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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钱国祥《汉魏洛阳故城沿革与形制初探》,载《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438～439页；段鹏琦《汉魏洛阳故城》,文物出版社，2009,第21～23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故城城垣试掘》,《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第382～383页。
图1-2汉魏洛阳城早期城址沿革示意(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城城垣试掘》,《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第383页)
东西2500～2650米，南北1800～1900米，大致合当时的东西六里、南北四里余，是目前汉魏洛阳故城中发现最早的城址①。
东周洛阳城在西周城址基础上，向北扩建。《史记》和《水经注》等史书都提及，春秋末年周敬王时期，由于王子朝在洛邑王城发动内乱自立，晋侯率众诸侯迁敬王至成周城，其时因城狭小而不受王都，故在狄泉扩城以居敬王②,而居敬王的成周城，即为今汉魏洛阳故城处。此外，考古勘查也证实，在西周城址夯土墙的外侧，确实包筑有东周修补或增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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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国祥：《汉魏洛阳故城沿革与形制初探》,载《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438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卷4《周本纪》云：“敬王元年，晋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泽。四年，晋率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为臣，诸侯城周。”中华书局，1959,第157页。
夯土，它是在西周城址基础上向北进行扩建的，东西仍为六里，南北扩为3000～3200米，约合当时的七里，形制为不甚规整的南北长方形①。该城北墙不成直线而为曲折状，东北部城圈突出于北墙外，很可能与文献记载中所提到的毁“狄泉”、将其水域扩入城内的这种变化有关。该城由于地处天下之中，水陆两路，四通八达，在战国时期日渐成为中原地区最大的商业都市②。
秦代洛阳城在东周城址基础上，向南拓展，奠定了汉晋洛阳城的规模，并已有南、北二宫。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洛阳设三川郡治，封吕不韦为文信侯，食邑洛阳十万户。吕不韦遂增扩东周成周城南部，使城址规模达到东西六里、南北九里的规模，即俗称的“九六城”。这次扩城，在汉魏洛阳故城形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东汉、曹魏、西晋洛阳城及北魏洛阳的内城，都是在这个城址基础上修建沿用的③。也就是说，秦代奠定了汉晋洛阳城的规模，且已有南、北二宫④。可以肯定地说，南北两宫制度，是汉魏洛阳故城早期宫殿建筑布局的显著特征。
西汉洛阳城是全国著名商业都市。西汉初年，刘邦幸洛阳南宫，欲建都于此，后因故徙往长安，洛阳遂成为河南郡治所在。故而这一时期的洛阳城，除了沿用秦代的城圈规模与形制，基本上没有大的城市建筑活动。但据周长山先生考证，西汉洛阳城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全国著名的商业都市⑤。
二 东汉时期
东汉建武元年(25),光武帝刘秀建都洛阳，并在西汉洛阳城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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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国祥：《汉魏洛阳故城沿革与形制初探》,载《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440页。
②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第82页。
③钱国祥：《汉魏洛阳故城沿革与形制初探》,载《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440页。
④(汉)司马迁：《史记》卷8《高祖本纪》：汉五年五月，“高祖置酒洛阳南宫”。《正义》引《括地志》云：“南宫在洛州洛阳县东北二十六里洛阳故城中。《舆地志》云秦时已有南北宫”。中华书局，1959,第380～381页。
⑤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第83页。
上，广修宫殿、庙宇、园林，建成了宏伟壮丽的东汉洛阳城。新的城墙和城门，大约建成于光武帝建武十四年(38),城的平面形状近于长方形，其城圈范围仍未超出被称为“九六城”的秦、西汉洛阳城(见图1-3)。
图1-3 东汉洛阳城平面示意(采自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考古》1982年第5期，第507页)
承继秦、西汉二宫制。东汉洛阳城有二十四街，皆通向十二座城门，主要宫殿是南宫和北宫，占全城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很显然，南、北宫对峙且两宫地位并重是汉代洛阳宫城布局的重要特征①。此外，城中还有位于北宫东面的永安宫和位于西面的皇家宫苑濯龙园；城东北有太仓和武库，东南则为太尉府、司空府和司徒府；城西有金市，城东分布着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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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振华、孙红飞：《汉魏洛阳城——汉魏时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三秦出版社，2015,第38页。
