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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牛敬飞：《论魏晋南北朝北郊神位之演变》,《学术月刊》2017年第1期，第158～159页。
②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86～190页。
③魏斌：《思想的圖丘》,《读书》2017年第6期，第23页。
④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86～190页。
行为处事紧密相连。北魏洛阳城南鲜有圜丘祭天活动的记载，与北魏朝廷佞佛、诏禁天文学及灵台不营等举措相印证。进而推测，这一现象更与以游牧民族起家的北方拓跋鲜卑部落没有全盘接受中原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存在某种区隔紧密相关。
小 结
北魏宣武帝即位初期，随着城市居民数量剧增，在全城最低处的伊、洛水交汇地带，拓建新城，即把城南伊、洛水之间的蛮荒区域开发为四方归降人士的聚居区。通常情况下，地势低平的伊洛夹河滩，不适宜作为最佳居住环境，然而智慧的古人，择其相对高地上营建四夷馆，并利用这里良好的水资源及便利的水交通，发展商业市场和各种生活配套设施，吸引更多的人口定居于此，洛水南岸逐渐由空旷荒野演变为宜居的文明聚落，四夷之民逐渐成为城南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时间，体貌有别、风俗不同的外来之风，使洛水南岸汇聚成五光十色、奇资异彩的景观，生活气息变得更为生动。这意味着，在居住环境同一的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采用不同的方式，利用并改造其所居环境，创造出不同的文化景观。
诸如“近伊洛二水，任其习御”的吴人，即为近水居民利用水域、为追求美好生活而利用改造其所处居住环境的成功实例；通过“雁臣”这一举措，北魏实现了使北夷柔然归附的目的，吸引了诸多北夷首领及其侍子前来朝贡降附，可谓附洛北夷居民在北方高凉和中原暑热两种居住环境之间巧妙适应的范例；“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的西夷人，无论是自发营建鱼鳖市，还是菩提寺，都是对其居住环境不断改善、增强吸引力的有力举措；南阳公主和寿阳公主与南朝降魏的皇室权贵婚配后，曾是洛水南岸的居民是很自然的，然而她们作为皇室成员，这里的居住环境显然与其高贵身份不对称，故而出现徙居城内的史实就不难理解了；四夷聚集区可谓“四方风俗，万国千城”,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夷人嫠面风俗出现在北魏洛阳城，这显然是西夷居民的异族之风对洛阳城居住环境浸染的实例；北魏洛阳城曾生活着西域高昌国的“昆人”,他们作为洛水南岸的居民，由于身份卑微，社会地位低下，在某种程度上与当时所社会标榜“耻居城南”的居住环境是相吻合的。
北魏宣武帝即位初期，将城区拓展至洛水南岸，除了四夷馆和四夷里主体建筑外，陆续增辟商贸市场四通市和鱼鳖市、佛教寺院菩提寺和归正寺、崇礼场所圜丘，并修缮永桥以及规建白象、狮子二坊等，这些建筑配置基本上能满足本区域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需。
北魏洛阳城最有名的街道是纵贯南北的中央御道。它从宫城南面的阎阖门始，沿铜驼街向南，出内城南面的宣阳门，再由四里外的洛水经永桥，直通伊水之阳的圜丘止，总长度约为10里，其中永桥至圜丘之间的“御道”长度约为5里，宽度应为40～42米。它与各里坊巷道相结合，共同组成洛水南岸的街道网。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交通和管控的功能，中央御道是供皇帝出行使用的，然而其洛水南岸部分的情景与皇城范围内的部分迥然有别，没有多少权力象征的意义。
永桥，作为中央御道上的建筑物，其修建时间大约在神龟元年(518)左右较为妥当，很可能是在“浮桥”基础上加以修整增饰而成的，即“永桥”与“浮桥”应是同一座桥梁在不同时段的称谓。永桥上的华表装饰彰显着中原传统文化的精神气韵，这种装饰考究的设计，与四夷馆的居住环境是相对称的。要之，孝文帝朝为这座桥梁的草创阶段，宣武帝时期，这座桥梁在城南交通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孝明帝时期，“浮桥”在沟通洛水南北的重要性亦日益凸显，朝廷遂修缮增饰之，并易名为“永桥”,更显壮丽景观。
北魏宣武帝即位后，朝廷在洛水南岸营建了四夷馆和四夷里等里坊居民区。除设置坊里制集中管控四夷外，四夷馆和四夷里的取名用“金陵”“燕然”“扶桑”“俺 ”“归正”“归德”“慕化”“慕义”等词为其居所定名，以凸显北魏的华夏正统地位，最终完成对这里的“文化改造”,形成文化认同，表达对四夷的征服和控制，进而展现万国来朝的盛况，这亦是居民与居住环境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为北魏洛阳时代的政治特色之一。
不可否认的是，四夷馆和四夷里的设置还远不完善，但其在北魏洛阳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洛水南岸呈现“四方风俗，万国千城”的国际性风貌，其中西域各族群由于背景复杂，国家众多，可谓殊俗异观，奇异多姿；北夷人士有着鲜明的北方塞外草原民族特质；东夷诸部族既有中原文化的特质，同时也保存了许多草原文化的色彩，体现了其文化的多元性；南朝降附者虽为汉人，却又有着典型的南方饮食习俗。很显然，四方附化之民在人群来源、构成、观念上均与中原农业文明人群有很大不同，他们附洛后带来全新的文化形式，展现了多姿多彩的生活面相。此外，洛水南岸还有颇含西域色彩的白象坊和狮子坊，由此可窥见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
