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大全睡前故事北魏洛阳城南的居民与居住环境(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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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华州等：《汉魏洛阳城东阳渠、鸿池陂考古勘察简报》,《华夏考古》2011年第1期，第20～25页。
②(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中华书局，2013,第386页。
③关于“九曲渎”目前说法不一。一是洛阳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汉唐漕运水系考古调查》(《洛阳考古》2016年第4期，第12页)认为九曲渎就是南漕渠上的阮曲；二是陈华州等《汉魏洛阳城东阳渠、鸿池陂考古勘察简报》(《华夏考古》2011年第1期，第20～25页)、王学荣《偃师商城与二里头遗址的几个问题》(《考古》1996年第5期，第51～53页)等认为九曲渎在北漕渠鸿池陂以西呈不均匀分布，根据相关文献分析，笔者认同这一说法。
④参见陈华州等《汉魏洛阳城东阳渠、鸿池陂考古勘察简报》,《华夏考古》2011年第1期，第23～25页；王学荣《偃师商城与二里头遗址的几个问题》,《考古》1996年第5期，第51～53页；(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谷水又东屈，南迳建春门石桥下……又自乐里道屈而东出阳渠……又东迳马市石桥”,中华书局，2013,第379页；(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卷2《城东》：“在建春门外石桥南，谷水周围绕城至建春门外，东入阳渠石桥”,中华书局，2010,第55页。
又东注鸿池陂”①,清晰地告诉我们这一段的流向。
北漕渠和南漕渠汇注鸿池陂后，流入洛水。漕渠水系走向的大致确定，即可进一步分析其漕运情况。漕运需要一定的航深，足量、稳定的水源，城东漕渠汇有谷、瀍、洛水，水量较为充足，加上方湖、阮曲、鸿池陂等湖泊的调节，这些都是对漕运水源的重要保证。北魏漕运渠道，充分利用天然河流湖泊，减少人工开挖工程，在短期内建成，迅速发挥效益。《水经注》记载了建春门外石桥下铭文：“阳嘉四年(135)乙酉壬申，诏书以城下漕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至，使中谒者魏郡清渊马宪监作石桥梁柱，敦敕工匠尽要妙之巧，攒立重石，累高周距，桥工路博，流通万里云云。”②《洛阳伽蓝记》又说：“(阳渠石)桥有四石柱，在道南，铭云：‘汉阳嘉四年将作大匠马宪造。’逮我孝昌三年(527)大雨颓桥，南柱始埋没，道北二柱，至今犹存。”③这段文字说明，作为重要的交通建筑物，建春门外马宪石桥，历经近400年历史，北魏时仍旧沿用，直至大雨淹废桥柱才停止使用，间接表明了城东漕运继东汉以来，效益良好。东来漕运由黄入洛，经鸿池陂，分为北漕渠和南漕渠，北漕渠直接到达建春门外附近，南漕渠经阳渠东南隅后，经青阳门、东阳门，最终入建春门外阳渠，至此南北漕渠汇合。《洛阳伽蓝记》记载城东明悬尼寺东有西晋时的常满仓，“高祖令为租场，天下贡赋所聚蓄也”。④《水经注》引《洛阳地记》曰：“大城东有太仓，仓下运船常有千计。”⑤可见，当时建春门外附近水运便捷，是货物集散的仓储中心，也应是北魏洛阳城漕运的终点。
概而言之，起源于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的“堰洛通漕”工程，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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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中华书局，2013,第386页；洛阳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汉唐漕运水系考古调查》,《洛阳考古》2016年第4期，第16～17页。
②(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中华书局，2013,第379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55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56页。
⑤(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中华书局，2013,第386页。
经曹魏、西晋、北魏约500年的历史，屡废屡修，至少在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534)迁都邺城时，仍然具备供水和漕运功能(见图3-2)。
(二)引洛渠位置的确定及洛水水患减少
“堰洛通漕”的引洛渠位于城南津阳门大道东侧。堰洛通漕，就是修建堤堰，迫使部分洛水流入城南阳渠，增大渠水流量，以便漕运①。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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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段鹏琦《汉魏洛阳与自然河流的开发和利用》,载《庆祝苏乘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第511页；周勋《曹魏至北魏时期洛阳用水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第17～20页。
该工程的资料记载，就笔者目力所及，《水经注》《魏书》《洛阳伽蓝记》及《杨播墓志》仅是只言片语的描述性概括，但关于该工程的具体地点、工程形制及效
