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大全睡前故事上一章：宝石商人理查德的谜鉴定
- 故事大全睡前故事下一章：最后约翰死了
大约成书于北魏末年的《齐民要术》,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书。从所列卷目可知，其内容非常丰富，除粮食、菜蔬、瓜果、竹树、桑麻的种植与栽培，家禽、家畜及池鱼的饲养外，还包括冶陶、造酒、伐木、制造家具等工艺制作，多是正史地志等不屑于收录的内容。它反映了当时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的农业技术和庶民生活，以实用为目的，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为我们今天观察当时中原地区人们的社会生活情况，提供了另一个角度的原始文本，亦是我们更好地了解北魏洛阳城不可多得的背景材料。
北齐入魏收所撰的《魏书》,记述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历史，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最原始和比较完备的史料。该书共11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92卷，志10卷，这些内容为复原北魏洛阳城居民的来源与构成状况，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史料基础，亦是研究北魏洛阳城居住环境相对集中且重要的参考资料，更是笔者立论的支撑依据所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外，《北史》《南齐书》《北齐书》《梁书》《隋书》等正史中，有着相对分散的人物或民族传记，可补《魏书》记载之阙。值得一提的是，《资治通鉴》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可以很好地与诸多正史相互比照、核对、辨误、补缺、解读，也是一部研究北魏洛阳城不可多得的参考史籍。
此外，作为现存最早的洛阳古方志——《河南志》,是清代地理学家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它在研究北魏洛阳城史发展的诸多文献中，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内容涉及“周城古迹”“后汉城阙古迹”“魏城阙古迹”“晋城阙古迹”“后魏城阙古迹”等，不仅包括各朝代洛阳的城门、街衢、宫室、衙署、苑囿、里坊、市场等文字叙述文本，还附有各城阙图幅视觉文本，可谓对北魏洛阳城市沿革的系统化记录，能使我们较为清楚直观地了解洛阳城在汉晋魏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北魏洛阳城作为当时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诸多佛教典籍也是不容忽视的。《魏书•释老志》是正史中唯一记述佛道二教历史的“志”,为我们研究北魏洛阳城的居住环境提供了很好的背景资料。又有中古时期的一些经典佛教史书，诸如《高僧传》《续高僧传》等所载的一些高僧在北魏洛阳城传教、译经、建寺及游历等事迹，无疑丰富了北魏洛阳城居民的研究内容。另外，宋代志磐撰写的纪传体佛教通史《佛祖统纪校注》,堪称中国佛教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佛教史巨著,其中记载的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情状，对于北魏洛阳城佛教的研究有重要借鉴价值。
除了上述诸多史籍外，南朝梁萧统的《文选》和清代彭定求的《全唐诗》等文学作品中关于北魏洛阳城的零散史料，也可作为研究中的文本依据。
值得庆幸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考古人员对汉魏洛阳故城进行了大量考古勘察工作，成果丰硕，汉魏故城布局形制已基本探明，由此奠定了北魏洛阳城市研究的坚实基础，使上述文献中许多相关联的历史记载，由不能理解逐渐得以理顺并可以相互印证①。学界对此有详细总结，此不赘述。
显而易见，汉魏洛阳城遗址的考古发现，无疑丰富了洛阳城研究的学术资料，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考古出土的墓志亦是北魏洛阳城研究中的重要实物资料。我们知道，墓志记录的是墓主人的生平、职官等内容，这种不以传承历史为务的文字记载，客观上保留了大量正史中所没有收录的史料，对正史记载的不足具有补益之功，其可信度和真实性相对较高，也是复原和释读历史的重要途径。据刘连香先生统计，孝文帝迁洛之后，墓志
——————————
①详见杜金鹏、钱国祥主编《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
在洛阳大量出现，目前发现的北魏洛阳墓志392方，在全部北魏墓志中占近3/4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洛阳现存的众多墓志和实物记录了中外交流、多民族交流的丰富史实，相较于史书记载，更加客观和可信。因此，对于北魏洛阳城南的居民以四夷归附人员为主的史实，作为“石刻资料”的墓志是不可或缺的史料自不待言。
四 研究方法与对人地关系理论的理解
