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大全睡前故事上一章：宝石商人理查德的谜鉴定
- 故事大全睡前故事下一章：最后约翰死了
——————————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工作队：《洛阳汉魏故城北垣一号马面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8期，第726～730页。
②(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中华书局，2013,第374～376页；(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62～163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6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第5～21页。
④(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中华书局，2013,第385页。
⑤(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卷13《王肃传》：“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中华书局，1959,第420页。(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隶三字石经。”中华书局，2013,第385页。许景远：《晋辟雍碑》,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第241页。(唐)房玄龄：《晋书》卷55《潘岳传》记载《闲居赋》曰：“两学齐列，双宇如一，右延国胄，左纳良逸”。中华书局，1974.第1505页。
丘不再处于伊水之阳，而是改迁到城南25公里的委粟山①,西晋一脉承袭之②。
魏晋洛阳城继续发挥着丝路起点的作用，市场兴盛。董卓之乱使东汉洛阳城遭到彻底毁灭，魏晋时期洛阳由于作为都城，经济再度兴盛起来，与西域建立联系，并开始朝贡贸易。可见，继东汉之后，曹魏洛阳城仍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③。这一时期保留并发展了东汉洛阳城的三大市场，其中金市仍是唯一位于城内的市场，同东汉一样，主要是供达官显贵购买奢侈消费品的场所；马市又称东市，位于城东漕渠处，并建有旗亭，用于管理工商业；南市又名羊市，在城南，经营品种多为一般平民所需的商品。除三大市场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诸如东市、西市、五谷市和宫市等小市。①
曹魏时期洛阳城仍是北方佛教重镇，译经之风不衰；西晋承曹魏之余绪，都城寺庙图像居全国之首，当时寓居洛阳的西域人很多。⑤
四 北魏时期
西晋后期，皇室争夺王位，引起“八王之乱”,加上北方“五胡乱华”,魏晋时期逐渐恢复并再度繁荣的洛阳城，又一次在战火中沦为废墟。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暂居金墉城，诏令司空公穆亮、尚书李冲及将作大匠董爵，在魏晋旧址上重建洛阳城。太和十九
年(495),六宫及文武百官尽迁洛阳。这一时期，城市发展最显著的变化是增扩外郭城，这是汉魏洛阳故城形制演变中最重要的变化，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洛水南岸得到有效开
————————
①段鹏琦：《汉魏洛阳故城》,文物出版社，2009,第63页。
②(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卷3《明帝纪》有明确记载，景初元年(237)冬十月“乙卯，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中华书局，1959,第110页。(唐)房玄龄《晋书》卷19《礼制上》载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十一月，“庚寅冬至，帝亲祠圜丘于南郊”。中华书局，1974,第584页。
③王育民：《论历史时期以洛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载《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第31～36页。
④参见张中印《东汉—北魏时期洛阳城市形态与内部空间结构演变》,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第33～35页。
⑤程有为：《魏晋北朝河南地区佛教的传播和兴盛》,《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第73～75页。
发，城市功能分区较之汉魏更为明确，规划布局更趋完备，由此开创了跨洛水营建新城区的成功实例，为隋唐洛阳城所效仿(见图1-5)。
图1-5北魏洛阳城里坊示意(采自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第53页)
迁都之初，暂居并增固金墉城。我们知道，金墉城是魏晋洛阳城西北隅的一座重要宫苑小城，孝文帝都洛初期，因为宫阙尚未修建，暂居于此①。
——————————
