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大全睡前故事北魏洛阳城南的居民与居住环境(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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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49,普通元年条，中华书局，1976,第4661页。
②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③参见孟凡人《北魏洛阳外郭城形制初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第44页。
千余家①,恰如黎虎先生言：“如以每里三千家计，四里有一万二千家，《洛阳伽蓝记》说‘附化之民，万有余家’,看来并非夸大之辞。”②此外，由于人口增加，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加大，故而自设鱼鳖市，亦可窥知归正里的面积很大。至于洛水南岸诸里坊的管理情况，史书亦语焉不详，仅能依据间接资料进行推测。《洛阳伽蓝记》记载：“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③由此不难看出，以规整的方三百步为一里，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居民区，这是北魏洛阳城里坊制度中，“里”的基本管理人员组织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城市的里坊管制甚为严密。也就是说，“四夷馆和四夷里的设置，既是北魏吸纳宾客制度化的表现，又反映出其对各方归降者的集中管理和控制”。④
除设置坊里制集中管控四夷外，单看四夷馆和四夷里的取名就很有意思。通常情况下，命名方式往往牵涉政治、社会、文化等重要领域，曲折地反映了当时人的主张和认同，正因为如此，对命名方式的研究，为探究这一时期统治者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动向，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四夷馆和四夷里的取名，很显然是统治者为体现其“天命”或“正统”而刻意策划出来的，是汉化政策的产物。北魏洛阳时代，在洛水南岸设置专门场所以供归魏的南朝人士、边夷侍子、朝贡使节以及胡商居住，并用“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归正”“归德”“慕化”“慕义”等词为其居所定名，以凸显北魏的华夏正统地位。关乎此，蔡宗宪先生指出，以四方之地为客馆命名，隐含的却是洛阳位居天下之中的政治意涵，宣示招抚方国、怀柔远人的态度；四夷里则为北魏塑造代表正统，施行德政，有仁义教化而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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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景明年初(张景仁)从萧宝夤归化，拜羽林监，赐宅城南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近伊洛二水，任其习御。里三千余家。”中华书局，2010,第89页。
②黎虎：《北魏的“四夷馆”》,《文史知识》1986年第1期，第73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212页。
④丁磊：《论北魏对异国归降王室的安抚措施》,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第94页。
倾慕等正面的形象①。也就是说，这些名字无不展示其华夏传统的意味，然而除了极为浓厚的政治意蕴外，还有更深一层的文化含义。这意味着，朝廷通过诸种手段和途径推行“王化”,将正统意识形态灌输、渗透到洛水南岸，或“变夷为华”,或“化蛮为夏”,最终完成对这里的“文化改造”,形成文化认同，表达对四夷的征服和控制，进而展现万国来朝的盛况，其政治意图昭然若揭。或许在魏廷看来，这些夷人是自己的子民，而非远在边疆之外的“夷狄”之人，要“爱护”他们，应以安抚化育为主。
很显然，四夷馆和四夷里的命名，作为一种符号和象征意义，带有鲜明的立场性和指向性，体现着政治理想，意味着稳定与秩序，象征着国家体制的完备。这种现象，显然是想通过教化途径来加强对四夷诸国的影响，从而兵不血刃地臣服四夷诸族诸国。毕竟远国来朝，是中原王朝文治武功的理想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四夷馆和四夷里的设置，并非北魏洛阳特有的现象，早在北魏平城时代就有过先例，只不过在洛阳时代被制度化了②。魏廷营建四夷馆和四夷里等里坊的事实使得拓跋魏一统天下、万国来朝、威福四方的政治诉求不言自明。那么,为什么宣武帝会如此迫切推行这一举措，并使之成为固定的制度？石云涛先生认为，宣武帝即位后，中西交通出现了新的高潮，盛况空前，而景明三年(502)有于阗、疏勒、罽宾等23个西域国家遣使北魏，标志着这一高潮的到来，这个高潮一直持续至北魏末年。③这表明，四夷馆和四夷里似乎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磁力场，把大量四夷吸引过来。通常情况下，城市对周边地区和域外国家形成的向心力和吸纳能力，一靠经济，二靠政策，缺一不可，从而使跨越血缘、族际、地域的文明共同体得以形成。四夷馆和四夷里的出现，无疑是时代的召唤和需求，这些四夷降服人员在很大程度上是影响洛水南岸拓展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四夷馆和四夷里拔地而起的场景，很显然是居民与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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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蔡宗宪《南北朝的客馆及其地理位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1期，第79页。
