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大全睡前故事北魏洛阳城南的居民与居住环境(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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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6～108页。
②张乃翥：《元魏畿下的洛水两岸绎述》,《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第101页。
③李力、杨泓：《魏晋南北朝文化史》,新世界出版社，2018,第16页。
长似乎是正常现象。
终北魏洛阳时代，史书未见朝廷重修灵台的记载。众所皆知，东汉灵台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座天文观测台，它始建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56),曹魏、西晋继续沿用，西晋末年遭战火毁坏，十六国时期及以后作为礼制建筑已经被完全废弃了，北魏时期在上面修造砖佛塔而将基址改作他用①,这是当前学界已达成的共识②。但灵台在北魏时期为什么废弃而改作他用，个中缘由学界却未能论及。
我们知道，“东汉灵台的建立，一开始就强烈地反映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的激烈斗争”。③鉴于历代统治者大都极力宣扬“天人感应”“皇权神授”等唯心主义思想，而灵台作为科普唯物主义的工具，历法宣传及天文预兆，无疑成为统治者宣扬封建迷信的一大障碍，关系到王朝的合法性问题。基于此，笔者以为对于佞佛的北魏统治者来说，佛教本质上与科学对立，因而灵台似乎没有修复的必要了。
值得注意的是，魏廷曾于永平四年(511)和熙平二年(517)两次下诏禁止天文学④,而且对于违禁者甚至处于死刑，这一饶有兴味的历史现象，是否与统治者倡佛、佞佛程度更甚有关，限于史料不得而知。《洛阳伽蓝记•序》又载：“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⑤上文作为描写洛阳佛寺建筑宏丽壮观的场景，其中的“金刹与灵台比高”,颇耐人寻味。刹者，本指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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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秦太上公)寺东有灵台一所，基址虽颓，犹高五丈余，即是汉光武所立者。”中华书局，2010,第104页。
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第199页；陈久恒：《试论汉晋时期的洛阳灵台及其相关问题》,载《洛阳考古四十年——1992年洛阳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6,第276页；赵振华、孙红飞：《汉魏洛阳城——汉魏时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三秦出版社，2015,第93～96页。
③陈久恒：《试论汉晋时期的洛阳灵台及其相关问题》,载《洛阳考古四十年—1992年洛阳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6,第273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永平四年(511)五月丙辰，“诏禁天文之学”,中华书局，1974,第210～211页。(北齐)魏收：《魏书》卷9《肃宗纪》：熙平二年(517)五月庚辰，“重申天文之禁，犯者以大辟论”,中华书局，1974,第225～226页。
⑤(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之《洛阳伽蓝记序》,中华书局，2010,第23～24页。
塔顶部的装饰物，又称相轮或幡柱，此处应指佛塔较为合理。佛塔与灵台比高低，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二者均巍峨高耸，但通过《洛阳伽蓝记》所载的几座塔的高度与灵台残基的高度进行对比①,发现这种理解是行不通的，反而更加映射出北魏洛阳城佛寺的繁盛场景，这是否是杨衒之的讽喻，又不得而知了。
《洛阳伽蓝记•秦太上公寺》又说：“汝南王复造砖浮图于灵台之上。”②这里的汝南王指的是宣武帝元恪的弟弟元悦，正史记载他“好读佛经，览书史。为性不伦，假傥难测”③。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作为朝廷统治上层，竟能明目张胆地在传统礼制建筑物上修建佛塔，致使灵台遗址公然受到佛塔侵占，这一怪诞行为，无不尽显礼制建筑的衰落及凋零，亦足见当时社会佞佛程度之甚。进而言之，这一诡异现象，更是对传统礼制建筑在北魏洛阳时代式微的一个莫大讽刺。凡此种种，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北魏朝廷未能重建灵台，与其崇佛佞佛不无关系。
