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大全睡前故事北魏洛阳城南的居民与居住环境(32)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第3053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第3055页。
④刘康乐：《北朝国家道教管理制度略考》,《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17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中华书局，1974,第187页。
任朝廷四品官，在宫廷决策政事中颇具影响力，深受最高统治者倚重和信任。尽管志文有浮夸之嫌，但它提供了北魏洛阳时代道教被统治阶层所崇信和利用的有力证据。正如赵振华先生所言：“新出土的赵暄墓志，以石刻文献的形式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都洛后期朝廷尊崇道教、倚重道士的可贵信息。”①由此不难看出，道教在北魏洛阳时代仍然博得统治者的支持和信任，是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思想工具之一。
刘康乐先生对崇虚寺有着细致的描述，“崇虚寺在北魏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北魏新天师道的中心，也是北魏皇帝祭祀的钦定场所。崇虚寺由国家主持建立，其坛主是由官府任命的，当为官府所署置的基层道官。崇虚寺的道士负责皇家祭祀等事务，由政府拨付资财供养，并给户以维持斋醮祭祀等日常活动，设坛主主其事。对崇虚寺的道士，政府有严格的考核，对于道术精通的道士均以礼接待、由国家供养，道术不精或才术低微的免不了被罢免还俗”。②
小 结
由东汉到北魏，洛水北岸的居民来源与构成有着显著变化。东汉时期，这里仅有少量平民和为数可观的太学生居住；魏晋时期，这里不仅居住着一般平民和数量众多的太学生，还有少数官僚权贵，且驻扎有军队；北魏时期，这里的居民除了一般平民，少量太学生、官员及军人，还有一定规模的宗教人士，又有皇室宗亲，甚至还有南朝降附人员等。
尽管这里的居民来源和构成呈现复杂多元状态，其中不乏与居住环境相对应的典型案例。诸如江南显贵琅琊王氏的后裔王肃，附魏后备受朝廷礼遇，其居住地被命名为“延贤里”,本人亦被视为拓跋魏汉化改革的重要旗手；如所皆知，随着拓跋魏南迁洛阳后，汉族地主阶层诸多不良习俗，尤其是其腐朽化生活习惯，逐渐被鲜卑族所接受，北魏宗室权贵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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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振华：《赵暄墓志与都洛北魏朝廷的道教》,《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31～33页。
②刘康乐：《北朝国家道教管理制度略考》,《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16页。
弥漫着奢靡之风，生活极度腐化堕落，洛水北岸一度出现了皇室元雍、元怀追求“当世富贵”的情状；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里记载了诸多女性群像，上至太后公主，下至奴婢乐伎社会各阶层，其中尤以陈留公主、王肃前妻谢氏、元雍宅邸的乐伎徐月华、修容及艳姿等最为典型，她们在杨氏笔下无不个性昭然、气韵生动；基于洛水北岸寺院遍布的史实，其中不乏为数众多的僧侣道士等生活修行于内，也有一些避难寓居者如节闵帝元恭和隐士冯亮，在寺院中寻求自我保护，无疑是当时居民常见的一种远祸方式；《洛阳伽蓝记》还穿插了儒生荀子文在城东受教的场景，反映了其时私学的兴盛局势，也表明了当时官办太学营建迟滞的社会现象。
与之相对应，从东汉至北魏，洛水北岸居住环境演变也是十分突出的。东汉魏晋时期，这里主要分布着“三雍”礼制建筑群、“堰洛通漕”水利工程及繁荣的南市；北魏时期，这里除分布着传统礼制建筑群及“堰洛通漕”水利工程，沿洛水北岸从西到东，里坊居民区和寺院鳞次栉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南市布局亦由洛水北岸移至洛水南岸。
据《洛阳伽蓝记》和考古发掘等资料可知，北魏洛阳内城南墙主要城门，均有大道通向城南，除宣阳门外大道作为全城的中轴线，延伸至伊水之阳的圜丘外，其余三条大道均南北直行至洛水北岸。城南建筑物都是在这些街道的基础上，被规划设计成里坊、寺院、礼制建筑群及“堰洛通漕”水利工程等系统布局，不同社会阶层住宅，诸如劝学里、延贤里、利民里、中甘里及洛滨里等里坊居民区分布其间，里面生活着不同身份地位的居民。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洛水北岸这些建筑物均安置在古人所谓“亳坂”的微高地上。值得注意的是，位于城南津阳门大道东侧的“堰洛通漕”引洛渠，迫使部分洛水流入城南阳渠，增大渠水流量，以便漕运，但在客观上减少了洛水流量，有助于防止城南水患，使城南新城区拓展成为可能。
我们知道，洛水北岸是传统的礼制文化区，汉晋以来，国家最高等级的教育机构辟雍和太学都位于这里。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北魏时期洛阳城南居民，却要到城东接受私家讲学的教育方式。这一现象至少表明，北魏时期的辟雍及太学等国家教育基地，无论规模还是功能都已趋没落。终北魏洛阳时代，统治阶层在一定程度上营缮了太学石经残石，并复修了太学和明堂建筑，至于辟雍，仅见朝廷有重建辟雍之议，而无建成之实，更不用说灵台，史书甚至不见关于其修缮的任何文字。这些礼制建筑营建迟滞局面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军事格局、灾荒疾疫、营建工程主持人更迭、朝臣意见不一、统治者崇佛佞佛等无不关联，甚至是深刻的历史根源所致，且其所发挥的社会功效亦不尽如人意。
