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大全睡前故事北魏洛阳城南的居民与居住环境(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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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齐)魏收：《魏书》卷79《成淹传》,中华书局，1974,第1754页。
② 张乃翥：《元魏畿下的洛水两岸绎述》,《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第100～103页。
③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第67页。
④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第45页。
⑤张乃翥：《元魏畿下的洛水两岸绎述》,《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第101页。
⑥何炳棣著,范毅军、何汉威整理《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联经出版公司，2013,第427～428页。
交通要道和社会经济相对活跃的地区，容易形成居住环境，城市面貌亦随之发生变化，最明显的迹象是该地区经济意义增强，居民增加，居住环境因而有了改善和提高。例如，北魏洛阳时代，较之汉晋，市场由洛水北岸徙迁至南岸，居民显著增加，包括相当数量的胡商贩客，经济面貌日益突出，居住环境亦有很大改善，正如《洛阳伽蓝记》所载：“西夷来附者，处俺 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也。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①
为了满足四夷人员的日常生活所需及商胡贩客的贸易需求，市场是必不可少的居住环境基础设施。正因为如此，朝廷和当地居民在这一带设置了“四通市”和“鱼鳖市”。“北魏洛阳邙山、洛河间约15里宽的河川地带上，既有城区已显拥挤，伊、洛二水夹川地带地势开阔，人口稀少，伊洛河更有便利的运输条件，因而成为四通市选址最佳处。”②“四通市”,由于临近永桥，又称永桥市，靠近伊、洛二水，水陆交通便利，又靠近四夷馆，来洛阳经商的各国商人无不云集于此，“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③。
很显然，四通市作为公共空间，不仅是当时异族异国商贸交流场所，使洛水南岸的开放性明显增强，渔业经济也较为发达，从伊、洛水里捕来的鱼，基本上在这里出售，城里人吃鱼也多到这里购买。另外，许多南人投靠北魏政权时，将喜欢吃鱼的习惯带到了北方，却不习惯羊肉乳酪，遂在靠近伊、洛二水的归正里，自发形成了专售水产品的市场“鱼鳖市”,以满足南人对水族之货的习俗所需。由此看来，南方归附民众聚居地形成两大水产品专卖市场，南方饮食习惯渐至风行京城洛阳，丰富了洛阳居民的饮食生活。需要说明的是，“市场本身应具有开放性，起到广场的作用。但四周围墙，中午开市，日落前闭市，其开放性也大打折扣。由于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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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7页。
②岳东：《北魏洛阳市场布局环境、格局与境界》,《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第10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7页。
夜禁和市场严加管理，一些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不得不在坊内开展”。①在独立小城似的空间里，民间交流的规模和深度当然不可能太大，故而四通市的繁盛景象不宜估计过高。
要之，洛水南岸市场的设置，既考虑了商品流通方便，又关照了居民生活习惯，这对城市经济发展极为有利。对此，孟凡人先生指出，“北魏迁洛以来，在改造魏晋故城规划新都时，主要从安置人口、控制民居、加强防御、活跃经济等方面考虑”。②由是观之，工商业发达和人口大量集中，势必促进城市居住环境的扩展，传统的礼制因素已不是决定城市规模的依据，城市经济决定了城市本身发展的基础。伊、洛水交汇于城南，这里地处水陆要冲，为市场提供了交通运输之便，政府设官对市场进行管理，击钟鼓以开市、罢市③,便利了居民的生活，使富有经商传统的洛阳发展成为所谓的“四方风俗，万国千城”商业大都会。