②参见戈红叶《北魏首都客馆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第71～72页。
③石云涛：《北魏中西交通的开展》,《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1期，第150页。
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这亦是北魏洛阳时代的政治特色之一。这意味着，洛水南岸居民和居住环境呈现动态演变过程。进而言之，北魏景明二年(501)九月，朝廷营建外郭城，其时城南四夷馆和四夷里的初建，正好与“承升平之业，四疆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①时代背景相吻合，而这种时间上的紧密衔接绝非偶然。它说明大规模的移民对于四夷馆和四夷里的建立起了直接的助推作用，反过来，朝廷改善洛水南岸居住环境的举措，无疑吸引了四夷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致使更多人来此定居。
“青槐绿柳”的居住环境即为朝廷改善居住环境举措的显例。为了吸引更多的四夷宾服，并在此创建家园，朝廷对四夷馆的居住环境不断地精微塑造，进而创造了较为适宜的生活空间，诚如《洛阳伽蓝记》记载：“(四夷馆)门巷修整，闾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②由此可见，四夷馆不仅建筑美观，房前屋后环境绿化亦可称道，尤以槐、柳为主，这一现象与槐柳适宜种植在河流沿岸沙地习性密切相关。一般来说，槐树为深根性喜光树种，适宜湿润、肥沃、深厚、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而在干旱瘠薄、低洼积水圃地生长不良；而作为庭院常用的特色树种，其枝叶茂密，绿荫如盖，非常适作庭荫树；作为绿化观赏树种之一，多栽植于河岸沙堤，有护堤固沙作用；其花儿则是优良的蜜源植物。和槐树类似，柳树也是美化庭院的理想观赏树种，亦是乘凉工具之一，它耐寒、耐涝、喜暖温，属中生性偏湿树种，是河边水道最佳的理想绿化植物。前已述及，四夷馆一带的自然环境，是水流冲击河岸携带泥沙所形成一片高地，属湿润肥沃的沙质土壤，地势微高又易于排水，非常适合槐、柳树种的生长，它们无疑属四夷馆一带的优势树种。由此亦不难想见，四夷馆林木葱郁，柳丝垂岸，香草护阶，环境雅致，妙造自然，是朝廷巧妙利用自然环境所创造的又一绿化景观。
概言之，四夷馆和四夷里设置，是最具积极意义的城市规划举措。它促使四夷归附人员管理的制度化和秩序化，因此可以说，四夷馆里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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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65《邢峦传》,中华书局，1974,第1438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7页。
在对四夷管控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这一制度还远不完善，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甚至“不免使一些人产生投机心理”①。
(二)“四方风俗，万国千城”的异域风貌
随着北魏国力的提升和吸纳人口能力的增强，加上宽松的户籍制度及招抚、赏赐、联姻等民族政策，附洛居民流量大增②。他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在洛水南岸：有穿越西域沙漠戈壁与河西走廊的胡商贩客，有南朝投诚或被俘的将领、才俊之士，有北夷酋长及贵族子弟，又有东夷朝臣使节，还有从更为遥远的波斯、大秦赶来的异域人士。这些人员不仅带动了城市规模的拓展及商业的发展，而且提升了城市的整体魅力，使这座沉寂了180多年的都城，重新焕发光芒，令人向往，并出现过去未曾有过的盛况。正如杨衒之所言：“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③
不可否认的是，四夷馆和四夷里的设置还远不完善(比如出现伪身份者),但其在北魏洛阳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洛水南岸呈现“四方风俗，万国千城”④的异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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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介生：《略论北魏时期的“上客”、“第一客”与招怀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第25页。