①(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记载，太和十七年(493)“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征司空公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太和十九年(495)“丁已……金墉宫成。甲子，引群臣历宴殿堂。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中华书局，1974,第173、178页。
为了往来方便，朝廷又在城西北墙开辟承明门①,至此，北魏洛阳城门达到了十三座。此外，北魏朝廷在魏晋旧址上加厚北城墙，兴建了不少高层建筑，这些高层建筑和金墉城及宫城连成一片，使得北城墙的防御性更强，“自广莫门以西，至于大夏门，宫观相连，被诸城上”②。金墉城作为仅次于皇宫的主要宫殿，很明显，其离皇宫很近，且防守严密，便于监视控制。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当前学界关于汉魏洛阳故城的平面图，诸如《汉魏洛阳城平面实测图》③、《汉魏洛阳城城垣探沟位置示意图》④、《汉魏洛阳城遗址影像图》⑤等均显示，北魏洛阳内城西北角，修筑有三个相互毗邻的小城，这与魏晋洛阳金墉城(仅是大城西北角城墙内侧单一小城)的规模形制迥然有别⑥。更耐人深思的是，史书亦不见北魏拓建金墉城的记载。幸而考古勘探证实，在汉魏洛阳故城西北角勘探发现的甲、乙、丙三个小城，显然不是同一时期所建造，它们是不同时期建造，或后代逐渐增扩、改造而形成的产物。其中只有汉晋洛阳大城西北角内的丙城，才是由曹魏明帝始建，并一直沿用到北魏时期的金墉城，而甲、乙二小城的建筑时代，明显晚于北魏，为隋末李密修建的可能性极大①。也就是说，孝文帝居住的金墉城应是丙城，即魏晋金墉城所在(见图1-6)。
沿用魏晋洛阳城旧址。孝文帝营洛，基本上因袭了魏晋时期的洛阳宫，这已是学界的共识。考古人员勘探该宫城南北1400余米，东西660余米，呈
——————
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序》：“承明者，高祖所立，当金墉城前东西大道。迁京之始，宫阙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数诣寺(与)沙门论议，故通此门。”中华书局，2010,第30～31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序》,中华书局，2010,第32页。
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第199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故城城垣试掘》,《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第362页。
⑤杜金鹏、钱国祥主编《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图版一。
⑥钱国祥：《汉魏洛阳故城沿革与形制初探》,载《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437～451页。
⑦钱国祥：《汉魏洛阳城金墉城形制布局研究》,载《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第460～467页。
图1-6魏晋金墉城复原示意(采自杜金鹏、钱国样主编《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第403页)
南北长方形，被东西横穿的御道(阊阖门至建春门之间)分为南北两部分：其中南半部是朝政区，太极殿为正殿，阊阖门为正门；北半部则是宫苑区，也称西游园，为帝王宴乐及后妃居住的场所，其北面营建有皇家禁苑华林园。由此可见，从城门、宫城及宫后禁苑中的门阙、殿台、园池的名称与位置来看，北魏多承魏晋之旧。事实上，北魏不仅沿用魏晋洛阳宫遗址，还因袭魏晋宫城以南的街道布局，尤其是铜驼街仍为城市的南北中轴线。这一时期宫城以南为官署区，各种中央衙署办公机构，诸如太尉府、昭玄曹、御史台、左卫府、右卫府、司徒府、国子学堂、宗正寺、太庙及太社等，布列在铜驼街两侧。此外，还有一些较大的佛教寺院及贵族官僚宅邸，分布在这些衙署建筑物的周围。
修复疏浚前代的“堰洛通漕”水利工程。前已提及，东汉人引洛水注入洛阳城南墙的阳渠，魏晋人则在城西和城东开沟、凿渠、建桥，构筑了一系列配套工程，这些附属建筑物，满足了城市用水和漕运之需，有助于“堰洛通漕”水利工程更好地在城南发挥作用。鉴于前代沟渠工程建造科学，质量高超，运行有效，北魏朝廷遂复修了千金堨、堰洛通漕等水利工程，以发挥城市供水和漕运的功能。该工程经四百多年变化，其基础建筑在东汉时已出现，兼具防御、防洪、灌溉、漕运等诸多功能，整个枢纽工程运行灵活、方便、安全，综合效益突出。北魏洛阳水利工程虽沿袭前代，但由于该城增筑了三重城墙，故而与汉魏晋相比，其御洪能力更为突出。
增扩外郭城，形成三重城圈形制格局。《洛阳伽蓝记》如是描述外郭城城圈范围：“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①远大于汉晋洛阳城“九六城”的规模。考古勘探亦表明，整个郭城呈东西长方形，其中东、西墙分别距内城东墙3500米，距西墙3500～4250米，郭城北墙距内城北墙约850米，有三条东西御道、四条南北御道贯穿全城，由此形成了三重城圈形制布局。其中最内圈是承继魏晋洛阳的宫城，中间主要设置官署和庙社等皇家建筑，最外圈郭城内安置规整的里坊、市场及寺院。可见，北魏修建外郭城的规划手法，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时都城功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原来“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重宫室轻民居的单一防护功能，真正具有了“城”和“市”并重的概念。正是在此意义上，北魏洛阳外郭城的出现，是汉魏洛阳故城形制演变中一次最重要的变化。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内城中除了宫殿区、皇家禁苑、官署、社庙、武库、太仓及重要佛寺、高官显宦府邸外，一般官宅、民居、寺院、市场及手工业作坊基本上安置在郭城内。
