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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97～99、103～104、108、112、123页。
值得注意的是，优越的水环境也给水生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例如寺院的三个水池中，品类丰富的水生动物大量集聚，其间错落着生机盎然的水生植物。然而更为称妙的是，好些平常的事物，或菱荷或茭蒲，或鱼虾或龟鳖，在杨衒之笔下妙趣横生。不难想象，游鱼、乌龟、野鸭等，姿态灵活，出没于水草绿水间……溪涧流水，清澈见底，藤蔓攀附，山花烂漫，长藤垂荫，一派水乡生态意境的野趣水景图。
诚然，无论是高大乔木，还是低矮灌丛，或是花簇，景明寺的园林绿化完全取随意式的成组、成丛、成片式，错杂群植，展示四季季相的植物风韵，尽显自然之态，不仅给人以视觉上的审美，还有嗅觉上的芳香。总之，独特的自然环境，巧妙的园林绿化，造就了景明寺在洛阳诸多佛教寺院中“最为称首”的地位。
元雍宅舍为寺院后，其独特的园林景观亦构成城南佛寺园林的一部分。《洛阳伽蓝记》浓墨重彩地描摹了位于洛水北岸的元雍豪宅及其奢侈淫靡的生活，并言及其居所的绿化情状：“竹林鱼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积，珍木连阴。”①很显然，元雍凭借其宗室权贵的身份，从各地收集异域珍花异木，并移植到自己的庭院里。我们知道，竹是浅根性草本植物，最适宜生长在湿润度高的环境中，既要水分充沛，又要排水良好，四时常绿，是庭院中点缀假山水榭的植物。《洛阳伽蓝记》记载，“(元雍宅)在津阳门外三里御道西”,基于“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的史实，可推知位于宣阳门左侧的津阳门外三里处的元雍宅，应是地处紧邻洛水北岸的微高地上。又据《魏书》所载，“(胡)太后与肃宗南游洛水，(元)雍邀请，车驾遂行雍第”②,亦可佐证元雍宅位居洛水之滨。也就是说，元雍宅所处自然环境，适宜遍植竹林。进而言之，竹子虽喜水湿环境，但不耐水淹，微高地形又有一定排涝功能。正是在此意义上，元雍宅第形成竹林奇花异草相伴而生的景观，也就合情合理了。
除了山水园林，洛水北岸诸多果树园林亦名冠京师。前已述及，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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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3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16《京兆王传附乂传》,中华书局，1974,第406页。
北岸开阳门外大道以东，主要有报德寺、龙华寺、追圣寺、正觉寺、大觉寺、三宝寺、宁远寺和承光寺等8座寺院，除了正觉寺未见记载外，其余寺院皆以丰饶的果园和芳香的水果而著名，尤其是出产梨和柰为大宗，是为这一区域寺院园林的主要特色。众所周知，中国是梨的主要起源地，其作为温带水果，主要产区以北方黄河流域为主，且见诸汉文典籍的记载为时甚早。《诗经•召南•甘棠》中就有关于梨的栽培种植记载①；柰则是中国的土产苹果，也是典型的温带水果②。一般来说，在众多果树种类中，梨树和柰树属于喜水树种，且需水量较大。前文已证实，北魏时期伊、洛二水交汇于城南开阳门外御道东，也就是说，这一带的果木园林正好地处伊、洛水交汇处不远的古“亳坂”上，加上伊、洛水交汇处河床宽800米左右，其北面又有内城南垣人工阳渠穿过，足见当时这里的水资源是相当丰沛的。
显而易见，以梨树和柰树为主要树种的果木园林景观，当与这里优越的水环境息息相关，而这一片微高地形，在某种程度上又避免了梨柰树种处于过分潮湿的环境。简言之，不干不湿，及时适量的供水，保证了这里的果实丰产优质，自然优于京城其他地方。不容忽视的是，从《洛阳伽蓝记》的记载来看，这里除分布着上述8座寺院，不见其他建筑物记载，当是大片空地的存在，这一推测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里园林规模较为庞大，也说明了这一带果木园林的广泛分布，更表明了梨树和柰树的生物特性具有与自然环境相吻合的合理性。进而不难想见，这一地带的果木傍洛水，林木滋生繁茂，是为城南著名的风景园林区。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伽蓝记》还告诉我们，“京师寺皆种杂果”③,也就是说，北魏洛阳时代京城寺院普遍种植果木。遍览《洛阳伽蓝记》可知，梨树和柰树是北魏洛阳城的优势树种外，还有经济林木诸如石榴、葡萄、桃、李、枳、枣、桃等果树，在当地都有较广泛的分布，想必洛水北岸寺院内的果园也不乏这类果木。通常情况下，这些果树从春季开始陆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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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第287页。