②北魏洛阳时代四夷附洛最持久、活跃的时期是在宣武帝时期和孝明帝初期，详见表2-1“北魏洛阳时代四夷诸国朝贡表”。这种盛况在之前是没有的，故而这一现象极为重要。它所反映的正是诸多优抚政策之后所呈现的效果，这亦表明四夷馆和四夷里的设置不仅发挥了极好的效果，且对当时整个局势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7页。
④详见第二章第三节之“民族构成”。根据正史本纪所载，北魏洛阳时代尽管有周边115个国家(包括南朝)来朝贡，但其中绝大部分均不见记载于《魏书》卷100《高句丽等传》、卷101《氐等传》、卷102《西域传》及卷103《蠕蠕等传》中。鉴于史料所限，115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当前尚缺乏较为合理的验证方法。戈红叶认为：“不排除有商胡贩客因经济利益驱使托言贡使，以族名、地名等为国名，皆朝贡之名，行经商之实。”(戈红叶：《北魏首都客馆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第43页)这一看法可作为一种解释。笔者认为，也许还存在不少异称和异译的族名，致使该统计数字的基础性错误。虽然这一数字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周边称臣朝魏的部族和国家数量仍是相当可观的，其带来的殊风异俗必然影响北魏洛阳城的居住环境。
风貌。我们知道，北魏都洛四十年，与周边各族各国交流极盛，周边各民族和外国商人、使节、僧人等纷至沓来。其中西域各族群由于背景复杂，国家众多，可谓殊俗异观，奇异多姿；北夷人士有着鲜明的北方塞外草原民族特质；东夷诸部族既有中原文化的特质外，同时也保存了许多草原文化的色彩，体现了其文化的多元性；南朝降附者虽为汉人，却又有着典型的南方饮食习俗。很显然，四方附化之民在人群来源、构成、观念上均与中原农业文明人群有很大不同，他们附洛后带来全新的文化形式，展现了多姿多彩的生活面相。
1.西方诸族及国家
在西域众多族群中，位于祁连山脉和黄河上游谷地的鲜卑吐谷浑，是与京师朝贡最为频繁的部族①,《洛阳伽蓝记》描述其“风俗政治，多为夷法”②的少数民族特性。《魏书》又载“(吐谷浑)虽有城郭而不居，恒处穹庐”,这表明，它既有汉式城郭制度的基本特点，又颇具游牧民族风格，体现着显明的多元文化特性。诸如吐谷浑人服饰“略同于华夏”“衣织成裙，披锦大袍”,而其“辫发于后，首戴金花冠”又颇具鲜卑遗风；使用汉文，但赋税刑罚婚丧又有鲜卑民族特色；经济上，“好涉猎”,以畜牧业为主，亦从事农业生产，有“大麦、粟、豆”等农作物，但由于其“北界气候多寒。唯得芜菁、大麦，故其俗贫多富少”,农业仅处于副业地位；其朝贡物品多为牦牛蜀马珍宝等方物。③
高昌，是仅次于吐谷浑对朝廷贡赋最多的西域部族。它坐落于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地当东西交通往来的要冲，是中原汉族在西域建立的佛教国家。自西汉宣帝始，朝廷遂在此且耕且守，随着汉人的不断迁入，“国有八城，皆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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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第二章第二节之“四方附化归顺者”。《洛阳伽蓝记•闻义里》记载：“初发京师，西行四十日，至赤岭……发赤岭，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浑国。”[(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169～170页]从中基本可以推测，在西域诸族中，吐谷浑是距离京师洛阳最为邻近的西域族群，这或许可作为其频频纳贡的解释之一。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
170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01《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4,第2240页。
人”,这里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为辅的居民结构，故其风俗政令文化大多因循汉晋；其社会经济结构以农耕为主，又兼畜牧业；宗教信仰上“俗事天神，兼信佛法”。①总之，华夏汉族传统文化在这里占据着主导地位。
曾一度称霸中亚的西域大国嚈哒，“在6世纪前期，占领了丝路东西段的交通枢纽，并控制了西域诸国，加之粟特胡商成为其丝绸贸易的代理人，这就使其迅速强大起来”②,居于中亚强国的地位，曾与周边国家部族纷争不断，亦不断遣使朝贡北魏。“绘于萨马尔罕康国故城阿夫拉西雅甫宫廷遗址1号室西墙壁画中的嚈哒使团人物便都具有典型的印欧人种特征。”③关于其民风民俗，在《洛阳伽蓝记》《魏书》《北史》等史籍中多有记载。该国草原气息浓郁，有用刑严急的法律制度、一妻多夫的婚姻制度及实行土葬的丧葬制度；男子以剪发为主，而女子有戴角帽的服饰习俗；最盛时周边“四十余国皆来朝贡”,故而其王都富丽堂皇，国王和王妃的生活用度充斥着大量丝绸、黄金等奢侈品，其强盛奢华可见一斑。但其无城镇，无文字，体现出文化上的落后性。④
至于嚈哒人是否崇佛，以下两则史料记述似乎有出入：《魏书》言“多寺塔”,故可视嚈哒人是信仰佛教的，而《洛阳伽蓝记》则明确说明“不信佛法”,又说其王妃以“六牙白象四狮子为床”“伞头……状似宝盖”等。众所周知，六牙白象与狮子经常出现于佛事装饰中，而宝盖为佛教用语，即用七宝装饰的伞盖，用来悬于佛、菩萨及讲师的高座之上。既然不信佛法，那么诸多寺塔、六牙白象狮子床及宝盖等佛事要素又做何解释呢？鉴于上述史实均为当朝人记当朝事，且《洛阳伽蓝记》所载更是宋云亲历而录，当应不是虚言。如果史书所记无误，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