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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01《高昌传》,中华书局,1974,第2243页。
②张爽:《5-6世纪欧亚大陆的政治联系与丝绸贸易——以嚈哒帝国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4期,第131页。
③李树辉:《嚈哒史迹钩沉》,《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22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181~183页;(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78~2279页。
录不免让人困惑不已。
幸而余太山先生对此有一番深入分析,并明确指出嚈哒人并不信佛;“嚈哒人最初的宗教信仰不得而知,(他们)在进入中亚后,接受了祅教;后来随着景教势力的东渐,也有部分嚈哒人成了景教徒;进入次大陆的嚈哒人则在不同程度上改宗婆罗门教诸教派。嚈哒人并不信佛,但一般说来并不打击佛教,原来认为嚈哒兴起乃中亚佛教一劫之说并不可信。”①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确信,《洛阳伽蓝记》所载“不信佛法”是真实可信的。换言之,嚈哒国的国教不是佛教,但也并不排斥个人信佛。至于“多寺塔”“六牙白象及狮子”“宝盖”等记载,可视为嚈哒人所控制的中亚地区有着高度的宗教信仰自由使然。关乎此,李树辉先生认为:“嚈哒国在北魏神龟二年(519)时还‘不信佛法,多事外神’,而其属国几乎都笃信佛教。‘外神’当是指摩尼教而言……受其影响,部分嚈哒人至晚在534年以前已改宗佛教,故而《魏书•西域传》等文献称其王城‘多寺塔,皆饰以金’。”②由此可见,任何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都不是永恒不变的,随着文化交往的增多,文化生活习俗也会相互影响。
宕昌羌,地理坐落于今甘肃省陇南市,“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牧养薛牛、牛、豕以供其食”“皆衣裘褐”,有着定居羌人的土屋,食畜肉衣其皮,体现出鲜明的羌族游牧民族特质。可见,宕昌羌虽然定居农耕化,但游牧仍是其谋生的重要手段。该国历史上国力较为弱小,虽然建立了政权,但其社会生活模式仍以落后的部落组织为基础,“国无法令,无徭赋。唯战伐之时,仍相屯聚,不然则各事生业,不相往来”,极具封闭性;故而不断遭受来自周边吐谷浑等强大政权的威胁。面对强敌,处境艰难,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宕昌频频向周围大国称臣纳贡以寻求保护,难怪当其朝魏时,高祖元宏曾讥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③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也许可以进一步说明,宕昌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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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余太山:《嚈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第7页。
②李树辉:《嚈哒史迹钩沉》,《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24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01《宕昌传》,中华书局,1974,第2241~2242页。
西域诸部族中遣使朝贡次数较多的原因了。
邓至,是位于宕昌南部的白水羌小政权。它和宕昌在习俗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因地域较为小狭,历史上两部族均需通过朝贡纳赋来依附大国求生存①。鉴于《魏书》和《梁书》均有关于邓至国遣使朝贡的记载,可以发现,邓至国由于夹处北魏和南梁两个政权之间,故而对南北朝均称臣纳贡,以求保境安民,获得一时苟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似乎可为该国纳贡次数相对繁多提供了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至于邓至遣使纳贡北魏的物品,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幸而《梁书》记载了邓至国曾向南朝梁遣使献马及黄耆的史实②,由此可以推测其向北魏朝贡的物品当与此相类。
于阗,古代西域佛教王国,地处今新疆和田市。北魏时期,曾先后被吐谷浑、柔然攻袭,不断向中原王朝进贡以求保护。其社会经济结构以农业、种植业为主,“土宜五谷并桑麻”“气温,宜稻、麦、蒲萄”“瓜蕊菜蔬与中国等”,是西域诸国中最早获得中原养蚕技术的国家;其流行火葬、外加剪发嫠面的丧俗;其国男女皆有“袴衫束带,乘马驰走”,妇人“皆辩发”的游牧习俗;举国尚佛,“寺塔僧尼甚重,王尤信尚,每设斋日,必亲自洒扫馈食焉”;于阗人颇具华夏貌。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皆“高鼻深目”胡人像,而于阗人“貌不甚胡,颇类华夏”;与邓至国相似,于阗人同时向南北朝称臣纳贡,以求自保。③关于其朝贡物品内容,《魏书》不见记载,《梁书》说:“魏文帝时,王山习献名马。天监九年(510),遣使献方物。十三年(514),又献婆罗婆步鄣。十八年(519),又献琉璃罂。大同七年(541),又献外国刻玉佛。”④由此可推断,于阗遣使朝魏时所持贡品当如名马、琉璃罂及玉佛等无疑。
