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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蔡宗宪：《南北朝的客馆及其地理位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1期，第84页。
位置：“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东有四夷馆。”①显而易见，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使官、客商、学者、僧侣、工匠远道而来，从永桥跨过洛水，方能抵达四夷馆。也就是说，北魏所有的外事接待活动都要经过此桥，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遗憾的是，除《洛阳伽蓝记》外，遍览史籍未见关乎“永桥”的直接资料，仅有三则洛水上建桥的史实：一是《魏书•成淹传》记载，孝文帝都洛伊始，“宫殿初构，经始务广，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渐，苦于厉涉，(成)淹遂启求，敕都水造浮航。高祖赏纳之”②。二是同书《刘腾传》言，胡太后在延昌四年(515)九月摄政后，“特蒙进宠，多所干托，内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桥，太上公、太上君及城东三寺，(刘腾)皆主修营”。③三是《水经注•谷水》记述：“皇都迁洛，移置于此，对闾阖门南，直洛水浮桁。”④
透过上述史料不难推想，北魏迁洛之始，建造宫殿所需大量木材要从城南运到城北，由于兵民苦于涉渡，成淹遂请求在伊、洛二水上造“浮航”,孝文帝接纳了他的意见，并由此奠定了城南拓展的基础；宣武帝时期，洛水南岸大规模拓建，“浮航”在城南交通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形制仍较为粗陋；到了孝明帝朝，随着城南渐趋繁盛，“浮航”沟通洛水南北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了方便洛水两岸人群来往、物品运输，胡太后诏令宦官刘腾主持修缮“洛北永桥”,并将“浮航”易名为“永桥”。如若上述假设成立，“浮航”和“永桥”应是同一座桥在不同时段的称谓。换言之，“永桥”应是在“浮航”基础上修缮加固而成，两个称呼有着前后承继的逻辑联系。
笔者认为，“浮航”和“永桥”的地理位置是同一的。众所周知，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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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2～115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79《成淹传》,中华书局，1974,第1754～1755页。
③ (北齐)魏收：《魏书》卷94《刘腾传》,中华书局，1974,第2027页。
④(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中华书局，2013,第383页。
晋洛阳城设计的中央御道，绝大部分在宫城南面的闯阖门到宣阳门之间，对城市空间布局极具影响力，北魏洛阳城承继了这一传统。鉴于景明二年(501)九月始设四夷馆①,十一月，“改筑圜丘于伊水之阳”②的时间节点，可以想见，原来主要贯穿于内城的中央御道，当是在此期间向南延伸很长一段，直达伊水之阳的圜丘。也就是说，孝文帝在建造过河设施时，为了交通便利最大化，洛水之“浮航”与中央御道联结的可能性极大；基于中央御道与洛水的唯一性，景明年间营筑洛水南岸的四夷馆、中央御道及圜丘时，应是沿用前朝“浮航”设施，按照这一逻辑，孝明帝朝修缮“洛北永桥”的史实也就顺理成章了。
由“浮桥”而“永桥”,不仅名称由俗到雅，且桥本身也进行了增饰。《洛阳伽蓝记》明确记载：“洛水南北两岸有华表，举高二十丈，华表上作凤凰似欲冲天势。”③这表明朝廷对城南居住环境不断美化，并赋予其文化意义。不难想象，永桥南北两岸树立着造型精美、栩栩如生的华表，在杨衒之的笔下是为城南的美丽景观，其中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华表上的凤凰形象。我们知道，华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传统建筑形式，为表示方位的交通标识，而凤凰自古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寓意吉祥和谐，尤其在汉唐时代，“凤凰来翔被视为重要的祥瑞，是天下太平的征兆，也是对君主统治成就的肯定”。④拓跋鲜卑作为“夷狄”君主更是重视中华文物、遵循“奉天承运”的政治理念自不待言。
不难想象，巍峨高耸的华表和静中寓动轻盈欲飞的凤凰装饰组合，极易营造出飞动升空的视觉效果，而这种造型风格又完全显示着中国古文化的民族特征，无疑增添了永桥的威严庄重气象和光彩，更是北魏政权勃兴的象征。正是在此意义上，这一高大醒目的建筑物，自然成为城南的标识性建筑，散发着中原传统文化的精神气韵，可谓儒学思想的象征符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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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静：《北魏四夷馆论考》,《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第76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1974,第194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4页。