益等细节问题，却史无明文。幸运的是，近年来的考古勘察资料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2014年，考古人员在今天洛河南堤南侧的佃庄和河头一线东侧，找到了堰洛通漕遗址，堤堰东西长530米左右，南北宽420米，堰西为引洛渠，堤北为排洪渠，洛河水量大时可以往东泄洪。这一工程建成后，洛河故道(洛水)因缺水断流，洛河与阳渠也合二为一了。①考古勘察告诉我们，“堰洛通漕以后，引洛渠位于津阳门大街东侧，直对汉魏城南墙，洛水的主流输入城南漕运阳渠中，如有洪灾，洪水必然直达
图3-2北魏洛阳城各城区水系分布示意
津阳门附近，直接危及津阳门，而通过洛河故道(即洛水)的水量相对较小，因此文献上不见永桥水灾记载”②,同时还认为，该工程导致洛水因缺水干涸而逐渐北移改道，与城南阳渠合二为一了。也就是说，“堰洛通漕”水利工程使洛水流量逐渐减少，加上河流本身自然淤积等原因，洛水逐渐缺水干涸并最终北移改道，城南的阳渠逐渐成为今天洛河的主流，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洛河经行流向。至于洛水何时完全干涸改道，文献也不见记载，考古勘查认为最迟应是在隋唐洛阳城修建大运河时，利用了北魏洛阳城城南引洛入谷的漕运通道③。
综上，“堰洛通漕”基本工程在东汉时已具备，城西水系起引水、泄洪作用，城周阳渠有防御、防洪、灌溉功能，城东水系主要为漕渠服务，引水、泄洪、漕运有机配合，构成和谐整体，三大工程设计布局，充分展示了古人的治水智慧，并与其他附属工程相配合，使整个枢纽工程运行灵活、方便、安全，综合效益突出。北魏洛阳城水系虽沿袭前代，但由于北魏洛阳城修筑了三重城垣，与汉魏晋相比，无疑增强了御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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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洛阳沟系洛阳乃至全国最早为都城服务大型水利工程》,中国经济网，2015年4月29日。
②洛阳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汉唐漕运水系考古调查》,《洛阳考古》2016年第4期，第13～14页。
③洛阳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汉唐漕运水系考古调查》,《洛阳考古》2016年第4期，第17页。
四 崇礼场所
在城市主干道两侧，除了里坊居民区和“堰洛通漕”水利工程建筑物外，就是自东汉以来著名的礼制文化区了。前面已经说过，历代王朝在此经营都城时，均在前朝“三雍”礼制建筑及太学旧址上，修葺殿堂房舍，因循营缮之。其范围西起平昌门外大道西侧，东至开阳门外大道东侧部分区域，属于历朝相袭的崇礼场所，许多重大政治活动均在此进行。
(一)营建始末
孝文帝时期凸显传统礼制意义。北魏起于朔漠荒土，作为野蛮闭塞的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为了摆脱落后文化状态，孝文帝锐意汉化改革，力主打造中原正统的代表，故在中原礼制文化建设方面更是不遗余力。关乎此，康乐先生敏锐指出：“(孝文帝)改革的内容虽然反复多端，总归起来是以礼制的重整为其核心……借由礼教文治的提倡来争取汉人士族的认同。”①故而太和十七年(493)建都伊始，孝文帝遂考察了城南礼制建筑遗迹：“(九月)庚午，(孝文帝)幸洛阳，周巡故宫基址。帝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壬申，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②由此不难看出，孝文帝对城南礼制文化遗迹极度重视，也反映了魏晋石经残石等遗留，此时几乎破坏殆尽，朝廷要想恢复传统礼制文化区，需要重修“三雍”及太学建筑。要之，孝文帝都洛后比较重视礼制文化建设，首先从恢复学校教育入手，重新建立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封建王朝，并以此进一步确立这个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正如王佳月所说，“洛阳南郭在孝文帝时突出了礼制意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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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稻乡出版社，1995,第30～31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中华书局，1974,第173页。
③王佳月：《谈孝宣之际北魏洛阳城的规建》,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第254页。
宣武帝时期，朝廷多次讨论并诏令营建学馆和明堂，然终未落成。颇通经义的北魏学者刘芳，曾上表建议营建教育机构事宜，《魏书》如是言：
及世宗即位……芳表曰：“夫为国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学校为先……今既徙县嵩瀍，皇居伊洛，宫阙府寺，金复故趾，至于国学，岂可舛替？校量旧事，应在宫门之左。至如太学，基所炳在，仍旧营构……”从之。①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刘芳的奏疏得到了朝廷重视，宣武帝曾屡次下诏营建学馆等教育机构，《魏书•世宗纪》有明确记载：
正始元年(504)十有一月戊午，诏曰：“……自皇基徙构，光宅中区，军国务殷，未追经建……可敕有司依汉魏旧章，营缮国学。”……正始四年(507)六月己丑朔，诏曰：“……今天平地宁，方隅无事，可敕有司准访前式，置国子，立太学，树小学于四门”……延昌元年(512)夏四月丁卯，诏曰：“迁京嵩县，年将二纪，虎闱阙唱演之音，四门绝讲诵之业，博士端然，虚禄岁祀，贵游之胄，叹同子衿……可严敕有司，国子学孟冬使成，太学、四门明年暮春令就。”②
