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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居民的居住环境
随着经济发展，城市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增多，居民结构复杂化与职业分工多元化，会对都城居民管理提出新要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周边诸多民族涌入京师，民族融合和商贸文化交流呈现出空前开放态势，人口骤增，为了安置大量内迁人口以及稳定社会秩序，宣武帝于景明二年(501)九月，按照司州牧广阳王嘉建议下诏修建外郭城。至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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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年第4期，第209～217页。
②公元5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在吐鲁番盆地中，曾先后出现四个汉族独立王国，它们分别是阙氏高昌、张氏高昌、马氏高昌及麹氏高昌，其中麹氏(501～640)享国最久。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景明初，伪齐建安王萧宝夤来降，封会稽公，为筑宅于归正里，后进爵为齐王，尚南阳长公主。宝夤耻与夷人同列，令公主启世宗，求入城内，世宗从之，赐宅于永安里”,“(城南)高阳宅北有中甘里。里内颍川荀子文，年十三，幼而聪辨……。正光(520)初，广宗潘崇和讲《服氏春秋》于城东昭义里……时赵郡李才问子文曰：‘荀生住在何处？’子文对曰：‘仆住在中甘里。’才曰：‘何为住城南？’城南有四夷馆，才以此讥之”。中华书局，2010,第115、125页。
内城四周安置大量居民的诸多里坊也就应运而生了。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其时作为安置四方归附人员的各项建筑物在洛水南岸拔地而起，将城区拓展至洛水以南。接着，在这片土地上，除了四夷馆和四夷里主体建筑外，朝廷陆续增辟商贸市场四通市和鱼鳖市、佛教寺院菩提寺和归正寺、崇礼场所圜丘，并修缮永桥以及规建白象、狮子二坊等，这些建筑配置基本上满足了本区域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需。可以说，宣武帝时期，洛水南岸都市景观有了划时代的发展；胡太后专政时期，这里的建筑物则明显增多且愈发完善。诚如黎虎先生所言，这里是北魏王朝与周边各族和外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中心和象征①。很显然，随着城市新功能的植人，洛水南岸的城市功能更加明确、城市居住环境的配套设施趋于完备，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
一 伊洛夹河滩
“人文环境系统毕竟是以自然环境系统为基础，一刻也不可能脱离自然环境系统。”②正因为如此，对洛水南岸自然环境的认知尤显必要。前已述及，古伊、洛水从秦岭向东流，至北魏洛阳城南相汇。据考古勘测，伊、洛水夹河滩地带，形成洛阳盆地的最低部分③。夹河滩，顾名思义，两河相夹之意。也就是说，北魏迁都洛阳后，随着城市居民数量剧增，遂在洛水南岸的伊、洛水交汇地带，拓建新城。这里海拔高程在120米以下，虽为全城最低处，但由于城市建设中洪水防御设施较为完善，遇到水灾能够抵御，据有学者统计，东汉至北魏都洛期间，以北魏水灾最少，仅有的一次谷水泛滥，还是北魏末年水利工程失修所致④,故而北魏时期这里成为居民聚居区就不难理解了。
此外，四夷馆主体建筑在一片高地上，亦是居民防洪措施的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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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黎虎：《北魏的“四夷馆”》,《文史知识》1986年第1期，第71页。
②张远广等：《人地系统与人地关系浅析》,《国外人文地理》1988年第2期，第19页。
③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洛阳盆地2001—2003年考古调查简报》,《考古》2005年第5期，第19页。
④吴庆洲：《汉魏洛阳城市防洪的历史经验及措施》,《中国名城》2012年第1期，第69-72页。
体现。伊洛夹河滩地势低平，显然不宜作为最佳居住环境，然而智慧的古人，择其相对高地上建造房屋，用以防止水患。例如，北魏洛阳城洛水南岸的四夷馆主体建筑，及其各项配套设施，就是安置在伊、洛水之间中央御道两侧的一片高地上①。
诚然，伊洛夹河滩，是伊、洛水迢迢千里携泥带沙，层层铺展在两河之间的平原地貌，这些泥沙，富含有机质，土松壤沃，形成滩涂湿地，可谓水草丰美的“鱼米之乡”。因此自古以来，凡是两河汇流之处，总会涌现一些独特的城市景观，这里不仅拥有宜居的良好水环境，更为重要的是，河流和陆地相连，交通畅达。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永桥市。伊洛之鱼，多于此卖，士庶须脍，皆诣取之。鱼味甚美。京师语曰：‘洛鲤伊鲂，贵于牛羊。’”②显而易见，在自然环境与交通优势同时兼备的情况下，伊洛夹河滩周围的商业与生活配套设施自然会迅速形成和发展，继而吸引更多的人口定居于此，洛水南岸逐渐由空旷荒野演变为宜居的文明聚落。
