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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6页。
⑤(宋)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39《法运通塞志十七之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879页。
⑥王永平：《北魏孝文帝崇佛之表现及其对佛教义学之倡导》,《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第209页。
⑦李力、杨泓：《魏晋南北朝文化史》,新世界出版社，2018,第226页。
⑧(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97页。
里。西寺，太后所立；东寺，皇姨所建。并为父追福，因以名之。时人号为‘双女寺’。”①很显然，这座寺院是胡太后及其妹妹为父亲祈福所修建的。史料记载，胡太后的父亲胡国珍薨于神龟元年(518)四月十二日②,故而可推知，该寺院建造时间大约是神龟元年(518)四月之后不久。《魏书•刘腾传》亦有关于该寺院营建的记载：“灵太后临朝，特蒙进宠，多所干托，内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桥，太上公、太上君及城东三寺，皆主修营。”③
2.贵族官员所立寺院
因贵族官员往往具有充足的财力和物力支持，这类寺院建筑形制大都气势不凡，结构精丽，侈靡之风更甚，有的甚至与皇家寺院相匹敌。诸如龙华寺和追圣寺，分别为拓跋魏宗室元羽和元详所建，正始寺则是尚书令王肃出资修建，等等。
龙华寺和追圣寺。北魏诸王多有虔信佛法者，据《洛阳伽蓝记》记载，龙华寺是广陵王元羽所建造，追圣寺是北海王元详所建造，二寺都在报德寺的东面，其僧房数量及举行佛教法会的数次，均可与皇家寺院秦太上公寺相当④。遗憾的是，史书关于二寺的记载寥寥，但其茂盛的园林在洛阳城百姓中影响较大，《洛阳伽蓝记》如是记载：“京师寺皆种杂果，而此三寺(指龙华寺、追圣寺和报德寺)园林茂盛，莫之与争。”⑤综合上述史料不难推知这三座寺院存在的时间应相去不远。
龙华寺和追圣寺的修建时间在太和二十二年(498)左右。关于这两座寺院的建造年代，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只能依据相关史实进行推测。据《魏书》可知，元羽和元详作为孝文帝的弟弟、宣武帝的皇叔，都是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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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3～104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83《胡国珍传》,中华书局，1974,第1834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94《刘腾传》,中华书局，1974,第2027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2页。
⑤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2页。
宗室重臣，故而他们所经营的佛教寺院等级应该是较高的。基于二寺建造者的政治身份相近、寺址相邻、园林茂盛，可推测其规模及格局亦多有相似之处，由此判断这两座寺院建造时间极有可能相差不远，甚或有同时营建的可能性。据顾彦芳考证，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就开始在城南洛水之滨敕建报德寺，又在龙门山开凿古阳洞窟，目的都是为祖母冯太后追福。当时追随孝文帝在古阳洞造像的，就有为营构新都而留守的宗室官员元详，他历时3年9个月，于太和二十二年(498)在此建成弥勒像龛，并留下《北海王元详为母子平安造弥勒像记》,是为元详随孝文帝南伐迁都至洛阳的历史记录。由此不难看出，在诸多宗室及近臣中，北海王元详不仅在古阳洞造像，还在洛阳城内造寺①,且造寺年代应与古阳洞造像年代相仿佛，加上这两座寺院紧邻报德寺，且都以园林名冠京师，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宗室诸王不仅是孝文帝迁都洛阳的积极拥护者，更是孝文帝在城内崇佛建寺的追随者，故而元羽和元详在太和年间经营佛寺的可能性较大。此外，元羽和元详分别薨于景明二年(501)五月和正始元年(504)六月②,亦可作为推测建寺年代的佐证。
正觉寺。《洛阳伽蓝记》对于该寺的建造者、建造缘由及地理位置记载明确：
开阳门御道东有汉国子学堂……高祖题为劝学里……劝学里东有延贤里，里内有正觉寺，尚书令王肃所立也……肃在江南之日，聘谢氏女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肃甚有愧谢之色，遂造正觉寺以憩之。③
前已述及，王肃是南齐归附北魏的重臣，在景明元年(500)尚陈留公主后，由于在京师洛阳受到朝臣排挤，遂出除淮南对梁战事，直至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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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顾彦芳《龙门所见《洛阳伽蓝记〉中人物造像述论》,《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2期，第70～72页。