要之，北魏洛阳城南传统礼制建筑物不仅营建迟滞，也仅是复修了太学和明堂，未有辟雍和灵台建成的记载，对此有学者已做过周密研究④,此处不再重复。正可谓：“高祖稽古，率由旧则，斟酌前王，择其令典，朝章国范，焕乎复振……世宗优游在上，致意玄门，儒业文风，顾有未洽，坠礼沦声，因之而往。肃宗以降，魏道衰羸，太和之风，仍世凋落，以至于海内倾圮，纲纪泯然。”⑤显而易见，北魏洛阳城南礼制建筑营建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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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1《城内》：“(永宁寺)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卷3《城南》：“(秦太上公寺)各有五层浮图一所，高五十丈……寺东有灵台一所，基址虽颓，犹高五丈余，即是汉光武所立者。”卷3《城南》：“(景明寺)七层浮图一所，去地百仞。”中华书局，2010,第3、104、98页。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九层佛塔高九十丈，五层佛塔高五十丈，以此类推，景明寺七层佛塔应为七十丈，那么只有五丈余高的灵台，也就是半层塔的高度，显而易见的悬殊，又如何与周边高耸的佛塔相比，这似乎是作者的一种隐喻，以烘托北魏洛阳城的佛寺建筑兴盛而礼制建筑的式微。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
104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22《汝南王悦传》,中华书局，1974,第593页。
④赵振华、孙红飞：《汉魏洛阳城：汉魏时代丝绸之路起点》,三秦出版社，2015,第92-
120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108《礼志一》,中华书局，1974,第2733页。
滞局面的出现，是多重复合社会因素造成的，我们不能忽略其中的任何一种。又鉴于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别，那么历史根源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而社会政治军事格局、灾荒疾疫、营建工程主持人更迭、朝臣意见不一及统治者崇佛佞佛等原因，仅止于发挥推波助澜的有限作用而已。
(三)礼制建筑的形制及功用等
《洛阳伽蓝记》对明堂形制有着简单描述：“上圆下方，八窗四闼。”①1962年考古人在北魏洛阳城遗址南郊的古洛河北岸勘探发现了该遗址，是为一座具有方形院落和中心圆形台基的大型建筑遗址②,这一发现与文献记载相吻合。考古报告还显示：“明堂基址是一座由圆形重廊围绕着中间方形殿堂的多层台阁式建筑。其圆形台基的外围有两圈围廊；重廊内侧较高的方形殿台外围还应设有12间殿堂，每面3间……方形殿台中部还有5间或9间宫室，即所谓的‘五室’或‘九室’,其中间的宫室称为‘太室’,也即‘通天屋’,其下部方形，顶部应是圆盖，即所谓的‘圆盖方载’‘上圆下方’。其总体建筑形制，显然是按照汉长安城明堂的基本尺度和形式来设计建造，其形制和规模虽然经过众儒们的讨论而加以引申并有一些变化，但还是大致遵循了‘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的明堂制度。”③
显而易见，考古发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明堂原型的想象。明堂作为古代帝王祭天享祖、以保国泰民安的场所，可以想见，富丽堂皇、装饰考究的明堂外形，无疑增添了其威严神圣，蔚为京师大观。如此规模宏大富丽的建筑，遍览《魏书》,仅有正光五年(524)九月，肃宗“幸明堂，饯宝夤等”④的寥寥数言，这是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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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4页。
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第198～208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6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第80～108、353～357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9《肃宗纪》,中华书局，1974,第237页。
魏廷使用的明堂的最早记载，也是唯一使用的记载，可见其社会功用不显。
太学是中国古代都城中的皇家学府。关于北魏洛阳太学的形制，史书不文，仅能依据考古资料略窥一二。考古勘查报告说：“在晚期太学南侧约100米，即今太学村西南约70米处，经过勘察和发掘，还发现了一处略早于晚期太学遗址的大型院落与殿堂遗址，它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建筑遗址，目前尚无法确定它的名称，暂称之为太学南侧遗址。”①又据《洛阳伽蓝记》所载：“开阳门御道东有汉国子学堂……高祖题为劝学里……里内有大觉、三宝、宁远三寺。周回有园，珍果出焉，有大谷梨，承光之柰。承光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于京师。劝学里东有延贤里，里内有正觉寺，尚书令王肃所立也。”②
透过上述史料，笔者以为，考古人所谓的无法确定的太学南侧遗址为劝学里的大觉、三宝、宁远及承光寺的可能性极大。赵振华先生认为其建筑样式：“四周有围墙和门址，院落内有生员房舍、澡堂和布局规整的道路。围墙是由夯土筑造而成，门址则在每面院墙的中心位置，一条东西向道路和一条南北向道路分别贯穿四面院门，并在院落的中心处交汇成十字街。学校以内则由规律地安排布置生员房舍。”③考古勘察还告诉我们：“北魏太学遗址范围包括在东汉太学在内，故而北魏太学遗址以西约300米处暂称太学西侧遗址，遗址南侧约100米即今太学村西南约70米处暂称为太学南侧遗址。”④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北魏太学规模较之于前代已然大大萎缩，其周围(即东汉太学遗址上)遍布佛教寺院及果木园林，而其所发挥的社会功效甚微，前已论及，此不赘述。
