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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政治区域与经济区域的日常
如前所述，居住在四夷馆一带的异族异国人员，除了设置市场用来满足日常物质生活所需外，建造宗教场所以满足其精神所需亦是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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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8、112页。
②刘曙光；《汉魏洛阳研究四扎》,载《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第264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洛阳盆地2001～2003年考古调查简报》,《考古》2005年第5期，第19～22页。
④孟凡人：《北魏洛阳外郭城形制初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第47页。
的。然而令人疑惑的是，《洛阳伽蓝记》对洛水南岸的市场着墨较多，而对这里寺院的情状却言及甚少。很显然，洛水南岸寺院稀疏的情状，与洛水北岸广建佛教寺院的居住环境形成鲜明对比，更与北魏洛阳城是“中国北方佛教中心”的地位相去甚远，这一反差不免耐人寻味。笔者认为，洛水南北两岸分属政治和经济两大区域，无论是洛水北岸佛寺香火旺盛的居住环境，还是洛水南岸市场繁荣的居住环境，无不以“以夏变夷”的统治思想意识为政治底色。
一 洛水北岸：佛教寺院栉比
佛教是胡人统治者入主中原强有力的思想工具。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动荡时代，其间宫阙丘墟，民生凋敝，人民备受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双重磨难，佛教作为“致幻剂”用来安抚、麻醉在现实中遭遇一切痛苦的人们，恰逢其时；同时它又是统治者驯服人民的精神武器，更是统治者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而巩固封建王朝政治权力的一种有效工具。正因为如此，历经北方战乱的鲜卑族统一北方后，特别需要利用儒学建立封建纲常秩序，标榜自己承续华夏传统，但同时又希望借助佛教信仰的调适功能，规范社会行为，巩固其统治政权。
众所周知，北魏洛阳城是按照儒家礼制营建的正统王都，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①,居民的居住环境逐渐演变成一座以佛寺为主的宗教之都。不可否认，文人笔下的都市描绘往往掺有复杂而多重的心情，但北魏洛阳城因佛教寺院遍布而生动鲜活却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说，尽管整个北魏洛阳城是以儒家礼仪规划营建，力求凸显拓跋魏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但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中心地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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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之《洛阳伽蓝记序》,中华书局，2010，第22～23页。
统治者的力倡，城内佛寺遍布，无疑是当时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正如有学者所言，“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将首都迁到洛阳，不仅与汉文化成功融合，而且发展出灿烂的佛教文化”。①
北魏洛阳城佛寺遍布，与统治者佞佛无不相关。通常情况下，胡人君主入主中原，往往认为从中亚、西域东来的佛教，与他们自己的族群来源比较密切，因此他们成为佛教的护法。范祥雍先生对此有详细论述，他指出，北魏都平城时，建筑寺塔，铸造佛像，佛教信仰已颇具规模，迁都洛阳后，统治者虽以中国正统自居，却无不热衷于佛教，例如孝文帝“善谈老庄，尤精释义”“每与名德沙门，谈论往复”；其子宣武帝元恪又“笃好佛理，每年常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上既崇之，下弥启尚；元恪死，元翊立，而实际政权掌握在母后胡太后的手里，她略通佛义，崇奉佛教，侈靡更甚。②显而易见，由于皇帝的个人喜好、朝廷的政权资助及社会风气等因素，北魏洛阳城佛教势力发展迅猛。这也意味着，宗教必须依靠统治者的力量来达到它推行教义和牟取僧侣特权的目的，诚如晋释道安所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③。
北魏洛阳城佛教寺院的增多，逐渐改变着最初城市规划的空间布局。
神龟元年(519)冬，尚书令任城王元澄有感于洛阳城中佛寺泛滥的局势，曾上书说道：“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自迁都已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侵夺细民，广占田宅”,④尤其是建义元年(528)河阴之变以后，“朝市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⑤可见当时都城土地兼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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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占仓等：《千年帝都洛阳人文地理环境变迁与洛阳学研究》,《中州学刊》2016年第12期，第120页。