历史研究的本质是求真，即最大限度搜集发掘史料以复原研究对象，试图尽可能地接近历史实相。韩茂莉教授对此曾有深入探讨，她认为：进入21世纪信息时代，诸多新方法介入历史地理研究，而传统的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仍是历史地理的研究依据，无论哪一类研究方法的分析、论证都不能离开这两类资料②。正因为如此，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始终秉承这一治学宗旨——历史文献与考古发掘资料两者相互印证补充。然而，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从过去混沌、没有秩序的史料中抽取某些内容，赋予它意义和秩序，继而生产出某种历史，若要在这一过程中拒绝那种“想当然”地对往日历史的重构，抑或是停留在就事论事层面，没有一定的理论观照，是难以想象的，甚至是危险的。因此，笔者在“学术史回顾及问题的提出”中刻意凸显历史地理学的核心思想——人地关系学，正是基于对人地关系学理论有意识地推进的考量。
首先，在人地关系中，地对人的制约性，既无法挣脱，又相对可变。以居住环境为例，它是居民赖以生存的唯一物质基础和空间场所，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方面。其一，自然环境中诸如气候、地形地貌、河流系统等不同要素影响居民的生活方式。例如秋来春去的“北夷”雁臣、洛水北岸的果园以及洛水南岸的鱼鳖市等，充分展现了人对地具有无法挣脱的依赖性。其二，人文环境经常地影响居民活动的地域特性，制约着居民社会活动的深度和广度，这种影响和制约作用是随着居民对居住环境认
————————
①参见刘连香《民族史视野下的北魏墓志研究》,文物出版社，2017,第9～14页。
②参见韩茂莉《历史地理研究方法刍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1期，第15～16页。
识和利用能力的变化而变化的。例如洛水北岸儒学教育机构太学式微，该地居民荀子文需前往城东就学；居住在有“三千余家”的归正里的南朝士族夏侯道迁，大约是为了追求宽敞舒适的居住环境，在城西居民相对稀少的引水渠处修建园林以纳朋唤友①；与夏侯道迁同居一里的南朝宗室萧宝夤，却以居此为耻而徙居城内等。
其次，在人地关系中，人处于主动地位，地是可被人认识、利用、改变、保护的对象。“通常情况下，地理环境只是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至于某些可能性以某种形态转变为现实性，则取决于人类的选择。”②例如，北魏以前，水资源丰沛的伊洛水之间基本上是无人居住的蛮荒之地，北魏时期却出现了鱼鳖市场。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景明初年大量来自水乡的南人附魏后，凭借伊、洛水优越的水环境，在其居住地归正里自发设置了专门的水产市场——鱼鳖市，以满足其对水产品的需求。又如，伊洛夹河滩为低洼地带，历史时期易发生水患，不太适合人们居住，北魏朝廷却选择在洛水凹面地势较高的阶地上营建四夷馆。由此可见，“人地关系的好与坏，其根源不在于地而在于人”③。人类在利用自然方面具有选择力，并对其利用、改造，创造出宜居的环境。诚然，北魏洛阳城丰富多彩的历史和文化，就是居民对居住环境不同的利用程度和方式的产物。
再次，在人地关系中，社会生产力每变化一次，这个关系就调整一次。诚如普列汉诺夫所言：“社会人和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出乎寻常的，变化多端的。因此，地理环境对社会人的影响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中产生着不同的结果。”④洛水南岸从“无”到“有”的拓展，生产力的发展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堰洛通漕”水利工程。该工程在东汉时已出现，充分展示了古人的治水智慧。鉴
————————
①(北齐)魏收：《魏书》卷71《夏侯道迁传》,中华书局，1974,第1583～1584页。
②曹诗图、黄昌富：《正确认识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人文地理》1989年第2期，第38页。
③张远广等：《人地系统与人地关系浅析》,《国外人文地理》1988年第2期，第20页。
④〔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第170页。
于前代沟渠工程建造科学，质量高超，运行有效，北魏朝廷遂因袭增固之，并修筑了三重城垣，与汉魏晋相比，无疑增强了城市御洪能力，使得洛水南岸的开发成为可能。由此可见，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是在生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人的活动场所，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不断扩大的，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不可逾越的界限①。进而言之，随着居民文化、科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其认识、利用居住环境的能力亦逐渐增强，居民和居住环境的关系将变得日益密切，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变化，向更广更深处发展。