南天竺国,《魏书•西域传》记载:“有伏丑城,周币十里,城中出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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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01《邓至传》,中华书局,1974,第2245页。
②(唐)姚思廉:《梁书》卷54《诸夷传》,中华书局,1973,第815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
173~175页;(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62-2263页;(唐)姚思廉:《梁书》卷54《诸夷传》,中华书局,1973,第812页。
④(唐)姚思廉:《梁书》卷54《诸夷传》,中华书局,1973,第814页。
尼珠、珊瑚。城东三百里有拔赖城,城中出黄金、白真檀、石蜜、蒲萄。土宜五谷。世宗时,其国王婆罗化遣使献骏马、金、银,自此每使朝贡。”①《魏书•世宗纪》又载:景明四年(503)四月“庚寅,南天竺国献辟支佛牙”②。
“波斯国,……出金、银、鍮石、珊瑚、琥珀、车渠、马脑,多大真珠、颇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刚、火齐、镔铁、铜、锡、朱砂、水银、绫、锦、叠、毼、氍毹、毾㲪、赤獐皮、及薰陆、郁金、苏合、青木等香,胡椒、毕拨、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等物。气候暑热,家自藏冰。地多沙碛,引水溉灌。其五谷及鸟兽等与中夏略同,唯无稻及黍、稷。……其俗:丈夫剪发,戴白皮帽,贯头衫,……妇女服大衫,披大帔,其发前为髻,后披之,饰以金银花,仍贯五色珠。”③
疏勒,西域佛教古国,地理坐落于新疆喀什噶尔。东汉时班超曾于此亦耕亦守,并开始信仰佛教,“其王戴金师子冠。土多稻、粟、麻、麦、铜、铁、锡、雌黄、锦、绵,每岁常供送于突厥”。④北魏都洛时期多次遣使朝贡。
康国,迁徙无常,不恒故地,丈夫剪发,锦袍;有胡律,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婚姻丧制与突厥同;奉佛为胡书;气候温,宜五谷,勤修园蔬,树木滋茂;出马、驼、驴、牛、黄金、香料等;多葡萄酒⑤。
龟兹国,其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狮子床;其刑法杀人者死;出细毯,饶铜、铁、铅、雌黄、胡粉、安息香、良马、孔雀等⑥。
乌孙,在龟兹西北,无城郭,随畜牧逐水草;悦般,在乌孙西北,其风俗言语与高车同,而其人清洁于胡。俗剪发齐眉,以醍醐涂之,昱昱然光泽,日三澡漱,然后饮食;悉万斤国,山出师子;副货国,宜五谷、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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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78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196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70~2271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68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81页。
⑥(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66~2267页。
萄、唯有马、驼、骡;赊迷,不信佛法,专事诸神;乌苌国,土多林果,引水灌溉,丰稻麦;事佛,多诸寺塔,事极华丽。①
罽宾国,有苜蓿、杂草、奇木、檀、槐、梓、竹等,种五谷,粪园田,地下湿,生稻,冬食生菜;其人工巧,雕文、刻镂、织魇,有金银铜锡以为器物。市用钱。②
北魏统一北方后,从平城到洛阳,一直控制着西域,其间西域诸国频繁遣使朝贡。由上文可知,北魏时人杨衒之和魏收所说的西域,应是人们所谓的广义西域,即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至中亚、西亚、印度半岛和欧洲东部在内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少数民族国家因自然环境、历史背景、社会制度、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不同,可谓殊俗异观,奇异多姿。由于西域地区人种和民族成分复杂,各地区宗教、文化面貌又各具特色,故而这些附洛西域人员难免呈现多元文化面貌。
2.北方诸族及国家
根据《魏书》所载,北夷族群主要有蠕蠕、匈奴宇文莫槐、徒何段就六眷及高车等。他们不仅有着鲜明的“人食畜,饮其汁,衣其皮”的草原游牧文化特色,还根据季节不同游移于漠南和漠北之间,进行狩猎畜牧活动,这与他们长期居于塞外高寒地带不无关系。在这种高寒自然环境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存环境,北夷人遂有随季节逐水草而迁徙的习惯,其间他们多有犯塞,也有求和通聘,其中柔然和高车在北魏都洛期间曾遣使朝贡。