④孙英刚：《瑞翔抑或羽孽：汉唐间的“五色大鸟”与政治宣传》,《史林》2012年第4期，第42页。
统治者刻意规划的行为表现，亦是统治者借助其规模气氛，加强其统治地位、宣扬其威严而设计的，并以此作为华夏王化及王朝权威之象征意味，将华夏传统文化的精义通过空间展布的方式表现出来，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更与其主流政治哲学相契合，为当时统治阶层服务，可谓城南一大政治景观。可以说，四夷居民作为该政治景观的观众，无疑接受了一次身临其境的宣导和教育。进而遥想，当时的大文学家常景曾漫步洛水之滨，凭栏永桥，远眺洛水，在远山烟水的苍茫景色中，饱含深情地盛赞城南具有“水陆兼会，周郑交衢。爱勒洛汭，敢告中区”①的中原正统的王者气度，并作《洛汭颂》流传于世。不言而喻，这种装饰考究的设计，与洛水南岸四夷馆和四夷里的居住环境是相对应的。
华表无疑具有视觉上的政治效果。实践证明，为了强调政治的合法正统性，凭借礼仪和象征等间接、感性的力量，远较直接、理性的压制性控制要容易得多，因此，政治理念需要外化成视觉信息展现在政治中心。在北魏洛阳时代，四夷馆和四夷里是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方，从永桥跨过洛水，在中央御道的右侧，坐落着四夷馆，也就是北魏的“外交部”和“国宾馆”,北魏所有的外事接待活动都要经过永桥，那时的永桥可谓外交之桥、礼仪之桥，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史官、客商、学者、僧侣、工匠远道而来，跨过永桥、中央御道，踏进四夷馆，在四夷馆办理完必要的手续后，卸去一身疲劳，穿过中央御道，走进熙熙攘攘的四通市进行买卖，最后满载商品返回故乡。华表这一高大的人工建筑，无疑是国家政治理念的表达载体，在视觉层面上宣告着某种政治理念的建立，其作用在于强化既定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中的空间认知和社会认同，朝廷似乎希冀借此逐渐淡化四夷风俗习惯，使原来四夷民族的文化特征逐渐消失，使他们开始接受新的观念和思想，和这一区域的汉民族融合。
要之，孝文帝时期为这座桥梁的草创阶段，其时浮桥较为简陋，使用范围也应仅是交通漕运等；到了宣武帝初期，朝廷在洛水南岸增拓四夷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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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4页。
区，这座桥梁当是洛水南岸唯一对外出口，在城南交通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孝明帝时期，城南经过二十余年发展逐渐趋于繁盛，“浮桥”沟通洛水南北的重要性亦日益凸显，为了适应城市经济发展需要，胡太后遂诏令宦官刘腾主持修缮该桥梁，经改造后的桥梁易名为“永桥”,更显壮丽景观。
三 里坊
经由中央御道，过永桥，就来到用来安置四方归附人员的里坊区，朝廷定名为四夷馆。一般来说，数量庞杂的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极易成为城市居民管理的盲点，故而随着四夷附洛人员的日益增多，要管理和控制一个人口众多，文化与经济水平各异的族群，一个完善的制度就必不可少了。据《魏书》记载，南北朝时期，不少周边各族和域外国家均推行“双边外交”①政策，它们与南朝和北朝都有联络，这意味着，要想在外交中取胜，优惠政策是必需的。也就是说，在南北对峙下，北魏朝廷需要有一套宽松适宜的外交制度，来提升自己的地位、自身的凝聚力和竞争力，而要达成这样一个目标，必须有一个具备强中心效应的居住制度，这既是北方中原的需求，也是北魏朝廷的需求。试想，北朝洛阳与南朝建康竞争，如果首位城市太差，必然直接影响南北对峙格局，因此朝廷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尤显重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魏朝廷在城南规建了四夷馆和四夷里等诸多里坊，以安置和管理日益骤增的四方附洛之民。
(一)四夷馆和四夷里的设立
史书记载，北魏宣武帝即位后，开始在外郭城大规模营建里坊居民区，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朝廷在洛水南岸营建了四夷馆和四夷里等里坊居民区，以解决数量庞杂的四夷人员的居住和管理问题。《洛阳伽蓝记》对此有着详细描画：
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东有四夷馆，一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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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北齐)魏收《魏书》卷100《高句丽传》、卷101《氐等传》,1974,第2213-2216、2227～2250页。诸如吐谷浑、宕昌羌、邓至、于阗、高句丽等。