二 中央御道与永桥
伊洛夹河滩不仅水域资源丰富且交通畅达，更有纵贯南北的中央御道穿行其中。它从宫城南面雄伟的阊阖门始，沿着宽阔的“御道”——铜驼街向南，出内城南面的宣阳门，再由四里外的洛水经永桥，直通伊水之阳的圜丘止，总长度约为10里，其中永桥至圜丘之间的“御道”长度约为5里(包括洛水水道的宽度，即永桥的长度)③。此外，据考古勘测，铜驼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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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第二章第二节之“南朝归顺人士”。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7页。
③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由宫城直通宣阳门的主干大道残长1650米。”《考古》1973年第4期，第512页。陈连洛《从大同北魏永固陵制看古代的长度单位——里》：“1古里相当于现今576米。”《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24页。又据《后汉书》记载，圜丘，作为郊祀祭天的场所，始建于东汉建武二年(26),“初置郊兆(即圜丘)于洛阳城南七里”,(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志第7《祭祀上》,中华书局，1965,第3159页。综合上述资料不难推知，以1古里相当于现今576米为换算单位，城内铜驼街1650米约为3里，加上宣阳门至圃丘间的7里，南北中央御道共计长度应为10里。然而让人困惑的是，(转下页注)
在内城的宽度为40～42米①,故而与此相连接的城南“御道”宽度应不会相去太远。由此不难猜想，由内城延伸出来的南北“御道”,与各里坊十字街及巷道相结合②,纵横交错共同构成了洛水南岸的街道景观。简言之，洛水南岸建筑物诸如里坊、市场、寺院、圜丘等都是在这些街道的基础上设置的，纵横贯通的街道亦便利了这里居民的日常生活，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央御道”。
北魏洛阳城的中央御道，是在多次改建、拓建的基础上，最后展现的结果。我们知道，魏晋洛阳城所设计的城市中央御道，仅从宫城南面的阊阖门到宣阳门，绝大部分在内城，是皇居所在，中央机构布列其两侧，对城市社会空间布局极具影响力，使城市平面出现对称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中央御道主要是衬托皇权和等级的差异，体现统治者威严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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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注③)杨衒之明言：“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2页。孟凡人亦指出：“永桥与圜丘间的距离大约为五里。”孟凡人：《北魏洛阳外郭城形制初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第42页。如若依上述两个数据统计，很显然，城南宣阳门至圜丘的距离应是9里，这与《后汉书》所记载的7里出入较大。不言而喻，与《洛阳伽蓝记》和孟凡人的记载相比较，《后汉书》的可信度较大，换言之，城南到伊水之阳的直线距离应为7里，是较为妥帖的。笔者以为，上述诸看法是不矛盾的，也就是说，如何计算洛水水道的宽度，成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所在。试想，如果将洛水河道水体的宽度以500～800米为标准进行换算，洛水水道宽度的最大值相当于古代的1.5里左右，若以此为标准进行计算，杨衒之和孟凡人在统计时很可能把洛水水道的宽度计算在内了，如果这种推想正确，杨氏的4里和孟氏的5里相加所得的9里，很可能重复叠加了1.5里。此外，《后汉书》提及的“初置郊兆(即圜丘)于洛阳城南七里”所指“伊水之阳”的具体位置模糊，以及孟凡人所言“永桥与圜丘间的距离大约为五里”的统计数据是否包括圜丘所占据的空间，这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难免产生统计误差。遗憾的是，圜丘具体规模形制，史书仅笼统提及形制规模很大，考古亦不见勘探。现仅能从考古勘测今偃师市李村乡南宋沟北二三百米处的禹宿谷堆(是曹魏在城南委宿山所建的圜丘)的形制规模进行推测，其“略呈方锥形，底部最大直径约500米，高50米”(赵振华、孙红飞：《汉魏洛阳城——汉魏时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三秦出版社，2015,第121页),由此可推想伊水之阳的圜丘直径约为500米的可能性较大，即约1里。如果这种推测合理，如果把这些统计方法和误差考虑在内，《后汉书》所言的7里与杨衒之、孟凡人等的说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①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第511～512页。闾阖门是当时朝廷举行重大国事庆典与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当万国朝贡使者、四夷宾客等重要庆典，皇帝均登临听政。