北魏洛阳城作为当时北方佛教中心，举国佞佛，并出现广建寺院的高潮，据杨衒之的不完全记载，当时洛水北岸有13座佛教寺院，这些佛教寺院作为僧众居住生活、修持及摆放佛像的场所，一般都有诸如浮图、佛殿、僧房、讲堂及园林等基本的建筑空间设施，这里不仅是僧侣生活修行的理想道场，亦是普罗大众喜爱的社会公共活动空间，焚香拜佛，礼敬佛教是为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景明寺为中心展开、以皇帝为首举国佞佛的行像活动，把皇室、市井及社会风俗等密切联系起来，足以反映出北魏洛阳城佛教文化的发达。此外，景明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皇家寺院的身份，决定了它较同等级寺院报德寺来说功能更为复杂，例如景明寺借助水力进行粮食加工，这应该是当时洛阳城最早用碾硙加工粮食的寺院。此外，北魏洛阳城除外来宗教佛教兴盛，作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也与洛阳有着不解之缘，城南崇虚寺的设置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综而观之，随着北魏洛阳城洛水北岸的居民来源与构成日益多元复杂化，其居住环境较汉晋时期亦有很大变化，即由传统的“崇礼场所”,演变为以“崇佛场所”为主的格局。然而不容回避的是，洛水北岸仍作为传统礼制文化区得以存续。

第四章 城南居民的居住环境(二)：洛水南岸
在东汉至魏晋的洛阳，洛水南岸一直是蛮荒边缘之地。北魏迁都洛阳后至宣武帝初期，由于四方归附人员骤增，元恪遂于景明二年(501)九月下诏营建外郭城，将城区扩展至洛水南岸。接着的二三十年里，洛水南岸居民不仅包括大量南朝降附人员，还汇集了肤色、服饰、语言、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等各异的异族异国人员，这些人分别来自周边115个国家(包括南朝),繁华的洛阳城充满了异域情调。
为了安置这些四夷归附人员，朝廷除了在洛水南岸设置四夷馆和四夷里，各项营造工程也逐步展开，诸如陆续增辟市场、迁移礼制建筑、修缮桥梁，营建寺院以及规建白象、狮子二坊等，以满足这里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所需。由于城市新功能①的植入及各项配套服务设施的完善，洛水南岸居住环境显著改善，不仅提升了城南的活力，尤为重要的是吸引了更多四夷人员归附魏廷②。
要之，洛水南岸居民和居住环境相互作用和影响，呈现动态演变过程。也就是说，由居民增加而设置新的功能区，又由居民为了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景而不断适应、改造其所处居住环境。很显然，适宜的居住环境进而吸引更多四夷人员向化输诚，使洛水南岸由空旷荒野变成宜居的文明聚落。可以肯定地说，北魏都洛期间洛水南岸得到了有效开发，城市功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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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黎虎：《北魏的“四夷馆”》：“这里是北魏王朝与周边各族和外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中心。”《文史知识》1986年第1期，第71页。
②根据《魏书》帝王本纪的记载，景明三年(502)至神龟元年(518)是四夷朝贡的峰值时期，详见本书第109页表2-1《北魏洛阳时代四夷诸国朝贡表》。
区较之汉魏更为明确，规划布局更趋完备，亦由此开创了跨洛水营建新城区的成功实例，为隋唐洛阳城所效仿。
第一节 洛水南岸的居民
北魏宣武帝即位初期，把城南伊、洛水之间的蛮荒区域开发为城市的新功能区，即四方归降人士的聚居区①。换言之，朝廷把洛水南岸规划为周边政权与域外文明归附者的集聚区，这些四夷之民也就成为城南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时间，体貌有别、风俗不同的外来之风使得洛水南岸汇聚成五光十色、奇资异彩的景观，生活气息变得更为生动。这意味着，在居住环境同一的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展现不同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情感样式，并利用、改造其所居环境，创造出不同的文化景观。下文即用代表性人物的典型事件，来铺陈洛水南岸居民的情状。
一 “近伊洛二水，任其习御”的吴人