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道西有四夷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正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已后，赐宅归德里……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也。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柏，绿柳垂庭。①
从引文中不难看出，四夷馆和四夷里②是大规模的、有着一定规划的、相当规整的坊里制，前者用于临时性居所，后者用于定居性居所，二者是相互联系、补充的结构模式，里坊布局不仅排列整齐，而且环境甚为优雅。进而言之，洛水南岸与其他城区相比，在居民来源与构成方面有着明显差异，故而这里的居民管理模式和制度设计独具特色。可以这样说，四夷馆和四夷里的构筑本身，就是拓跋魏政权预先规划的一种政治行动，以凸显其作为一统天下权力中心的独特地位，并借此宣示王朝的合法性或正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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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4～117页。
②关于四夷馆和四夷里的研究，这是学者们很感兴趣的问题。前人已取得相当的成果。黎虎先生指出，四夷馆和四夷里作为相互联系的整体，是北魏王朝与周边各族和外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中心和象征，它的设立促进了民族关系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但也存在着一些消极作用，多少包含着政治和民族关系上的歧视(黎虎：《北魏的“四夷馆”》.《文史知识》1986年第1期，第71～74页)；刘淑芬先生从城市规划与发展的角度，分析六朝建康与洛阳的客馆风貌(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王静先生从四夷馆和四夷里设置的具体时间、主要居住人员、设置的意义及其对后世客馆制度的影响方面展开论述(王静：《北魏四夷馆论考》,《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第75～82页)；蔡宗宪先生认为客馆为传统中国外交上是重要机构，南北朝时在数量和规则上有明显的发展，其方位受到城市格局变化的影响，南北朝以后多位于城南，且通常位于南北中轴线的通衙上(蔡宗宪：《南北朝的客馆及其地理位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1期，第73～86页)；戈红叶对相关传世文献与墓志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对北魏首都客馆的设置情况、管理机构及官员的遵选标准与首都客馆的职能等方面进行探讨(戈红叶：《北魏首都客馆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总体来说，学界对四夷馆里的建制、管理与性质、设置的时间地点，居住人员等有着较多关注，故此不赘述。笔者除了对上述问题略及补充外，主要从四夷降服者的不同的社会背景及生活习俗，来展现洛水南岸里坊居民的“四方风俗，万国千城”的异域风貌。
前已述及，尽管洛水北岸里坊区记载较少，但其居民和居住环境基本呈现“对称性”,即居民身份与其居住环境基本上是吻合的，洛水南岸亦不例外。据文献明确记载，四夷馆居民分别来自南、北、东、西四方，故而馆名分别是金陵、燕然、扶桑和崦嵫，胡三省如是说：“四馆皆因四方之地为名：金陵在江南，燕然在漠北，扶桑在东，日所出，崦嵫在西，日所入。”①也就是说，四夷来自周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及不同的部族，落居城南自然形成不同的聚居型里坊。很显然，四夷馆依归附人员来源的方位而设立，各馆居民身份与其居住环境相对应，主要是外来流动居民的落脚地，其中尤以崦嵫里和金陵馆的居民最多。
与四夷馆相对应，四夷里的设置不仅使外来人员获得固定的立足地，更为重要的是，“四夷”在“王土”留居的合法性得到了制度性保障。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明确记载，这些来自不同方位的四夷人员，一般先居住在四夷馆，如若愿意定居者，则赐宅四夷里，正是在这种制度的保障下，大量“夷人”得以留居中土，其中慕义里和归正里是四夷定居最多的地方②。如前所述，北魏统一北方后，国力强盛，文化发达，吸引了众多域外人士出于遣使结好、商业贸易，求学问知，传播宗教等原因远涉而来，因此北魏洛阳城内活跃着不少异乡来客：有的身为高官，有的是商贾平民，有的则为奴仆，其中不乏定居者，他们逐渐融入当地社会生活。不难想象，许多游牧民族似乎很快体验到城市定居生活的益处，并最终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成为四夷里的稳定性居民。
朝廷对四夷采取封闭式坊里制的举措，是最为显明的管控方式。然而遗憾的是，关于洛水南岸诸里坊的具体形制，因史料缺载不详，据孟凡人估算，四夷馆和四夷里所占面积约二十个里坊③。又依据《洛阳伽蓝记的描述，四夷馆和四夷里的规模也应是较为庞大的，其中仅归正里就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