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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以胡商贩客为主流的附洛西夷人，多有信奉佛教者。西域诸国由于地处佛教东传要道周围，多有崇佛倾向，据《魏书》记载，尚佛的附洛西夷人来自南天竺、高昌、于阗、龟兹、疏勒、朱居国、渴槃陀国、乌苌、康国①、乾陀罗②等国。这些人来洛后，为便于日常礼佛之需，自发在其居住地慕义里修建了菩提寺，《洛阳伽蓝记》有确切记载：“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义里。”③可以想象，西夷人所立佛寺的面貌，更多体现着强烈的西域建筑风格，其宗教教义和修行方式都和一般寺院截然不同，往往充满了神秘异域色彩。这意味着，西夷自发为营造具有本土风格的寺院，使原乡焦虑得到抚慰，从而获得家园感。
尽管上述史籍称历次胡人东来为“遣使朝贡”之云云，不啻有政治夸饰的“中华传统”包含于其间，但西人驼马逶迤、风霜跋涉而来的物质、精神传播，无疑极大地推动了内地生活资源的拓展④。可以说，无论是朝廷设置的四通市，还是西夷人自发营建的菩提寺，都是四夷馆居住环境不断改善、吸引力增强的有力举措。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据《洛阳伽蓝记》所载，附洛西域人作为一个庞大的夷人聚居群，被安置在俺 馆和慕义里，很显然这些人在洛水南岸是聚族而居，这便于他们保持本民族的特性。但洛阳作为当时的京城，这种特性难以维持长久，他们不管是人仕为官，还是经商兴贩，或是布经传道，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因此，这些人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性的同时，渐慕华风，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了“汉化”历程(详见第五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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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北齐)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卷101《吐谷浑传》、卷101《高昌传》、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196、2240、2243、2262、2266、2268、2279、2280页；姚崇新《吐谷浑佛教论考》,《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第55页；张泽洪《吐谷浑多元宗教的文化透视》,《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171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195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9页。
④张乃翥：《北魏晚期洛阳地区的胡人部落》,《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75页。
四 南阳公主和寿阳公主居住归正里
一般而言，公主作为皇室成员，在皇权的庇护下，过着衣食无忧的奢侈生活，但没有婚姻自主权，“她们的婚姻是国家政治的一部分，要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①关于北魏公主婚姻问题，施光明先生认为，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封建化的深入，在婚姻上也追求门第，汉族高门子弟成为北魏公主最佳婚姻选择对象，从而出现了与汉族士族通婚现象并不断增加，这在孝文帝和宣武帝时达到高峰，并成为北魏后期公主婚配的主体。其中与南朝归降宗室子弟的联姻，是对“宾附之国”的礼遇，同时也带有安抚性质。②由此看来，正史所载的南朝降附人员之所以能有较多尚公主的机会，主要是由于他们大多出身或为王室(如萧齐萧氏)；或为贵族(如王肃),算得上门当户对。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南朝降附人员附魏后往往居住在洛水南岸的归正里，他们与北魏公主婚配后，这些公主理所当然也成为归正里的居民。
南阳公主。南阳公主是北魏孝文帝元宏的女儿，前文已论及，其于正始四年(507)八月后不久下嫁南朝宗室降魏者萧宝夤，因此南阳公主是居住在归正里的居民毫无疑问。虽为政治婚姻，史书记载萧宝夤和南阳公主婚姻比较和睦，并为皇室元怿所称赞，《魏书》如是记载：
寻尚南阳长公主，赐帛一千匹，并给礼具。公主有妇德，事宝夤尽肃雍之礼，虽好合积年，而敬事不替。宝夤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宾，自非太妃疾笃，未曾归休。宝夤器性温顺，自处以礼，奉敬公主，内外谐穆，清河王怿亲而重之。③
然而萧宝夤尚公主后不久，却以耻居城南为由，让公主祈请世宗的恩准，徙居至城内永安里居住，自当别论。换言之，他们曾是洛水南岸归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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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苗霖霖：《北魏公主婚姻考》,《唐都学刊》2012年第2期，第67页。
②参见施光明《〈魏书〉所见北魏公主婚姻关系研究》,《民族研究》1985年第5期，第112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59《萧宝夤传》,中华书局，1974,第1315页。