②详见周胤《北魏武、明时期洛阳寺院布局与里坊规划》,《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0期，第149页。
治功能。北魏洛阳城承继了这一传统，随着外郭城的增筑，原来主要贯穿于内城的中央御道，在宣阳门外向南延伸很长一段，直达伊水之阳的圜丘①。显而易见，宫殿——圜丘的礼仪轴线成为都城空间营造的中轴线。而由魏晋到北魏的比对，这条御道由阊阖门经永桥到圜丘，南北贯通，彰显着北魏王朝的盛世与气度。
值得注意的是，笔直的、功能一目了然的中央御道，强化了一种以华夏正统为核心的空间秩序，且这个秩序具有线性特征。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中原文化的象征，更是文化和制度表现在空间上的一个形态，其愈长愈显示都城的博大和至高无上。正如有学者所言：“它利用建筑群布局和体型变化形成一个具有强烈节奏感的完整的空间序列，以此来突出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的象征。”②正是在此意义上，这条中央御道在城内外连接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视为国家政权和行政体系从中心向边缘的延伸。更为重要的是，它使洛水南岸四夷居民与内城保持密切而又畅通的联系，以便于朝廷对四夷降附人员的管控。
众所皆知，除了交通和管控的功能，中央御道是供皇帝出行使用的，然而其洛水南岸部分的情景与皇城范围内的部分迥然有别。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水南岸中央御道两侧，不仅对称布列着四夷馆和四夷里，还有永桥南面的国际商贸市场四通市。由此不难看出，四夷人员应是四通市的主要活动角色，所以，洛水南岸中央御道的意义，不只是皇权的象征，更是四夷居民区活动的集结场地，尤其是永桥南至四通市这一段，已然成为热闹的商业区，挤满了商贩，这种世俗生活场景，完全不同于内城中央御道两侧所弥漫着的肃穆庄严气氛。可以说，洛水南岸中央御道除了具有南北贯通的功能外，似乎没有多少权力象征的意义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洛水南岸中央御道也有肃穆庄严的时候。比如朝廷仪仗到伊水之阳的圜丘祭天，御道作为礼仪性通道必然展示仪式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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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中华书局，2010,第114～115页。
②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第51页。
景，皇帝当然要走这里，官方极有可能要采用临时办法加以屏隔，但这种活动充其量只是特定情况下的点缀。具体而言，尽管圜丘是中原传统社会祭天的坛，南郊祭天又是汉族王朝祭典中最重要的一环，然而遍览《魏书》关于圜丘的记载甚为寥寥①,北魏洛阳时代仅有一次礼祭圜丘的记录。如此重大的事件，史书漏记或略记的可能性较小，故而笔者以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极少有皇帝去过圜丘的可能性很大。进而推测，这条中央御道在洛水南岸宣示皇权威仪的功用微乎其微。
中央御道除了作为礼仪性通道，外国使团进京朝见皇帝，也会经行这里。《魏书•蠕蠕传》就明确记载客居城南的北夷柔然首领入宫拜见皇帝的隆重场面：正光元年(520)九月，蠕蠕主阿那瑰南投北魏，孝明帝派遣使臣陆希道、孟威“迎劳近畿”,又派侍中崔光、黄门郎元纂在近郊，“并申宴劳，引至门阙下”。同年十月，孝明帝亲临显阳殿接见阿那瑰，“引从五品以上清官、皇宗、藩国使客等列于殿庭，王公以下及阿那瑰等人，就庭中北面”②。不难想见，阿那瑰接受魏廷接见就是由中央御道入宫的。在这种情境下，中央御道不仅充分显示其规划的交通便利性考虑，更重要的是其表达了盛大的仪式场景。诚如蔡宗宪先生所言：“作为中轴线的铜驼街(御道),除了两侧分布重要的官署、社、庙，还向南延伸至洛水南岸的圜丘，显示该街乃入朝、举行典礼的重要干道。北魏将四夷馆设于城南的御道旁，应该是考量到使节人朝或参观典礼的便利性。”③正是在此意义上，皇帝不到，外使不来的时候，城南中央御道全然是四夷日常活动场所是不言而喻的，世俗化倾向更为显明。
永桥，作为中央御道上的建筑物，《洛阳伽蓝记》详细描述了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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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太和十九年(495)十一月，“行幸委栗山。议定圜丘。甲申，有事于圜丘”；卷8《世宗纪》：景明二年(501)十一月，“改筑圜丘于伊水之阳”；卷9《肃宗纪》：正光三年(522)十一月，“乙巳，车驾有事于圜丘”,中华书局，1974,第178、194、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