洛阳自古有经商习俗，为适应居民生活需要，北魏洛水南岸设置了“四通市”和“鱼鳖市”两个市场，既考虑了商品流通之便，又关照了居民生活习惯，这对城市经济发展极为有利。其中四通市作为国际性市场，销售的主流产品主要是殊方异物、奇珍异宝之类，诸如马匹、牦牛、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西域香料、胭脂、金银珠宝物品和首饰等还有本土自产的果蔬，又有水产类商品。除了四通市，吴人自发形成了专售水产品的市场——“鱼鳖市”,以满足南人对水族之货的习俗所需，这一创举不仅充分显示了民间的创造力和创新力，亦是附魏南人为追求适宜居住环境的成功实例。此外，鉴于市场是居民日常交流信息的重要场所，有学者认为，洛水南岸居民的居住环境具有封闭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洛阳伽蓝记》对洛水南岸的市场着墨较多，相比较而言，对这里的寺院仅是简单提及，足见洛水南岸寺院的影响力不及市场所呈现的效果。这里寺院稀疏的情状与北魏洛阳城是“中国北方佛教中心”的说法失之千里，不免耐人寻味，然而洛水南岸佛寺稀疏现象与当时居民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实际情况是相适应的。
南郊圜丘祭天是中原王朝的国家祭祀，故而位于中央御道终点的圜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遗憾的是，北魏洛阳时代鲜有圜丘祭天记载，如此重大的事件史书漏记或略记的可能性较小，有学者指出，拓跋魏游牧性祭天活动，借助于圜丘的外衣在都城洛阳得以延续，而不是以中原传统经学为依托。这意味着，拓跋魏入主中原后，鲜有祭祀圜丘的传统的社会现象，是有着深刻历史根源的。
要之，城市居民的大规模增加，足以改变当时城市居民生活的性质和内容，居民和居住环境始终呈现动态演变关系。正如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说：“无论在短时段或长时段，无论在地区的局部范围内或就世界的整体规模而言，一切都同人口数字及其波动相联系。”①据此可以有把握地说，北魏都洛期间洛水南岸得到了有效开发，城市功能分区较之汉魏更为明确，规划布局更趋完备，亦由此开创了跨洛水营建新城区的成功实例，为隋唐洛阳城所效仿②。北魏洛阳城的规划手法，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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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第29页。
②参见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第40～48页。
第五章 城南居住环境的总体特征与环境意象
北魏洛阳城在拓跋政权的统治下，在汉晋洛阳城的废墟上，迅速集聚近六十万人口，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获得了跃进式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城南经过二十余年发展，变成了宜居、繁盛的新城区。然而由于历史、政治以及经济等原因，城南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蜿蜒东流的洛水分割成地域性明显的南、北两部分，即洛水北岸和洛水南岸两个区域共同组成的复合体。具体而言，洛水北岸是成片的历史传统区，既有诸如“三雍”礼制文化建筑和“堰洛通漕”等历史性的特色空间环境，又有新营建的佛寺建筑群及居民里坊区，因而各区块之间略显参差；洛水南岸则是新拓展区，有着相对严格的规划，其主体建筑诸如里坊、市场、寺院及圜丘等，基本上满足了四夷宾服者的日常生活所需。
要之，城南非均质同一的实体，洛水两岸在城市发展阶段和功能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其中北岸呈现历时性，属于皇家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规划思想，南岸则是新拓展区，属于四夷宾服者汇聚的场所。不同居住环境之间在自然环境、居住人口及其生产生活方式、文化形态等各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比较而言，把全城最低处纳入城中，洛水南岸居住环境拥有更大的想象空间，这里成为朝廷重点拓展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一地区拥有相对广大的未开发土地。显而易见，这种现象是经济社会大发展的召唤，亦是城市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路转换，为隋唐洛阳城跨河营建新城区提供了实例。
尽管北魏洛阳城南不同的居住环境呈现出不同的功能，然而在“以儒治国”的主旨下，最终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由此可视其为一个整体“区域”,即洛水南北两岸是一个系统的统一体。
第一节 居住空间的分异与格局