“四方风俗，万国千城”是多种合力催生的一种居住环境之文化现象。佛教寺院诸多杂伎百戏表演如魔术、角抵、假面戏等活动，往往是佛寺举行佛法盛事时的表演节目，这是由于西域风气所染，音乐歌舞如龟兹、疏勒、高昌、康国等地音乐歌舞风行朝野，乐器如高阳王雍宅所记载的汉族传统乐器如铙、筑、笙等，外来乐器如笳、箜篌并用，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北魏洛阳城的文化风貌和特色。可见，城南居民交往互动，不仅是通过四通市和鱼鳖市进行物质上的交换，而且还有精神上的、意义的、符号的、象征的等全方位、多层次交往互动，诸如个性显明的体貌特征、不同的宗教信仰、迥异的生活方式、不同的身份经历，以及“不食牛羊肉”的鲜明文化特质，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提及学界多倾向于洛水南岸开发是水运发达和商业发展所致的观点，是不够充分的，有修正的必要。刘淑芬先生的看法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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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载《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76页。
②孟凡人：《北魏外郭城形制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第47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56页。
具启发性，她认为，“都城如帝国的心脏，它跳动的变化，所反映的是整个帝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变化，而不仅于商业一端而已”。①要知道，北魏洛阳城里坊制的主要是为了便于控制坊内居民，依据《洛阳伽蓝记》可知，洛阳城的都城管理体系是严密的，而这一套都城管理体系实施的成效如何？据《魏书》显示，当时城坊管理体系，自宣武帝以后，就不足以应对，治安开始走下坡路，甚至连犯夜的人也越来越多。毕竟，历史上的都城大都五方汇聚，人口杂沓，在管理上较费周折。四夷馆和四夷里的设置，不仅涉及城市规划层面、政治上管理控制层面及经济层面，它同时也和居住在这里居民的生活日常有密切关联。因此其设置不能简单归因于商业发展，而要从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综合加以考察，就其中不切实际的规划，以及其实际上付诸实施时的弹性(自设鱼鳖市)进行讨论，从而揭示了居民借助某种居住环境，去追求美好生活的天性，也表明了居住环境在居民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洛阳是北魏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中枢，甚至可以说是当时东西方文化的汇聚之都。四方附化之民在居民来源、构成、观念上均与中原农业文明人群有很大不同，他们附洛后带来全新的文化形式，展现了多姿多彩的生活面相，从而使北魏洛阳城集四夷文化各家之长，为当时新文化、新思想、新风尚之风向标。
三 政治底色：“以夏变夷”
中国古代尤其是早期城市，大多是因政治和军事需要而设，政治性是其首要功能，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正因为如此，有着草原文化气息的北魏朝廷入主中原后，锐意汉化改革，试图用华夏儒家的“礼乐教化”去同化周围不开化的“夷狄”,以达到巩固中央集权封建专制主义的目的。拓跋魏迁都洛阳后，“以夏变夷”政治思想更甚，特别是在居民的居住环境规划设计中，无不彰显中原传统文化特色，努力打造其华夏正统性和合法性的身份，这一主导思想在城南亦多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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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湾学生书局，1992,第466页。
朝廷在城南居住环境建设中凸显华夏礼制秩序。诸如洛水北岸的“三雍”礼制文化建筑，劝学里、延贤里等里坊区的命名，王肃在延贤里“斯文在兹”的文化意蕴，报德寺和秦太上公寺“宣扬孝道”的立寺缘由等，无不表现出中原华夏的城市规划意蕴；因此华表的规划设计、四夷馆和四夷里的命名、圜丘的徙入等，这些带有传统华夏色彩的符号出现在洛水南岸四夷聚集区的生活历史场景中，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具体说来，设在交通要道处的华表，从人的视角出发，再回归人的心灵，使景观与人达到共鸣；四夷馆命名方式带有承续华夏传统的政治和文化意义，从表面上看，四夷聚集区与内城、宫城分离，实际上通过大中轴线中央御道联结为紧密的一体。不言而喻，这些凸显华夏礼制秩序的建筑群所体现的教化安抚思想在国家统治中必不可少。
伊水之阳的圜丘强化了城南居住环境的礼制文化区功能。从东汉开始，帝王每年冬至都要到都城南郊的圜丘祭天礼仪，这成为展示王朝统治正统化的象征。北魏宣武帝时期，朝廷把洛水南岸纳入城市规划建设范围后，即把圜丘从城南委粟山徙至伊水之阳。很显然，这一举措可视为洛水北岸传统礼制功能在洛水南岸的延续，充分体现了北魏王朝以儒学立国的旨要，亦进一步凸显了城南作为传统礼制文化区的功能。可以想象，圜丘由南郊委粟山移至伊水之阳，这一变化不仅改变了洛阳城的城市礼仪空间格局，把洛水南岸纳入国家礼仪空间范围，更为重要的是，它加深了城南居住环境“以夏变夷”的政治底色。概言之，洛水南岸的开发，是魏廷政治运作的结果，也是朝廷进行国家治理、维护统治的重要举措，由此国家秩序得以巩固，王朝正统性得到了强化。也就是说，以南北中央御道连接圜丘、永桥及宫城，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四夷与朝廷的政治、礼仪空间的关系。不难想象，在这样的居住环境氛围下，“以夏变夷”是很自然的事了。