要之，北魏洛阳时代“三雍”礼制建筑不仅营建迟滞，且其所发挥的社会功效，亦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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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6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第362～366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6～108页。
③赵振华、孙红飞：《汉魏洛阳城：汉魏时代丝绸之路起点》,三秦出版社，2015,第131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62～1992年考古发摇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第80～108、353～357页。
五 佛教场所
虽然说北魏政权以儒学为修身、齐家、治国的理论工具，同时也注意到宗教能弥补意识形态差别的功效，亦是统治者高度重视的政治资源。有着北方草原浓厚气息的拓跋魏，为了巩固统治，以佛教为治国工具，在旧都平城时，就已经建筑寺塔，铸造佛像，耗费不赀，颇具规模①。都城南迁洛阳后，朝廷仍继承这一传统，正如严耕望先生所说：“孝文迁洛，代都僧徒与都俱迁，使洛阳继平城为佛教一大中心。”②由是观之，北魏洛阳时代，统治者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而利用佛教作为其统治手段，庶民百姓则希冀通过对佛祖的虔诚信仰以获取精神慰藉，故而举国自上而下崇尚佛教，并出现广建寺院的高潮。其中北魏洛阳城的佛寺数量最多时达1367所③,成为洛阳城的一道浓彩重墨的景观。根据杨衒之不完全记载，北魏洛阳城南洛水北岸有13座佛教寺院①,这些寺院主要布列于礼制文化区的东西两侧。
(一)社会各阶层广建寺院
1.皇家建立的佛寺
这类寺院大多占据城市比较显著的位置，在营建规模和装饰上，均达到当时最高的建筑水准，并受到皇家特殊的礼遇，以凸显其建造者的显赫特权和帝王气度。诸如报德寺、景明寺及秦太上公寺都是典型代表。
报德寺。据《魏书•皇后列传》所载，孝文帝在平城时，曾诏令为文明冯太后修建报德寺：“‘朕以虚寡，幼纂宝历，仰恃慈明，缉宁海内，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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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第3030～3040页。
②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139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212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之《洛阳伽蓝记序》：“然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止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祥异，世谛俗事，因而出之”,中华书局，2010,第25～26页。
报之德，正觉是凭，诸鸷鸟伤生之类，宜放之山林。其以此地为太皇太后经始灵塔。’于是罢鹰师曹，以其地为报德佛寺。”①《魏书•释老志》又说：“(太和)四年(480)春，诏以鹰师为报德寺。”②由此可见，北魏旧都平城已建有报德寺，迁都洛阳后，“善谈老庄，尤精释义”③的孝文帝，为祖母冯太后追福，在城南开阳门外三里重建了报德寺④。关于该寺院的建造时间，《佛祖统纪校注》记载：“(太和)二十一年(497),诏为(冯)太后建报德寺，为罗什法师于所居旧堂建三级浮图。”⑤关于报德寺，王永平先生的看法颇具启发性，他认为，“从孝文帝在洛阳新建佛寺多与平城旧寺同名的情况看，除了考虑历史传承、照顾移民特别是鲜卑上层情绪外，很可能有些平城寺院比较完整地随迁洛阳。”⑥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合理推断，由此可以推知，朝廷为了妥善安置诸如罗什这些随迁僧侣，报德寺很可能是孝文帝经营洛阳时的城市规划项目之一。就此，李力先生也明确指出：“孝文帝是虔诚的佛教徒，早在迁洛之前就提早规划设计了洛阳城中的佛寺位置，并预先兴建。”⑦
景明寺。该寺是宣武帝于景明年间所建造的皇家寺院，因此得名。《洛阳伽蓝记》对其有较为详细的描述：“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景明年中立，因以为名。在宣阳门外一里御道东。”⑧显而易见，关于该寺院的建造者、营造时间及地理位置，史书记载非常明确。
秦太上公寺。《洛阳伽蓝记》记载：“(秦太上公寺)在景明寺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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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3《皇后列传附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中华书局，1974,第328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第30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