②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40、54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6～109页。
二年(501)七月薨于淮南寿春。王肃临薨前，其前妻谢氏曾携儿女赴寿春，想与他复合，但由于陈留公主坚决反对，王肃不能容留谢氏。鉴于谢氏是以出家为尼的方式到达洛阳，王肃便在其洛阳居住地延贤里修建尼寺正觉寺，以安置前妻谢氏。因此，这座寺院的建造时间推定为景明二年
(501)七月之前不久较为妥帖。
3.舍宅为寺
为了表示对佛祖的虔诚，北魏洛阳时代出现由民宅改建为寺院的社会现象。舍宅为寺者往往多是朝官，抑或社会身份地位较高者，他们为建功德求福田，“弃象马如脱屣”“舍资财若遗迹”①。这些虔诚的信徒争相耗资和布施，以求因果轮回，来世有好的结果，因而“舍宅为寺”风气十分盛行。
招福寺。《洛阳伽蓝记》对该寺记载较为简单：
大统寺，在景明寺西，即所谓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显略宅。每于夜见赤光行于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余，得黄金百斤……显略遂造招福寺……当时元乂乘政，闻其得金，就洛索之。②
这个故事听起来非常荒诞，但除去其奇闻轶事的成分，不难发现，这座寺院当是朝臣高显略在元乂秉政期间(520～525)舍宅所立。由于史书缺乏当事人的背景史料，尚不能深入探讨之。
高阳王寺。《洛阳伽蓝记》记载：
高阳王寺，高阳王雍之宅也。在津阳门外三里御道西。雍为尔朱荣所害也，舍宅以为寺。③
从上述引文可知，宗室元雍在武泰元年(528)的“河阴之变”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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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序》,中华书局，2010,第23～24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2～103页。
③(北魏)杨衔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2页。
害后，其家人遂舍弃洛水北岸这座豪宅作为寺院，为雍祈求精神福报。
4.来历不明的寺院
由于史料所限，城南还分布着一些来源不明的寺院，诸如大觉寺、三宝寺、宁远寺、承光寺及大统寺。《洛阳伽蓝记》说：“大统寺，在景明寺西，即所谓利民里。”①“(劝学)里内有大觉、三宝、宁远三寺。周回有园，珍果出焉，有大谷梨，承光之柰。承光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于京师。”②这是目前所见关于上述几座佛寺的所有资料，资料记载的不足使得这几座佛寺的建造时间及其建造者等信息暂时无法推定，但也并不是无迹可循，稍加寻绎，可略窥些蛛丝马迹。
从字面上看，“大统”有一统天下，成就帝业之意，其大统寺之名，盖得于此，亦也可指僧官名。无论如何，以“大统”二字来命名寺院，气势非凡且吉祥如意，再加上该寺地理位置优越，应是京城里的一座名寺的可能性较大。至于大觉寺等佛寺的基本信息，可以从生活实践中获得些许线索。通常情况下，嫁接过的果树在第三年开始开花结果，而未嫁接过的果树则需要五到六年才能开花结果，基于这样的基本常识，从大觉寺、三宝寺、宁远寺及承光寺果木园林繁盛，及其在京城诸寺中较有名气来看，可以推测这些寺院存在的时间应该不会太短。鉴于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论及的佛寺均为“止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祥异”来看，上述几座寺院极有可能都是京城中的大寺院。
(二)寺院的建筑空间
佛教寺院，这个被高墙与世俗社会隔开的深院③,是僧众居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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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2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8页。
③韩养民：《中国古代寺院生活》：“寺院的周围则用高厚的围墙，把寺院与外界严密地隔离开来，体现为封闭式的环闭结构。这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典型结构方式。它在功用上主要是为了将寺院独立于世俗社会之外，以保持宗教生活的特殊性和独立性。”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12页。笔者以为安置在都城之中的寺院，高墙深院显得更为必要了。
修持及摆放佛像的场所，一般都有诸如浮图、佛殿、僧房、讲堂及园林等基本的建筑空间设施。洛水北岸的佛教寺院，基本上都濒临洛水，加上这里地势高朗干爽，堪称形胜之地，故而这些寺院无论规模布局，还是园林空间等，都颇具特色。
1.规模及布局