尽管宣武帝前后三次下诏修建学馆，却始终没能完工。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后的近十年间，朝廷有不少官员参与了营建明堂的大讨论。《魏书•礼志》如是记载：“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议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频属年饥，遂寝。”③诸如裴延俊④、袁翻⑤、袁跃⑥、封轨⑦等朝臣纷纷上书言事，尤其在“五室”还是“九室”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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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55《刘芳传》,中华书局，1974,第1221～1222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中华书局，1974,第198、204、212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08《礼志二》,中华书局，1974,第2767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69《裴延俊传》,中华书局，1974,第1529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69《袁翻传》,中华书局，1974,第1536～1538页。
⑥(北齐)魏收；《魏书》卷85《袁跃传》,中华书局，1974,第1870页。
⑦(北齐)魏收：《魏书》卷32《封轨传》,中华书局，1974,第765～766页。
制上，争议颇多，逸士李谧甚至还著有《明堂制度论》①。由此不难看出，北魏统治阶层对明堂的修建也是相当重视的，然而，明堂自宣武八年始建②,终宣武帝时期，亦未能建成③。
孝明帝时期部分礼制建筑完工。首先，一度修复石经。太学遗址前有大量汉魏石经残石，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笃信佛教的冯熙、常伯夫先后任洛州刺史时，曾利用大型、规整的汉魏石经作建筑材料营建佛寺，使得石经损毁严重④,诚如官员郑道昭所言“城南太学，汉魏《石经》,丘墟残毁，藜藿芜秽”⑤。神龟元年夏，崔光上表：
“今求遣国子博士一人，堪任干事者，专主周视，驱禁田牧，制其践秽，料阅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补缀。”诏曰：“此乃学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范将来，宪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固、刘燮等勘校石经，其残缺者，计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补治之。于后，灵太后废，遂寝。⑥
由此可知，神龟元年(518)夏季，崔光奏求修复太学石经，并取得了初步进展，但随着正光元年(520)七月胡太后被幽禁而结束。
其次，太学建成。史籍关于北魏太学建成使用的记载寥寥，仅《洛阳伽蓝记》简单提及：“开阳门御道东有汉国子学堂。”⑦鉴于北魏皇家学府是为国子学和太学分置的布局，可从国子学的修建情况，粗略推定出太学的建成时间。有关北魏洛阳城国子学建成使用的最早记载，见于《魏书•肃宗纪》：正光二年(521)二月癸亥，“车驾幸国子学、讲《孝经》”。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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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90《李谧传》,中华书局，1974,第1932～1934页。
②(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中华书局，2012,第90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延昌三年(514)十有二月庚寅，诏立明堂。”中华书局，1974,第215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83《冯熙传》,中华书局，1974,第1819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56《郑羲传附道昭传》,中华书局，1974,第1240页。
⑥(北齐)魏收：《魏书》卷67《崔光传》,中华书局，1974,第1495页。
⑦(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6页。
⑧(北齐)魏收：《魏书》卷9《肃宗纪》,中华书局，1974,第231～232页。
由此可推断太学与国子学同时或稍后建成，也就是说，太学大约建成完工于正光二年(521)。
再次，明堂建成使用。孝明帝时期朝臣李崇①、贾思伯②、源子恭③、邢臧④、邢邵⑤和封伟伯⑥等，或上疏或朝议明堂修建事宜，然而朝廷对明堂的规模格式仍久议不决。直至元乂专权时，明堂方建成完工，《河南志》有“(明堂)宣武八年(507)诏建，孝明正光(520～525)中始成”②的确切记载。《魏书•肃宗纪》又载正光五年(524)九月“乙亥，帝幸明堂，饯宝夤等”。⑥虽然透过这条史料看不出明堂确切建成的时间，但至少说明，正光五年(524)九月，明堂已经存在并使用的事实。
由上可知，终北魏洛阳时代，统治阶层在一定程度上营缮了太学石经残石，并复修了太学和明堂建筑，至于辟雍，仅见朝廷有重建辟雍之议，而无建成之实⑨,更不用说灵台，史书甚至不见关于其修缮的任何文字。