最后，在人地系统中，人与地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东汉到北魏，随着居民来源与构成的日益多元复杂化，洛水南北两岸居住环境自然会在原先的格局上有所变动，尤其是北魏时期变化显著。其中洛水北岸，由汉晋时期传统的“崇礼场所”演变为以“崇佛场所”为主的格局；而洛水南岸则由汉晋时期的蛮荒边缘之地，拓展为异族异国人员的聚集区，让繁华的洛阳城充满了异域情调。
综上可以看出，人地关系学无疑是我们重新理解人类历史的切人点之一。以本书为例，人地关系理论视野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抑或说借助人地关系理论方法，我们将如何重构居民与居住环境问题的研究思路？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北魏洛阳城南居民来源与构成的复原，构成本书立论的基础；其二，对洛水南北两岸的居民与居住环境的复原，可以看出，洛水两岸在城市发展阶段和功能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性，不同居住环境之间在自然环境、居住人口及其生产生活方式、文化形态等各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其三，对城南居住环境进行总体评估，可知城南包括洛水南北两岸各不相同但又相互联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要素的相应变化，即居民与居住环境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动态结构。比如，由于居民的某些不合理活动(如因佞佛而广建
——————————
①严高鸿：《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兼评传统的地理环境理论》,《哲学研究》1999年第4期，第30页。
寺院),居住环境各组成部分之间出现了不平衡趋势,即洛水北岸由传统的“崇礼”场所演变为“崇佛”场所。
基于上述分析,本书拟在人地关系学的理论观照下,试就北魏洛阳城南居民与居住环境的动态演变过程,依据若干文献与考古证据材料,来现这里的居民如何巧妙利用当地居住环境,创造较为适宜的生活空间的历史内容,试图在更深层次上揭示某种历史现象：尽管北魏洛阳城南不同的居住环境呈现出不同的功能,但在“以儒治国”的主旨下,最终都是为统台者服务,由此可视其为一个整体“区域”,即洛水南北两岸是一个系的统一体。
第一章 北魏洛阳城的变迁及其城南的拓展
洛阳，地处天下之中，四周群山环抱，诸多河流纵横其内，山间河谷关隘错峙，既为战略要地，易守难攻，又适于农耕，利于区域经济发展，且交通发达，素有“八关都邑”“十省通衢”之美誉。凭借优越的自然人文环境诸如其壮丽的河山景物，巍峨的城郭宫殿，洛阳在历史上曾长期作为帝王之都，足见这里的自然人文环境是相当优越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魏政权利用这个地理舞台，突破洛水的天然阻碍，开创了跨洛水营筑城南新城区的先例，使城市获得了较大发展。
第一节 北魏洛阳城变迁大略
北魏洛阳城是在西周洛邑城址的基础上，经过春秋晚期、秦代的增扩，东汉、魏晋及北魏等王朝的修缮和增筑活动，适应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它始建于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至永熙三年(534)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国都他移，此城开始衰微。之后该城继续被利用，如北周复营洛阳宫、隋末李密踞洛阳金墉城、唐初在此设洛阳县等。贞观六年(632),洛阳县治所移到隋唐洛阳城郭城的毓德坊，至此，拥有近1600年历史的洛阳城，逐渐淡出史籍的记载，其残垣遗址至今仍依稀可辨，成为后人凭吊的历史遗迹。因该城在东汉和北魏时期最为繁盛，故史称“汉魏洛阳故城”(见图1-1)。
一 西周至西汉时期
西周初年，周成王迁都洛邑，派遣召、周二公占卜相宅，遂营建洛
图1-1洛阳古代都城形势(采自段鹏琦《汉魏洛阳故城》,文物出版社，2009,第11页)
邑；东周时期，周敬王由王城迁至成周城，其时因城较为狭促，晋侯遂合诸侯之力，把西周成周城东北的狄泉(一说今翟泉)扩至城内；秦并六国后，相国吕不韦又增扩东周成周城南部，形成东西六里、南北九里的“九六城”规模，并业已修建了南、北二宫；西汉洛阳城基本沿用秦代洛阳城的规模和形制，为全国著名商业都市(见图1-2)。
洛阳城始建于西周。历史文献《尚书》《史记》及考古发现的青铜器《何尊》铭文均表明，西周初年营建成周洛邑确凿无疑。由于文献对于洛邑城由“王城”(今洛阳王城公园一带)和“成周”(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处)两城并存的记载较为含混，学界对此曾有不同看法①。1984年，考古人员对汉魏洛阳故城城墙进行考古发掘，由此消弭了学界的歧见。考古发掘证明，该城址最早的城墙夯土始建于西周，至少不晚于西周中晚期，并确认被叠压在汉魏洛阳故城下的西周城址形制略为东西长方形，位于汉晋时期洛阳城的中段②,城址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