②罗桂环：《苹果源流考》,《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15～25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2页。
开花，秋季生长成熟，故而不难想见北魏洛阳作为都城，不乏自产的瓜果菜蔬，既可观赏花叶，又可采摘果实怡情，更具食用的功效，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京师“春华秋实”的盛景亦可见一斑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有学者指出，各种蔬果在内的多种植物应该有很强的经济功能，北魏很可能是以政府意志将林木果蔬的种植规定为国民义务的第一个政权，并认为北魏洛阳政府十分重视谷物以外的种植业，应该是平城传统的延续。这一看法颇具启发性，从现有史料来看，北魏洛阳城确实种植有面积广大的果木园林，由此推想，洛水北岸的果园是否具有经济园林的属性，史书未做记载，这一详情暂不明确，有待日后进一步研究。
3.佛塔
笃奉佛教、颇通佛理的胡太后专政时期，曾大兴土木，广建寺塔，致使北魏佛寺建筑在肃宗朝达到极盛。《洛阳伽蓝记》所载洛水北岸共有的四座佛教木塔，如景明寺塔、秦太上公寺(双塔)三塔都是在胡太后主持下修建的。此外《佛祖统纪校注》记载，“(太和)二十一年(497),诏为(冯)太后建报德寺，为罗什法师于所居旧堂建三级浮图”。②可见，报德寺的三级浮图应为北魏洛阳城较早营建的佛塔。
《洛阳伽蓝记》提及正光年间(520～525)胡太后在景明寺内建造七层佛塔的史实③。除了七层塔身的记载，关乎景明寺塔的其他信息就不得而知了，现只能依据相关史料进行大致推测。依据文献记载，胡太后在正光元年(520)七月被幽禁，至正光六年(525)四月方才复政，故该佛塔建成时间当在正光元年(520)七月以前；有学者又根据文献及墓志文本资料，认为景明寺塔是胡太后专政时期由建筑师郭安兴建造永宁寺塔之后所建，二塔均为巍峨高耸的木塔④,基于永宁寺塔是高层楼阁式木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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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韩〕金大珍《北魏洛阳城市风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78～79页。
②(宋)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39《法运通塞志十七之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879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98页。
④赵振华、孙红飞：《汉魏洛阳城——汉魏时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三秦出版社，2015,第175～176页。
推测景明寺塔与其相仿佛，亦为高层木构建筑形制的可能性极大；学界当前关于永宁寺塔的高度莫衷一是①,故而景明寺塔的具体高度也暂无法推知，但它仅次于九级伟构的永宁寺塔，是为北魏洛阳城的第二高塔毋庸置疑。由于七层塔身的营造，景明寺的地位较之前似乎更为尊贵。鉴于永宁寺塔“去京城百里，已遥见之”,景明寺塔的体量和高度亦不难想象，它无疑是城南的最高建筑。
秦太上公寺是胡太后和其妹妹为父追福所建，该寺院有两座五层高塔，《洛阳伽蓝记•秦太上公寺》如是说：“各有五层浮图一所，高五十丈。”②前已论及，该寺院营建时间当时在神龟元年(518)四月后不久，那么这两座寺院的佛塔建成时间也应与之相去不远，且与永宁寺塔修建时间较为接近，其形制极有可能也应为高层楼阁式木塔。
除了上述木塔，宗室元悦还在灵台上建造砖佛塔。《洛阳伽蓝记•秦太上公寺》明确记载：“至我正光中造明堂于辟雍之西南，上圆下方，八窗四闼。汝南王复造砖浮图于灵台之上。”③由此推测，这座砖佛塔应是建造于正光年间。
综上可见，城南这几座佛塔营建时间大都在神龟元年(518)以后，其时北魏洛阳城南拓展已有二十余年。佛塔以超乎想象的辉煌和体量耸立着，从宗教学意义上说，此举无疑助推了佛教的兴盛，而这种佛事活动亦是寺院政治经济实力的表征。很显然，佛塔的营造层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寺院等级的标志，也是修建者特权身份的一种象征。不难想象，这些高层佛塔不仅是寺院的中心，更以其超出寻常的体量，改变了此前城市轮廓的单调面貌，使城南景观趋于立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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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钟晓青：《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复原探讨》,《文物》1998年第5期，第51～64页；张驭寰：《对北魏洛阳永宁寺塔的复原研究》,载《建筑史论文集》(第13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第102～110页；陈明达：《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战国—北宋)》,文物出版社，1990,第34～35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3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4页。