里的居民是毋庸置疑的。虽然投奔北魏，萧宝夤却一直不忘兴复齐国，于孝昌三年(527)起兵反叛，“战败，携公主及其少子与部下百余骑……旬奔丑奴”,“宝夤之将死……(南阳)公主携男女就宝夤诀别，恸哭极哀”。①由此亦不难看出，萧宝夤和南阳公主感情甚笃，尤其是在面临家国选择时，公主背弃国家与丈夫站在一处，足见二人情感深厚。
寿阳公主。寿阳公主是北魏孝庄帝元子攸的姐姐，于永安年间(528-530)下嫁南齐东昏侯萧宝卷的遗腹子萧综(降魏后更名为萧赞)。由于萧综降魏后居住在金陵馆，故而寿阳公主是金陵馆和归正里的居民无疑。《洛阳伽蓝记》对其有着简单描述：“永安年中，尚庄帝姊寿阳公主字莒犁。公主容色美丽，综甚敬之。与公主语，常自称‘下官’。授齐州刺史，加开府。”②从文中亦不难看出，寿阳公主与萧综相处较好，相敬如宾。
通常情况下，皇室婚姻往往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是学界的不争之论。尽管皇室婚姻有着很强的政治性，但并不是说皇室婚姻生活没有幸福可言，诸如南阳公主和寿阳公主，由于她们自身行为得当，与丈夫相处较好，婚姻生活比较如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学人的研究结论过于武断，认为“北魏中后期宗室婚姻关系均以皇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造成夫妻感情的不稳定”。③这种“皇室婚姻等于夫妻感情不稳定”的简单论说，显然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古代王朝中，婚姻对女性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即便作为皇室成员的公主，其命运也与婚姻息息相关，婚姻成为公主命运的重要转折点。特别是当丈夫与北魏敌对时，她们的悲剧性命运便已注定”。④据史书所载，南阳公主和寿阳公主的命运就充满了悲剧性色彩，诸如南阳公主被儿子所杀⑤,寿阳公主则被尔朱世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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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59《萧宝夤传》,中华书局，1974,第1324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58页。
③郑娉：《由洛阳伽蓝记看北魏宗室的婚姻》,《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第32页。
④苗霖霖：《北魏公主婚姻考》,《唐都学刊》2012年第2期，第71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59《萧宝夤传》：南阳公主有三子，其中少子萧凯的妻子为长孙稚的女儿，“轻薄无礼，(南阳)公主数加罪责。凯窃衔恨，妻复惑说之。天平中，(萧)凯遣奴害(南阳)公主”,中华书局，1974,第1324页。
所害①。
作为政治婚姻，南阳公主和寿阳公主下嫁于前来避难的南朝宗室大臣子弟，居住在洛水南岸的归正里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公主作为皇室成员，洛水南岸的居住环境，“多少包含着政治上的、民族关系上的歧视”②,显然与其高贵身份不对称，因此《洛阳伽蓝记》记载萧宝夤以居城南为耻而徙居城内的事件就不难理解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居住在洛水南岸为时人所不齿，是当时的流行看法。
五 洛阳城的西夷嫠面风俗
北魏洛阳洛水南岸设有四夷馆和四夷里，专门安置周边异族异国的使者、商人及归诚人员，最多时达到一万多户，异族混居，风俗错杂，可谓“四方风俗，万国千城”③。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夷人嫠面风俗出现在北魏洛阳城，《魏书》如是记载：正光元年(520)七月，领军将军元乂和阉官刘腾发动政变将元怿杀害，“夷人在京及归，闻怿之丧，为之嫠面者数百人”。④
所谓嫠面，即用刀划面，血泪俱流，原是漠北游牧民族的悼亡仪式，既可以表示悼亡的悲痛，也可以表现送别的悲伤和讼冤的悲愤。⑤潘玲先生对嫠面习俗的渊源和流传有着较为翔实的考证，她认为，嫠面习俗在东汉至隋唐时期，流行于以突厥为主体的西域诸民族中，并于唐代前期，随着突厥与中原政权的频繁交往和大量降唐的突厥人内迁，被汉族等更多的民族所了解。⑥也就是说，在早于突厥的鲜卑以及与略晚突厥的契丹，这两个源于东北地区的民族中，都没有嫠面习俗。这说明，该习俗是突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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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时尔朱世隆专权，遣取公主至洛阳，世隆逼之，公主骂曰：‘胡狗，敢辱天王女乎!’世隆怒，遂缢杀之”,中华书局，1974,第58页。
②黎虎：《北魏的“四夷馆”》,《文史知识》1986年第1期，第74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5～117、126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22《清河王怿传》,中华书局，1974,第592页。
⑤参见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第24～25页。
⑥参见潘玲《嫠面习俗的渊源和流传》,《西域研究》2006年第10期，第100页。
及受其较多影响的回纥和西域诸胡所具有的，而不是在北方民族中普遍存在的。①这表明，拓跋鲜卑没有嫠面习俗，北魏洛阳城出现的夷人嫠面习俗，应为附魏四夷入居中原而传入的，但“夷人”的具体所指史书语焉不详。
