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大全睡前故事北魏洛阳城南的居民与居住环境(43)

(二)“耻居四夷馆”说
黎虎先生认为，四夷馆和四夷里或多或少包含着政治上的歧视，尤其是以“正朔所在”自居的南来降服人员，更是以居此为耻①。笔者认为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
首先，从居民层面来看，尤以秉承“正朔所在”的南人为甚。例如，南朝齐宗室萧宝夤及其随从张景仁附魏后，居住在归正里，后以“耻与夷人同列”“住此以为耻”为由，分别徙居内城永安里和城东孝义里。《洛阳伽蓝记》有明确记载：“景明初，伪齐建安王萧宝夤来降，封会稽公，为筑宅于归正里，后进爵为齐王，尚南阳长公主。宝夤耻与夷人同列，令公主启世宗，求入城内，世宗从之，赐宅于永安里”；“(张)景仁，会稽山阴人也。景明年初从萧宝夤归化，拜羽林监，赐宅城南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景仁住此以为耻，遂徙居孝义里焉”②。此外，裴谭墓志志文以“洛汭里”代替“归正里”表述方法，曲折地表达了四夷里的居民对其居住区里坊名称的不满，可见当时社会流行“耻居四夷馆”的说法。
其次，从社会层面来看，“耻居四夷馆”应是当时的流行看法。《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居住在城南的平民荀子文因“城南有四夷馆”而遭到同学李才讥嘲的故事
(城南)高阳宅北有中甘里。里内颍川苟子文，年十三，幼而聪辨……正光(520～524)初，广宗潘崇和讲《服氏春秋》于城东昭义里……时赵郡李才问子文曰：“荀生住在何处？”子文对曰：“仆住在中甘里。”才曰：“何为住城南？”城南有四夷馆，才以此讥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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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黎虎：《北魏的“四夷馆”》,《文史知识》1986年第1期，第74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115、89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5页。
由此不难推想，四夷馆社会地位较低，应是当时包括寻常百姓在内的普遍看法，大约并不为过。进而言之，赵郡李才的观点代表了时人对洛水南岸的普遍观感和想象：四夷馆是城市版图中的边鄙异质之地。
笔者认为，“耻居四夷馆”的社会现象，与四夷人自身生理特点及生活习惯也不无关系。尽管大多数四夷人进入洛阳后，既带来了中亚、西亚的饮食、医药、香料、织锦、玻璃、葡萄酒等物质文化，也带来了西域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文化，丰富了北魏洛阳城居民的生活。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夷人在体态相貌、服饰装扮、生活习俗、思维习惯等方面，都与本土汉人有着显著区别，占城市居民多数的汉人难免会产生对夷人的鄙视排拒的心态。
如众所知，胡人“体有臊气”,据陈寅恪先生考证，所谓“狐臭”,专指西域胡人之体气：“由西胡种人而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倘仍以胡为名，自宜有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①自中原王朝通西域后，西域胡商、僧侣等迢迢而来，“狐臭”与“胡臭”相通成为对胡人歧视性的代称，“六朝隋唐时期盛传的狐怪故事，相当一部分与胡人之生理特征、文化习俗与技能特长有关”②。例如《洛阳伽蓝记》就记载了胡人(狐魅)神怪奇异的民间传说：
(大)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新车为事。有挽歌孙岩，娶妻三年，妻不脱衣而卧。岩因怪之，伺其睡，阴解其衣，有毛长三尺，似野狐尾，岩惧而出之。妻临去，将刀截岩发而走，邻人逐之，变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后京邑被截发者，一百三十余人。初变为妇人，衣服靓装，行于道路，人见而悦近之，皆被截发。当时有妇人着彩衣者，人皆指为狐魅。熙平二年(517)四月有此，至秋乃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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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42页。
②王青：《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273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44～145页。
北魏洛阳城居民孙岩，娶妻三年后方才发现其似野狐。姑且不论故事中的荒诞细节，仅就借“狐”(胡)隐喻影射，被描写成魅惑诱人的“狐狸精”和“狐妖”,这一负面形象似乎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外来移民抱有偏见不愿接纳的背景。文人尚且如此，一般民众对胡人生理特征的歧视就可想而知了。进而言之，北魏洛阳胡人的居住环境有着不容乐观的被隔阂的一面。诚如有学者所言，“狐往往是对西域胡人歧视性称呼，早期志怪中的很多狐怪故事，往往是对西域胡人生活的歪曲性影射”。①