要之，佛教寺院的建筑空间诸如佛殿、僧房、讲堂、园林及佛塔等，诚如梁思成先生所认为的，在中国古代的城市里，除了那些宫殿府第衙署之外，也出现了巍峨的殿堂，甚至于比宫殿还高得多的佛塔。这些佛教建筑丰富了城市人民的生活，因为广大人民可以进去礼佛、焚香，可以在广阔的庭院里休息交际，可以到佛塔上面瞭望。可以说，尽管这些佛寺是宗教建筑，它们却起了后代公共建筑的作用。①
(三)寺院的社会空间
佛教寺院建筑空间既有庄严肃穆的佛殿、讲堂，亦有雅谧的园林，这里不仅是僧侣生活修行的理想道场，亦是普罗大众喜爱的社会公共活动空间。
1.崇佛布道
寺院佛塔殿堂的崇高壮丽和山水园林的灵秀幽秘，无不吸引着社会各阶层信徒香客纷至，或访道参禅，或赏景观花，或品茗饮宴，俨然成为大众化游赏场所。诚如谢和耐先生所说：“在中国，寺院成了公共场所。除了在那里庆祝集聚了出家人和世俗人的许多斋局之外，很多人还乐意经常出人寺院闲逛。某些道场还拥有田园，自然界所有的形貌都会在那里出现：森林、池塘、岩石和小溪。”②平日里，这些寺院大都可供城市居民进院游观，众多信徒及游人倾慕而来，或焚香拜佛，或谛听诵经，或聆听高僧讲法等，礼敬佛教遂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且在居民日常中有着重要意义。
2.行像活动
在寺院单调寂寥的修行生活中，每年几次固定的宗教节日，吸引居民前来瞻拜礼敬，无疑给灰暗冷寂的寺院涂上一抹热烈明亮的色彩，充斥着世俗社会的新鲜气息。不言而喻，在诸多大型宗教庆典中，最引人入胜的莫过于佛诞生日的“行像”活动了。对此，谢和耐先生精辟指出：“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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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梁思成：《中国的佛教建筑》,《清华大学学报》1961年12月，第54页。
②〔法〕谢和耐著,耿异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227页。
系列的节日庆祝活动、欢庆和各种仪轨为标志的，同时也是以集体忏悔活动以及常常是集中了成群结队信徒和出家人毁伤身体的场面为标志的，在城市的‘行像’和街头乡间的夜间燃灯，最为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佛教信仰。”①所谓“行像”,就是用宝车载着佛像巡行城市街衙的一种宗教仪式，常常于佛诞生日(农历四月八日)举行的一种规模宏大的佛事活动。《洛阳伽蓝记》对北魏洛阳城行像场面多有生动记载②,持续的场景不断渲染着神异的宗教氛围，足证当时行像仪式的盛大。
北魏洛阳城行像习俗源于平城时代。《魏书•释老志》有明确记载：“世祖初即位(424),亦遵太祖、太宗之业……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③孝文帝迁洛后，曾于太和二十一年(497),诏迎洛京诸寺佛像于阊阖宫中，受皇帝散花礼敬，岁以为常例。④由此，北魏洛阳城以每年四月八日的大型佛像巡游活动为固定习俗，这个定期仪式似乎提醒居民：佛教是所有华夏人共同的信仰。
盛大的行像活动以景明寺为中心展开的。“时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部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闾阖宫前受皇帝散花。”⑤由此可见，盛大的行像活动，使得景明寺居于洛阳城诸佛寺的中心地位。四月八日的前一日，洛阳城内各大寺院的佛像一千余躯，都会到景明寺驻留一晚，诸如昭仪尼寺“有一佛二菩萨，塑工精绝，京师所无也。四月七日常出诣景明，景明三像恒出迎之。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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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谢和耐著,耿异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226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2010,第36～37、44、59、64、99页。这些行像活动多以寺院为中心，却也不局限于寺院本身，在举办活动时往往延伸到寺院以外的大街小巷。更值得一提的是，佛教徒为了吸纳善男信女，在庄严的佛事活动中，加入许多歌舞百戏杂技等内容，而这些游戏活动正好满足了民众对休闲娱乐生活的需求，其间莫不是士女云集，万头攒动，鼓乐喧天，热闹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