北魏洛阳时代西域于阗国有嫠面习俗。《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神龟二年(519),敦煌人宋云经行于阗，见到“(于阗国)居丧者，剪发嫠面，以为哀戚。发长四寸，即就平常”。②这是笔者目力所及北魏时期周边少数民族嫠面习俗的唯一记录。我们知道，于阗是古代西域佛教王国，地处今新疆和田市，北魏时期曾先后被吐谷浑、柔然攻袭，不断向中原王朝进贡以求保护③。因此不难想见，应有为数不少的于阗国人居住在洛水南岸的俺馆和慕义里。由此是否可以认为，“夷人”即为西域于阗国人？鉴于孤证不立，这种假说显然不足信。
学界对于嫠面习俗多有论述。李炳海先生较为宽泛地指出，整面是我国古代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风俗④；蔡鸿生先生则认为，丧礼中的“嫠面截耳”,长期流行于北胡和西胡各族之间，成为古代亚洲内陆殡葬文化的一大特色⑤；又据潘玲先生翔实分析，嫠面习俗流行于以突厥为主体的西域诸民族中，基于突厥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一，“约在公元6世纪兴起于今天新疆东北部，其后势力扩展至大漠南北及中亚一带。从公元552年至742年活跃在我国和中亚将近二百年”。⑩由此可以断言，从历史发展时序来看，嫠面习俗流行于北魏以后的西域地区，也就是说，北魏时期西域于阗国的嫠面习俗并非该民族所固有，亦没有得到广泛流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得出“嫠面习俗属于西域民俗”的结论。故而上述“夷人”应为“西夷”的可能性较大。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西夷人为何用嫠面的方式表达对元怿的哀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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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潘玲：《嫠面习俗的渊源和流传》,《西域研究》2006年第10期，第102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173～174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62～2263页。
④李炳海：《嫠面风俗文献拾零》,《文物》1990年第3期，第281页。
⑤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第24页。
⑥林干：《突厥的习俗和宗教》,《民族与宗教》1981年第6期，第43页。
为孝文帝元宏之子，元怿其人其事正史有传：“幼而敏惠，美姿貌，高祖爱之……博涉经史，兼综群言，有文才，善谈理，宽仁容裕，喜怒不形于色……才长从政，明于断决，割判众务，甚有声名。”①从中不难看出，元怿既有风度神韵，德行充备，又有文学才能，既宽厚仁爱有气度，又雅爱宾客，长于从政，明于决断，故其被害事件在朝野上下引起极大震动就不足为奇了。尤其是西夷用整面的方式表达极度悲恸的心情，为元怿哀悼申冤，可视为元怿平素颇有威望的一个明证。
由之，北魏洛阳城出现的整面习俗，是伴随着西夷附洛而传人的，亦是城南西夷居民的异族之风对洛阳城居住环境浸染的实例。
六 西域高昌国的“昆人”
高昌，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地区。由于地当东西交通往来的要冲，自西汉宣帝始，朝廷遂在此且耕且守，随着汉人的不断迁入，“国有八城，皆有华人”②,这里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为辅的居民结构。由于其居民以汉族人居多，故其风俗政令文化大多因循汉晋，华夏汉族传统文化在这里占据着主导地位。北魏洛阳时代，魏氏高昌是仅次于吐谷浑对朝廷贡赋最多的西域部族。按照当时的城市规划设计方案，他们附洛后应居住在洛水南岸的崦嵫里和慕义里。
前已述及，北魏洛阳时代居住在崦嵫里及慕义里的西域人员规模庞大，其中胡商贩客是主流，他们大多为东西丝路贸易上的活跃分子。事实上，西域附洛人员并非只有商人，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以手工劳动为生业，关乎此，考古发掘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证资料。
1963年秋，考古人员对北魏洛阳城遗址南部进行踏勘，发掘了位于今龙虎滩村西北的一号房址，认为这一豪华建筑属于官署府庙类建筑遗址，具体位置在宫城南部铜驼街御道东侧。值得注意的是，该遗址出土有带文字的瓦911块，上面刻有工匠的工种姓名及制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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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22《清河王怿传》,中华书局，1974,第591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101《高昌传》,中华书局，1974,第2243页。
其中一块筒瓦刻着“六月十六日期清里昆”。对此，考古人员认为，一号房址出土的瓦文中，在姓名前后刻昆人或昆者近三十人，这些瓦工在封建经济剥削奴役之下，从事手工劳动，他们身份卑微，北魏洛阳城的建设，就是包括这些制瓦工人在内的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①我们知道，制瓦是一项工序复杂的专门技术，因此分工较为明确，“昆”即是制瓦过程中的一道重要工序，系指削瓦以后打磨瓦面，而“魏”是高昌国姓②,由此可知，瓦工麹清里人应是定居于洛阳的高昌人。尽管这些附洛的高昌瓦工数量无法推测，但基于考古发掘的不完全性，昆入麹清里并非个例，他们极有可能是以群体形式，居住在北魏洛阳城南 馆及慕义里，这有待学术界的进一步清理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