南来归化者，北方称呼为“吴儿”“吴人”,他们常年生活在水域相对辽阔苍茫的江南泽国水乡②,鱼类等水产品是其日常生活中所喜爱的一种食物。由于有着喜欢食鱼的习俗③,又善弄潮，通常情况下他们多以打鱼为资业，往往把捕获的水产品拿到市场来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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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王佳月《谈孝宣之际北魏洛阳城的规建》,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第250～256页。(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东有四夷馆，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日施啦。道西有四夷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正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已后，赐宅归德里……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俺 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也。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中华书局，2010,第114～117页。
②例如(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南朝萧衍子西丰侯萧正德附魏时曾自称‘下官生于水乡’。”中华书局，2010,第112页。
③例如(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南朝降附人
士王肃初入北魏，‘不食羊肉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中华书局，2010,第109页。
这些人来到北方后，魏廷把他们安置在伊、洛水之间的金陵馆，三年以后愿意定居者，赐宅归正里①。身为在北方的南人，与其他附魏人员最具体而明显的不同是，他们对鱼类等水产品有一种特殊情结，因此对渔业抱有强烈兴趣的吴人利用伊、洛水流域优良的水环境及丰饶的水资源，重操他们在江南擅水的“旧业”,甚至自发设置了专业的水产品市场等一系列活动就不难理解了。《洛阳伽蓝记》如是记载：
(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近伊洛二水，任其习御。里三千余家，自立巷市。所卖口味，多是水族，时人谓为鱼鳖市也。②
由此不难看出，来自南方水乡的吴人，在驾驭水势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经验，他们凭借伊、洛水优越的水环境，把其识水性、能撑船搏浪的天然技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不容忽视的是，前面提到南朝吴人降魏者约占四夷归附人员的三分之一，数量庞大，因而对水产品的需求量甚为可观。为了便于满足口腹之需，他们在其居住地归正里，自发设置了专门的水产市场——鱼鳖市。
除了带有很大自发色彩的鱼鳖市，官方所立的四通市，亦售卖鱼类等水族产品。众所周知，喜食鱼鳖类水产品是南人的主流饮食习惯，然而这种饮食习惯对于北方民族来说，充其量只是一种点缀③,但是随着南人食鱼习俗渐至风行洛阳城，鱼类亦成为京城士庶各阶层喜食之物。北魏时人杨衒之对此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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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5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
89页。
③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南味或南方饮食资料，在北方饮食中只是一种点缀，并不足以转变北方的传统饮食习惯。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和当时的政治文化形态一样，至少有两种主要饮食习惯并存：一是拓跋氏统治者的饮食习惯(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酪浆畜肉是草原民族主要饮食，即使后来热爱中国文化的孝文帝，仍然不愿放弃这种传统的饮食习惯。”中华书局，2006,第7页)；二是中原地区原有的饮食习惯(张鹤泉、王萌：《略论北朝佛教僧人与世俗信徒的素食风气》：“从汉民族的饮食情况来看，是以粮食和蔬菜为主的。这正是由中原地区传统的农耕生产状况决定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46页)。
描画道：
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为永桥市。伊洛之鱼，多于此卖，士庶须脍，皆诣取之。鱼味甚美。京师语曰：“洛鲤伊鲂，贵于牛羊。”①
很显然，洛阳城居民不论贵族还是平民要吃鱼肉，都到洛水南岸的四通市来购买，显示了帝都气氛笼罩下居民的奢华生活面貌。由此亦不难发现，这一时期食鱼在洛阳城应该是比较流行的，特别是“洛鲤伊鲂，贵于牛羊”的谚语，进一步证实吴人食鱼的习俗已然家喻户晓，丰富了洛阳城居民的饮食文化生活，使其饮食结构更趋多彩多姿。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归正里生活着三千余家居民，如若仅凭捕捞天然鱼类资源，显然难以满足数量如此庞大人群的日常所需，加上洛阳城内各阶层居民的需求，以及“堰洛通漕”水利工程致使洛水水域面积逐渐缩小的史实②,凡此种种不免使人推想，人工渔业养殖的可能性较大。也就是说，单靠捕捞难以满足京师居民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故而除了天然捕捞外，伊、洛水区域很可能诱发规模化的水产养殖业，否则不可能有杨衒之所勾画的“鱼鳖市”和“四通市”繁盛的鱼市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