②参见(北魏)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6～8页。
③(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5《义解二•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中华书局，1992,第178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第3045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第3047页。
象十分严重，寺院广占土地，侵夺百姓，洛阳城居民的居住环境“拱手让给”了佛教，洛阳城无疑成为佛教理念笼罩下的神圣都城，
洛水北岸居住环境以“崇佛场所”为主要格局。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在洛水北岸传统礼制文化区东西两侧，分布着诸多佛教建筑，且佛塔明显高于明堂等礼制建筑(需要提及的是，北魏洛阳时代洛水北岸“三雍”礼制建筑营建迟滞，其中明堂和太学于北魏洛阳末期方才落成，而辟雍和灵台并为建就),给这里的世俗居住环境带来了巨大的视觉冲击。不难想见，佛寺作为洛水北岸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密布在“半成品”性的礼制文化建筑两侧，其实质功能似乎在从视觉层面，表明某种国家统治的理念。诚然，洛水北岸作为历代传统的“崇礼场所”,到北魏时期却演变为以“崇佛场所”为主的格局，这与“北魏洛阳城是当时北方佛教中心”①的时代背景是相吻合的。这意味着，北魏洛阳时代，洛水北岸佛教高于儒教的理念，都外化于周围密布的佛寺建筑群了。
佛教是统治者推行儒家教化的工具，其实质是为王朝政治服务，诚如陈建魁先生所言：“西域佛家文化和儒家文化等的相互激荡下，各色人等在洛阳交错而居，呈现出一派和谐共处的局面。”②随着佛教信仰在城市社会中的渗透，寺院逐渐成为居民思想意识中除了儒家礼仪观念之外的又一神圣场域，“这种场域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的活动场所，不仅是城市围绕在强烈的宗教色彩之中，同时这种场域的自由出人性和相对平等性促使了大量民众的聚集、围观和交流，成为城市在规划建设之外自发形成的融入民众实际生活中的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公共化场域”。③然而，佛教和儒学毕竟是两个思想理论体系，故而“引儒入佛”尤显必要了。正因为如此，“在南北朝抢占中华文化制高点的大背景下，鲜卑人锐意汉化，将佛教融入汉化的大潮之中，加速了西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融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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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139页。
②陈建魁：《洛阳学与地方学研究》,《中州学刊》2016年第12期，第136页。
③郝鹏展：《公共空间、城市传播与社会控制——基于隋唐长安城的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第123页。
印度佛教逐渐发展成为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①
洛水北岸寺院体现儒学意涵。寺院是北魏洛阳城僧尼修习讲学的场所，也是皇室、公卿、庶民供养的对象，它们和世俗社会有着密切关系。我们注意到，洛水北岸几座大寺院都和北魏皇帝关系密切，诸如报德寺是孝文帝所立，景明寺是宣武帝所建，秦太上公寺则是胡天后主持营建的，等等。尽管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里对报德寺的描述寥寥，但对其周围建筑物着墨相对较多，诸如宣扬儒家传统礼教的汉国子学堂、劝学里和延贤里等。既然这座佛寺营建的初衷是为祖母冯太后追福，在某种意义上也表达了孝文帝对先祖的景仰，而把寺址安置于传统礼制文化区的边缘来看，这应是孝文帝有意而为之举，这都与儒家传统孝道有着相通之处。据《魏书•释老志》所载：“先是，于恒农荆山造珉玉丈六像一。(永平)三年冬，迎置于洛滨之报德寺，世宗躬观致敬。”②从宣武帝亲临报德寺并置贡佛像这一史实不难看出，朝廷不仅仅把佛教当作宗教信仰，更重要的是把佛教作为政治工具，存续孝文帝朝感怀先祖，宣扬儒家孝道的意旨。与报德寺的建寺主旨有着同一性的秦太上公寺，是胡太后“为父追福”而建，似乎是统治者借此宣扬儒家孝道精神无疑的了。又如，景明寺巡像的盛大场景，使佛教节日庆典的政治性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量，从而巩固了统治者的权力，确立了其统治的合法性。
