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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7页。
②详见第三章第二节之“‘堰洛通漕’水利工程”。
③(北魏)贾思勰著,石声汉校释《齐民要术今释》卷6《养鱼》,中华书局，2009,第428-431页。
④《洛阳伽蓝记》中屡见北魏洛阳城养殖鱼类和水生植物的相关记载，诸如：“千秋门内道北有西游园，园中有凌云台……台下有碧海曲池。台东有宣慈观，去地十丈。观东有灵芝钓台，累木为之，出于海中，去地二十丈。风生户牖，云起梁栋。丹楹刻桷，图写列仙。刻石为鲸鱼，背负钓台；既如从地踊出，又似空中飞下。”“(瑶光寺)绮疏连亘，户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胜言。牛筋狗骨之木，鸡头鸭脚之草，亦悉备焉。”“奈林西有都堂，有流觞池。堂东有扶桑海。凡此诸海，皆有石窦流于地下，西通谷水，东连阳渠，亦与翟泉相连。若旱魃为害，谷水注之不竭；离毕滂润，阳谷泄之不盈。至于鳞甲异品，羽毛殊类，濯波浮浪，如似自然也。”“(景明)寺有三池，崔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黄甲紫鳞，出没于繁藻，或青凫白雁，沉浮于绿水。”“(高阳王寺)竹林鱼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积，珍木连阴。”“(宝光寺)园中有一海，号咸池。葭菼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罗生其旁。”“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转下页注)
显而易见，这些技术都是在“近江河”“临陂湖”环境中形成的，其中不少明显出自江南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农业实践。由此不难想见，附魏南人中的一般阶层来到洛阳后，为了生计，很有可能在伊、洛水水域修有水库、水塘等设施进行水产养殖，他们是无师自通的养鱼技术员更是自不待言。正可谓消费需求的驱动，必然导致技术的进步，故而人工养殖为北魏洛阳城居民提供丰富而稳定的水产资源可能性较大。
进而言之，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北方汉地居民没有打鱼、吃鱼的偏好，附魏一般吴人阶层的捕鱼饲鱼能力又大大强于北人，渔业应是这些南来新移民的主要生计手段，打鱼收获是其主要经济来源。从自然环境上而言，这里水陆交通两便，不论打鱼还是销售都是适宜的，渔户们将每天的渔获物拿到市场贩卖，吸引了城里居民涌来购买，可以想见丰富的渔产使他们收获了极大实惠。由此看来，附魏一般吴人阶层生活在这样一个水域相对广阔的环境里，以渔业为生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加上吴人入魏者甚多，且多为高官显贵，眷属又众多，故而出现渔业市场繁盛的场景就不足为奇了。饶有趣味的是，考古资料显示，今天汉魏洛阳故城东南角蜿蜒东行一条凹地槽，很可能是古河渠的遗迹，该地望又恰恰是以“鱼骨”而命名的村庄所在①。“鱼骨村”这一地名，就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吴人在北魏洛京捕鱼饲鱼活动的佐证。但在资料不足
证的情况下，这一假说有待进一步印证。
可以说，伊洛水域中丰富的渔产资源价值是被吴人开发的。要之，渔业作为附魏一般吴人阶层的资生方式，是近水居民利用水域的显例，亦是居民为追求美好生活而利用并改造其所处居住环境的成功实例。这种方式，既可以评价为不同凡响的创新，也可以理解为自然地理环境对吴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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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注④)市西北有土山鱼池。”“四月初八日，京师士女多至河间寺，观其廊庑绮丽，无不叹息，以为蓬莱仙室亦不是过。人其后园，见沟渎蹇产，石磴嶕峣，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咸皆唧唧，虽梁王兔苑，想之不如也。”详见(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2010,第38、39、53～54、98、123、137、140～141、152页。
①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洛阳盆地2001～2003年考古调查简报》,《考古》2005年第5期，第21页。
化的模塑。
二 秋来春去的北夷“雁臣”
气候是自然环境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有着直接影响。众所皆知，我国北方塞上为朔漠之地，气候严酷，六月飘雪，干旱多风沙，北魏尚书令王肃曾赋诗描绘此景象：“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①据《魏书》所载，北魏时期北夷族群主要有蠕蠕、匈奴宇文莫槐、徒何段就六眷及高车等②,他们长期居于塞外高寒地带，不仅有着鲜明的“人食畜，饮其汁，衣其皮”的草原游牧文化特色，还有因季节不同游移于大漠南北进行狩猎畜牧活动的固定习俗。