柔然,又作蠕蠕(北魏王朝对柔然人的蔑称)③,是继匈奴、鲜卑后北方蒙古高原又一强大的游牧民族。5世纪初在漠北兴起,成为北魏边境的劲敌,尽管屡有犯塞,但亦不断有柔然部民或朝贡或降附北魏的事件发生。特别是在北魏都洛后的6世纪初,柔然国力开始式微,内部纷争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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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67、2268、2270、2278、2280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77页。
③参见(北齐)魏收《魏书》卷103《蠕蠕传》:“自号柔然……世祖(拓跋焘)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中华书局,1974,第2289页。
北来南附者明显增多①,终北魏洛阳时代,朝贡次数达17次之多②。关于他们遣使朝贡具体物品,史书没有明确记载,鉴于旧都平城时期曾向北魏“岁贡马畜、貂纳皮”,“太和元年(477)四月,遣莫何去汾比拔等来献良马、貂裘”③的记载,基本上可以推测,这些使者和侍子来洛时,所携带贡品种类与平城时期相差无几。
高车,氐族的一支,“唯车轮高大,辐数至多”因以为名。北方族群称其为“敕勒”,而中原人士称其为“高车”“丁零”。其语言略同与匈奴,性格粗猛,颇具侵略性,屡有犯境。高车人从生产方式、饮食服饰、语言、婚俗乃至信仰等,无不具有浓郁的草原文化特质。④他们在北魏时期多次内附,特别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先后朝贡6次⑤。关于其朝贡的物品内容,正史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太和)十四年,阿伏至罗遣商胡越者至京师,以二箭奉贡……阿伏至罗与穷其遣使者薄颉随于提来朝,贡其方物”,“(世宗时)奉表献金方一、银方一、金杖二、马七匹、驼十头”⑥。由此可见,这些贡品都是典型的殊方异物,体现着北方草原民族的文化特质(鉴于太和年间与北魏都洛时段有着时间上的延续性,亦可作为参证)。
3.东方诸族及国家
东夷部族主要有高句丽、百济、勿吉、失韦、豆莫娄、地豆于、库莫奚、契丹、乌洛侯等。它们世居中国东北地区,虽然屡犯不臣,但也与北魏多有交往。正如史书所说:“夷狄之于中国,羁縻而已。高丽岁修贡职,东藩之冠,荣哀之礼,致自天朝,亦为优矣。其他碌碌,咸知款贡,岂牛马内向,东风人律者也。”⑦
由此可知,高丽是东夷诸部族中最强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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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03《蠕蠕传》,中华书局,1974,第2289~2303页。
②根据(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卷8《世宗纪》、卷9《肃宗纪》、卷10《孝庄纪》、卷11《前废帝广陵王等纪》,中华书局,1974年统计。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03《蠕蠕传》,中华书局,1974,第2289、2296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103《高车传》,中华书局,1974,第2307~2313页。
⑤根据(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卷8《世宗纪》、卷9《肃宗纪》、卷10《孝庄纪》、卷11《前废帝广陵王等纪》,中华书局,1974年统计。
⑥(北齐)魏收:《魏书》卷103《高车传》(中华书局,1974)第2310~2311页。
⑦(北齐)魏收:《魏书》卷100《高句丽等传》,中华书局,1974,第2213~2224页。
《魏书》对这些族群的风俗有详略不等的描述。①
其一,东夷诸部族基本上是半农半牧的社会经济结构。农业的发展加上这里多大山深谷,草木茂盛,有着天然良好的牧区,这些都为国家的兴盛奠定了物质基础。虽然各部族以农业、渔猎为生,但二者发展却存在不平衡,进而呈现出国家实力的悬殊。诸如高句丽国,农作物产量相对不多,故而人民有节食的习惯;鉴于勿吉国有“多猪无羊,嚼米酿酒”的说法,其农业应是较为发达,粮食产量相对充足,坚实的农业基础使得“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常轻豆莫娄等国,诸国亦患之”;地豆于国由于“无五谷,惟食肉酪”,且在北魏都洛期间仅见1次朝贡的记载,该国势力相对较为弱小;至于库莫奚国,从“马牛羊豕十余万”中“豕”的畜养,可窥知该国应有一定的农业基础。
其二,服饰材料各国有别。高句丽民族多在“大山深谷,随山谷已为居”的山区生活,“土地贫瘠”,生活艰苦朴素,但每逢公会,着装锦绣艳丽,佩戴金银首饰,甚为讲究。②而勿吉国“妇人则布裙,男子猪犬皮裘”,衣着比较俭素;地豆于国应是男女均以“皮为衣服”;契丹国则“以青毡为上服”。可见,东夷各部族着装衣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该国的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草原文化特质更为明显。
其三,朝贡物品各异。高句丽作为东夷诸部族势力最强者,“岁致黄金二百斤,白银四百斤”;勿吉国是东夷中颇具侵略性,“善射猎”,所贡物品多为梏矢;而库莫奚“岁致名马文皮”;契丹则“岁贡名马”“遣使贡方物”。此外,高句丽“其俗淫,好歌舞”“常以十月祭天”;勿吉国有独特的婚丧习俗;库莫奚“善涉猎,好为寇钞”,侵略性较强;而契丹“善射猎,好为寇钞”等等,这些都与其草原民族特质不无关系。凡此种种,既反映了汉族的农耕特色,而又颇具地方民族风格,体现了东夷诸族文化的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