四夷人员附洛后出现了诸多不同程度的“汉化”。不难想见，四夷馆和四夷里聚族而居的居住环境模式，便于四夷保持本民族的特性，然而这种特性不会维持很久，他们不管是入仕为官，还是经商兴贩，或是布经传道，都不可避免地与广大汉人打交道，接受汉化习俗的影响。换言之，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性的同时，四夷附洛人员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了汉化的历程，其主要表现在对汉姓的模仿、采用汉族的土葬以并使用墓志等方面。
模仿汉姓。前文已述及，四夷附洛人员除胡商外，还有各族各国的上层贵族，他们大多是作为质子“人侍”身份附魏的。就姓氏而言，入华之中亚诸国人多以国名为姓，例如西域康国之康大农、鄯善国之鄯乾和鄯月光、鞠氏高昌国之鞠嘉、于阗国之于仙姬等。由此不难推测，“康”“部”“魏”“于”等既是一种辨认国籍的标志，也是一种对汉姓的模仿。
采用汉族土葬并使用墓志。关于四夷诸国的葬俗，史料记载如：勿吉国，“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湿；若秋冬，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焉耆国“死亡者皆焚而后葬”；龟兹国，“风俗、婚姻、丧葬与焉耆略同”；波斯国“死者多弃尸于山”；嚈哒国，“死者，富者累石为藏，贫者掘地而埋，随身诸物，皆置冢内”。①这些夷人入华后，最初是否采用这些习俗，我们还不十分清楚。不过，在当时洛阳这样的大都市，上述丧俗是不大可能被接受的。就笔者所见考古资料来看，这些人入华定居后，更多是采用汉族习俗，即进行土葬，并使用棺椁，其中身份等级地位较高者，则立墓志。如近年来在洛阳地区所发现的康大农、鄯乾、鄯月光、于仙姬等墓志，都应是比较典型的中国传统风格的葬法。此外，从出土墓志的志文来看，这些志文亦完全仿照中国传统撰写风格，无非是一些近乎程式化的歌功颂德的夸饰之语。例如鄯乾墓志志文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君讳乾，司州河南洛阳洛滨里人也。侍中镇西将军鄯善王宠之孙，平西将军青平凉三州刺史鄯善王临泽怀侯视之长子。考以去真君六年归国。自祖已上，世君西夏。君初宦，以王孙之望，起家为员外散骑侍郎，入将左右辅国将军城门校尉，出为征虏将军安定内史。春秋卌四，以永平五年岁次壬辰正月四日薨。蒙赠征虏将军河州刺史，谥曰定。其年四月改为延昌元年，八月廿六日，卜营丘兆于洛北芒而突焉……世光凉右……入蕃皇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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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00《勿吉国传》、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20、2265、2266、2272、2279页。
②朱亮：《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科学出版社，2001,第26页。
透过志文，不难发现，其行文格式和内容描述与习见的北魏志铭无甚差别，反映了当时墓志的一般特征。笔者认为，附洛夷人采用的这些中原葬俗，在西域习俗中尚未见有类似记载，毫无疑问应是受汉族影响，亦是他们汉化的一个表现。试想，这些夷人附洛定居后，难免受到汉俗浸润，逐渐采用中原习俗，故死后立有墓志也就容易理解了，且从其所立墓志的志文采用汉文标准纪年情况来看，似乎已经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了。前已述及，洛水南岸汉族人比例较大，故而这些西域人因居住环境影响使然，其汉化相对来说较为迅速。
需要说明的是，魏晋以降，因当时社会胡汉民族交融频繁，所谓胡汉之别，文化上的因素远重于种族之差异，“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①因此，对于降服人员而言，我们不能用忠诚或叛离简单加以断定，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相比之下，聚族而居的夷人更容易保存自己的传统习俗和固有文化，民族特性不易丧失，而散居者则不具备这种条件，在很短时间内即被其周围的文化，尤其是汉文化所吸入，接受一种新的文化时间愈短，原有传统丧失也就愈快。
第三节 “国阳胜地”与“四夷所居”的空间意义
从文化整合的角度来看，城南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洛水南北两岸浑然一体，即出现“国阳胜地”的盛景，正因为如此，提高区域内居住环境的共同发展意识，尤显必要。然而不容回避的是，四夷降服人员构成了当时城南居民的主体，如何看待“四夷居城南”,也就是说，“四夷所居”的居住环境在北魏洛阳城有着怎样的空间意义？很显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从时间发展的维度来分析。笔者认为，洛水两岸仅是功能构成上存在分工，都是为封建王朝政权稳定服务，因此可视为一个整体。
一 “国阳胜地”的提出及其阐释
如前所述，周边各族和异国政权络绎不绝的朝贡拓跋魏王朝，四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