洛水北岸寺院增多，公共空间的扩大，这种新的居住环境，给居民之间的“关系”“交流”带来了新的变化。随着城市寺院空间的扩展，里坊居民区空间不断收缩，寺院融入里坊中，故而封闭的里坊所具有的禁锢自由、限制活动的作用随之逐渐淡化，相反，却促进了居民走出厚重的坊墙，涌进寺院进行广泛的交流，佛事活动成为居民生活重要内容，洛阳城居住环境染上了佛教色彩，凸显浓郁的时代气息，恰好反映出北魏洛阳所谓的“佛寺之城”的城市特色。诚如汤用彤先生所说：“洛中自汉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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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建军等：《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基遗址新出土的彩绘泥塑造像》,《文物天地》2018年第10期，第69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第3041页。
已被佛化。”①
概言之，洛水北岸佛寺群的空间分布，与礼制建筑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佛寺和礼制建筑既对立又统一。恰如有学者所言：“佛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曾起到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为社会稳定、济贫扶弱、人类精神生活的健全、道统的维持等，都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当宗教与政治结合，其负面影响越来越大。由于政治把太多的世俗功利引入佛教，使佛教原本的宗教纯洁性日益庸俗化，自此佛教也就变成了政治的可怜嫁衣。北魏统治者便是这种理论的实践者。但他们的实践并不成功，体现在他们对佛教的政策上，就是一直徘徊在传统与现实之间，理智与矛盾之间。”②
二 洛水南岸：经济文化区
众所皆知，洛阳盆地的土壤和河流灌溉，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但是这里地域狭小，农业发展受到了极大限制，因此，班固在《汉书》中说：“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③也就是说，洛阳盆地地势狭小，农业生产潜力有限，不像关中平原有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之利，有“陆海”之誉。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早在西汉时期，史学家司马迁已经注意到洛阳盆地“居天下之中”的区位优势，加上丰沛的水资源带来的水运交通之便，城市商业一向兴盛④,这里的居民历来有着经商习俗⑤。由此看来，尽管洛阳盆地地域相对狭小，但其“天下之中”的地缘优势，形塑了这里的水资源利用偏重于商业交通漕运，而非农业灌溉的用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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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第96页。
②王继训：《从元澄奏折看北魏佛教的传统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8月2日。
③(东汉)班固：《汉书》卷40《张良传》,中华书局，1962,第2032页。
④参见曹尔琴《洛阳：从汉魏到隋唐的变迁》,《唐都学刊》1986年第1期，第8页。参见(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东贾齐、鲁，南贾梁、楚。”中华书局，1959,第3265页。
⑤参见(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中华书局，1959,第3279页。
拓跋魏入主中原后，逐步改变其落后的生产方式，特别是推行均田制、三长制等封建生产关系，大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太和十七年(493),北魏孝文帝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①为目的，从平城迁都洛阳，以承继发挥汉晋洛阳城南传统的伊、洛水运航道之利。城南优越的水环境，加上朝廷重视水利兴修，以及居民在日常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对洛水水性的认识和实际控制能力的逐步提高，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洛水之滨一派繁盛景象②。
北魏洛水南岸居住环境曾引起学界的较大兴趣。陈寅恪先生明确指出城南开发与伊、洛水道密切相关，他认为：“北魏洛阳城伊、洛水旁及市场繁盛之区，其所以置市于城南者，殆由伊、洛水道运输于当日之经济政策及营运便利有关。”③宿白先生与陈氏观点相类似：“这里扼洛阳水路要道，是当时洛阳最繁盛的所在。”④张乃翥先生详细描画了洛水两岸的“国阳胜地”,并述及洛水之畔的四通市，指出：“这一邬埠市场对北魏国都的商业生活起到了重大的调制作用，不仅促进了中外商客的物资交流和中州资源的集散，尤使洛下方物率先活跃于京畿商场。”⑤正如何炳棣先生所认为：“北魏洛都的坊里制绝不仅是京都土地利用的制度，其最主要特征是京都全盘的社会经济设计。依照当时的社会阶级观念，北魏政府将洛阳城郭坊里划成若干社会经济性能不同的区域。因此，北魏洛阳的坊里制充分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制度。”⑥可见，随着社会发展，经济因素的影响越来越突出。
经济社会的变迁，引发新的城市居住环境，二者往往紧密相关，诸如洛水南岸的开发，是传统经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通常情况下，在水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