如前所述，与汉晋洛阳城仅在洛水北岸略有经营有所不同的是，北魏洛阳城南居住环境是在洛水两岸充分展开的，其中洛水北岸是传统礼制文化区，洛水南岸则是四夷聚居区。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城南居住环境充分展示了妙借自然、利用高地地形进行规划设计的巧思，且存在大片未开发的空地。
一 洛水北岸：传统礼制文化区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南北分裂的大动乱时期，按照历史的惯性，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似乎中原才是决定天下走势的核心区域，江南虽腹地广阔，不过是帝国的边鄙。因此，各朝统治者都力图通过城市规划建设，来彰显其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借此在南北政权之争中获得一种话语权，其中以游牧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的北魏王朝尤甚。
正如前面所说，自东汉以来，洛水北岸就是著名的礼制文化区。基于此，历代王朝在此经营都城时，均在前朝“三雍”礼制建筑及太学旧址上，修葺殿堂房舍，因循营缮之，其范围西起平昌门外大道西侧，东至开阳门外大道东侧部分区域，为历朝相袭的崇礼场所，许多重大政治活动均在此进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起于朔漠荒土的北魏迁都洛阳后，统治者锐意汉化改革，力主打造华夏正统的代表，故在中原礼制文化建设方面更是不遗余力。诚如康乐先生所言：“(孝文帝)改革的内容虽然反复多端，总归起来是以礼制的重整为其核心……借由礼教文治的提倡来争取汉人士族的认同。”①故而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从都城规划设计、建筑渊源形制、礼仪祭祀、服饰语言、姓氏籍贯等方面锐意汉化更是自不待言。显而易见，整个国家机器和社会的制高点以儒学礼制至上，这是拓跋魏社会发展的主线。也正因为如此，“至北魏晚期，尽管鲜卑人的一些民族生活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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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稻乡出版社，1995,第30～31页。
仍在延续，但上层人物的民族认同趋汉并主动融人汉人社会已成为主流”①。
我们可以从当时的侍读制度和释奠礼等活动，来窥知北魏王朝以儒学治国的主旨。据刘军先生考证，“北朝统治者为提高自身素养，效法东晋、南朝设立了侍读制度。侍读的职责是陪伴皇帝、太子及宗室王公读书学习，向其传授知识和汉族礼法，监督、规谏其日常行为”。②由此可见，侍读制度对于提高北魏皇室成员的文化修养和执政能力具有积极意义。为了推行教化，北魏洛阳内城还设有国子学堂，“内有孔丘像。颜渊问仁、子路问政在侧”③,统治者经常在此举行释奠礼活动。对此，刘军先生敏锐地指出，“释奠礼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他所表达的是褒崇先师、敦宗儒学、宣扬文教的准则。时至今日，释奠礼也是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北朝时期，草原民族相继入主中原，出于统治需要，他们抛弃部落遗俗，效仿汉族以儒术治国，举行释奠礼是其‘变夷从夏’最为显著的表征……北魏孝明、孝武二帝曾亲临此地举行释奠。国学释奠因具有宣扬文教的象征意义，故备受重视”。④透过释奠礼活动不难看出，拓跋魏都洛期间，始终践行着传统的儒家观念。由此可以想见，儒学礼制赋予北魏王朝以正统的光环，儒家文质彬彬的德行是其仪规德范。
以儒学礼制至上的立国主旨，在城南居住环境改善中不乏若干实例。比如，劝学里、延贤里等里坊命名方式，“是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产物，正如从平城迁都洛阳以及洛阳城的规划营建是孝文帝汉化的重要环节一样。它是北魏王朝改变拓跋鲜卑尚武传统，提倡以文治国，把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方针的一个具体表现”,“里的命名多选择孝、仁、德、修、昭、睦等等，也反映了儒家文化的道德准则”。⑤又如，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儒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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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建军等：《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基遗址新出土的彩绘泥塑造像》,《文物天地》2018年第10期，第67页。
②刘军：《北朝侍读考述》,《北方论丛》2010年第3期，第76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1《城内》,中华书局，2010,第2页。
④刘军：《北朝释奠礼考论》,《史学月刊》2012年第1期，第35～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