由之，不论是城市居民的感受，还是当时社会的主流认识，居住在四夷馆都是“耻”的。笔者以为这种现象可追溯到国家层面，那就是四夷馆以“金陵”“燕然”“扶桑”“俺 ”“归正”“归德”“慕化”“慕义”“狮子”“白象”等词定名，本身就包含着些许政治上的歧视。也就是说，朝廷借此推行“王化”,或“变夷为华”,或“化蛮为夏”,无不彰显中原王朝文治武功的理想境界。这意味着，四夷馆的诸名称，作为一种符号和象征意义，很显然是统治者为体现其“天命”或“正统”而有意策划出来的，从一开始就多少含有政治上的歧视，继而在社会上形成“耻居四夷馆”的一般性认识也就不足为奇了。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耻居四夷馆”的社会现象，展示了国家意识形态、精英造势与民间舆情之三边互动的历史实相。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四夷馆经过二十余年发展，以居此为耻的观念逐渐淡化。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尽管儒生荀子文因居城南而遭到同学李才的鄙视，他亦进行了反唇相讥：
“国阳胜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涧，伊洛峥嵘。语其旧事，灵台石经。招提之美，报德、景明。当世富贵，高阳、广平。四方风俗，万国千城。若论人物，有我无卿!”(李)才无以对之。崇和曰：“汝颖之士利如锥，燕赵之士钝如锤，信非虚言也。”举学皆笑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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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青：《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253页。
②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5～126页。
这段对话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时人对四夷馆的认识在发生变化，耻居四夷馆的社会现象在北魏洛阳后期已然趋于弱化。很显然，这一观念的转变固然涉及多方面因素，但四夷馆居住环境的改善无疑是众多导因之一。可以肯定地说，四夷馆的设置，使附洛四夷居住问题有了制度性保障，加上朝廷所营造的宽松民族政策，自然吸引异族异国人员源源不断地来此定居，他们为了追求富足生活的愿景，和朝廷官员共同努力，对居住环境不断地精微适应和塑造，创造了较为适宜的生活空间。
综上，北魏迁都洛阳后，由于四方归附人员骤增，其时将城区扩展至洛水南岸。为了安置这些四夷人士，朝廷设置四夷馆，以满足这里居民的日常所需，然而当时却流行以居此为耻的社会现象。接着的二三十年里，四夷馆汇集了数量更为庞大的异族异国人员，他们为了追求理想居所，巧妙利用其居住环境，创造了较为适宜的生活空间。也就是说，四夷馆居住条件在改善，吸引力也在增大，故而由“耻居”到“乐居”,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此外，通常情况下，附洛四夷人员久居后，往往成为城市的常住居民，若干年后，其外来户的身份渐趋淡化是较容易理解的了。
概言之，四夷馆居住环境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是朝廷官员和各色人等、各种不同心态、经历、际遇、沉浮的居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开辟了众多建筑场地，密集的永久性定居点、繁盛的商贸场所、从事宗教活动的专用建筑物、纪念性公共建筑等，再现了一个时代的情境。诸如“近伊、洛二水，任其习御”的吴人、“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的西夷人、宦官刘腾主持修缮“永桥”以及秋来春去的北夷“雁臣”等，是不同居住人群通过对一定自然环境的改善利用，创造出的不同文化景观。
可以说，北魏统治时期，是洛阳城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而宣武帝执政初期规划发起的洛水南岸拓展工程，在洛阳城市发展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
三 择高而居与城南空地
“古代国家文明要体现可持续性，就必须考虑适宜的自然环境条件；古人如果在某些不适合人类生存居住的环境中长期活动，就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维持，这些非生产性的耗费，在古代是很难持久的。”①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懂得选择比较优越的环境作为自己的栖身地。早在先秦时期，择高而居观念已经存在于古人对于环境的感知和创造之中。
北魏营建都城洛阳时，“和以前兴建平城相似，都是把地势较高的汉以来的旧城，至于中部偏北，然后在其低平的外围，主要在东、西、南三面兴建郭城”。②这种巧借自然、利用自然条件的智慧在城南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如，洛水两岸择高而居的布局，就是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地形的成功实例。
洛水北岸之古“亳坂”微高地。这一带地形隆阜，地势较高，视野开阔，自东汉以来就为历朝统治者所青睐，是中原王朝传统礼制文化区所在。也就是说，古“亳坂”不只是一个与地貌相关的地方概念，它的微高地的地貌特征及其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政治空间，都曾经历了长久的历史变迁。由此可见，古“亳坂”在早期文明起源并持续发展的环境适应方面，劳动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优势。