步广里和永和里等达官贵族居住区。①可见，东汉洛阳城主要作为皇宫、禁苑、仓库、官署等使用，而礼制建筑、市场以及一般居民区等建筑物，大都在城外布局②。
始建“堰洛通漕”水利工程。东汉建武五年(29),河南尹王梁“穿渠引谷水(即今涧河)注洛阳城下，东泻巩川，及渠成而水不流”③；建武
二十三年(47),司空张纯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④；《水经注》则综述了这一史实：“汉司空渔阳王梁之为河南也，将引谷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不流，故以坐免。后张纯堰洛以通漕，洛中公私穰赡。”⑤透过上述材料不难得知，堰洛通漕就是修建堤堰、迫使部分洛水流入城南阳渠，以增大渠水流量而便于漕运。对此，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翔实记录了当时的漕运盛况⑥。
城南礼制建筑分布最为集中。圜丘，作为郊祀祭天场所，始建于东汉建武二年(26),坐落在城南七里的伊水之阳，规模形制可观⑦；太学则是国家最高学府，于建武五年(29)在洛水北岸营筑⑧,到了永建六年(131),立太学生房舍千余间，自是游学增盛，生员至三万多人⑨,灵帝熙平四年(175),学者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竖石经于太学门前⑩；灵台、明堂和辟雍(又称“三雍”⑪),作为中原传统礼制建筑，始建于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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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考古》1982年第5期，第74～75页。
②钱国祥：《汉魏洛阳故城沿革与形制初探》,载(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437～451页。
③(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22《王梁传》,中华书局，1973,第775页。
④(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35《张纯传》,中华书局，1973,第1195页。
⑤(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中华书局，2013,第379页。
⑥(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建春门外石)桥首建两石柱，桥之右柱铭云：阳嘉四年(135)乙酉壬申，诏书以城下漕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至，使中谒者魏郡清渊马宪监作石桥梁柱敦敕工匠，尽要妙之巧，攒立重石，累高周距，桥工路博，流通万里云云。”中华书局，2013,第379页。
⑦(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志第7《祭祀上》,中华书局，1965,第3159页。
⑧(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第83页。
⑨(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79上《儒林传上》,中华书局，1965,第2547页。
⑩(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中华书局，1965,第1990页。
⑪(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79《儒林传上》,中华书局，1965,第2545页。
帝中元元年(56)①,至明帝永平二年(59),落成于洛水北岸所谓的“亳坂”上②,地位非常重要。
具体而言，灵台是一座天文观测台，其遗址位于今洛阳市偃师佃庄镇岗上村与大郊寨之间的庄稼地里③,但从当时的地望来看，它位于平城门外御道西。我们知道，东汉时期平城门正对皇宫，在诸城门中最为尊贵，皇帝多由此出入。基于平城门的特殊地位，由此南行三里，路西是灵台，路东则是明堂(祭天享祖的场所),再向东依次是辟雍(皇帝宣儒礼教的场所)、太学。显而易见，这几个建筑物由西向东，依次排列在洛水北岸。可以想象，东汉时期这里是神圣庄严的地方，每年朝廷都要在此举办大型国事活动：成千上万太学生充当礼生，皇帝携三公九卿、文武百官、冠带缙绅，集聚于城南祭祖祀天，以保国泰民安。除城南礼制建筑群外，城北有北郊祠和六宗祠、城东有迎春祠等礼仪建筑物零星分布④。
东汉洛阳城的南市十分繁盛。作为我国蚕桑业起源地之一的洛阳及其周围地区，由于在先秦时期就已有比较发达的基础，降及秦汉时期以至隋唐之际，其蚕桑业与丝织业更加呈现一片兴旺的局面，洛阳更是中国丝绸最重要的集散地，关东各地所产的丝绸，大量汇集到洛阳，再往西运⑤。由此不难看出，东汉时期的洛阳城，与西域商业联系已然密切，是当时国内最大最繁华的商业都会，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商业盛极一时⑥。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洛阳城有三大市场，除了城内的金市(大市)外，城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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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中华书局，1965,第84页。