除了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气候有时甚至左右朝廷政策的制定。我们知道，北夷诸族有“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③的季节性迁徙的固有惯习，作为北夷的拓跋鲜卑南迁洛阳时，鉴于北方勋旧长期居于塞外高寒地带而不能适应洛阳湿热气候④,也希冀一个可行有效的办法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与代北保守势力的矛盾，孝文帝曾做了一些妥协举措，即允许代北勋旧“冬则居南，夏便居北”。关乎孝文帝这一举措，《魏书》有明确记载：“初，高祖迁洛，而在位旧贵皆难于移徙，时欲和合众情，遂许冬则居南，夏便居北。”⑤从中不难看出，孝文帝在抉择让步中，气候因素显然起了很大作用。尽管宣武帝即位后，这一妥协举措即告终止⑥,却为朝廷日后制定实施外交政策所效仿。
继孝文帝朝“冬则居南，夏便居北”的策略，魏廷推出“雁臣”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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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82《祖莹传》,中华书局，1974,第1799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103《蠕蠕等传》,中华书局，1974,第2289～2313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03《蠕蠕传》,中华书局，1974,第2289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40《陆俟传附孙叡传》：“(陆)叡表曰……南土昏雾，暑气郁蒸，师人经夏，必多疾病。而鼎迁草创，庶事甫尔，台省无论政之馆，府寺靡听治之所，百僚居止，事等行路，沉雨炎阳，自成疠疫。”中华书局，1974,第912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15《昭成子孙晖传》,中华书局，1974,第378页。
⑥(北齐)魏收：《魏书》卷15《昭成子孙晖传》：“(元)晖曰(世宗)：‘先皇移都，为百
姓恋土，故发冬夏二居之诏，权宁物意耳。乃是当时之言，实非先皇深意。且北来迁人，安居岁久，公私计立，无复还情。陛下终高祖定鼎之业，勿信邪臣不然之说。’世宗从之。”中华书局，1974,第378～379页。
措，成为朝廷处理族际关系的政治智慧。生活在令人有诸多不适的高寒自然环境下的北夷人，为了追寻更好的居住环境，除了有随季节逐水草而迁徙不居的习惯，或南下犯塞寇边，或求和通聘。有鉴于此，为招徕安抚更多北夷人员向化输诚，朝廷在政治、经济及生活习俗等方面采取诸多开放优容的外交政策。其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朝廷借鉴孝文帝朝允许代北勋旧冬来春去、岁岁如是的季节性徙迁措施，推行“雁臣”的举措。更确切地说，基于北夷诸族不适南方暑热环境，且在尊重这些游牧民生活习惯的前提下，为了寻求一种能更好控制这些北夷诸族的管理手段，对他们也实施了类似决策。《洛阳伽蓝记》如是记载：“北夷酋长遣子入侍者，常秋来春去，避中国之热，时人谓之雁臣。”①简而言之，这些北夷首领及侍子像候鸟一样春去秋来，当时的中原人极为形象地称呼他们为“雁臣”,这也遂成为其时洛水南岸北夷归附者所专享的别样场景。
由塞外到中原，从高寒到湿热，北夷附洛者被呼为“雁臣”。从平城到洛阳，从塞外游牧转向中原农耕，在气候、风景、作物、饮食、建筑等诸多方面，中原都与北方草原形成鲜明对比，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对南北气候迥异所带来的不适。对于习惯了高寒地带生活的北夷人来说，北方夏季无疑是一个天然的避暑胜地，洛阳则是另一个世界。由此不难想见，长期生活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如若离开自己生活居住的地方南下，无疑是一场“噩梦”,这种源热酷暑对居住在洛阳城里的拓跋鲜卑政权来说，亦是不堪忍受的②。为了吸纳更多北夷朝贡归降者，感同身受的魏廷允许北夷贵族夏天在北边避暑生活，到了秋冬季节再返回朝廷拜谒，因此北魏洛阳时代洛水南岸的“雁臣”场景就不足为怪了。
通过“雁臣”这一举措，北魏实现了对北夷柔然归附的目的，缓解了双方的紧张局势，对柔然的控制由被动转为主动。柔然，又作蠕蠕(北魏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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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6页。
②例如(北齐)魏收：《魏书》卷22《废太子恂传》：“(元)恂不好书学，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中华书局，1974,第588页。
对柔然人的蔑称)①,是继匈奴、鲜卑后北方蒙古高原又一强大的游牧民族，5世纪初在漠北兴起，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胜兵数万，加之当时西域众多部族归顺于它，是北方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不免成为北魏边境的劲敌，两国经常兵戎相向。尽管屡有犯塞，但亦不断有或朝贡或降附北魏的事件发生。因而“雁臣”措施对于安抚柔然，重建北魏和其政治隶属有着重要意义。