洛水南岸之阶地。通常情况下，伊洛夹河滩为城市中的低洼地带，历史时期易发生水患，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然而古人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居住环境选择的经验，往往选择滩地内河流拐弯处的内侧作为居住的首要选址。根据现代物理科学的水力惯性原理，水流冲击河岸时往往携带大量泥沙，随着时间的推移，凸面的河岸会逐年溃退，而凹面的河岸却会逐年增长，从而使居住在凹面河岸的居民获得更多的土地。故而古代的村落、城邑等聚落大都有逐河而居的传统，并不约而同地处在河流转弯凹面的一边为多。
显而易见，河流凹面地势较高的阶地，无疑是伊洛夹河滩中一处理想的生活场所。这一高地对于四夷馆的兴建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使四夷馆周围水患减少，也从侧面反映了居民对居住环境的最佳适应与应对。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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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晓峰：《上古城市景观的衍变》,《光明日报》2018年11月25日。
②参见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第42～43页。
为如此，四夷馆坐落在一个面积较大的高地上，成为夷人的落居之地就是很自然的了。换言之，由于受高地地形条件的限制，四夷馆主体建筑大都设置在这一高地是，从而使建筑分布较为密集。也就是说，四夷聚居区为朝廷精心规划而非随意安排的、地处高地的一个密集的民族聚居地带。诚如唐晓峰教授所言：“有缺陷的环境不一定是坏事，它会激发人类的勇气和智慧，战胜自然界的困难，创造出新的人文成就。”①简言之，“人地关系的好与坏，其根源不在于地而在于人”。②故而那种“就城市的本质来说，这种规划(指里坊制度)本身并无奇巧可言，设计上不需要独具匠心，无非是简单的几何学式划分，它不必考虑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只是选择了迅速、平均分配的原则”③的看法似乎过于武断了。
一般来说，城市总体规划是依据当地的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历史情况、现状特点等统筹兼顾，综合部署的结果。北魏洛阳城南居住环境的规划，是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对局部地区的土地利用，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空地(或许可以说包括园圃、山林、川泉甚至农田，还有待更多资料的发现以证实)的留存是很自然的事情，它是给未来城市发展预控的备用空间，通常情况下，随着城市开发的不断深入，土地利用程度的日益提高，空地则会逐渐减少。
洛水北岸东、西遥相对应两块空地。据《洛阳伽蓝记》的描述，“崇虚寺，在城西……高祖迁京之始，以地给民，憩者多见妖怪，是以人皆去之，遂立寺焉”。④鉴于城南西部除道教寺院崇虚寺所形成的居住环境，不见更多建筑物的记载，暂可推测这一地带存有大片空地。是书又言：“(劝学)里内有大觉、三宝、宁远三寺。周回有园，珍果出焉，有大谷梨，承光之柰。承光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于京师。”“龙华寺，广陵王所立也。追圣寺，北海王所立也。并在报德寺东。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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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晓峰：《文明是“忙出来的”》,《北京日报》2018年4月9日。
②张远广等：《人地系统与人地关系浅析》,《国外人文地理》1988年第2期，第20页。
③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载《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73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6页。
师寺皆种杂果，而此三寺园林茂盛，莫之与争。”①由此可以推知，这里除分布着8座寺院，不见其他建筑物记载，由于所在地偏僻，远离城市繁华中心，不便于居民聚集，存在大片空地的可能性较大。
洛水南岸空地。如众所知，北魏洛阳洛水南岸矗立着著名的四夷馆，然而不容忽视的是，除了这片高地被魏廷充分规划利用外，其周围仍是大片未能纳人政府规划的空白地带，对此，刘曙光先生精辟地指出：“古伊水从今王疙垱村东作西南—东北向流，经今相公庄东，至今东大郊村东南与古洛水相交，在伊水古道的西边，曾有两条伊水支渠大致由南向北流入洛水。这样，沿洛南御道两侧的所谓‘预留扩展地段’上反复出现了切割现象，从而使得当时不可能出现一个形制规整的南外郭城。”②由此可见，古人在选择居住环境时，往往趋利避害，恰如其分地利用之。此外，因岁月久远，历史变迁，作为洛阳盆地最低部分的伊、洛水之间夹河滩地带，屡遭洪水侵袭，经考古调查，基本上属于遗址空白区③,目前我们只能依据文献推测其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