②参见阎文儒《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考古学报》1955年第1期，第121页；王学荣《偃师商城与二里头遗址的几个问题》,《考古》1996年第5期，第56页；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第43～45页；许宏《何以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第122页。
③陈久恒：《试论汉晋时期的洛阳灵台及其相关问题》,载《洛阳考古四十年—1992年洛阳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6,第270～277页。
④张中印：《东汉—北魏时期洛阳城市形态与内部空间结构演变》,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第28页。
⑤朱和平：《汉唐间洛阳及其周围地区的蚕桑业与丝织业》,载《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第502～522页。
⑥参见张中印《东汉—北魏时期洛阳城市形态与内部空间结构演变》,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第22～25页；王育民《论历史时期以洛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载《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第24～25页。
置马(东)市和南市两个市场，以便为一般中小贵族官僚和城市平民提供服务。其中马市在城东靠近漕渠处，是当时各方运输货物贡赋进入洛阳的孔道；南市则在明堂南面，邻近洛水，有航运之利，加上有太学生这一庞大的消费群体，应该是比较繁荣的地区①。
佛教首传于洛阳。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后，佛教有了东渐的条件；东汉明帝时，曾派使者赴西域求佛法，佛教遂在洛阳传播，但自明帝以后诸帝没有好佛者；到了桓灵之世，西域来洛僧人渐多，他们以译经、讲经及宣扬佛理为主要佛事，故而东汉末年，洛阳城中佛经译本，已有数十部之多②。
三 魏晋时期
东汉末年战乱，洛阳城遭受严重破坏，都城一度西迁长安。曹魏黄初
元年(220),魏文帝在东汉洛阳城的废墟上重建都城，其时城圈规模未超过东汉，城门仍为十二座，基本沿用前代，仅名称有些许变化。曹魏元帝咸熙二年(265),西晋都洛，基本上沿用曹魏城池，都城形制与布局变化不大(见图1-4)。
始创单一宫城制。前已述及，东汉洛阳的南、北二宫制，在我国古代都城中是一种极为独特的形制。然而，20世纪60年代考古勘探汉魏洛阳故城时，发现该城的宫城形制为整体长方形，位于大城北中部略偏西，是一座单一宫城③。考古资料证实，曹魏洛阳宫之闾阖门及太极殿位置与北魏宫城相同，都是在汉代北宫故地上营建的，而在汉代南宫位置则未见任何恢复重建的迹象。值得一提的是，据考古勘测，南墙宣阳门内御道，即魏晋至北魏时期的南北轴线大街铜驼街，北端起于宫城南门阊阖门，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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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中印：《东汉—北魏时期洛阳城市形态与内部空间结构演变》,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第23～24页。
②参见程有为《魏晋北朝河南地区佛教的传播和兴盛》,《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第73页。
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第512～514页。
图1-4曹魏、西晋洛阳城复原示意(采自杜金鹏、钱国样主编
《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第402页)
残长1650米，宽40～65米①。简言之，曹魏洛阳宫，是在汉代北宫故地重建的单一形制宫城，这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变化②。
始建军事性城堡——金墉城及马面。为了军事防御需要，魏明帝在洛阳城西北角内营建了金墉城。这里地势高亢，墙外侧修筑有马面，谷水自西来入城分流。据史载，魏明帝还在附近修建芳林园、百尺楼，重建大夏门，使东、西、南三面宫墙与北面城墙连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加之城上百尺楼能俯瞰全城，在防卫上是全城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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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杜金鹏、钱国祥主编《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前言。
②钱国祥：《汉魏洛阳故城沿革与形制初探》,载《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440～451页。
易守难攻，故而金墉城的军事作用极为明显；西晋时期，金墉城又具有离宫别馆的性质，一度成为废主弃后的幽禁之地。此外，突出于大城墙外的马面，属于城墙上的附属性建筑，也称墙垛、墩台，当地群众称之为“炮台”。1962年，考古人员在汉魏洛阳故城西墙北段、北墙西段及金墉城外侧，均发现有魏晋时期所筑的马面遗址。①这种设置于城墙外壁的墩台，其作用在于坚固防守，是都城防御性加强的表现，不难推想当为战乱频仍背景下的特殊发明。
复建增修“堰洛通漕”水利工程。《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等文献中均有魏晋人重修千金堨、开凿湖沟、九曲渎，增设长分沟、皋门桥等事迹②。这些配套水利设施的增建完善，无疑加强了该工程的供水、泄洪及漕运等功能，使之更好地为城市居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