正史亦多有北夷“雁臣”的实录。诸如《魏书•尔朱荣传》记载：“及迁洛后，(尔朱新兴)特听冬朝京师，夏归部落”②；《魏书•蠕蠕传》又言：正光元年(520)“九月，(蠕蠕主)阿那瑰将至，肃宗遣兼侍中陆希道为使主，兼散骑常侍孟威为使副，迎劳近畿”；正光二年(521)“正月，阿那瑰等五十四人请辞，肃宗临西堂，引见阿那瑰及其伯叔兄弟五人……诏侍中崔光、黄门元纂郭外劳遣”。③从上述时间逻辑次序来看，蠕蠕主④阿那瑰等人于当年九月附魏，又于次年正月北返，他们显而易见是“秋来春去”的“雁臣”；《北史》亦载，敕勒部族首领斛律金投降北魏，“魏除为第二邻人酋长，秋朝京师，春还部落，号曰雁臣”⑤。从上述史实不难看出，这些北夷首领附洛后，常年往返于塞北与京师洛阳之间，他们多是九月由塞北来到京师，待到次年正月又返回北方。
总之，大多数来自高寒地区的北夷人，并不会优先选择南方热带地区来居住。有鉴于此，北魏朝廷采取“雁臣”这一迂缓策略，吸引了诸多北夷首领及其侍子前来朝贡降附，可谓附洛北夷居民在北方高凉和中原暑热两种居住环境之间巧妙适应的实证。
三 “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的西夷人
据《魏书》等记载，北魏都洛时期，西域诸国如吐谷浑、宕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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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03《蠕蠕传》：“自号柔然……世祖(拓跋焘)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中华书局，1974,第2289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74《尔朱荣传附父新兴传》：“散骑常侍、平北将军、修容第一领民酋长。”中华书局，1974,第1644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03《蠕蠕传》,中华书局，1974,第2298、2300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103《蠕蠕传》：“蠕蠕主世居北漠，不宜炎夏。”中华书局，1974,第2303页。
⑤(唐)李延寿：《北史》卷54《斛律金传》,中华书局，1974,第1965页。
昌、邓至、于阗、悉居半、车师、龟兹、乌孙、悦般、悉万斤、洛那、波斯、忸密、薄知、罽宾、副货、南天竺、叠伏罗、嚈哒、朱居、渴槃陀、赊弥、疏勒、乌苌、乾陀罗、破洛侯、康国等商人使节，多携殊方异物，以朝贡为主要形式，与朝廷交往频繁①,“多达250次以上”②。恰如有学者所言：“宣武帝即位后，中西交通出现了新的高潮，盛况空前，而景明三年(502)有于阗、疏勒、罽宾等23个西域国家遣使北魏，标志着这一高潮的到来，这个高潮一直持续至北魏末年。”③正可谓“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服。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也。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这句话形象地表达了四夷人员云集京城之盛，也从侧面表明四夷馆是充满希望的乐土。
学界对此亦有关注。吕思勉指出：“诸外国中，西域与中国通商特盛。西域人在中国经商者亦颇多，实为极可注意之事。此盖由其文明程度特高使然。西胡与中国关系之密，正不待唐、元之世矣。”④段鹏琦进一步说明：“随着丝绸之路畅通，西域来洛人口日众，并成为当时洛阳城的一个显著特点。……东西贸易随之迅速活跃起来，奔忙于内地和西域的各族商人，其人数之多，当远在使节之上。”⑤也就是说，这些来洛的西域使节，大多以朝贡之名，行经商之实。由此可以肯定地说，胡商贩客大多打着“进贡”的旗号，是为当时西域来洛人员的主流。故而《洛阳伽蓝记》不仅记载了四夷馆“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之优美的居住环境，又言及朝廷在这里特设了“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的国际贸易市场——四通市，以满足西夷人经济贸易交流的需求。由此可见，西域诸国与北魏洛阳交往，主要是官方使节以朝贡之名，行经商之实。进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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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卷8《世宗纪》、卷9《肃宗纪》、卷10《孝庄纪》、卷11《前废帝广陵王等纪》、卷32《高湖传附徽传》、卷101《氐等传》、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161～292、754、2227～2281页；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96页。
②赵振华、孙鸿飞：《汉魏洛阳城：汉魏时代丝绸之路起点》,三秦出版社，2015,第249页。
③石云涛：《北魏中西交通的开展》,《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1期，第150页。
④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099页。
⑤段鹏琦：《从北魏通西域说到北魏洛阳城——公元五、六世纪丝绸之路浅议》,载《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第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