沿承前朝礼制建筑，彰显儒学治国。建都伊始，孝文帝考察了汉晋洛阳城南礼制建筑遗迹，《魏书》如是记载：太和十七年(493)九月“庚午，(孝文帝)幸洛阳，周巡故宫基址……壬申，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②。由此不难看出，北魏朝廷对城南礼制文化遗迹的重视。鉴于这里儒学氛围浓厚，是文化传承的现实存在和具体象征，孝文帝遂在太学遗迹附近设立了劝学里和延贤里；宣武帝和孝明帝时期，朝廷曾多次议论修建明堂、辟雍及太学等礼制建筑事宜，其间一度修复太学门前石经残石，并重建明堂及太学等建筑(详见后文)。
将圜丘迁移至城内，凸显城南礼制文化区的功能。圜丘是中原传统社会祭天的坛，南郊祭天又是汉族王朝祭典中最重要的一环，孝文帝曾于太
————————
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212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中华书局，1974,第173页。
和十九年(495)沿用魏晋时的南郊祭天的圜丘，“行幸委粟山，议定圜丘。甲申，有事于圜丘”①。景明二年(501)九月，朝廷把洛水南岸纳人城市规划建设范围，十一月，宣武帝遂诏令“改筑圜丘于伊水之阳”②,也就是说，圜丘从城南20里外的委粟山，改移至伊水之阳。很显然，这一举措可视为洛水北岸传统礼制功能在洛水南岸的延续，亦充分体现拓跋魏王朝以儒学为立国之本的旨要。
北魏洛阳城作为东汉洛阳城丝绸之路起点地位的延续，在北魏时代进一步繁荣畅通，达于鼎盛。有学者认为，这与洛阳所处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由于洛阳地处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中原地区，北魏都洛的四十年中，与西域频繁交往，各国人华至洛阳和中土自洛阳沿丝路西行的使节、商团、僧侣络绎于途，使洛阳迅速成为中国北部最为发达的商业城市，形成商业繁荣、外贸兴盛的局面。”③北魏时人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亦生动记录了当时京城洛阳商贸的繁盛景象，“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④。为了方便异域商人在这里从事贸易，朝廷在城西中部、城东南部和洛水以南，分别设置大市、小市和四通市三个市场。另外，洛水南岸还修建有称为“四夷馆”和“四夷里”的馆舍和里坊，以安置附洛四夷人员，“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⑤。其时都城规模空前扩大，胡商云集，商贸经济繁荣，充分体现了当时东西方文化商贸交流的盛况。可以说，“即便是在北魏迁都洛阳后，汉代以来的以洛阳为中心、经由‘丝绸之路’
抵达西方的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热度也是有增无减的”。⑥
————————
①(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中华书局，1974,第178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中华书局，1974,第194页。
③赵振华、孙红飞：《汉魏洛阳城——汉魏时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三秦出版社，2015,第252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7页。
⑤(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7页。
⑥张南男：《北魏洛阳地区“维纳斯”式女性陶俑研究》,青岛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第47页。
佛寺遍布。拓跋魏入主中原后，统治者便以佛教为工具，“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①北魏统治者诸如孝文帝、宣武帝、胡太后均由信佛到佞佛，孝文冯皇后、宣武高皇后、孝明胡皇后都出家为尼，不仅王公百官奉佛，而且文人学士如崔光、王肃、王翊、孟仲晖、冯亮、裴粲、徐纥都奉依佛教②。关于北魏洛阳佛寺兴盛的场景，《洛阳伽蓝记》开篇即言：“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③其时洛阳上自皇室、权贵官僚，下至平民，莫不建寺造塔凿窟，顶礼膜拜。到了北魏晚期，洛阳佛寺竟多达1367所④,再加上统治者崇信佛教自上而下的倡导，亦吸引沿丝路东来的僧侣络绎不绝，“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转，负锡持经，适兹乐土”。⑤鉴于来洛胡僧众多，宣武帝还专设胡寺以憩之。可以说，北魏洛阳城寺院之兴盛，僧侣之众多，“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⑥。史念海先生曾指出：“北魏洛阳寺院之多，在当时世界各国中应该是首屈一指，是任何国家任何都会都难于赶得上的。也许是佛教发展史上唯一可数得上的寺院最多的都城。”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