皇家寺院景明寺，“东西南北方五百步……山悬堂观，一千余间。复殿重房，交疏对霤，青台紫阁，浮道相通”。①作为城南最大的寺院，景明寺坐落于中央御道一侧，“东西南北方五百步”,所占空间相当可观，规模宏大，有殿宇千余间，规模宏大，景色秀丽，无不凸显着皇家寺院的非凡气势；秦太上公二寺，“在景明寺南一里。西寺，太后所立；东寺，皇姨所建。并为父追福，因以名之。时人号为‘双女寺’……素采画工，比于景明”。②该寺院是胡太后和其妹妹出资修建，由两个院落组成，其建筑雕饰可与景明寺相媲美，故而不难想象其规模的庞大及布局的奢华；拓跋魏宗室所建的龙华寺和追圣寺，“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③很显然，作为孝文帝的弟弟、宣武帝的皇叔，广陵王元羽和北海王元详可谓皇室宗亲，其所营建的佛寺规模布局，必然体现皇家气势是很自然的事情，进而这两座寺院做法事的殿堂和僧房，可比秦太上公寺，也就不足为奇了。丞相元雍舍宅为寺所立高阳王寺，“居止第宅，匹于帝宫。白壁丹楹，窈窕连亘，飞檐反宇，轇轕周通”。④前已述及，高阳王元雍的豪奢在北魏洛阳城是有目共睹的，高阳王寺红柱白墙，雕梁画栋、廊庑连绵、“匹于帝宫”的奢华建筑形制，是以巨额财富为支撑的，这与元雍凭借其权势，大肆聚敛财富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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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97～98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2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2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2页。
至于这些佛寺的建筑风貌，基于史料所限，今天已不能详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崇尚佛教的北魏时期，盛行以莲花图案为主题内容的瓦当”①,也就是说，基于莲花是佛教的特有题材，上述寺院建筑覆以莲花文图案的瓦当是极有可能的。
很显然，上述佛教寺院的建造者，都是实力雄厚的皇室人员，他们所营造的寺院，即壮观又讲究，正如谢和耐先生所说，“在公元6世纪前半叶的洛阳，那些以其豪华建筑及其园林而广负盛名的寺院，成了上流社会成员们消遣散步的地方”②,无疑会引人注目，被杨衒之收录到《洛阳伽蓝记》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由此也反映出一般庶民百姓所立佛寺，由于受到财力所限，建筑规模往往较小，或仅供几尊佛像，或设几间简易僧房也是常有的现象。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那些崇高壮丽的佛教寺院，诸如佛殿、僧房数量众多，且装饰奢华考究，无疑有助于信徒对佛门产生敬意和吸引力，这亦是一般小兰若所不具备的影响力。
2.佛寺园林
佛教寺院作为佛教诸神在世俗界的宫苑，其园林形象地表达了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是寺院建筑空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进而言之，寺庙园林作为佛教描绘西方净土的特殊手段，它高雅圣洁、灵秀静谧，并兼顾宗教本身所需要的幽暗氛围，是僧侣生活修行的理想道场。尤其是建于繁华闹市的寺院，无不遍植花草树木，运用高大葱郁树木营造静谧安详的佛教寺院氛围，在植物栽植上多以群植为主，多有花草植物、水生植物等组合，花木盛美，清雅淡远，力求营造旷奥幽深的静谧氛围，可居可游，十分考究。诚如有学者所言，这一时期的寺院园林绿化在洛阳园林发展史上独树一帜③。我们知道，历史上洛水有“清洛”“温洛”的美誉，水源经年不断，不仅对于农业灌溉和航运极为有利，更便利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用水，北魏洛阳城的寺院园林兴盛，亦受惠于洛水及其支流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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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国祥：《汉魏洛阳城出土瓦当的分期与研究》,《考古》1996年第10期，第76页。
②〔法〕谢和耐著,耿异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227页。
③详见王铎《北魏洛阳的佛寺园林》,《华中建筑》2005年12月，第138～140页。
而位于城南的洛水无疑成为这里寺院园林的天然优势，因而洛水北岸园林在京城中独具特色是很自然的。
洛水北岸寺院园林结构宏伟、气象豪华的图影在《洛阳伽蓝记》中多有描画。景明寺“青林垂影，绿水为文，形胜之地，爽地独美。……虽外有四时，而内无寒暑。房檐之外，皆是山池。松竹兰芷，垂列阶墀，含风团露，流香吐馥。……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黄甲紫鳞，出没于蘩藻，或青凫白雁，沉浮于绿水”。秦太上公二寺“并门邻洛水，林木扶疏，布叶垂阴”。“(劝学)里内有大觉、三宝、宁远三寺。周回有园，珍果出焉，有大谷梨、承光之柰。承光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于京师。”“龙华寺，广陵王所立也。追圣寺，北海王所立也。并在报德寺东。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京师寺皆种杂果，而此三寺园林茂盛，莫之与争。”高阳王寺“竹林鱼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积，珍木连阴”。①很显然，这些寺院园林山水俱佳，环境雅致，妙造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