。
魏即将灭亡前夕，北人对南人的歧视依然存在：
永安二年(529)萧衍遣主书陈庆之送北海入洛阳僭帝位。庆之为侍中。景仁在南之日与庆之有旧，遂设酒引邀庆之过宅。司农卿萧彪、尚书右丞张嵩并在其座，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杨元慎、给事中大夫王晌是中原士族。庆之因醉谓萧张等曰：“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朝玉玺，今在梁朝。”元慎正色道：“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湿垫，攒育虫蚁，疆土瘴疠，蛙黾共穴，人鸟同群。短发之君，无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禀蕞陋之质。浮于三江，棹于五湖，礼乐所不沾，宪章弗能革。虽复秦余汉罪，杂以华音，复闵楚难言，不可改变。虽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刘劭杀父于前，休龙淫母于后，见逆人伦，禽兽不异。加以山阴请婿卖夫，朋淫于家，不顾讥笑。卿沐其遗风，未沾礼化，所谓阳翟之民不知瘿之为丑。我魏膺箓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岂卿鱼鳖之徒，慕义来朝，饮我池水，啄我稻梁，何为不逊，以至于此？”庆之等见元慎清词雅句，纵横奔发，杜口流汗，含声不言。①
透过陈庆之和杨元慎的对话不难发现，北魏中大夫杨元慎的中原士族文化主体意识非常鲜明，甚至称南朝人为“鱼鳖之徒”,可见当时南北歧视之深，且终北魏洛阳时代这种文化歧视心态并未消失。此外，史籍中多称南人为“吴儿”“吴人”“吴人坊”②,以示轻视，这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个带有侮辱性色彩的符号，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北魏时人杨衒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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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89～92页。
②参见(北齐)魏收《魏书》卷82《祖莹传》：“尚书令王肃曾于省中咏《悲平城》诗……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肃更咏，乃失语……肃因戏辊……鳃有惭色。莹在座，即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见耳。’……肃甚嗟赏之。觑亦大悦，退谓莹曰：‘即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几为吴子所屈’”,中华书局，1974,第1799页；(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时朝廷方欲招怀荒服，待吴儿甚厚，寨裳渡于江者，皆居不次之位”,中华书局，2010,第89页。
魏收等作为北方士人，多以北方本位的立场来记事，对北魏政权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往往褒北贬南，这也说明了北魏在当时的汉化程度以及北方汉族士人对它的认同态度，而这正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和大力汉化改革的必然结果①。
对于此类相关问题，学界多有论述。诸如何炳棣先生敏锐指出，北魏洛阳坊里制呈现着相当严格的阶级与身份区分：“北魏迁洛同年之中，孝文帝下诏‘制定姓族’,将鲜卑和汉族的统治阶级通盘门第化、世袭化、品级化。在‘以贵成贵，以贱袭贱’的原则下，将全部社会各阶层，至少在法律上，予以凝结。”②何氏认为北魏迁洛初期就以法律形式固化社会各阶层，以此来强化拓跋鲜卑及汉族高门的统治地位，由此，不断归附的四夷人士自然位列社会最底层；逯耀东先生进一步指出这种等级化渊源于旧都平城：“洛阳坊里制所呈现相当严格的阶级与身份的区分，不仅表示当时社会门第的凝结，同时也反映出北魏文化转变中的宗主督护制的持续。”③我们知道，拓跋鲜卑在统一北方过程中，汉族高门一直是其主要依赖对象，特别是孝文帝时期，集中了当时北部宗族、北族汉人高门势力，形成强大的北魏封建王朝统治集团，故而他们位列社会的尊崇地位；张金龙先生从社会风尚的角度提出，“北魏朝廷并未规定里坊之等级高低，更没有对四夷里一类里坊的歧视，但形成的风尚是人们不愿与归化之民同居。”④从现存史料来看，北魏朝廷确实没有明文规定里坊有等级高低区分，但是从“华夷之别”历史观来看，特别是从秉持着“正朔所在”传统观的南朝士人中来看，这些南降人士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更不愿与夷人比邻而居；李久昌先生从地理环境方面进一步分析，他认为当时城南北里坊分区等级化明显，城内远离洛水，等级地位最高，是皇室和高级官员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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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钟盛：《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洛阳汉文化的复兴》,《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2月，第115～118页。
②何炳棣著,范毅军、何汉威整理《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联经出版公司，2013,第432页。
③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中华书局，2006,第180页。
④张金龙：《北魏迁都后官贵之家在洛阳的居住里坊考》,《河洛史志》2000年第1期，第30页。
住地；城南伊洛水交汇地带地势为全城最低处，等级地位也最低，为相对独立的四夷里区①。可见，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居住者极高的社会地位，北魏以前伊洛夹河滩不见有居民居住的记载，应与其历史时期多水患、不适宜人居有关；刘连香先生则从出土墓志的视角指出：“尽管墓志的发现有一定偶然性，但出土墓志的数量仍然反映当时不同姓氏所代表的不同族属或人群的社会地位及在当时的影响力。”②刘氏的观点很具启发性，在北魏洛阳时代，墓志是精英阶层丧葬文化的标准配置，北魏洛阳城出土周边少数民族墓志数量寥寥，虽然说与其汉化程度有限相关，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四夷居民在当时社会地位较为低下的这一历史事实。此外，1963年秋，考古人员对汉魏洛阳城进行发掘，发现一处官署府庙类建筑遗址。值得注意的是，遗址出土有带文字的瓦911块，上面刻有工匠的工种姓名，经考证这些制瓦匠人是定居于洛阳的高昌人。这些瓦工在北魏洛阳城从事手工劳动，他们身份卑微，这也为四夷人地位低下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